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ofpix基金评委亮相

ofpix基金只有5000块,我们希望它对摄影师是一种精神鼓励,或者是其申请下一个基金的路演。从最初的“一时兴起”,到第二届的目标明确:社会纪实摄影,第三届基金将继续沿着社会纪实的路径评选,我们希望把奖金发给一个用摄影的方法记录社会问题,并最终目的是让自己的照片回归社会的摄影师,也许他的摄影作品并非是传统经典纪实样式的,但他的作品却应该是驻扎在现实之中的。 感谢所有申请基金的摄影师,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评选已经开始,本届评委依然力求多元,有来自公益组织,也有专业摄影师,还有摄影媒体的主编,我要感谢他们无私地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我们的评选: 詹膑,北京服装学院商学院教师,ofpix发起人 高天,70后,乐施会项目官员,伪极客,攝影,行山,听音乐百搭,宮崎駿粉,悲觀主義的樂觀主義者。 匡铟,在绿色和平负责图像工作,长期关注纪实摄影,期待能用影像的力量带来环境的改善。尊重独立思考的、踏实的摄影师。做过摄影师、图像编辑、策展人、编导。 周伟,曾为节目主持人、记者、编辑,现为自由摄影师,居江苏常州。专注于个人项目的拍摄,也和NGO组织和杂志合作。 吴笛 《摄影世界》杂志副总编,策划了杂志今年9月号的“社会纪实摄影”专题,开篇的卷首语是“我也要站在社会纪实摄影这一边”

嗨,热图来了……

这个古怪的标题来自美国一个选秀活动:Hey hot shot! 是Jen Bekman女士创办的,05年创办之时一年要搞个三四次,到了08年一年是两次,从今年开始似乎变成一年只有一次了——不知道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还是因为创办者想把比赛做得更精致。 选秀当然是面对新人,他们的作品被形容成热乎乎上场的样子(hot shot),每次评选都有五人中选,他们将获得奖金(不是一笔大钱)以及在Jen Bekman的画廊展出的机会。那个画廊我去过,在Soho的春天街上(spring),虽然场子很小,但地点很好。热图+春天+年轻人,一幅很美好的样子。 2010年获奖者  Laura Bell作品 《风中来客》 目前已经有三位中国摄影师在这个比赛中胜出,正巧还都认识。一个是沈玮(2006年秋),还有一个是廖逸君(网名Pixy,2008年第二季获奖),最后一位则是在前两日刚刚宣布结果的2010年度比赛中胜出的隋志杰(网名Taca,就是“我在国外学摄影”系列里那个退学的家伙)。 比赛就是个比赛,结果并非绝对正确,都带着评委的观点和各式各样的考虑,但Hey Hot shot里的这些热图作品还是挺给劲儿的,内容也很多元,比如2007年获奖的Nina Berman,是个纪实摄影师,她拍摄战争给士兵的生活带来的阴影,作品会专门选择在征兵季节去年轻人中放映。 Homeland ©Nina Berman Hey Hot shot让我有些异议的是,所有的作品似乎都经过了某种抛光工艺,显得非常工整,又因为展示方式都相同,搞得都像是洗干净泥的萝卜,整整齐齐地摆在货架上,却失去了野性。 说到货架,其实Jen Bekman最出名的还是她搞的一个叫做20×200的活动,她曾经提到:“2007年1月的一个晚上,我忽然想到一个公式:限量版本×低价格+互联网=每个人的艺术”。 20×200就是这么诞生了,出售的都是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每个作品限量200张(尺幅很小),价格仅仅是20美元。此外,每个作品都又三四个尺寸,大约是这样一个排列:11″x14″寸的500张,每张50美金, 16″x20″ 寸的 20张,每张200美金, 20″x24″寸的50张,每张500美金, (…) Read more

我们如何望长城

说到长城,脑子里自然是那种约定俗称的景象,以及教科书上的故事:长城是从月球上肉眼可见的伟大建筑。(后来,杨利伟说,他在太空没有看到长城) 长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建筑,和中国人的关系到底如何?我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还是好几年前,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赵青在学校的一次小型论坛上放了他拍摄的长城 照片,我才发现,长城的故事不在八达岭也不在居庸关,而另外一方面,对我而言,关于人如何和历史共生的问题,也因为这些照片变得有意思起来,其实“历史” 并不遥远,但人们却总将之距离化,或者用“历史”这样一些空洞的辞藻将其供奉起来。 最近又在中国摄影报上看到这组照片,底下还有晋永权的一段文字。很希望和教室的朋友一同分享我的感受和心得,找赵青约来了这组稿子,感谢他和晋永权所提供的照片和文字。 我们如何望长城 文/晋永权 几天前,被朋友拉去某地一美术馆看江南意境中国水墨画联展,作者从弱冠到花甲,个个志趣高远,笔底纯净,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全然一副前工业社会渔舟唱晚、孤鹜齐飞的超然意境。只是多数人心气躁动,笔端功夫,较之前人,也欠缺了不少,更无高古之风,被这位美术史专业浸染多年的朋友戏称为“低仿”。 我们一起探讨了这样一个看似苛刻的问题:生活在今天,无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还这么模仿前贤,是否虚伪,是否道德。 今天,画什么,怎么画,当然是画家个人的权利,相信大多数时候与“道德”无涉。但对于以记录、表现的己任的摄影人来说,这似乎又是个问题。 以长城为例。 多年来,长城作为民族的图腾,家国记忆的一部分,壮美,奇俊,雄伟,宏大,苍凉等用语构成的想象,成为其精神内核,这些似乎是对长城的天然表述。更多的时候,长城还成了国族记忆的表征。 对长城的影像呈现,也大多循着这个路子,把上述“内核”通过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为此,众多摄影人不辞辛苦,风餐露宿,寻找拍摄长城的“最佳季节”、“最佳光线”、“最佳位置”等等,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摄影人,通过自己的精心策拍摄、制作的精美影像完成了长城神话的影像建构。这些影像得以广泛传播,甚至成为长城实体不二的替代品。 眼下,赵青的这组长城图像,却是长城影像主流之外的一个异数。现实,含混,多元,作为上述摄影者镜头中的主体景观,甚至崇拜物,长城在他这里却成了背景——甚至暧昧不明、歧义丛生的背景,许多时候,这一背景看起来似乎显得多余,并且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味道。 这些照片,展现了一种在某些完美主义者、或神话创造者看来颇有些触目惊心的现实:长城脚下的原住民对待他们心中的圣物完全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挡风避雨,拆砖盖房,弃之如弊履;那些腰缠万贯,甚至标榜有文化的人,也同样如此,要么穿墙修路,要么拆掉旧的盖段新的来招揽生意。这些行为简直不成体统,亵渎神灵,毁我长城! 可以说,赵青的拍照行为,是有关长城影像神话的 “除魅”。在那些影像已经成为多数国人集体记忆的情况下,“除魅”行为定会遭遇大多数人的反对,甚至刻意忽视。最为关键的,这些的照片的产生过程并不神秘,赵青采取被大多数摄影人熟悉的传统纪实摄影的拍照手法,甚至是传统的构图方式,来呈现长城的异质景观。这让人既熟悉,又陌生。问题是,赵青愿意以正常的视角去看待长城,看待长城今日的际遇,他不伪饰,而许多人打心眼里不愿这样。 赵青是我中国青年报摄影部的同事。2009年年初同样以一组“既熟悉,又陌生”的影像——电视机里的北京奥运会,夺得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体育类一等奖。近几年来,他望长城的方式,也正是如此 长城,不是一堵墙 摄影/赵青 北京市密云县司马台长城上,五一黄金周期间前来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一位姑娘迎风整理头发, 准备在敌楼前留影。 辽宁省绥中县九门口长城上,几位向游客贩卖水果的当地农民翻进城墙。这样,他们就可以免去 登长城的门票了。 明代长城的西终点甘肃嘉峪关城下,当地人正在风沙中等待游客骑乘他们的马匹和骆驼。 山西省偏关县寺沟村,一户人家正在夯土建造的长城墩台下犁地、撒种。这里主要种植土豆和杂粮, 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年轻人多数都外出打工,妇女和年长的男人成了主要劳力。 河北潘家口水库,乘坐游艇而来的参观者在被水库淹没的残长城上参观。 陕西榆林古城的瓮城内,一位孩子独自哭泣。这里昔日是明代的九边重镇之一榆林镇的镇城所在, 在长城防御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 Read more

摄影机械生产时代的结束?

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任老师,你绝对应该买一个iphone4! 是吗? 它完全改变了摄影生产的方式! 是吗? (接下来是超级眩酷的现场演示#¥%◎※※,包括点击屏幕选择曝光区域,HDR,360全景照片,各种胶片效果,lomo,最后拼贴成照片墙,点击——发送!) 哪,哪,我这个教摄影的还能干什么呢? 不知道…… 反正,摄影机械生产的时代结束了。 以上是horse和任悦在奇遇花园咖啡馆的一段对话,你自可以想象,下一个镜头也许是任老师在苹果店门口排队买iphone4的情景。 不过,还是把镜头再转一下,先到悉尼去——这里,一个粗壮的男人,手里捏着一个小黑匣子,在一间花花绿绿的房间里跳来跳去。 此人是著名时尚摄影师David Lacaphelle,他手里拿着的是Nokia N8,前来拍照的都是普通人,他们用毛遂自荐的方式应征而来,体验“被时尚”的感觉,不过,他们所经历的时尚,不是大片拍摄现场,当然,把手机当相机用恐怕就是当下最时尚的时尚。 此次活动在facebook上有一个主页,相册的介绍是这样的:“这些美丽的照片都是N8拍摄的!” N8很牛么?好吧,下面你看到的这张美丽的照片是horse用iphone4拍的: 这样的照片在他的iphone4里还有很多。他终于可以把自己和风景之间那些微妙的共鸣用视觉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这也是令他最舒服的地方,因为以前,无论怎样拍,那照片都很平凡,而现在,没有任何秘密,他所做的事情是下载一个app,然后让程序帮助自己实现视觉表达。 一台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机? (也是horse拍的) horse对iphone4的激情都写在他的这篇博客里,《相机会因为iphone展现的未来而改变么?》: “传统的相机是基于一套机械语法生产的,它的逻辑是一个经典的系统,我们很热爱它。这套逻辑在很复杂的处理光线的问题,它用对焦、光圈、镜头拉升、前进景、 虚化背景等等来组织了一套生产模式。对,是生产模式,而不是消费或者娱乐。iphone4的触摸屏和大量的照片软件则展开了一种另外的可能,它重新用一套 数字和互联网的语法来重塑拍照的行为,这些不仅包括按住不动,两个手指离合滑动,而且还包括大量自动程式来让你选择,包括即时的图片处理——是的,拍摄前 期和图片处理后期已经融合了。它不是为了见证存在的,它不是生产工具,它是为了消费存在的,其实更加准确地描述是,它是为了表达而生存。”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将iphone4带来的变化归为四步,文章的标题更加直白:《照片将直接表达意义传达情绪》 “iphone4和其它移动图片生产、传播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将照片的生产和传播速度加快,难度降低,方法多元化,从而使得照片直接变成了意义和情绪传达的工具,获得了和文字、口语等同的地位。” 读到这里,我那颗因为担心即将失业而悬着的心还是放回到了肚子里,这不就是一个视觉时代到来的宣言吗? horse说:你难以想象一个多么神奇的世界揭开了序幕。 乔治伊士曼的柯达公司凭着一句“你只需按动快门”,把相机塞进了寻常人家,而接下来,似乎大众摄影的狂欢时代就要到来了。 我昏昏然写了这篇博客,标题是问号,似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和horse争辩,不过,令我困扰的另一个问题是,我究竟要不要去购置一台iphone4呢?

上海街头故事

标题是借来的,这是这个名为“shanghai street stories”的英文博客上,唯一一行汉字。 尽管是直译,我却觉得“上海街头故事”比英文原文更富有想象力,甚至充满隐喻。 “上海街头故事”的博客作者叫做Sue Anne Tay, 一个金融机构的研究员,并不是专业的摄影工作者,我从英文博客danwei上看到她的访谈,三转两转超链接到了她的地盘儿,打开about,里面是这样的一段话: Sue Anne Tay摄影 “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严酷且快如闪电,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影响。我拍摄并且收集上海的故事,其中有普通上海人的生活,也有城里外地人的状况,还有对这种快速的城市化发展背后的故事的探索。” 介绍写得稍微有些严肃(也许是我翻译的缘故),她的博客文字和照片则更为细腻,敏感,最新的一篇文章谈到了菜市上的小贩: “季节从夏到冬,他们的衣服一层层地叠加,水果和蔬菜的颜色变成了暖调,但喧闹和嘈杂的声音却一直在持续。” 在接受Shanghai Scrap的采访的时候,Sue将自己的博客定义为双重身份:新闻摄影报道和街头摄影的混合体。 “前者让我去更广泛地接触各种话题,比如老建筑,人的故事和生活方式,而后者则指向一种摄影的风格。新闻摄影需要直面你的拍摄对象,具有某种目的性,相反,在街头摄影工作中,摄影师和被摄对象没有任何互动,而拍摄结果却充满了诗意和动感。比如 Trent Parke, Elliot Ewitt 和 Moriyama Daito这些人的作品,他们不再依赖器材,而更多依靠摄影者个体的想象力。” Trent Parke摄影 我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在理,可见sue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很清楚,不过,在我看来,她的“新闻摄影报道”理念的实现更多依赖文字,而街头摄影的敏感则蕴含在照片里。 将母亲的照片做成纹身的滑板青年  Sue Anne (…) Read more

巴黎来的罗宾汉

JR在上海的作品 当街头艺术家JR接到《纽约时报》的采访电话的时候,他正在上海的公共汽车上,谈到刚刚获得的十万美金TED大奖,他也是刚刚得知这个消息。许愿?有关这笔钱,按照规定他要许个愿来使用,他说自己还没有想好,但大概会用于帮助像自己一样的“游击队”艺术家。 当TED决定把2011年的大奖给JR的时候,这个机构也对此有所犹豫,因为这个周游四方,在贫民窟的建筑上“涂鸦”的巴黎小子,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名,他的作品只有一个签名:JR。他来无影去无踪,TED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通过skype,出现在电脑里的是一个头戴墨镜,帽檐压得低低的家伙。 《纽约时报》有关此事件的报道,第一句话是,对于一个重要的慈善基金来说,把基金奖给一个可能会触犯法律的家伙,这的确有些不寻常。 触犯法律,是的,比那些在夜晚偷着出来涂鸦的坏小子更过分,JR把巨大的人物肖像“印在”建筑上,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街头艺术家,而称自己为“photograffeu”(照片涂鸦),他曾经是一个摄影师,但是他越玩越大,他的照片展场之巨大恐怕是无人可敌的,在巴西,肯尼亚等地的贫民窟,他把照片用喷绘的方法打出来,铺在房屋的屋顶上,从空中看上去,那些破败,被遗忘的角落里,有巨大的眼睛圆睁着看着你。 JR的《女性英雄》(women as heroes)系列,特别献给那些在暴力和贫困中顽强生存的女性。 TED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基金会,人们最熟悉的是它那百无禁忌的脱口秀演讲,大家打破疆域分享脑子里最灵光的部分。于是,JR面对skype的第一句话是:“好吧,我相信你们这群家伙。” JR不相信可口可乐,他的大型涂鸦不需要任何广告的介入,他在索斯比卖照片,三万五千一张,这是他周游世界的唯一资金来源。 现在,JR在上海,正在为上海的老房子唏嘘。 没有经过任何授权,他在上海涂鸦。他说自己无时不刻担心自己碰到便衣。但他还是成功地把一个20英尺高的老人的面孔肖像挂到了高速路旁边的一个旧水塔上面: JR的新系列 《城市的皱纹》“Wrinkles of the City“试图唤起人们对老城和老城里的人们的记忆 “我们偷偷地从水塔旁边的旧屋子里面溜进去,竟然没有人阻拦。太疯狂了,这个城市如此巨大,急速成长,你在其中越深入,你就越会感到自己变成一个无人关注的透明人。” 有谁在上海看到了JR的涂鸦? 就是那些在旧墙上“显影”出来的照片,这个罗宾汉,他有一个神奇的配方,让透明人可以在万众瞩目中显现。

如何成为GQ的图片编辑

图片代理机构wonderfulmachine最近对GQ(美国版)的图片编辑James Mulinger做了一个简短的访谈。 一般来说,此种一问一答都很乏味,不过,这次对话的双方却都相当实在,尤其是面对“你如何得到这个工作”这个直率的问题,James的回答也非常坦率,请注意——“免费工作了几个月”——原来,全天下的小年轻都是从这种工作经历开始的: 1,你如何得到这份工作 十年前,我得到一个去GQ工作一星期的机会,我知道这是我一生难寻的一个重要机遇,因此便紧紧抓住每一个工作任务重拳出击,使得他们不得不给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我做了差不多有几个月时间的免费工作,然后得到了一个图片编辑助理的工作,一年后,我成为正式的图片编辑。 每一个工作经历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但很多人不是特别珍惜。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进入的领域,所以,你要不是在每天中的每一秒中都付出百分之一千的努力是不行的。那时我每天都非常早去上班,很晚才离开,没有一天请假。甚至为此错过了我自己的毕业典礼,因为我不想因此而请假。 2,你认为什么是精彩的照片 从杂志编辑的角度来看,好的照片要合适且简明扼要。美丽的照片当然不错,你也可以在墙上挂任何你喜欢的照片,但是在杂志里,必须要刊登与故事相关的照片,有的时候可能意味着所刊登的不是在美学意义上最好的照片。 从我自己个人的喜好出发,我认为从来不会拍出烂照片的摄影师是. Tony Kelly. Simon Emmett. Guy Bourdin. Helmut Newton. Zed Nelson tony kelly 摄影 3, 摄影师如何才能引起你的关注呢? 用与他人有别的方式拍照。在每一次拍摄工作中都加入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 给我带来一些让我可以钉在墙上的照片,这样整个艺术部都会看到,你就有五倍的机会得到一个拍摄任务。 4,最令你困扰的事情是什么? 摄影师送来完全不适合我们的作品让我们看,你要先看杂志,再送作品。要了解并且理解你所面对的媒体。 5,你一天中最满足的时刻什么 每天都忙到死,因为我们同时可能要跟进30个拍摄任务,追踪成千的图片,而我们手下只有两个图片编辑助理。每期杂志出刊的时候,都是我最满足的时候。这项工作实在是要考验你的平衡能力,你要处理那么多的拍摄任务,但是同时还要注重每一个细节。你要预订每一个拍摄场地,订车,每一个团队工作人员都要准时出场,每一个道具都要到位,这都要你负责。当我干了一个月,一切都没有出错,我自然可以满足那么一两秒钟,但随后很快,一个新轮回又开始了。

我在国外学摄影(七):无力的影像

这是我在国外学摄影系列的第七篇文章,作者王文静本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新闻摄影,做了几年自由摄影师之后赴法国留学。尽管她的摄影作品将在第六届金边摄影节展出(展览主题是亚洲女性摄影师,一共有15位摄影师参展),她声称自己本“来是想出国学摄影,结果学着学着就走歪了,而且越来越歪……” 法国学校学校分为两类,“ecole”:学院和“universite”:大学,ecole的教学体制和国内美院差不多,而universite则偏重理论的学习。 我就读于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rt de Bourges(布尔日国立高等艺术学院),位于法国中部。 法国美院一般会有design和art两个专业,布尔日美院则只有art (造型艺术)一个专业。本科三年,研究生两年。我在这里重新读本科,从08年10月从2年级开始读,目前刚刚三年级毕业。 法国美院系统最大特点是不按照媒介分专业,也就是说不会分为油画/摄影/多媒体之类。工作方式是学生提出所谓的“problematique”,可以理解为提出问题,寻找表达的主题,然后通过一个forme来说明,这个forme就是所用的媒介,影像、声音、文字,只要你觉得能够表达主题,就没有任何限制。 所以我“不是在国外学摄影的”,或者说本来想学摄影,结果学着学着就走歪了,而且越来越歪。 不过,学校的摄影评论课程却是我的最爱。我对当代艺术摄影、摄影师、艺术家的认识,大部分都是在这堂课上得到的。老师Pierre Savatier每节课都有一个主题,他会从图书馆找艺术家或摄影师的画册,通过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把一个主题串一遍。有时他会发一篇文章,一本书的节选,或者某期艺术杂志比较好的文章让我们回家阅读,下次课一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他再介绍艺术家作品。到了新学期之后,则升级为不再是他发文章,而是我们自己找文章,发给他和同学,然后他根据这篇文章讲课。 Pierre差不多是我们唯一一个摄影老师(目前又来了一个),他是做物影的,这个唯一的摄影老师经常开玩笑说自己不会拿相机拍照。 学院对我们作品考核的框架是:作品+表达(présentation)+参考(référence)。老师会问我们这样几个问题: —-(Problematique)提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用这种形式(Forme) —-怎样进行工作的?你的方法是什么?(methodologie) —-作品之间的联系 —-某些细节说明了什么 ——最后会留下参考(Reference):艺术家、哲学家、小说、漫画。有个绘画的老师看完我的作品让会让我读一些小说,而往往这些小说是我以前读过的。 点评摄影作品也是如此,Pierre 要求必须用相纸把照片打印出来,在电脑屏幕上或者在普通A4纸上的照片他一般不看,随后他首先会看你为什么要用摄影这个媒介,你把这个媒介当作一种表达工具, 利用它来讲话,还是在讨论这个媒介本身是什么?然后他会把你的作品放在艺术史或者摄影史中,帮我们剖析其所涉及的语境,以及这一问题是怎样发展的,参考的艺术家都有谁。 基本上,他在帮助我们分析你为何用摄影这个媒介,利用这个媒介的方法,之后的可能性是什么这样几个问题。当然他不是在作品上贴标签,而是提供一种开放的联系,帮助你找到你自己的方法和你自己对摄影或者影像的认识。我记得我刚到的第一次课他就问我为什么来, 如果是只学摄影,尤其是技术,这个学校不适合你,因为完全讨论的是不同的问题。 除了Pierre,其他老师都不是做影像的,但他们更加会打破照片的框框,站在这个媒介以外看问题,通过别的媒介对影像本身进行补给。 学习的过程中,让我愈发感到影像的无力感。从二年级第二个学期,我问自己摄影是什么?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媒介?就此卡住。我有一整年没有拍照片,或者更长。 事实上,到法国的第一个学期末,我读了Jean (…) Read more

法国小城观摄影记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在英国留学的周仰(网名:罗宾)参加法国佩皮尼昂摄影节的手记。当得知她要去参加这个报道摄影节,并可以为1416写一些文字的时候,我给她颁发了“1416特派观察员”的记者证。 当然,记者证只是一个虚名,寻找更多的特派观察员倒是我的计划,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朋友帮助1416四处观察,分享自己的观展经历和摄影心得。 作者:周仰 每年8月底,法国西南边境城市佩皮尼昂(Perpignan)都会迎来一个特殊的摄影节——Visa pour l’Image(网站我个人翻译为“影像通行证”,下简称Visa)报道摄影节。这已经是Visa的第22个年头。摄影节为期三周,所有的展览都免费对公众开放,但让这个小城市沸腾起来的,是其中的专业周(Professional week)。这期间,每天都有一些摄影师的讲座对公众开放,每晚在一个大教堂还有大屏幕放映最新的报道摄影作品。今年的Professional week是8月30日至9月5日,经过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咬咬牙赶完了论文,兴冲冲嘎闹猛去了。凑着廉价航空的时间,我在Perpignan停留的时间是8月29日至9曰日,虽然错过了最后星期六晚上的通宵party,但这才是第一次体验嘛。 从几乎是深秋的伦敦突然到了法国南部的大夏天,太阳晒得有点不适应。在订好的青年旅舍门口等开门的时候,碰到了另外两个来参加专业周的摄影师,其中一个实际上是伦敦传媒学院(LCC)报道摄影硕士网络课程的学生。这样的巧合实在算不上惊奇了,毕竟这样一个纯粹报道摄影的节日,无数热情的打算一头扎进这个行业的新人都会过来寻找机会。在Visa的大本营Hotel Pams交了60欧的注册费,领到了一个印了名字的吊牌以及一个手环,还有一大包资料。前两样是出入仅对注册人员开放的场地的通行证。注册完工作人员说一楼中庭提供welcome drink,上去一看,这个不太大的中庭已经是满满当当。虽然没认识几个人,但是看到这个场面,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回到了久违的大家庭一样。 对于年轻摄影师来说,专业周最重要的项目并不是看展览或者看大屏幕放映,而是奔走于参展的各家通讯社和各家杂志展示自己的作品集、听取专业建议。最初看到AP啊、Getty Reportage啊这些台子的时候还有些诚惶诚恐,但很快我就开始皮厚了,每个台子都直接跑上去问“你们看不看作品集”,然后约时间。 想让Getty看作品集的人实在是太多,以致于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个非常搞笑的办法:每天早上10点开始排当天的预约,一天只安排10个人,这就出现了9点45分专业区域尚未开门就有一堆人在楼下候着,一开门众摄影师直冲二楼Getty专柜的经典场面。 这次我带了最新完成的毕业作品以及去年编辑的上海的系列,似乎大多数图片社都对上海的感兴趣(异域情调?)——毕竟,来Visa的中国人真少啊。我有次随口问一个参加过多次Visa的摄影师,有没有看完作品集直接接到工作的情况,对方答曰“有,十年前。”但即便是在这个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看看那么多挂牌的人走来走去!),大家还是乐此不疲的展示作品集——推销为了生存啊。 除了“推销”作品集,也花了不少时间看展览。这次的Visa主展览场地有八个——其实还有很多小画廊举办“借光”的外围展(off-Visa exhibitions),那些我都没时间去看。主展览的场地基本上都是前宗教场所,比如小教堂或者修道院,斑驳的刻满岁月印记的墙壁与画面中他人的痛苦相映衬。某种程度上Visa在挑选展览作品时还是比较守旧地强调新闻摄影(photojournalism),比如这次的展览中有许许多多的海地。 Couvent des Minimes是这次Visa最大的展览场地,里面完全可以呆上一整天。经典级的有如William Klein的黑白影像“纽约、罗马、莫斯科、东京”以及国家地理摄影师William Albert Allard的50年回顾展。只是看着这些经典的影像,我也很疑惑,今天我们到底还能不能继续这么拍?我的意思是,这么拍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在今天技术革新让更多的人可以拍出这样的影像,对摄影师来说,继续这么拍似乎就不太够了。 我所中意的一组照片是The Urban Cave摄影师是Andrea Star Reese,她在Visa的一场公开讲座我也去听了。这个自2007年就开始的项目,拍摄的是被我们称为“无家可归者”的这个群体,这似乎不是一个新鲜的题材,但当下有什么题材真的是从未被报道过的呢?冷饭怎么炒才见功力。Star对这个故事的定位是展示“这些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并非只是他们的不幸”。在这样一个项目中拍摄双方的互信非常重要,在讲座中Star透露接触之初,其中有些人曾策划洗劫她,后来放弃了。Star的影像视觉上极具美感,“这些影像是我对于这些人、这些地方自身所具有的美感以及他们在长期无家可归生活中保持的尊严和决心的回应。”Star在讲座中也提到底线和界线的问题。在拍摄中她会给这些人食物或者衣物,但是坚决不会给现金,即便她知道某个女人一时为找钱得去卖淫,她也坚持这个底线——不会为去付费获取新闻(not to pay (…) Read more

一个演员的相册

不要笑话我,我知道林嘉欣这个名字,但记忆却有些模糊,她是个演员吧?管他呢,我懒得去检索,我只记得,在我的笔记本里面,有一天曾经写下了一个线索:林,拍摄的母亲。 今天是中秋节,一大早起来,就想着在博客贴些什么好。昨天晚上坐车回家,还真的有些伤感呢,尤其是从一个嘈杂的环境中突然安静下来,忽然有些想家了。 连续看四万张照片的感觉是什么?答案之一是,人们大多都是为了“记住”而去拍摄,但拍照却无法阻止“遗失”,大多数人的相机只能让时间“加速”。 林的照片也许只是为粉丝准备的一道甜点,设计很文艺的网站,小小清新的音乐,使用宝丽来拍摄照片。但我还是掉进了这张甜蜜的网络之中,尤其是阅读她所拍摄的母亲的照片的时候,那不过是一些和母亲在一起的“快照”,却成为少有的让我觉得能够“延缓”时间流逝的照片。 当然,这种照片,你对它的喜爱,内中却充满了哀伤,因为它们不过是人类为自己制造的一种麻醉剂罢了。 这个随手写下的题目《一个演员的相册》,倒还真的是对我们林林总总生产的各色照片的一种总结。 不过,还是将论调调高吧,不管怎样,这都是个节日,中秋愉快,和你们的家人多坐一会儿吧。

巴黎展记

在Buzz上抓到周密的只言片语,说他从巴黎的展览回来,正在纽约转机回三番,感慨良多。 这哪能放过,我立刻展开约稿,他答应我的时候,则是在三番回家的地铁上。 很快,这篇文章发到我邮箱,也在buzz上被朋友们嗡嗡嗡地传播开去。 我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感觉它们仍然还带着巴黎展览现场的余温: 巴黎展记 作者:周密 拍照十多年了,这是我平生的第一个画廊展览,有一些体验愿意与象我一样处于初级阶段或将要开始初级阶段的同学分享。 1,代理: 09年6月,我收到了一位叫Aurélie的来信,问我是否在法国已经有代理?并表示Florence Moll愿意成为我在法国的代理。 之后,Florence Moll通过email和我进行了几次的沟通,确定了与我在法国的代理关系。 我是第一次接触代理,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记得当时一直向她索要代理 协议书,结果她说她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位被代理的艺术家签署过任何文本,所有的合作全部基于诚信,所以我的心里并没有谱。Florence Moll代理着十多位欧洲顶尖的商业摄影师和时尚设计师,她的客户也都是象LV、Hermès这类的奢侈品牌。我一直很好奇,她是怎么找到我的?为什么愿 意代理我这样一个毫无成就之人?因为我知道即使将来我的图片销售得再好,一定是远远比不上她商业项目的收入。 时隔一年多我们在巴黎初次见面,我问了 Florence。她说,一年多前她的助手Aurélie无意中在杂志上看到了马可的“无用”,感觉“Splendid”,就把杂志给Florence 看,用Florence自己的话说:她是“一见钟情”。她随后就叫Aurélie马上找到这个摄影师,不出几秒钟,Aurélie大叫了一声,说在网上找 到了我的网站,仔细看过之后,Florence说:“二见更钟情”,之所以愿意代理我,完全是因为喜欢我的照片,没有用经济收益来衡量。 09年9月,我根据她选择出的八十多张照片,制作了两套portfolio,寄去了巴黎。 Florence Moll(中)与助手Prune和Claude 我照片可能出版的领域是Florence所不太熟悉的,为了推广,她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与画廊、媒体、影像机构等建立联系,甚至去大学上关于摄影艺术的课程。这次见面,我看到了我的那两份portfolio,外盒的布面已经被磨损得很厉害了,可以想像她抱着它们去过了多少地方。6月 底,Florence来信说:在递交portfolio六个月后,Polka决定发表和展出我的照片,同时被发表和展出的还有其他五位摄影师:Peter Lindbergh、Stanley Greene、Brenda Ann Kenneally、Williams Daniels和Alain (…) Read more

一幢建筑的死亡

《纽约时报》的观点评论博客,刊登了一篇摄影师写的文章。 Christoph Gielen讲述了他的作品《一幢建筑的死亡》(the death of a building)拍摄背后的故事,此照片记载了一栋英国战后建造的公屋的拆除过程: “城市在发展和扩张,但并非所有的发展都是成功的,并非所有的建筑都是永久的。” “近些年,在一些英国城市里,人们逐渐发现,战后建造的一些大型公屋项目是失败的,这些被假定成为人们的居住社区的地方,已经成为了犯罪和毒品的衍生地。有些地方,尤其是那些无人管理的建筑,已经被推倒。” “我一直对这种拆毁充满兴趣,尤其是整个社区连根除掉的案例。铲平现有的建筑,为新的建筑铺路,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常见的行为,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是这样的建筑工地,郊区无限扩张,面对这些现象,我试图通过我的照片提问:我们如何确认怎样的建筑是可持续的?又如何确认哪些是不可持续的呢?” “2003年,我找到了一个机会,这就是苏格兰一栋16层公屋的引爆。” “最后的拍摄结果,让我感到震惊,这个建筑在瞬间就消失了,眼看着爆炸产生的尘暴击中地球,升腾到空中,这个如此庞大、现实存在的一个家伙,就这样不复存在。一个观念强烈地吸引着我,我不希望展示这栋楼一步步被炸毁的过程照片,我更希望用这张消失在尘暴中的建筑照片来唤起观者的想象:它之前的模样,它的历史,以及它被炸毁的理由。” 文章后面有一则留言: “1990年代的时候,我作为技术专家参与了一系列对冷战时期的核武器设施的拆除工作,我的工作介入了从拆除一直到将原址变成绿地的全部过程。最开始的几次爆破的确也很触目惊心,但是后来就越来越麻木,变成纯粹的工作了。 我们这个团队花了十多年将这些核设施对环境的影响消除,使之能够有限地被使用。这使人不禁会追问整这些武器的存在是否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和金钱? 记载这些过程的底片簿就在我的书架上,我要马上去重温一下。” 写留言的那位先生可能不会意识到,他当年所参与的核设施引爆的瞬间,仅仅作为档案被记录下来,但它们的内在隐喻却使之成为再好不过的“艺术作品”。而我则盯着Christoph Gielen的照片看了很久,我想象,它就是中国大地某处被拆迁的一处建筑,“尘暴击中地球,升腾到空中”,作者的那句话不断萦绕在我耳旁。 这张照片所带给我的思想连锁反应,有些像前天写到艺术家用其艺术作品对媒介展开批评时候,看到那张被篡改的《纽约时报》的头版,我想到了张大力的第二历史。 这种如梦游般的连环套,还发生在我观看另一位摄影师Edward Burtynsk的新作的时候,这位去年因为一系列反映石油从开采到应用全过程的艺术照片“OIL”,而红遍整个艺术市场的摄影师,没有错过BP石油泄露事件,他有关墨西哥湾漏油场景的新作即将在画廊展出。有评论说:“这些照片将灾难拍摄得很美丽。” 这种营销目明确的行为的确有些投机,令人反感。而当市场将Edward捧成一位艺术政治家的时候,我们在期待什么? 无独有偶,拍摄死亡建筑的Christoph Gielen也给自己的摄影师身份前面加上了一个定语——“关心艺术与环境政治”。 看腻了文艺腔浓重的摄影作品,我最近愈发感到自己要换口味。我希望看一些”大人”的照片。抒情看多了,我想看一些言之有物的评论。我希望镜头后面不要只是一双摄影师的眼睛,最好是建筑师,政治家,甚至可以是一双厨师的眼睛。 但照相机的力量就是有这么强大,它能让站在其后面的人都变成一水儿的“摄影师”。 我把我的烦恼给学生讲了,整整讲了一堂课。课后,一个同学郑重地拷走了我的课件。他还问我,“我们的作业拍不到特别艺术的照片没问题吧?”我问他,你说的艺术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那种有光影存在,或者很复杂的曝光,比如剪影。” 爆破一个人头脑里的固有观念竟然如此困难。 这也不奇怪,我自己就爆破了十几年。 应该再写篇文章,叫做《一个摄影师的‘死亡’》 (…) Read more

最后的报纸

从10月6日开始,纽约新博物馆的三层到五层,白墙展厅将会变成一个繁忙的报纸编辑部。 连续十周,每周前来参观新博物馆的观众,都会拿到一份12个版面的周报《最后的报纸》(the last p0st) 这张报纸是这个叫做“最后的新闻”(the last news)的展览的一部分。展览一方面将展出具体实在的艺术作品,是不同时期艺术家利用报纸做的艺术创作,体现了艺术家对“媒介”在艺术层面上的观看。展览另一部分则在虚拟空间进行,一些关注艺术和公众的互动的公益组织牵涉其中,他们将在自己的网站上和读者进行交流,对信息,社会,人这个话题展开不同层次的探讨,这应和了当下日趋热闹的“公民新闻运动”的浪潮。 《最后的新闻》这张小报,会把这个展览形成的文档都集纳起来,同时还招募实习记者专门为报纸撰写特稿。 展览试图探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种信息载体,报纸这一媒介的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而从根本上,它希望观者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我们究竟如何获取信息? 我对“新博物馆”不太感冒,每次去这里看展览都特别失望,几个大盒子堆积的展厅,总是显得空落落的,这个颇为“新潮”的艺术馆,大多数展览都不是给眼睛看的。所以对于“最后的报纸”这个展览,去不成也没有什么遗憾,坐在家里思考这个展览的主题,倒是更有意思。 细细一琢磨,报纸这玩意儿还真的是个行为艺术,你想想,我们怎么就这么笃信报纸那么有限的空间里,那些被选择出来的事实代表了“真实”呢——当然,这已经是过去时了,因为连报纸这这个纸质的实体都面临着消亡,更不要提它试图营销给我们的“真实”——哦,那么说,目前这些“最后的报纸”倒还真的是值得收藏的艺术品。 部分参展艺术家: Judith Bernstein, Andrea Bowers, Sarah Charlesworth, Thomas Hirschhorn, Luciano Fabro, Hans Haacke, Emily Jacir, Mike Kelley,  Wolfgang Tillmans (…) Read more

镜头里的艾滋病患者

(一) 摄影师阿龙瑞宁格(Alon  Reininger)所定格的艾滋病患者那绝望的一瞥,至今已将近20年。数字摄影师杂志所做的特刊《镜头里的艾滋病患者:20年历史回顾》提醒我们,这一世纪病被认知的背后,摄影师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制作这期特刊的是《名利场》杂志的编辑 David Friend,这也颇有意味,因为此病症的发端和引起关注并非如同现在,是在贫困的非洲,在吸毒者妓女这样的边缘人群中,而是在纽约这个时髦的大都市里。 阿龙瑞宁格是最早开始关注艾滋病的摄影师,在特刊里有他的视频专访,谈到拍摄艾滋病的最初动机,他说是源于其在纽约的一个同性恋朋友拉瑞。拉瑞是同性恋群体的积极分子,面对社会偏见,努力为这一群体争取利益,通过拉瑞,阿龙瑞宁格认识了很多同志朋友。当时,这些人突然被同样一种奇怪的病症困扰,起初人们以为这只是一种皮肤病,后来病症的严重,引起了恐慌,不过,并没有人知道这种绝症的来源,这是1981年。 瑞宁格突然记起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的一篇很短的报道,谈及一个医生的发现,他分辨出存在于同性恋人群中的这种特殊的感染。在朋友的鼓励下,瑞宁格开始接触被他人视作异端的同性恋群体,报道怪病带来的痛苦。1981年底,这个奇怪的病:AIDS,为更多人所知。而瑞宁格所记录的影像则从视觉上让人们了解到这一疾病的灾难性特征。 这期特刊分成两部分,其一是摄影师所拍摄的有关艾滋病的照片,从时尚摄影师到报道摄影师,我们所熟知的 Nan Goldin  Annie leibovitz  Mapplethorpe Don McCullin 和Harry Benson等人都在其中。另一部分是言论,摄影师和图片编辑谈论他们印象深刻的艾滋病照片,以及对艾滋病视觉报道的认知。(联系图片社在这个话题上,做了不少工作,里面有一篇Robert Pledge的访谈),而Nan Goldin则用两张照片(一对前后死于艾滋病的情侣)叙述了在疾病背后的情感故事,文章的标题叫做《在艾滋病之前和之后,那里仍有生命存在》 正如阿龙瑞宁格的拍摄源于身边的朋友,Nan Goldin所珍藏的是她的私人记忆, Mapplethorpe的作品也是他的“自传”,很多摄影师拍摄艾滋病并非是一种完全跳出来的观看。Harry Benson提到,“你可以拍很多东西,拍新闻和历史,但当照片里拍摄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打动你的就不是照片了,你亲爱的家人朋友宠物,他们生活过的地方,用过的东西,是照片里的人,事,物让你怀念。” 对于Harry来说,他的艾滋病作品的意义是,那些因为此病症去世的朋友,如今仍然在照片里栩栩如生。 (二) 唐麦卡林(Don McCullin)说,他拍摄非洲四十年,拍的都是战乱和解放斗争,这些灾难照片,为他争取荣誉却给他带来痛苦,他称之是一些“错误的动因”。 四十年后,他提到:“去年,我一直思考我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真正乐趣在哪里?我并不想一直坐在英格兰观看美丽的风景,可我还要做些什么?我不用再为争取成为所谓的著名摄影师而奋斗,我出版了很多书,但我并不追求获得那么多的利益,当然,我也知道,我不可能拯救地球。但我就是想去做些什么,让人们对应该关注的事情投入目光。” 他又开始工作了,拍摄非洲大陆的艾滋病灾难。 (…) Read more

  • 摄影如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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