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 教室

北京的阴霾不散，每天早上胸口疼痛，感谢各位的关心，天气好了就组织活动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昨个给李达发布了假消息，说今天不写博客。不过，看到了一些东西，还是忍不住要写了。 两本书，作者为两名英国摄影师，分别拍自上海和北京——想一想他们会拍什么？ 北京——建造鸟巢的工人，上海——一个物欲横流的城市。 Helen Couchman从去年年底开始拍鸟巢工人，名叫《工人》的这本书这就已经出版了，赶得上中国盖楼的速度。她在鸟巢和水立方之间一个固定的位置拍摄工人的纪念照，一共拍了143个，所有的照片还都洗印出来赠送给被摄对象。关于她这个项目的创作声明，她的网站上有中文介绍。 Adam Hinton是英国一个著名的纪实摄影师，他横跨商业广告、图片库、新闻报道几个领域，下周我会详细介绍一下。Adam Hinton最近的工作轨迹是从巴西的贫民窟转战上海，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纪实摄影师这些年的发展轨迹，从传统经典的黑白影像，到彩色的更为个人化的表达，从边缘化的社会选题，到对全球化消费主义的控诉。 2005年开始，Adam Hinton每年花几个星期到上海拍照，上海给他的印象是这样的： 上海有几个著名的景点，被摄影师反复拍摄，已经成为了类似旅游景点的地方，比如下面这个著名的高架桥。要拍到这个场面，只有一个很滥俗的角度，你爬到这里，就会有一个女人找你收费：200美元。 我虽然是个大个子，但是走到那里我都可以很快让自己融入人群中消失，但是在上海不行，我就像一个巨大的美元招牌，不断有女人靠过来。反正那些人不是向我兜售女人就是劳力士手表。 于是，Adam专门捕捉的霓虹灯下光怪陆离的上海，都是一些怪异的色彩，《Lovin’ It》这本书最近也赶在中国热潮中出版。你可以在他网站的个人简介里下载两本摄影杂志对他的访谈。 这股中国热潮，使得我们能够从他者的角度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很好。不过，这其中也有太多急功近利的作品，那么多凝视中国的眼睛，并没有太多新鲜的目光。

我这两天身体不好，状态也不太好，这篇文章想写的很多，但是写出来味道很不对，很糟糕，本来不想贴的，但是想和大家就这个话题交流一下。 由于中国都市报的蓬勃发展，报纸摄影记者的职业内涵已经非常清晰，对重大新闻事件的快速反映，这是他们职业的核心，当然，报纸摄影记者受到互联网的冲击，也面临着转型，这不是我们这里重点要说的。 杂志摄影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这在国内仍然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并且深受一些所谓时尚大片的荼毒，让很多人觉得灯光、化妆、造型、道具、影棚齐齐地都用上，这就是“杂志摄影”。 杂志图片的印刷质量更高，版式漂亮，图片也会用得很大，时常让摄影师停留在要把图片拍得“精致”这一层面上，而忽视了对图片内涵的追求。事实上，杂志图片同样也要满足信息传达的要求，只是它不像报纸讲究时效和信息传递的效率，而是需要更加耐人寻味，有意思、有看头，有深度。 这样说还是比较抽象。正好，以前1416曾经介绍过的戴世恒，刚刚毕业，他目前在新创刊的杂志《创业家》里担任摄影师，我就再拿他来开刀，看看小戴如何完成杂志摄影师的工作。 下面是小戴近几个月的一些拍摄任务： 照片中的两个家伙是在“中国热”的潮流中，来中国做旅游方面投资的搭档。拍摄现场就在酒店，道具就是现场随手拿来的。弓弩、苹果，沙发上的旅行手袋，都能引发读者的联想。这是一张比较典型的摆拍照片，杂志摄影师需要在很狭隘的空间、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布光、拍摄等一系列工作，但同时还不能忘记用照片来讲故事这个拍摄重点。 很多摄影师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往往会忽视第一现场，而是制造一些更为干净体面的第二现场，但是人物脱离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总会显得非常拘谨和格格不入。这张照片的现场感很强，也体现了一个创业者起步时的真实状态。 这张照片是后期合成的（画面里的玩偶是后加的），照片很有意思，被摄对象是校内网的CEO，校内本来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很好玩的社区，照片体现了这种调调。杂志带给摄影师更多的创意空间，不过，这张照片还可以更为大胆一些，让被摄对象整个漂浮在空中好不好？ 前面三张都是所谓摆拍的照片，这也是杂志人像中最常见的拍摄方法，因为这样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杂志社和摄影师的想法，而且很多被摄对象也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和摄影师配合。但是，长久下去，摄影师就会形成一些拍摄的套路，就拿人物的身体姿态语言来说，我们看到大多数CEO都是双手报胸的样子，很乏味。其实，现实是最精彩的，永远超出你的想象。这张照片是小戴拍摄的人物图片故事里的一张，跟着被摄对象上下班。杂志并不排斥纪实风格的照片，相反，杂志是实现摄影师纪实理想的一个很好的阵地。 上面这几张照片是我从小戴发给我的众多照片中挑的，他还有一些很糟糕的照片，也是他状态低迷时候拍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给杂志拍照，每一次都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同时又非常刺激，因为拍摄现场的各种变量太多，某一个变量没有控制好，就会让整个拍摄完蛋。我胆子小，所以后来决定不能再拍了，然后我就立刻开始心宽体胖。。。。。 小戴的杂志摄影师工作刚刚起步，其实整个国内的杂志摄影工作也刚刚起步，其中孕育着很多机会。你是杂志摄影师吗？如何给杂志拍照片，欢迎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最近陆续接到年轻朋友给我发来的他们在四川拍的有关地震的照片，我回复得很慢，实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评价，千头万绪。说实话，对这些影像我无法评价。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次的“摄影”工作应该不只是一次“摄影”的工作吧。正好，收到晋永权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我最爱看，1416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出三峡记》的读后感。征得晋老师的同意，将他的文章发在这里。 晋永权/文 从四川地震灾区回到北京以后，包括不少本报同仁在内的朋友总是小心翼翼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那里到底怎么样？你到底都看到了什么？ 不要让从灾区回来的人反复回忆与讲述自己的见闻，以免对叙述人再次形成伤害。我理解他们的方式与态度，这让我感动。但，相关的问题是，在资讯如此发达，媒介空前开放之际，包括我自己在内，身处即时更新的信息中，为何还会有那样多的疑问，总觉得通过媒介得到的信息还不够呢？为何还要总是抑制不住地打听所谓“真实的”情景究竟如何？ 按理说，世界已经影像化了。电视、互联网、平面纸媒，甚至包括手机短信等，迅速把大量信息，包括实时画面传送给我们，满足人们要求了解真相的“公民心”，当然也包括那些最原始的好奇心。我们为此欢呼过，礼赞过，认为这开辟了人类沟通的新纪元，可以向我们急于告别的旧时代说声再见了。 但，当经过人类选择的影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更进一步，影像代替事件本身，成为我们观照历史的替代品，也就是说历史影像化之时，问题便出现了。“正是这些画面使得我们记忆”，已逝美国著名“新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21世纪初便对此现象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她提示道：问题不在于人们透过照片来记忆，而是他们只记得照片。举个例子来说。我不愿与朋友一起观看自己拍摄的那些地震现场照片，主要原因是，别人在观看这些把现实平面离间了的照片时，尽管还有十分丰富的想象空间来面对灾难与恐惧，但是，那毕竟隔了时空。而我在看时，却总会在突然间回到自己去过的那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安静而整洁的办公室内，在恍然间也会突然嗅出阵阵让人无法呼吸的尸臭与漫天弥漫着的千年粉尘，胸闷得几乎让人窒息。 对于其他透过照片来理解地震灾害的观看者来说，照片抹掉、阻隔了许多其他形式的理解，以及其他形式的记忆，包括上述的气味——情境记忆的一部分。反过来说，这也是观看者对仅仅通过照片来了解事件产生不满的原因。苏珊-桑塔格无奈地感叹说：“记忆愈来愈变成不是回想一个故事，而是有能力回想一张照片”。更进一步说，记忆的丰富性被以影像传播的现代媒介剥夺了。即使见过那些从灾区拍摄回来的照片，一些人还是不会满足，除了诸多被过滤掉的记忆外，他们还需要活灵活现、声情并茂的口述史。这种需求，再次印证了“身临其境”这一成语所展现的多重价值；从另一角度也印证了我们那些报道，还是不能让读者发自内心感到满足的原因。当然，现代以降，影像需求已经成为人类心理的一部分。不过，在中文语境中，缺乏对苦难（受难）图像及观者心理的系统研究，而在西方对此却有系统梳理，包括对大量各类艺术作品中耶稣受难、基督教殉教者等的图像志阐述；对观看者的心态描述，也是条分缕析，极尽其详，理论建构繁复。针对西方文化中的这类现象，苏珊桑塔格曾做出这样的判断：人们对身体受苦图像的胃口，似乎不亚于对裸体图像的欲求。纵然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历史影像化，并得以迅速传播，这是我们时代无可辩驳回避的现实。只是此次灾难过后，这一问题被迅速提了出来。 然而，照片的问题还不止于此。照片的拍摄过程、方式等与图片伦理有关的问题也一再受到人们的追问。 绵阳九州体育馆，这个巨大的灾民临时安置点，最多时曾安置两万多人。城市郊区田野中，这一新落成的巨大建筑，看起来就像天安门广场边的国家大剧院，突兀而又威压。那完全是迎合城里人攀比心理与炫耀财富而建设的。但还未使用却变成了地震灾民安置点。我到那里时，看到当地政府与志愿者把体育场装扮得彩旗飘扬，广播喇叭中不停地播放着《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等流行歌曲。各类工作人员及献爱心人士频繁穿梭在灾民中间热情忙碌，气氛宛如经常光顾的熙来攘往的商品博览会。 初到时，我也被这里的气氛深深感染。但，当我看到不少劫后余生，丧失亲人，而平日里又习惯于独居的山民，在此惶恐地被人们任意观看、拍摄时，我收起了自己的相机。此刻，一个念头突然闪现，在这种以都市流行生活方式安排的场景中，虽然场景本身不包含道德指涉，但拍照行为是可耻的！ 我们这个国家，还缺乏许多东西，包括对灾难的应对方式。人们只能按照熟悉的方式，轻易地就把灾难转化为充满戏剧色彩的节日。回避灾难，几乎是每个人的第一选择。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很快地忘记灾难使我们积蓄起来的力量——那种我们奋力前行，不可或缺的悲剧性力量呢？巨大的灾难能否成为民族道德情感史与悲伤史的学校呢？除了让人耳目一新、备受称道的抗震救灾的硬措施之外，我们同样需要那份承载文明的、处理灾难的软方式。 回到自己的职业上来，我们依据自身话语方式与传播预设所做的“抗震救灾报道”，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逼近事件的本质，能够逼近灾难的主体——地震灾民的内心世界与真实境遇？在一番激烈的媒体竞争与索取之后，“地震”、“灾民”这一新闻源，对于已习惯于在市场中搏击，或自身利益（包括所代言的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媒体来说，是否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呢？ 身背相机，走在倒卧的灾民中间，我的心与那些受伤者该有何等的距离啊！此时此刻，身处这巨大的建筑体内，他们的身心又该受到何等的威压啊！当我们这些被叫做“记者”的旁观者，各自回归自身的生活轨迹，这种关注的热度还会有多久？作为媒体人如何坚守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这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思索。 当晚，我发回一张小学生在寻亲名单中找到失散表姐——北川中学学生的照片，孩子的表情非常感人。但，那肯定不是那一天我唯一的感受。 在写作《出三峡记》时，曾经深为困惑。我多次去过三峡腹地，住在移民村落里，然后跟随移民队伍一路到达东部迁入地。这期间，自己也几乎以虔诚敬畏之心体味一切，并留下大量笔录与图像资料。但，当我写作本书时，还是陷入从未经历的迷茫之中。我惊讶地发现，除了那些历史表象与所谓标志性时间、事件等流水账之外，自己对于曾经目睹的大迁徙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挫败感中，我开始了那本书的写作。直到3个月后——2005年5月写作完成，我在翻看伊赛亚-柏林的《现实感》一书时，这种负疚感才多少得以释怀。 如果我们自问，哪怕是根据其最近的过去和后来的知识，我们对某种文化的某个时代，或者某种人类行为模式——比如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场艺术或科学上的复兴——到底能说穿多少？我们肯定只能回答：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 这一次去四川震区之时，我正是带着自己采访移民的积累——对巴蜀一带山川地貌、民风情状多少有些了解的心理去的。但，事后写下这段文字时，我还是不得不依从伊赛亚-柏林的逻辑：面对汶川地震，这一自然—人类行为模式，就像对待三峡移民一样，我还是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我拍摄的那些有关地震的黑白照片也静静地躺在柜子里，无言无语。

当你近距离接触那些所谓摄影界的大明星，会发现他们的世界并非你想象中的那般绚烂，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同样真实的世界，如同张爱玲所说过的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说这番话是因为看到了aphotoeditor对法国Visa报道摄影节的创始人Jean-François Leroy的一段访谈，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我们就不提具体的名字了，一些全球排在前十位的顶级摄影师，包括一些战地摄影师，住房条件很差，每个月的生活费低于1000欧元，他们拼命工作，目的是为了不要入不敷出。 答：是的，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举两个例子。Yuri Kozyrev是时代周刊的签约摄影师，过去五六年之内，他每年都要去巴格达好几次。但是你可以看看他的作品，然后对照时代周刊上发表的作品，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另外一个例子是Stanley Greene，他想要争取一笔资金——8000欧元，去报道阿富汗，但是哪里都找不到钱。我真的不愿提起这些事情——大家都为此很头痛。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媒体出不起钱！媒体宁愿为购买独家的明星、名人的照片出大钱。几年以前，一本周刊愿意出十五万欧元购买Jean-Paul Belmondo婚礼的独家照片，但是他们不愿意付Stanley Greene1万欧元让他去阿富汗呆一个月。这让我非常困惑。十五年钱，当报纸派你去工作的时候，他们会给你相机，给你付150个胶卷的钱，并且报销所有的后期照片冲洗的费用，但是现在一切都数字化了，没人给你买相机，甚至不会给你买存储卡，什么都没有，尽管一台数码相机比从前的胶片相机要花费更多的钱。在这15年之间，报纸的广告价格上涨了2到2.5倍，而媒体付给记者的稿费却降低了2到2.5倍！Christophe Calais说他想到肯尼亚去采访，他给自己经常合作的一本杂志打电话，他们说：“听着，假如你在那里有机会拍一张奥巴马祖母的照片，如果我们能够用成对开页，那么我就可以付你300到400欧元的稿费。”天呢！难道他到肯尼亚就是去拍奥巴马祖母的名人肖像么？这也许就是问题所在，一切都被“名人化”了，一切都是美好的、干净的，我们被告知不能展现暴力，而要报道名人。但是难道暴力消失了吗？如果你和Stanley Greene, Christophe Calais, Enrico Dagnino, Paolo Pellegrin, Noël Quidu, Laurent Van der Stockt这些人聊聊，在他们的报道里仍然是一个残忍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故事。 当我们询问自己的父母以及祖父母，纳粹集中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许多人是从Lee Miller 和Margaret Bourke White的作品中才看到了真实的集中营。今天，我们似乎很幸运，可以看到一切，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封闭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问我们在达富尔发生了什么？面对这个问题你会如何回答？这已经是一个哲学上的难题了。摄影记者以及报社、电视台的记者，通常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才能给我们展示真实的世界。这么多年来，我们先是被告知要对历史负责，然后是对记忆负责，今天我要说，我们要对“瞭望”世界而负责！我不想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一个美好的小世界，所有人都是开心而快乐的，过着蜜糖般的生活。人们常常认为Visa报道摄影节是有原则的摄影节，而在我看来，我们是积极的行动者，我们都有着战斗的精神，因为这个摄影节的组织者和摄影师都是真正的记者。 ———————————————————————————————————————– 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师——这里指的是那些以报道世界为己任的摄影师，他们过着并非那么光鲜的日子。一大清早，发这样一篇文章，并不是要让大家泄气，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伴随着自己珍爱的相机，探寻真实的世界，过着有茶有饭的生活，还能有一个不嫌弃你爱你的姑娘——那就是典型的“优秀摄影师”的生活了。不过，我还想说，这并不是意味着大家只好坐以待毙，尤其在中国，你还有很多机会为自己谋得更好的生活，顶级摄影师们也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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