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 教室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留言：“任老师，不好在悬肆哪些去灾区的人和拍回来的照片了，我已经感到了空前的图像暴力的压迫，太多扛着炮的人跑去伤害他们了！”非常感谢他的提醒。不过，也稍微解释一下我发这些链接的一个原因。请大家不要以为发在这里就表示他们就拍的很好，更不是鼓励大家也去拍照，相反，我不建议摄影师再去灾区拍照。我希望大家拿自己的标准去评价这些照片，而不是接受我的观点，我的目标是介绍更多的信息，给大家提供一些观点坐标。当然，接受批评，我也要注意把控方向。 1，pdn网站上放出一条消息：中国允许自由摄影师拍摄地震，文章介绍了自由摄影师Ryan Pyle只身前往四川拍照的故事，他发出如下感慨： 我来中国七年了，我从来没有像过去五天那样，可以如此自由地跑来跑去拍照。 这位摄影师曾经为纽约时报供稿，目前他已经转向了以拍摄灾民生活为主。这里是他的作品。 2， 大连医科大学摄影硕士班有六名在校生以及两名毕业生都去报道了地震。这是其中一个刚入校学生的报道。 3，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

昨天的周末话题，大家聊的甚为热闹，我都根本插不上嘴。 冬瓜不怀好意，“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笔记本屏幕光线照耀下任悦的镜片后的眼睛一行行扫过每个人的留言，琢磨着总结发言，或是又一篇文章成竹在胸了………” 我可没有什么总结发言，这个帽子有些大，戴不了。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有和摄影师聊过，没有看到拍摄现场，不了解震区的情况，不知道被摄对象的状况，对我而言，无法从大的宏观方面去评价这组东西。从我一开始看到这组照片，想到的就是一些技术性的细节。 关于灾难的现场深度报道，我头脑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5年《时代》周刊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仍然秉承着《时代》遇到重大新闻时的一贯做法，他们弄了连续好几个页码的大照片，其中有一个对开页，是四张照片，四个海啸的幸存者的肖像，面对一片狼藉，照片旁边的文字则是他们的幸存故事。 这个案例给我启发很大，都知道报纸和杂志不同，报纸更注重新闻性——快、新，而杂志则强调故事、细节，但是如何从影像上做到这点，却并非这么容易。这四张照片不是一种“我在现场”的快速的记录，摄影师的拍摄速度到这里反倒慢了下来，他对每个人进行采访，画面风格统一，相互联系，被摄对象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密，真正做到了“环境肖像”的要求，这样的照片刊登在杂志上就显得很耐看。 看到第一财经他们的尝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到这组片子。第一财经周刊的编辑和记者们恐怕也在试图摸索一种更适合他们杂志的报道风格。 有个朋友昨天在msn上问我对这组照片的意见，我是这么说的：“想法是可以的，但是做的时候没有把度拿捏好，有的照片是可以的，但是有几张不行，整体放在一起就有问题。” 这组照片如果沿着第一张的感觉拍摄下去我觉得会好很多，在报道灾难的时候，对人的关怀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传统的报道思路却总是把救灾放在最前面。当然，这组片子的意图是将活跃在前方的各种状态的人都拍到，但是这样不但给摄影记者增加了难度，同时也削弱了观点的表达。如果能够拍到哪怕只有五个灾民的肖像，它的分量就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这组照片如果不用闪光灯就好了，或者应该把灯光的感觉隐藏起来。一方面架设灯光在现场难度大，并且容易过度强调拍照的仪式感，从而给人带来情感上的不适，另一方面，以我的经验，有的时候给杂志拍照片，让照片里的灯光显得特别绚，那是不得已的方法，因为现场环境不好，人物状态也不好，这个时候就只能通过灯光来弥补画面的平淡，取得所谓较强的视觉效果。而真正优秀的灯光的使用，通常是看不出用了灯，如果灯光效果明显，那么它就应该是一种语言，也是有它的意思表达的。 这组照片里有几张照片为了强调被摄对象的身份而让他们手持步话机，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因为主题要表达的是他们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他们的职业身份，如果要表现他们的工作，就应该抓拍他们真正工作的场面，既然拍肖像了，就要从他的面孔出发，以此为重点，试图传达他们的精神状态。 这组照片里的几张如果不在紧张的救援现场拍就更好了，因为很容易给读者一种不严肃的感觉，即使我们也理解，再忙他们也会休息这个道理，还是会有一种“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思摆拍肖像啊”的这种心态。恐怕这也是很多被摄对象拒绝被拍摄的原因。 我这么“批评”人家，并不是说我到现场就比人家拍的好。我可能连和人家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我也许只是一个躲在一边偷偷摸摸不断按动快门的小人物。这组照片对于摄影记者的启发在于，报道这样一个灾难事件，你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拍一千张悲惨的照片，但是你也可以停下来，面对灾难中的一个小人物，鼓起勇气和他聊聊天，鼓起勇气对他说，能不能给你拍一张肖像——这可能是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获得意想不到的答案，这是对被摄对象的尊重，也是对摄影师身份的一种追寻。 我写这些不是批评，昨天和唯一也有很好的交流，她很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有交流总是好的。

第一财经周刊的抗震救灾的报道，引起了一些争论。 点击这里

曾参与报道灾难等极端事件的摄影记者Patrick Hamilton给同行以及媒体的一份灾难报道清单： 在现场工作时 每天要喝足够的水 时刻抱有一颗同情之心 在出发完成任务之前，收敛你的骄傲自大 要保持客观（你很容易就会被各种各样的谣言给带偏离了方向，要小心） 关心报道小组里的其他人 假如你是一个人在工作，那就专心拍好照片，并且不断寻找有价值的故事 后方报社支援 确保你的工作人员有一台卫星电话，能够时刻保持联系，如果每天能开一个电话联线的编辑会议将更好 确保他们都能携带一个救生\给养包，里面可以装着水，净水药片等物品，并且不断地给他们以补给 确保记者们要有一些喘息和休息的时间，最好是让他们能够离开灾难现场休息 确保在当地有一个高一级别的指挥者，能够做好组织工作随时作出决断，保证工作顺利进行 结束任务之后 记者回来之后要能够和一个他非常信任的人进行交流，尤其是和他有过相同采访经历的最好 他们应该向媒体的领导和同事做例行的专业上的汇报，从中获得帮助和支持 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他们需要，报社要给记者和他们的家属提供帮助。

RD其实早就把最后一部分发给我了，不知道怎么搞得一直没有收到。隔了这么久才给大家故事的结尾，抱歉。前两部分请点击这里和这里。 《在路上》的不同版本 “这是一段很好的旅程，不是吗？”几天后，在他平遥旅馆的院子里他对我说。”至少，这段旅程很有趣。我只想找条凳子坐一下，你知道吗？我需要好好想想这一切。则会让你回想到过去。我开始想到我的父亲。如果他看到这一切，会骄傲吗？他很想出名，你知道吗？但是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出名的滋味。 “我想他会很骄傲的。我妈妈也应该会很骄傲的。我很想给她写封信——不过当然我已经办不到了。我也想我的孩子。这些都让我悲伤。 “不过那段日子依然是美好的，你知道吗？比我想象得还要美好得多。那些艺术家们告诉了我生活的意义。否则我现在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一个乡下孩子，甚至没听说过同性恋。 “我在纽约那会儿在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杂志社工作。那里有个人——他是个正宗的妓女的儿子，曾经在空军服役——对我说艺术家们都是打黑色领带的。当然，我才不会打黑色领带。我知道这纯属误导。一个月后我就辞职去了秘鲁。 “我看见这些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能从我身上获取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是他们似乎能够为自己围在一个著名的艺术家身边感到高兴。或许就是这样吧。生活真的很美好。” 我们在罗伯特和丽芙下榻处的院子里聊了很久，关于那些过去被我们遗忘的重要的人们。我们就着牛奶和松饼喝着咖啡。我们点燃了几支香烟。丽芙参加了进来，刚刚休息过的她显得特别的精神。她看起来就像是弗兰克的妹妹，有着无穷的精力。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过小孩，她也不想要。 第二天一大早，我隔着墙听到他们的对话。大师有些紧张。今天又会有新的活动，而又会有一群人围在他身边，这样的紧张氛围会让大师变得健忘。 “罗伯特，你的脸，”她说。 于是罗伯特开始刮脸。 “罗伯特，你的袜子。” 于是大师脱下鞋，抓了两只不是一对的袜子穿上，走出房间，鞋带散着。 不多会儿”粉丝们”就到了，来的人里面还有几个政党官员，还有李振盛——这个用相机记录文化大革命那段最血腥的时光的勇敢而正直的中国摄影师。一位高官看到弗兰克这幅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的样子大吃了一惊。带着一丝献媚的神情，跪下来帮弗兰克系上了鞋带。另外一个官员扶着弗兰克的胳膊肘帮他站稳。李把他肩上的头皮屑帮他拍了下来，并且把他抱着。弗兰克苦着脸(sour-faced)看着这一切，紧紧地抓住他那唯一的老伙计——比利——把它往腰上拽。 看着这样的场景，丽芙说她觉得摄影完全就是堆狗屎(mostly shit)，就是机械操纵的干枯造物。除了罗伯特。罗伯特的作品是艺术，她说。丽芙是一位独立自主的女性，同样是一位成功的铁艺师和画家，而不是作为大师的妻子而闻名。 “我爱他，”她说。”但有时候他不喜欢我。” 昨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关于岁月、死亡以及渴望。一位年轻的水手划着小船来到她的窗下想要带她远走高飞。她爬出了窗户，唇轻轻的贴上小伙子的耳朵告诉他，”我爱你。别告诉任何人。我老了，但是还没那么老。” “我们之间的感情还不错，”当她谈到她和弗兰克的关系的时候。”但是如果他一点都不喜欢我，那我可受不了。”如果弗兰克就现在失去，丽芙说，那么她会马上跟着他去。 罗伯特•弗兰克可能看不到中国的乡村，那充满了惊叹的土地，那些新老对撞的战场。也许他看见了，但那些都不是真实的。权利当局不可能让他真的看到什么。他们看不见的双手保护着他，也隔绝了他。中午他们带他出城去吃了一顿饺子开车十公里左右去参观一座古寺，以及一个现代化的农场。他随身带着宝丽来，并且试图表现得开心一点，但是他太累了。在城墙上的时候，他再一次倒下了。不过这一次他身边都是相机，数不清的相机。 接待人员把他带到了山西省会的一家私营宾馆，让他在那儿待上几天修养一番。我们约定在北京再见，然后进行了最后的一次坐在长椅上的谈话。 早上七点的时候，我敲响了他在北京的宾馆的门。这家宾馆看上去光景不太好，铺着老旧的地毯，充满了烟草和泥土的味道。房间里传来一些响动，就像是一个装满了衣服的袋子倒在了地上。我担心的等着，他不会又死在里面了吧。 门突然打开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乱糟糟的头发，然后是挤满眼屎的眼睛，然后是他的嘴巴。 看见是我，弗兰克马上打开了门。站在那里，下身赤裸着，睾丸吊着，差不多有半条大腿那么长。穿着两只拖鞋，一只棕色，一只米色。 “进来吧。” “我的天啊，罗伯特，怎么了？” “我找不到我的裤子了。” “比利？你把比利搞丢了？” “昨天晚上他还在这里的。” (…) Read more

前两天，有个朋友在留言中批评摄影记者冷血，我也做了一些回应。朱墨也谈了他的看法。今天想补充一些想法，感谢flash那么直接地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意见，尤其是在当下，他的观点更值得我们思考。现在有更多摄影记者进入灾区，有更多影像可以传出，关于地震的信息已经铺天盖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拍？ 让我产生这种想法的是早上看到年轻人洪伟写的一个博客，提醒人们如何参与救助，其中最后一条是： 灾情惨烈大家都已经知道,记者、摄影师朋友请不要过多渲染这种气氛。。。请尊重死者,尽量不出现死者和悲痛家人的照片。 这次地震，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于这种重大灾害的“现场直播”，视频、音频、照片各种手段、电视、网络、博客、手机各种媒介齐齐上阵，撕心裂肺地痛过、哭过之后，该是安静地思考能为别人做些什么的时候了。对于那些在现场的摄影记者来说，我觉得镜头在这个时候应该多一些禁忌，应该谨慎，再谨慎一些。 当“痛苦”这个事实已经不是事实了之后，你的照片想告诉我们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