1416 教室

摄影师周仰一直在拍老年人，从英国拍到中国，拍自己的家人，也拍别家的老人。主题虽然在延续，却有好几条线索，而且拍摄方法也随之有所变化，比如拍自己的外公外婆，很敏感很小心；拍英国老年公寓里的人们则很直接。 周仰的照片在photo camp上放过，除了视觉表现力还不很成熟，大家觉得她的拍摄过于委婉，似乎并未真正理解“老年”这个话题之沉重与残酷（当然，周仰也许会反驳，我就是要表现他们的另一面。其实要是不知道老之残酷，恐怕也不能理解那一面之珍贵）。 在她所有关于老年人的报道中，我最看重她和“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这个NGO组织合作拍摄的老年人，这又是另一条线索，是从公益的角度出发，把自己的照片还给这些老年人。这正是我们一直试图提倡的“让影像发声”的工作思路，照片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传播，为了唤起公众对所拍摄社会问题的关注。 前段时间又收到周仰寄来的小册子，这本《日托》是她和NGO合作的成果，能够以影集的方式将摄影师的作品展示出来，而且同时还能对公益组织“有用”，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合作结果。周仰怎样做到的？我请她写了一篇小文章，兴许对也有同样想法的朋友有启发。 关于画册《日托》 周仰文 说实话，回到上海之后继续关注老年人的话题，可以这么快就做出一本画册，我还是挺惊喜的。在英国拍摄毕业作品时，我的几个同学都是与各类NGO合作而完成了拍摄项目，我自己也联络过一个相关NGO，不过对于国内也有这么多方方面面的民间公益机构，倒真是没有想到。 2010年末我确定留在上海工作，于是开始计划在这里继续拍摄老年人，便通过一个朋友与“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接上头。第一次与他们接触是2010年圣诞，他们在浦东新区的某个养老院为老人们举办圣诞新年联欢会，把一些小学生请来表演等等，感觉似乎与一般的社区献爱心无异。后来在沟通中了解到，养老院的活动并非他们的主业，很快他们将承办一所老年日托所。这种类似托儿所的场地让能够自理的老年人白天不至于独自在家空守电视机，还有社区员工进行照料、提供午餐。这样的形式本身对我来说就比较新鲜，而手牵手还要对他们进行艺术舒缓治疗，让我更为感兴趣。在拍摄许可方面，我们几乎一拍即合：他们的日托招收的是社区当中可以独立生活、白天子女又不在家中的普通老人，非常符合我所想要拍摄的最普遍、最不被关注的老年群体（毕竟特别穷困的个案还是会得到媒体关注的）；而机构也希望被记录以及使他们的理念得到传播。因此，2011年4月日托开张之后，我就开始每周去拍摄。我在用中幅拍摄自己想要的画面之外，也用数码为他们做活动记录等，并及时发给机构供他们使用，而对于我自己的拍摄项目，机构则并没有过多干涉。虽然个人与机构在感觉上是不对等的，但我们其实是平等而互相尊重、互相认可，这也是长期合作的基础。 令我惊奇的是，在这个集体场合中，老人们对于“被拍摄”并没有太多顾虑，我从一开始就被接纳了——他们非常愿意与年轻人接触，即便真正的交流不多，他们也愿意对每一句问候每一个微笑报以拥抱。在接触他们之前，我未曾想到，东方人也会以拥抱表达情感。或许他们把我当作手牵手的一员，又或许认为我跟手牵手的几个员工一样，都代表了社会爱心，不久我们之间就很熟悉了，他们甚至会每周期待我的探访。 至于他们到底怎样认识我的身份，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了。拍摄应该说是很顺利，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次一位老人对我的镜头摆手，但后来她却是最欢迎我的那几个之一。或许那次她只是身体不适。 虽然客观条件很让人乐观，但最初的几卷我并不太满意，那些日常的、兴高采烈的画面中总感觉少了些东西。直到拍了四五卷后，终于一张两位老人坐在椅子上做手指操的画面，让我意识到，感觉来了。这个画面与另一张——一位老人做在椅子上双目微闭——的画面成为后来《日托》画册的主基调，一种日常的又带有白日梦性质的感觉。正如我后来在画册后记里写的，“ 他们挂得整整齐齐的小毛巾，色彩粉嫩得真如孩子一般；他们同青少年一样谈论自己晚上看的电视与八卦——他们在这个集体情景中表现出欢乐和活力。我并无法断定或许他们这些积极是一种集体催眠。但若是可以让他们在漫长的白日时光中忘却老年带来的烦恼和困扰而投入到这样的乐观情绪中，也真是一件好事。” 我忘记了最初为何会起意把照片做出一个画册，但是事实上我们2011年8月就开始讨论这事，还制定了工作计划表， 我甚至还给“手牵手”的老大布置写前言这项作业。 后来计划的日程一拖再拖，却让我有机会不断加入最新拍摄的照片。我知道画册的印刷资金是由日托所在的街道出，所以做好了最大程度妥协的打算，但奇异的是，照片的选择、画册的尺寸等等都是我独自决定，直到12月我才第一次听到了街道的意见：整个基调不够阳光、不够温馨，缺少笑脸。 一度我以为这个计划要搁置，或者我们不得不做两个版本，但后来与手牵手的几个成员多次协商讨论，终于想到了一个非常艺术的方案，在维持照片选择不变的前提下，给画册加入富有童趣的插画，从而达到阳光温馨的效果。而这个方案后来也得到了街道的赞赏，最终成为大家眼前的画册。后来有人问我，在原有的画面上添加这些插画，是否让我感觉原创性打折。但，任何合作都必须在明确底线的情况下有妥协精神。当机构老大说，“我理解你作为摄影师想要呈现这些日常状态的初衷，但是作为机构作为街道，还是希望这个画册基调更积极一些”，既然大家的目标是把画册做出来并且最大程度做到艺术化，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宣传品，那么作为一个合作者，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改动呢。何况，这才是一个开始呢。

这是给《中国摄影》的专栏写的文字。前两天有人在留言提到了，就贴出来，给大家瞅瞅。 写作让我发现一个似乎很浅显的道理，眼睛不曾看到，文字就无法描述。于是，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专门去五棵松摄影器材城溜达了一圈儿。 不小心被专栏套牢，每月都得交一篇稿子，我刚回顾了一下，发现自己推特上全是因这个工作带来的压力的吐槽。不过，这种折磨让我也爱上了文字，因为它不但没有让我远离视觉，却让我的眼睛变得出奇活跃。 去五棵松买一卷胶卷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想去五棵松摄影器材城溜达一圈儿。上次去已经是五年前了。 上学的时候，我经常蹭一个家具城的免费班车去买胶卷。与摄影师绞尽脑汁给自己的照片起题目不同，这个北京最著名的摄影器材交易市场无名无姓，地名成了它的代号。其实,要依了旁边家具城的名字——集美，似乎显得更为理所当然。 器材城有个颇为宏大的官方介绍：“西邻风景名胜香山、颐和园，东邻科技园区中关村……与集美家具城、汽配城、爱家家居、中南电气等一系列专业化市场遥相呼应。”这些不搭界东西混杂在一起，却正好就是掀开厚门帘，你嗅到的味道。 穿过门口的大玻璃镜子，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卖化妆品的摊位；一群穿红马甲的导购，眼睛齐刷刷地朝你身上瞅过来，似乎一眼就能看穿你的来头和钱包的厚度。大厅中央位置的店铺名叫“东方感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门口站柜台的仍然是当年那个丫头，但她已经不卖胶卷了，各种数据线、读卡器堆满柜台。显然，这个柜台的中枢位置仍然没有改变——圆形的柜台空间连通门口最重要的几家商店，只不过它已经升级换代了。 门廊处的古董相机展览还在。一男一女正贴着玻璃瞅，女人对双反相机很好奇，旁边的男人看了一下：“上面那个是闪光灯，下面是镜头。”然后又仔细看看，很确信地说：“就是这样。”四处都响着这种嗡嗡嗡地声音，“焦段是什么意思？”“就是拉近拉远”；净是半懂不懂的人拉着“假行家”在通道里穿行，怀着一种即将变成专业摄影师的渴望。 我得提醒自己，我来这里是为了买一卷胶卷。 五年前，胶卷就已经撤退到商场东头的角落，我朝自己熟悉的方向走过去。几家二手相机商店缩在楼梯间的小格子里，店主在最里面的拐角幽幽地望着外面，让人有些不敢踏进去。经营放大设备的商店，摆着一台微型的裁纸刀，可以托在掌心，淡蓝色。店主说这个不卖：“以前裁一寸照片的，还带花边。”回答完我的问题，他打了个哈欠，准备继续睡觉。 相册和相框还是一门生意，不过，它们不再老实，个个张牙舞爪，呈树状，一堆框连在一起，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盛下不分昼夜涌出的照片。随便走进一家店，门口是成堆的简易相册，这种背面印着“分享此刻，分享生活”的黄色小册子，以前每次在小店冲完胶卷就会得到一个；但正如你在街头任何一个所谓的柯达冲印店都能看到的复杂生态，五棵松的这家店，柯达胶卷和柯达家用照片打印机放在一起，旁边是电池和光盘。 这个冬天，柯达破产的消息沸沸扬扬。在其苟延残喘的最后几年，柯达雇佣了一个来自惠普的家伙，试图通过做打印机生意进入数字世界。瞧瞧，这些来自机械时代的家伙，面对鬼魅的数字科技，其想象力显得多么有限，就在柯达为其最后的生存拼命挣扎之时，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电子产品展览会如期举行，这座无根的沙漠之城，又绽放出更多奇异的花朵，在这里生成的“摄影”，不用镜头，不用对焦，甚至不用被摄对象就可以拍照。 器材城狭窄的走廊上有个摄影展，用数码相机拍摄的风光照片，都被剪裁成正方形的样貌，这些纵横交错的巷子被官方予以不同的命名：“以器材经营、艺术交流、专业培训为一体，形成了数码产品一条街、婚纱礼服一条街、化妆饰品一条街、技能培训一条街、彩扩设备一条街、二手相机一条街等特色规模经营。”这大概就是大众摄影文化的全产业链。 与一楼被男性主宰的现状完全不同，二楼婚纱礼服一条街四处都是嫩粉和桃红，一间间小店里，男人茫然地被女人牵着，疲惫导致他们在自己的女人披上婚纱从试衣间钻出来的那一刻，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你能听到这样一些零散的话语：“不要选红色，太俗气”；“中国人结婚总应该穿旗袍嘛。” 把婚纱归到摄影器材，似乎荒诞，但这正是平民百姓眼中的摄影，摄影器材挨着家具建材卖自有其中的道理。 前年，我搬了几箱胶卷在家里楼下打车，要寄给一些年轻摄影师，保安小伙子一边帮我，一边顺口问我箱子装的是什么，当了解到都是胶卷，他笑了：“现在谁还用这些玩意儿。”我和他开玩笑：“是啊，所以打算捐给农村。”“什么！”他叫起来：“农村也没人用胶卷！”我继续逗他，“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狡猾：“去送给艺术家。” 五棵松没有艺术家，甚至连文艺青年都没有，最有文化气息的书店清清冷冷，几个人无聊地翻着画册。看了看书架的分类，依旧是婚纱、旅游，器材，其中有一个奇怪的标签：“理论史论/先锋摄影/特种摄影”，里面零乱地堆着新闻摄影教材和战地摄影作品。 在这个迷宫里，我得记着，我来这里是为了买一卷胶卷。 那间常去的胶卷店竟然还在，依旧是精明的掌柜大姐在招呼客人，先生于柜台边忙碌，各色胶卷乖乖地冰柜里呆着。一进门，她就认出我来了，如五年前一样，打了个招呼：“来啦。”

我曾在亚马逊上买了一本二手的布勒松的“The Mind’s Eye”(思维之眼)，没有想到扉页上竟然还有一段话，是一位祖父写给孙女的，这书是她的生日礼物。 我不太能辨认手写体的英文，似乎是这样的： My Grand-daughter, for some more serious reading and contemplation on the philosophies of a fabulous photographer,whom i have spend a lot of years admiring, i give (…) Read more

昨天的博客文章提到，今年普利策奖突发摄影获奖照片在刊发的时候，遭到不同媒体的区别对待，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图片编辑恐怕这张照片太血腥了。 关于此类有争议照片的发表，不知道国内报纸是否有操作规定（鲜见媒体内部关于这类新闻图片刊发的讨论），在美国报纸，几乎每一张这样照片的刊登，背后都有一场持久的争论，从编发开始，一直到发表之后。 循着这个话题，最近正好又有一个案例，《洛杉矶时报》头版刊登了一张美国驻阿富汗士兵侮辱尸体并与之合影的照片，并做了相关报道。发表这样的照片对于洛杉矶时报这种“质报”(quality newspaper)来说，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选择。Poynter对之做了一个报道，我尽量结合一些事实，给大家展示这张照片是怎样发表出来的整个过程。 1. 拿到照片 照片是一位匿名士兵发给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David Zucchino，他做了不少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报道，这位士兵读过他的文章因此便把照片寄了过来。一共有18张照片，最后时报选择了2张发表。 编辑部对照片的真实性再三做了确认： 长时间地询问提供照片的士兵，请他讲清楚照片是在什么时间，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与此同时，调查他在阿富汗的身份与相关细节。 通过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和部队的线索，确认出现在照片上的士兵的确是82军的成员。 把照片同时发给五角大楼，官员们也对照片的真实性没有质疑。 图片编辑仔细检查照片，确认这些照片没有被修改过。 2. 五角大楼的介入 记者和编辑与五角大楼做了无数次沟通和讨论。军队和白宫官员在发表这个报道之前几周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报最终决定刊登这张照片，五角大楼请他们要再等24小时，因为他们需要做必要的保护措施，实际上最终一共延后了72小时。 军队指挥官Leon Panetta曾经要求报纸不要刊登这张照片，因为过去曾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类似照片的发表造成敌人对军人的杀戮。 3. 为何要发表 时报在面对这种情况仍然坚持发表这些照片，他们的观点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发表一小部分但有代表性的照片，希望引起读者的关注，看到美国军队在阿富汗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就包括了军人违背军队指令的情况，而这则可能对美国军队的安全造成威胁。” 4. 两张照片如何选择出来的 编辑认为选出的这两张照片应该很明确地反映出军人的行为不端。看过所有的照片，他们把那些非常可怕的，无关的，以及重复的照片都拿掉。去掉实在是过于血腥，以及和这两张照片画面重复的照片。 5. 如何发表 两张照片在时报印刷版和网络版上同时都发表了，其中还有一张出现在头版。 很多媒体都选择只把这样的照片放在网络上而不发表在报纸中。因为他们认为会让孩子看到这些照片，不过有专家指出：互联网对于孩子来说更是他们最容易接触的媒介。 美国报纸在针对血腥照片时，编辑部都要给自己提这样几个问题： 一个人端着一碗早餐，一杯果汁，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会作何反应？ (…) Read more

普利策之前 自从普利策揭晓以来，又有不少照片背后的故事爆出，今天再从“八卦”的角度说说普利策。 1. 和你在一起 美国摄影记者组织NPPA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名为《普利策获奖者在登山的时候遇到自己的被摄对象》的文章，文中谈到，摄影记者Craig F. Walker是在大约一年之前一次远足的时候遇到这位被摄对象。活动的组织者知道这位摄影记者曾因为拍摄卷入战争的年轻人获得过普利策奖，现在正寻找患有PTSD的士兵，特地在登山活动中将Ostrom介绍给他，这位退伍士兵的病情很严重。拍摄也就此开始。 摄影师和他的被摄对象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在其痛苦之时，与朋友产生纷争的时候，他都在其身边，被摄对象晓得摄影师正在房间里拍照片，但却仿佛当他不存在一样。士兵Ostrom在接受NPPA采访的时候谈到：“Craig 在我身边让我很自在……他很快就能和别人熟识起来，但之后又会推后两步，贴在墙上消失，和一只小虫一样无声无息地存在。” Ostrom还同时提到，这篇报道并没有伤害他，反而帮助了他。报道发表之后，很多退伍老兵也联系他，他们说：“嘿，我看了你的报道，这也是我的故事啊。”而这样的沟通对这位内心伤痕累累的士兵也是一种疗伤。 另外，这篇报道在丹佛邮报网站发表的时候，是一个单独的摄影报道，没有文字记者的文章，Walker自己写的报道，每张照片都有详细文字说明，他说，如果只有一个标题，显然不能清晰地讲明这个故事。 2012年 Craig F. Walker和他的被摄对象退伍老兵Ostrom在普利策获奖之后深情拥抱 2010年Craig F. Walker和他的另一位被摄对象Ian Fisher一起，关于Fisher参军的报道让他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普利策奖，但荣誉仿佛也归于了他的摄对象。 （这两张照片让我很感动，拍一组好照片，远不如被一个人理解和接受更让人感到心安。真想煽情地向那每一位在拍摄结束之后，仍然和自己的被摄对象在一起的摄影记者致敬） 2. 从报纸版面到网络空间 Craig F. Walker2010年获得普利策奖的摄影特稿，在其供职的丹佛邮报以足以令国内媒体咂舌的篇幅刊登，一共有三天的报纸集中对这个故事做报道，统共有十八个页码。这组照片的图片编辑当年也获得了美国NPPA图片编辑比赛的奖，到这里可以看到全部报纸版面。 而今年Walker的这组专题摄影报道，则主要出现在丹佛邮报的网站，以大图集的方式展示，一共有49张照片。因为其中有被摄对象在战争中拍摄的死尸照片，影廊特别注明：内有重口味照片，请谨慎浏览（Warning: This photo essay contains (…) Read more

普利策出来，本来不想写什么文章，我觉得自己最近说太多，做太少，读书也太少，基本上前几年的积累又要被掏空了。但隐约听到一些摄影记者关于这次得奖照片的议论，又有些有感而发，正好南都的编辑郑梓煜约稿（之前在人民摄影报的编辑约稿的时候我还没有写作的想法，所以抱歉啊），仓促写了这篇文章。 感觉目前国内摄影记者在摄影报道中对所谓“新语言”和“新锐风格”的追求在遮蔽大家对事实本身的关注。其实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他最应该混的应该是记者的圈子，而不是摄影的圈子，摄影对他就是一个工具，非要在摄影上建立丰功伟绩，那大概是入错了行。你必须忍耐这个职业可能不会让你个人太出彩的现实。当然，这种浮躁，也完全是因为整个新闻界环境都很糟糕的原因。 所以，想来想去，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社会有太多死循环，让你无法逃脱，真叫一个悲哀，甚至有一种只有把自己置之于死地才能活下去的感觉……，而这个时候又会发觉，既然都这样想了，那能做什么就做吧，就别哼哼唧唧了。 最简单的报道，最困难的报道 普利策新闻奖的建立者，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在他的报业生涯之开始，对在报纸上使用照片持谨慎的观点，他认为此媒介可能降低报纸的品味，并尝试大幅减少照片的使用。这一举措的后果是报纸发行量急剧下降，普利策因此认识到受众对照片的兴趣，随即改变了策略，当照片印刷术日臻成熟，他经营的《纽约世界报》（The New York World）在其它媒体仍犹豫不决的时候，率先开始使用这项革新技术。 普利策的担心不无道理，摄影这种媒介表达太直接了，一不小心就会将报道引入煽情化路线，这也是很多小报对新闻摄影最积极地使用——冲击读者的眼球，形成卖点。 摄影记者克雷格·沃克（Craig Walker）今年所获得普利策摄影特稿奖的作品《欢迎回家， Scott Ostrom的故事》，一些人一眼望去就给其一个武断的结论——煽情。而对于新闻摄影业界那些正焦虑地渴望找到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年轻人来说，这组按部就班的人物故事报道，仍然是美国记者惯用的表现手法，跟踪拍摄被摄对象的生活，如同纸上纪录片一样呈现主人公的生活。“太传统了。”这是一些年轻摄影记者对这组报道的评价。 关于美国参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士兵的故事，美国摄影界已经有不少摄影师对之有所关注，比如阿什利·吉尔伯森（ Ashley Gilbertson）拍摄的阵亡士兵的卧室，妮娜·波曼（Nina Bermen）的退役士兵肖像，其中不少都采用了静态、远观和象征的手法，沃克的这组摄影报道在其中显得最为简单，摄影师仅仅是贴身跟随自己的被摄对象，拍摄他的生活。 但是，站在摄影角度看这组照片却并不是理解它的正确方式。《回家》是一则新闻报道，摄影只是它的语言工具。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他们要做的是为所报道的事实提供确凿的观点。事实是最有力量的控诉，正因为摄影师诚实地跟随现实，主人公的遭遇——他被社会排斥，被亲人排斥，无法融入社会的生活现状，都被一一记录下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非常具体的问题，它带领人们去看战争给人带来的真切的伤害，引发人们思考社会系统究竟出了什么差错。 证言，这是这组照片最重要的价值，它不是空洞的叹号。前不久，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在给战地摄影记者詹姆斯·纳切威（James Nachtwey)颁发一荣誉奖章时谈到：“他追求极致的精确，他是一个证人，目击者这个字眼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也不过，他是那种人——不仅要讲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同时也要将之以逐字逐句的方式精准记录，从而使之能够用来成为证据。”这种精神也闪现在沃克身上，精准记录事实是记者所应秉承的工作方式，不应是单纯的视觉捕手。这则摄影深度报道与煽情报道的区别在于，照片呈现事实的不同侧面，细读文字说明，每张照片背后有一个确凿的事实。 可惜没有多少人乐于去做一份证据，因其会被看成记录性文本，仿佛没有个体表达的空间。但这种简单的记录，真有那么简单吗？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摄影是一种过于直接的表达，当一个人去看另一个人的痛苦之时，你并不能抽身故事之外；观看的正当性，对那些不愉快的场景的忍耐，也就成为摄影师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文德斯看来，纳切威对残酷现实的态度是：“并不想将自己置身于外……要在非常清醒，双目圆睁的情况下，将之看清楚，然后极尽可能地准确表达出来。” 这实在不是任何一个人轻易能够操控的场面，沃克在主人公面对自己不堪的生活嚎啕大哭的时候，还要举起镜头，他如何能够做到？答案可能很简单：你看到的纳切威是一个冷面的中年男人，全部生命放在对战争的控诉；沃克也并非毛头小伙儿，他曾花了两年跟踪报道一个年轻人中学毕业参军上前线，直至归来的整个过程，并因此获得2010年的普利策奖。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为历史留下证言的信念使其变得坚韧。 这组报道之困难还在于被摄对象的坦率，敢于袒露自己的伤口，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这组报道的合作者，正因为他的出镜，才得以让一个可能非常抽象的“创伤性应激障碍”成为具体的人性化的事实。普利策奖宣布的时候，摄影师和他的被摄对象在一起，这位照片里的主人公谈到：“对于那些经历了战争，伤痕累累地尝试调整自己进入正常社会的人，当他们再也不在乎任何暴力，我的这个故事就好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他们的生活。” 一个勇于观看的人，一个勇于袒露自己的人，这两个男人共同报道事实的真相；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报道，也是最困难的报道。对于中国摄影记者而言，它带来这样一个启示，先别急着把太多力道用于炫技，我们当下的社会需要诚实而有勇气的事实书写者。

“照片不会说谎，说谎的是图片说明”，当年实习时，曾璜老师的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 关于新闻摄影，当人们试图将讨论变得高深一些，就会扯到“真实性”问题，但奇怪的是，它却经常只是一个口号式的质疑以及口号式的结论，甚至将结论引入玄学，它们往往讨论的是一个未经定义语境的伪“真实”问题。 照片说谎是个复杂的传播问题，并非是“假照片”这样简单。 今天，让我们将讨论归于实处，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观察一张照片如何脱离它原有的语境被滥用的。 瑞士一家杂志在报道当地抢劫案件频发问题的时候，使用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封面，一个脸上脏兮兮的小孩用枪指着镜头，标题是：“罗姆（Roma）人来了。”（上图） 这张封面照片的使用，在瑞士、奥地利和德国引发了一场争辩，许多人都认为其带着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发现照片的内容完全被曲解了，《纽约时报》的博客Lede对这一事件方方面面的声音做了一个综述： 根据一家德文报纸报道，照片拍摄地点其实是科索沃的一个垃圾场，小男孩手里拿的枪是玩具手枪。这组照片是由意大利摄影师Livio Mancini在2008年9月拍摄的，图片原始说明是：这些小孩和他们的家庭靠拣拾垃圾谋生。不管是科索沃人还是塞尔维亚人，都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但是在德国这家名为Die Weltwoche的德语周刊中，不仅照片在封面上被加上了耸人听闻的标题，其所关联的文章也秉持这样的观点：“从东欧来的罗姆人家庭，他们对不断增长的犯罪负有很大责任，他们来了，他们偷窃，他们随后离开。” 在欧洲大约有一千到一千两百万的罗姆人（也被称作吉普赛人），他们往往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Die Weltwoche这份杂志的做法已经遭到瑞士当地反歧视组织和罗姆人组织的投诉。 但尽管如此，该杂志的总编辑对此仍然不以为然，他声称，这张照片是对现实问题的一个准确描绘：“罗姆帮派将孩子用于犯罪，真正的问题是，没有人敢于对此站出来有所指控。” 在这种情况下，摄影记者不得不也站出来说话，这位意大利摄影师公开发表声明，他说自己最近收到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邮件，询问自己是否知道自己的一张照片被使用的情况，他这才发现照片被抽离了语境错误使用，他再次强调，拍摄现场的情况是，这些孩子他们当时非常欢乐，他们的兴奋的举动，完全是因为一个外国人到来所引发。 摄影师去科索沃完成的任务是报道意大利北约维和部队在当地所做的工程建设，他听到一个朋友提到在Gjakova有一些家庭生活在垃圾场，顺带对这个故事也做了报道。 这位摄影师贴出了自己拍摄的其它照片，从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照片里孩子都是欢乐的，而瑞士那家杂志却偏偏挑选了一张“愤怒”的照片。 摄影师Livio Mancini在做科索沃垃圾场报道中拍到的照片，孩子们只是在愉快地玩耍 这家杂志所犯的错误是用一则与照片无关的文字说明曲解照片，把新闻照片当插图来使用。但是，只要是来自新闻现场的照片，它和原初现场之间的关联（时空关系）不能割裂，这种南辕北辙的用法完全是错误的，其强加的观念必定不能被读者接受。 图片编辑们，在你们为一些文章“配图”的时候，当你从图片库中拿到一张新闻照片，将之配在另一则报道中，请三思而后行；切记要尊从照片的原始图片说明。如果不能做到这个，其实像本文案例里的这种观点性报道，在新闻摄影领域也有解决办法，完全可以使用创意摄影的方法来完成报道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