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展览(1)

从平遥离开的时候我忘记了,应该一个人,到两个展场去走一走。很是凑巧,不管是“拒绝旁观”还是“凝视中国”都处在大展场的角落,很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呆一会儿。 刚刚把所有照片都挂到墙上一分钟,天空正在巡场。 昨天晚上又失眠了,我爬起来打开电脑,阿美在平遥领奖,汶川人的作品得了一个特别奖,不管仪式多么的乏味,那一时刻都是美好的,他们的心灵纯洁,眼睛干净,照片才会好看。19号晚上在平遥的土仓幻灯展上放这批作品,张大大非要我在结束的时候说两句,放映的那个台子太高了,我害怕站在那里说话,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汶川摄影师也在现场,我很想向他们致意,他们的照片给我带来太多的快乐,但是要说的话太多了,又似乎说什么都太做作。结果,说话的时候变成了结巴,完全词不达意。 我从平遥回来了,想了想,还是把平遥两个展览的布展手记起名为“做一个展览”,虽说“策展”是当下很流行的词儿,但是一来我还没有达到“策”展的份儿,二来,两个展览都是纯手工“做”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辛苦和快乐。 先说汶川这个展览,从相机发下去到展览出来,一共只有两个月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一个展览简直是奇迹,网易的小团队,1416的伙伴们的通力合作使这个奇迹变成了现实。 汶川人拍到的照片,是身处其中的人,以平常目光捕捉下来的震后场景。大地震的强大冲击力和必须要继续下去的生活之间的碰撞,让这些照片那么的真实,不用任何文字说明,他们的生活被还原到我们眼前。 在准备平遥展览的时候,我手边一共有两批收上来的胶卷,第一批一共78个胶卷,第二批有72个(这批胶卷8月底才到我手中,没有时间仔细琢磨,很可惜)。这么多的宝物,选哪一些展出,实在太令人头疼了。 我首先想到,应该让这些照片尽量以“无选择”的方式展现,那就是把所有的照片都制作成小样在现场展览。但是,这个主意在现场的实施后来走了样,空间太狭窄了,没有为这些小样设计出专门的展台,与观众的互动无法形成,最后,小样改成了义卖(买到的人真的有福了,这是这批胶卷的第一版小样)。 另一个环节——明信片的发放也有同样的问题。为了在观展者和这群特殊的摄影者之间形成纽带联系,事先挑选了几十张照片准备印成明信片,看展览的人可以现场写上几句话,由我们从平遥寄回汶川。可惜的是,最后因为时间紧迫,只印了一套10张的明信片,邮寄的想法也没有充分实施。 我提前去平遥两次看过场地,汶川展览位于一个小庙里,一个小小的四合院。环境很幽静,但是对于展览作品就很麻烦,因为现场的各种复杂的视觉因素很容易把照片“吃”掉。我的想法是要因地制宜,另外则要有节制的放照片。 第一次去的时候,院子里的花和树让我联想到汶川作品中也有很多花草树木,于是决定做几个小展台放在小院的花草中间。胜春是我们的大内总管,他提前到平遥布置展场,监工制作出的几个小展台,我非常喜欢。 小院原来的场景 摆上展台之后 小样和其中挑出来的照片同时展出 这个小院还有一个问题,进入院子之后观众很可能被各种因素吸引而到处走,和美术馆展览不一样,观展路线是确定的,展览的思路也很容易传达。在这个院子里,哪里是开始,哪里是结束,如何把这个概念传达出来,都很困难。当然,有人也觉得不必在这上面费心,观众怎么看都由他们自己决定,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引导观众按照我们的逻辑来看展览。 该怎么办呢? (未完)

汶川复活项目上线

之前连续刊载过五十个小盒子的旅程,介绍了网易主办的汶川复活项目,目前这个活动已经上线,点击这里就可以观看。 9月,活动的照片将在平遥展出,相关照片也会陆续上传到这个网页,请大家持续关注,多提意见。

50个小盒子的旅程:显影(3)

今天放送我手里最后一些照片,都是孩子拍的。 小双 陈泽超 上面两张照片是小双和陈泽超在同一时间同一个安置点拍摄的。 ———————————————————————— 蔓瑜 右边的小照片就是拍摄这张照片的场景。 ———————————————————————– 晨曦小学学生的片片儿

50个小盒子的旅程:显影(2)

没有完整版 我不想把他们的照片“神化”,我的喜悦在这里:他们的摄影不存在表演欲望,照片也因此更真诚。 有人质疑这些照片是经过编辑的,已经脱离了他们生活,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对于所谓的“完整版”以及“真实生活”的追求,我还是有我的想法。 我想起很久以前看过一本邓晓芒的《灵之舞》,书里有一个水仙花茎的故事: 孩子捡到一个晶莹的水仙花球,“那冰凉宜人的感觉,那蕴含某种生命力的神秘色泽,诱使他用柔嫩的指甲剥开球茎的外层,窥探其中的奥秘。他惊喜地发现,在他的指甲底下,显露出了一个更加晶莹,更洁白无暇的层次”,“但是,过了几分钟,他又发现他心爱的宝物的缺陷了,表面有一些几乎看不出来的污迹,也许是他的脏手带给它的”,他继续剥下去“那珍珠色的球茎还是逐渐失去了它的润泽,因空气的氧化和水分的蒸发而变得晦暗。于是他只好不断地剥,一直剥下去。”。。最终,孩子失去了他的宝物。 我们现在似乎也在剥水仙花茎:我选出来的照片已经不真实了——应该让他们自己选择——他们自己的选择也会带有取悦观看者的愿望——应该看他们所有的照片——他们所有的照片也不能代表什么,因为照片拍出来就脱离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摄影就是对其生活的介入,改变了他们原本的轨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断,但中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你自己——为什么只是要通过这些照片获得“他们”生活的完整版,而不是为“你自己”的生活拼图增加一小块遗失的拼版呢?这些照片应该带来一种交流,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索取。别把这些照片当作玻璃——它们也是镜子。 不过,有机会还是一起来看看更多的照片,这里的空间有限。 杨利的照片儿(理发店老板娘) 杨利的故事,点这里 ————————————————————————- 小双的照片儿 ——————————————————————— 陈宗先的照片儿(社区书记) 陈的故事点这里

50个小盒子的旅程:显影(1)

我从汶川带回9个胶卷,艾媚带回7个。 取到冲出来的照片之后,我乐得合不拢嘴,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又看了两遍,还是在笑。 艾媚拿到胶片之后,给我发短信,说自己超级开心。(艾媚的快乐,点这里) 也许我们都有些自恋,因为这些照片是我们的工作成果——不,你应该看看这些照片,兴许你会明白。这台小相机真的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仅仅成为家庭合影的工具;他们的拍摄没有任何技艺的追求,却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观看方式—— 喻师傅是司机,他很多照片的前景是自己面包车的前挡风, 蔓瑜是个小孩子,她照片里拍到的人都是仰拍,很高大, 小双胆怯,她的照片全是远远的观看,而与她差不多同年龄的小男孩陈泽超,据说是成都一个摄影师的徒弟,则很大胆直接地拍周围人的生活。 帐篷小学的娃娃都拼命往镜头前凑,照片里人头都很大 真的难以形容看这些照片的感觉,就好像有人在给你讲故事,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就是他自己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也许是这些照片的无目的性打动了我,没有追求画面光影效果的目的,没有追求摄影题材独特能够得国际大奖的目的。在他们的照片里,生活如同往常一样继续,但是转过头来就能看到布满裂缝的建筑。 亲爱的摄影师们,请原谅我这么说,地震以来我看过很多作品,新闻、专题、深度报道,但是都没有这些照片来劲,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够。 另一个值得琢磨的事儿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个小盒子。有两台相机收回了,一台是街边小吃店的老板娘,她的生意太红火了,没有时间拍照;一台是流动警务站的警察,你能知道他不能拍摄的原因。 我不希望成为小吃店老板娘,因为谋生而失去了看生活的乐趣,我也不愿意成为那个片儿警,被制度束缚,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我愿意成为这些身揣小相机,自在地走在路上的人,看见好东西,就按下快门。 喻安福的照片儿(茂县司机) ———————————————————————————- 阿美的照片儿(威州师专学生) 阿美的故事点这里 ———————————————————————- 陈金铭的照片儿(牛老寨帐篷小学志愿者) 陈金铭的故事,点这里 贴累了,明天继续。此外请注意:转载这些照片需要征得我的同意。(marchren#gmail.com)

五十个小盒子的旅程(2)

帐篷小学 失败的摄影课 在汶川我当了一回小学摄影老师。发现比教大学生要难。 晨曦小学是一所在菜地里建起的帐篷小学。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刚刚在田头露脸,里面的孩子就炸了营,有人喊,记者来了。紧接着,我听到了歌声——是北京欢迎你。 艾媚的聪明无人能敌,她说,要不我们把相机给他们,让他们在这里每人拍一张照片,然后把胶卷带回去。你可以在这里先给他们上一堂摄影课。 听说要给孩子上摄影课,我来了劲。 这个班是五六年级的合班,有个名字叫做飞翔。他们的老师挺严肃的,只给我很短的时间。底下的孩子眼睛都不眨地望着我,我竟然有些慌神。 黄胜春摄 “这台相机,你们每人只能拍一张,想拍什么?”呼啦,举起一片手。 “我要拍晨曦小学的牌子。” “我要拍我们的老师” “我要拍地震破坏的家园” 还有一些我忘记了,总之,他们说话都很书面语。 他们一个个地出去拍照,剩下的人,我们开始聊天。 你们最喜欢什么颜色:绿色。。,喜欢什么形状:圆形,不,心型,——老师有一个要求,我们能给您表演《感恩的心》这个节目吗? 前几个人拍了一些周围的景物,这时候有个小男孩问我:可以叫人出去拍吗?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他后面的孩子,也都开始叫自己的好朋友出去拍合影。 我和帐篷里的孩子接着聊天。 “老师是从北京来的,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天安门广场的风大吗?” “长城有没有震塌?” “地震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话题又回到了地震,但是这几个问题还是很有创意,只是他们的照片依然拍得很沉闷。而且拍照的风向开始转变,他们要拍我,拉着我和他们的老师合影。这实在太规矩了,我觉得我想象中孩子肆无忌惮地拍摄的样子,在和一种很强的势力的抗衡中似乎败下阵来。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这堂摄影课没有教好,有我的原因,一上来就以一个北京来的老师自居,排排坐的孩子排排坐去拍照,在一种默契中,我们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套路。 小孩子难教,因为成人的言行都如镜子般在他们身上映照出来。 喻师傅 小魔盒 我们的第一台相机发给了茂县的喻师傅,他是带我们从九寨沟到汶川的司机。 拿到相机之后,他就随身带着,看到前面有工人在修路,他就拿出来叭嗒按一下;看到远处的山体滑坡,他就问我,“我的相机能拍到那么远吗?” 我从汶川离开去九寨沟机场返回成都,也是他送我回去。尽管他年纪比我大,却总是称呼我为“任姐。” (…) Read more

五十个小盒子的旅程(1)

内伤 并非刻意安排,进入汶川县城的时候,恰巧在两点二十八分这个时间段。 从表面来看,除了随处可见的帐篷,这里一切都已经恢复了平静。但是,当地人却把汶川称作没有倒下的废墟。建筑物布满了裂缝,到处画着“危房”的标记。 下午5点左右,又一个五级余震狠狠晃了一下,和我们在一起的汶川人笑着说:“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疯了。”——就在刚才,我们在街上碰上了一个疯女人,她大喊大叫地走着,据说是地震后才这样的。 很多人都问起,为什么要去汶川发相机?那里并不是地震最严重的地方。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是,由于主持这个项目的网易之前在这里做过多次报道,为我们的行程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在汶川周边也有着不少受灾严重的乡镇。另一个原因则是“汶川”已经不是一个地名的地名了,它是这次四川大地震的象征,它不但在那个时刻把地震波辐射到大半个中国,同时也会在纵向的时间轴上不断产生影响,这是我们在看似平静的日子,到这个看似平静的城市,展开探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这个城里只呆了三天,没有遇到死亡和声嘶力竭地哭泣,甚至在帐篷里和羌族大哥们喝酒吃肉,但是,现在让我回忆那几天的生活,眼前闪现的却是一双双忧郁的眼睛。——他们的内伤你根本无法窥探。 龙溪乡  回家的路 和我一起去发放相机的是网易的艾媚和胜春,我们三个很投缘,合作非常顺畅,我和艾媚离开之后,胜春还要呆在当地对持有相机的人进一步辅导,收集胶卷,他会非常辛苦。 我们的目标是寻找那些“有故事的人”,相机的发放进程很缓慢,差不多一天能发10台。我们在汶川县城和附近的村寨找人聊天,寻访,希望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寻找面临不同生活压力的人们。我离开的时候,三十台相机分别发给了人力车夫、理发店老板、小吃店跑堂的、孤儿、老人、农村妇女、高三学生、帐篷小学的志愿者。。。。 第二台相机发给了羌族少女阿美,她的母亲去世,父亲被猎人误伤而瘫痪。 阿美在分发碗筷,这顿饭因为我们的到来才如此丰盛,他们拿出了家里最后一块腊肉。 阿美家所在的龙溪乡安置点是我这几天去的最多的地方。为了躲避震后的山体滑坡,全乡整体搬迁到山下。当我们到达这个容纳有六千人的帐篷居住点的时候,村民正在和村委会激烈争吵。仅仅住了一个月,他们要再次搬家,回到山上展开生产自救。但此时,他们面临的是空荡荡的家园,房子塌了,庄稼死了,牲畜也没有了,大部分人不愿意搬回去。 龙溪乡帐篷安置点 我们决定给将这里的人发放相机,请他们记录下自己的故事。 第一台相机发给正在搬家的马艳,此时却引起了一场混乱,围上来了一群人,她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一台相机,七嘴八舌的人们把艾媚围到了中央。 “你想用相机拍什么呢?”我决定用这个问题甄别究竟发给谁。 “我要拍大山里的风景,拍天空,拍庄稼,拍那些好看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位身穿羌族民族服装的大婶用很大的声音回答,她这串连珠炮的回答立刻把我们征服了。 要拍大山风光的羌族大婶 在这里还送了一台相机给震之前就失去双亲的小双,刚见面的时候她很害羞,周围人说她有些自闭。她一直低着头,就是把相机塞到他手中的时候,她也是低着头按快门。 我觉得可能是一群人围着她显得不自在,让她出去拍10张照片后回来。才没多久,她就举着相机回来了,36张全部拍完了。送我们走的时候,她一直挽着我的胳膊,看到前面有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跑过来,她立刻掏出小心揣在衣服兜里的相机。但愿这机器能够给他带来快乐。 小双 龙溪乡的最后一台相机发放给当地一个年轻人,他是在县城找到我们的,乡的人来县政府上访,他请我们去拍照,“你自己来拍吧,你也可以是摄影记者。”这个曾经在松藩跑过车的小伙子,是学得最快的,匆匆忙忙就带着相机去拍在县委门口的自己的乡亲去了。 阿美的第一张照片是拍全家人吃饭的场景,我发现很多拿到相机的人都先是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家人,这种很俗气的摄影举动此时却让我感动。龙溪乡的很多人还是响应号召搬回了山上,山路很难走,绑在拖拉机上他们全部的家当是床垫、席子和炉子。对于劫后余生的人们,回家,仍旧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

关于任悦发相机的讨论

关于这次活动,我在博客上一直很谨小慎微地谈,因为虽然这个项目一步步地在执行,但是只有到了震区现场,只有和当地人聊过,才能对它有一些更具体的认知,合适,或者不合适,应该怎样改进。但是正是因为我发现我对当下震区的故事几乎一无所知,才觉得这个活动有它存在的必要。 这个活动我没有觉得它是多么摄影的一个活动,它只是借用了相机这一工具,因为征文的方式显然挺难操作的(当然也可以考虑一下),而且写文章比较枯燥,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选择那些会照相的人把相机给他们,而是试图找一些有故事的人,让他们用相机来书写。同时,拍照也是一个很让人开心的过程。就好像《小小摄影家的异想》那个纪录片,孩子们拿着相机捕捉世界,那种样子,我这个看片子的人都会笑起来。这样的活动即使重复一千遍,我觉得也不多余。 这是我对ztxtz博客上的一个帖子的回复,应该多有些这样的批评,我们才能够头脑清醒地做事情。 谢谢你的关注。这个活动不是我帮网易策划的,而是网易策划,我帮助执行,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事实上,我没有把这个活动看作一个纯摄影活动,因为你也指出了,它不是一个多么高明的主意,这种方式也不新鲜。 我感觉大家现在已经看不到什么灾区人们的生活情况了,反正我已经很难接触到,我去之前想查一下当地的情况,发现几乎找不到什么照片。网易策划这个活动,能够从一个宣传味道不是那么浓的角度出发,让当地人去拍摄他们自己的生活,借这种方式让我们了解他们当下的生活。我觉得震区的人需要一种持续的关注,而不是一窝蜂过去然后就一窝蜂走了,而不是一直是一种腔调。 我很愿意参与这个活动,也希望那些参与的人能够喜欢照相机,用相机表达些什么。至于最后能够出来什么照片,那恐怕是最后需要考虑的事情。 另外,谢谢大家的关心,等我回来再和大家好好聊。

亲爱的小孩

凤凰卫视特别能煽情,地震发生后那两天常放苏芮的这首歌,“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不看画面,眼泪就哗哗流。 六一就要到了,媒体下一个炒作的热点该是灾区的孩子了。。。。 曾经在荷赛中国学员班给我们上过课的自由摄影师REZA,是我非常尊敬的摄影师,一直秉承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拍照片。前几天,看到震区很多孩子和父母失去了联系,我立刻想到了Reza的故事。 1995年,在刚果的卢旺达难民营里,两万七千个孩子和自己的家人失散,红十字会和儿基会试图帮助这些孩子寻亲,于是给他们拍证件照,建立数据库,同时也把他们的照片在各个难民营巡回展出。Reza便承担起了培训摄影师的任务,他教当地人拍照,并且从佳能和富士公司里拉到赞助,提供了相机以及承担了后期的照片打印工作。这些照片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每一张面孔都是一个希望,当然也蕴含着失望,大人们会一个个仔细地浏览。有一个老人,她的女儿已经丧生,留下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在老人身边,另外一个则失散了。一年以后,她在这个流动展览中一边看照片,一边对照身边孩子的摸样,最终找到了失散的那个孩子。 去Reza的网站上,你就能看到这个名叫“卢旺达的希望”的播客。 摄影师也好,记者也好,应该给受难的人带去希望。和一个文字记者聊天,谈到印象深刻的灾区照片,她说:“我尽量避免看任何图片和文字 。不想受刺激。我是觉得记者的工作很复杂,我宁可跟他们抬水。我和几个同事帮他们找到了200万的医疗器械,然后还有100台净水器,还有消毒水。作为商业杂志记者,我尽力了。” 很多时候,给予比索取更快乐。第一批回来,第二批出发,过几个月还要去拍,摄影师应该时刻反省,不要让自己的拍摄目的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化。其实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南方有暴雨和洪水,有人去拍么?

Lange-Paul Taylor奖

Lange-Paul Taylor奖,这个以摄影师多萝西兰格和记者Paul Taylor两人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专门奖励摄影师+文字记者的组合。最近,2008年的评奖结果出来了——摄影师Carolyn Drake和记者Ilan Greenberg 获得了两万美金的奖金,这笔钱将支持他们继续完成他们在中国的选题:维吾尔族人的文化转向(Becoming Chinese: Uighurs in Cultural Transition)主要探讨在中国的10万维吾尔族和汉族融合的问题。 女摄影师carolyn drake已经在摄影领域小有成就,她长期居住在伊斯坦布尔,获得过PDN30\荷赛\Poyi等多个奖项。

周一消息树

很好,我又开工了。 一, 漫长的旅程 上周最值得一看的专题是美国摄影的特别报道Staying Power。这个纷扰的时代,伴随着强大的数字摄影体系的出现,摄影的观念和手法也发生了剧变,所谓“可遇而不可求的瞬间”已经消失了,没有瞬间是“不可求”的,利用策划拍摄,以及后期数字化处理,摄影师一拍脑门就有一个“摄影观念”,花上几天时间就能“策划”出一部作品。 还有几个人有耐心用一年,两年甚至更久的时间,用传统的纪实摄影手法,跟随时间缓慢的步伐,充满耐心地去记录时间的流逝呢? 缓慢的时间?在时间已经以千分之一秒甚至更短来计算的当下,怎么能够用“缓慢”来形容时间?每一分钟世界都有变化,摄影拍卖市场里作品的价格不断变幻,仿佛预示着如果你不能抓住当下这个时机,你将失去诸多财富与机遇。 而这三位摄影师,他们的拍摄时光却是以“年”来计算的,Lori Grinker——15年拍摄战后的故事,Marc Asnin——27年拍摄Charlie叔叔与精神疾病、贫困、毒品共生的时光,Camilo Jose Vergara——30年记录美国贫民区的变迁。 1980年、2001年、2007年美国同一条街区的变化。Camilo Jose Vergara摄影 《美国摄影》的题目取得好:“耐力”,这似乎是当代人极度缺乏的一种品质,我忽然想起了上学时最讨厌的一个运动项目:800米长跑,但是每一次当你渡过了几乎无法忍耐的最后一段时光,心境都会豁然开朗。 做一部纪实摄影,很难说什么时候是一个结束,是一场马拉松,一次漫长的旅程。 二, 小心“朋友”出卖你 似乎扯了一些高雅的东西,下面是一些八卦的话题,和我们的数字化生活有些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热闹的新闻是纽约州长招妓事件,事件中的主角,应召女郎Eliot SpitzerKristen也成为焦点人物,各大媒体如何搞到她的照片?——答案是从myspace上。 在一个非常在意版权的国度里,无论是传统媒体比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还是通讯社比如美联、路透、还有一些电视新闻网,都纷纷发布了从这个女郎自己的myspace主页上扒下来的图片,还似乎非常有道德地将署名标注为——图片来源:myspace. 但是,作为一个网络平台的Myspace有这些照片的版权吗?当然没有。路透和美联特别对照片的用途进行了规定:只能用于新闻报道。而这似乎并不能改变他们偷取照片的行径吧? 纽约小报new york post 在这场绯闻新闻战中获得了胜利,他们在头版刊登的才不是myspace上那些众人皆知的照片,性感的半裸女郎占据了整个头版的位置,这张照片是摄影师Wesley Mann,一个职业肖像摄影师独家提供给这份报纸的,拍摄于2007年早些时候,据说这位摄影师是此女郎的朋友,他因为这些图片获得了不菲的报酬。

讨论会通知

昨天的那个为什么是肖像?的帖子,里面的留言非常值得一看,Royal的回应 也很有启发。 关于这个话题的进一步讨论,昨天没来的朋友还有机会参与,我在下周一下午,邀请包子来人大和我的学生聊天,大家有空的可以来参加,地点在人民大学西门明德新闻楼407教室,下午两点开始。 顺便说一下,昨天来了很多人,出乎我的意料,因为空间的原因,很多人只能站着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另外,也感谢喜鹊咖啡的场地提供,事先没有料到有这么多人来,也没打招呼,但是喜鹊的mm很是贴心,并没有对我们这一大堆人表示异议。 冬瓜对包子作了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的访问,我已经请他将录音整理后发给我。 再说一下我对包子作品的感觉,我和antonis的看法相同,第一,不喜欢他的广角,我问过包子,一方面,他自己的镜头只有一只10-30mm,另外他觉得广角能涵盖很多信息。第二,不是很喜欢他照片里面过于鲜艳的色彩。但是,包子不是”大师“,我最欣赏他对这一社区所投入的真实的情感,对纪实摄影传统的继承,以及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改造这一地区面貌的努力。包子说:春节的时候,老城的人给他打电话拜年,他感到特别的开心。包子还做了大量的访问,包括视频的记录,正在整理。其实这一地区已经有很多大连本地的摄影师以及其他外国摄影师前往拍摄过,但是包子却是少有的深入到这个项目中的摄影师。 关于肖像的话题,还是从Jean-François Leroy的那段话出发,我觉得需要思考的是这样几个事实: 第一,当下的纪实摄影为何出现了如此热闹的将各种题材泛肖像化的热潮,它的源泉是应该追溯到桑德还是颇受艺术市场青睐的贝歇尔夫妇流派。 第二,在纪实摄影中,肖像似乎成为一种”捷径“——摄影师不必费尽力气和被摄对象相处,同时也摆脱了道德尴尬,他们从纪实摄影的主观还是客观的纷争中脱身,将判断权交给读者,似乎更加彰显对被摄对象的尊重。——是这样吗? 第三,在作为证据的摄影的功能逐渐被消解的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社会纪实摄影,谁在做社会纪实摄影?

为什么是肖像?

昨天包子同学给我传来一份他的硕士论文,是对他所拍摄的大连老城这个项目的文字阐释,里面有一部分探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要拍摄肖像? 包子的作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非常传统的纪实风格(他的广角使用得够厉害的),记录了生活在老城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面临的问题;另一部分则是肖像。之所以分成这样两个线索,有包子自己的考虑: 第一,作为历史档案的肖像: 摄影师James Hill拍摄俄罗斯二战老兵的纪实摄影项目用了肖像的手法,James Hill认为 在二战中有上百万的妇女在救护站工作,但61年之后,她们很多人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认为我有责任凝聚下她们仍旧存在的这一刻,对于我来说,肖像可以完成这一工作,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做到。 另一位摄影师Lori Grinker也在拍摄战争受害者,起初她试图拍摄这些人单独的故事,但是后来也改用了肖像的手法,对此,她认为: 这张肖像似乎就是他们所经历的人生的一个浓缩,我并不是想仅仅展示他们的伤痛,我想让大家看到他们是如何带着伤痛生活。 但是,这种很“当代的”用肖像的方式拍摄纪实摄影的手法开始遭到质疑,法国佩尼皮昂摄影节的负责人Jean-François Leroy发出如下尖锐的批评: 今天的摄影师已经全然忘记了如何拍摄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战争受害者、受到性虐待的孩童、远郊生活、拳击运动员、妓女、变性人、孤儿、吸毒者、移民等等其他一些有关社会、政治、宗教的话题。他们能干什么呢?他们只会拍摄肖像,这些照片已经让我感到厌倦。。。他们按照脚本拍摄故事,那些摆拍的照片,甚至更糟糕的,那些仿照证件照模式的照片实在是毫无意义。没有深度,毫无创造力。 Jean-François Leroy的这段话很精彩,请看三遍。 这个话题在当初我贴出戴世恒的作品猎德肖像的时候,在留言中就有争论。我想再稍微解释一下,对于小戴的这组作品评价我是基于他作为一个大四学生的标准来说的,同时小戴自己也只是从学步阶段开始尝试操作纪实摄影项目,我们的初衷都并非为了创作一部所谓“惊天地泣鬼神”的项目,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完整地做一个项目,而他也达成了这个目标。至于这部作品中的肖像手法的运用,我觉得关键在于“最后的留影”——这是他用肖像的一个理由,我能体会到,小戴拍摄这部作品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理由,在他亲手把这些家庭留影交给离开猎德的人们之时,这个项目的意义也达到了,由于小戴的照片,他们得以保存一段记忆。 而随后我的另外一个学生在拍摄煤矿工人宿舍的时候,他也打算使用肖像的方法,但是我觉得理由就不是很充分,建议他可以再考虑一下。 为什么用肖像?看看今年的荷赛获奖作品,这样的方式太多了,太流行了,而有的时候也就显得太滥了。 第二,促进社会改革目的的社会纪实摄影 包子作品中的肖像风格的照片,其目的是为这些生活在此地,也许即将离开此地的人们留存一份档案。而包子的传统纪实风格的照片则秉承了传统纪实的理念——促进社会改革。 追溯到社会纪实摄影这个概念诞生的时期,这些摄影作品除了有佐证的功能之外,还有着强烈的促进变革的目的。在包子所拍摄的大连老城区内,人们的生活环境非常糟糕,但是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城又不能简单地以拆作为结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包子的拍摄目的。 这种拍摄方法较之上面肖像方式的纪实,在当下已经气势越来越微弱,究其原因,操作周期长、操作成本高、流通渠道少是让很多摄影师对之失去耐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是Jessica Dimmock拍摄瘾君子生活的作品:九楼。 但是,很遗憾的是,包子的这个目的却不是那么容易达到——这是让当代纪实摄影师倍感挫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大连当地的一家报社,其摄影部主任看过包子的作品之后,觉得话题太敏感,尤其是一个外国人拍摄的更敏感,他建议包子去拍摄京剧。 也早就有人谈到纪实衰败的原因,有哪个广告商愿意在自己光鲜的广告旁边陡然出现穷人的面庞呢?

线索

有一些零星的消息 VII开始代理非成员作品,这个从“7”开始的图片社事业蒸蒸日上, 也让从事纪实摄影工作的摄影师在当下这个纷乱的市场中仍旧看到一些希望。此次他们代理的摄影师就有我们以前介绍过的Jessica Dimmock 说到纪实摄影,最近台湾摄影界比较受关注的一部作品是沈昭良的摄影作品集《玉兰》: 《玉蘭》攝影集為首次針對堪稱台灣特有社會現象與文化型態的玉蘭花產業,深入而完整的影像記錄,同時也是台湾自製第一本600線3色印刷黑白攝影集。內容除了藉由對於玉蘭花特殊產業結構的脈絡式疏理,實踐紀實攝影的社會性與時代性意涵,亦透過攝影作品,嘗試紀實攝影在視覺表現、美學轉化與攝影集編輯、印刷作業上的諸多可能。 但是除了封面之外,很遗憾没有搜到更多的《玉兰》的作品。 今早让我比较感慨的是美国一个地方报社摄影师的多媒体作品《无法忘记,2007年家庭悲剧中的遇害者》 ,追忆了当地一年以来50位在家庭悲剧中遇害的人,通过对他们家庭成员、朋友的访谈配以家人的照片以及死者的生活照,充满哀思,也引人深思。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些悲剧本来是都市类报纸用来作噱头吸引眼球的卖点,大多数摄影记者都在为之疲于奔命,以至于麻木,但是在这部作品里却充满了对死者及其家人的尊敬,充满了人性关怀的色彩。

  • 摄影如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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