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 教室

昨天讲座里提到的基金网址： OSI:http://www.soros.org/initiatives/photography getty:  http://imagery.gettyimages.com/getty_images_grants Eugene Smith： http://www.smithfund.org All Roads：http://events.nationalgeographic.com/events/all-roads DorotheaLange–Paul Taylor：http://www-cds.aas.duke.edu/l-t/ Magnum:http://magnumfoundation.org Alexia:http://www.alexiafoundation.org/ 影响报道：http://voice.chinafotopress.com/6th/cover.html

（三）他们的故事 最新的美国PDN杂志的封面故事，题目是《改变现状的摄影师》（photographers making a difference）报道了一些并不仅仅揭露问题，同时还努力去改变现实的摄影师的故事。一个现实问题是，国外摄影师与NGO组织，慈善组织以及通过拍卖募捐的方式，可能在中国可能都会困难重重。但正如摄影师Jonatha Torgovnik看到那些受到帮助的卢旺达人的生活真的发生了改变之后的感慨：“做这些事情，在情感上我真的是精疲力尽，但是同时它又给你带来能量，真的，它给你一种不停朝前冲的动力。” 因此，下面这些故事未必能成为中国摄影师的参照，我的目的也并非是提供模仿的样本，而是希望通过分享这些凭借一己力量而改变现实的摄影师的故事，也为你心中的那个可能很微小的改变现实的计划带来动力。 1，JB Reed的Nuru计划 摄影师JB Reed在肯尼亚工作了一年，记录那些生活在难民营的年轻人的生活，回国之后，他在波士顿举办了一个募捐展览，筹集了两千美元帮助自己的被摄对象。这个项目的拓展是在一个从事金融工作并且热爱摄影的朋友的帮助下，Reed建立了Nuru项目，他们通过出售照片，举办展览以及拍卖会，把所得到的资金捐赠给慈善机构，比如肯尼亚红十字会。除了Reed自己的摄影作品，不少著名摄影师都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在最近的一次募捐中，他们吸引了三百名参与者，获得了两万四千美元的支持。 网址：www.nuruproject.org 2, Benjamin Drummond 和Sara Joy Steele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这两位摄影师认为很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都是从科学的角度展开，而他们则试图从人的个体的角度讲故事，在一些由科学家和环境律师参与的研讨会中，他们也受邀参加播放所拍摄的一些人们和环境的故事，比如监狱的囚犯如何参与环保。这对搭档对这个话题开始感兴趣是从一次对冰岛，格陵兰岛，挪威三地气候变化的采访中开始，随后他们举办各种展览、讲座，把作品制作成多媒体，并且也得到了一些环保组织的赞助，也受雇于一些环保机构为其做环境问题的摄影报道。 网址：www.facingclimatechange.org 3， Cristian Movila的未完成之梦项目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阿根廷摄影师Cristian Movila踏入了癌症儿童的病房，那些幼小生命所遭受的痛苦让他感到震惊，整整用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勉强克制住内心的难过而离开。再次回来的时候他带着相机，和孩子玩耍，拍照，随后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做一个名叫“未完成之梦”的项目，帮助这些身患绝症的儿童，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拍照。他的朋友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他帮助Movila利用这些照片扩大影响，他们在布达佩斯的外国大使馆举办展览，很快就吸引了很多机构和个人介入，他们还通过阿根廷的网球明星伊利耶·纳斯塔塞将这些作品带到法国展览，吸引法国名流的关注。 “当我看到有人在观看展览的时候哭了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使命完成了，拍摄过程中我哭过很多次，我就是想把我的感受传达给别人。” 其他相似项目 flashes of hope: (…) Read more

（二）摄影义工 去三番两次，都是周密当向导。他似乎有一张在官方地图之外的“秘密地图”，跟着他总能够找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而这些所谓有意思的地方并非是花草盛开的美景，就是一些能够坐着发呆的去处。你应该知道，在城市里找这样的地方有多难。 发呆其实也不是发呆，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清零，随后才能装下新的东西。比如，如果你执着于摄影，在适当的时候也应该放下它。 周密是一个摄影义工，他接触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叛逆青年，面对他们，他却从来不会拿起相机，而是把相机递到他们手中。 我还记得，在我们谈论那些所谓边缘人的摄影展览的时候，恰好路过三番艺术学院，橱窗里是艺术家的摄影作品，那些作品的“高尚”和“深奥”和周密的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周密谈到，那个展览是他所看到的最为热闹的开幕式，“摄影师”们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个个兴奋异常，那大概是他们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 周密参与的两个义工项目，一个是Fostering Art，为收养机构那些快满十八岁的青年培训摄影，另一个是camp5里曾经放过的第六街摄影项目，关注的是无家可归和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周密的工作是每周定期去给这些学员上课，肖像，街拍，让他们完成自己的摄影项目，前者他已经参与了将近一年，而后者则已经坚持四年了。 Fostering项目学员Tee的作品 针对这种摄影公益项目，我有一连串的问题：相机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能耐，这种帮助是否真的是他们需要的，他们是否更需要面包牛奶，你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是否不自觉地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 参与讨论的还有李凡，她在纽约的时候，曾在一家医院实习，我常常听她提起自己的“病人”——那些唐人街的住客，那个试图自杀的年轻人；不时产生被黑帮追杀的幻觉，不停更换打工的餐馆；没有身份不能回家，没有人说话，期盼着每周跑到曼哈顿来看病，就是为了找人倾诉。李凡的观点是，那些被命运挤压到生活边缘的人群，如果能够让他们黑白的生命里哪怕有一个亮点，就是有意义的。她提到一个参与艺术项目的年轻人，他的作品在一次慈善拍卖会上出售，而自从参加培训，他就骄傲地向别人宣布：我有工作了。 有工作，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某种时候和面包牛奶一样重要。穷人除了物质的匮乏，还有精神上的单调，他们没有选择，无法接触到生活的多样性，这时，艺术也是一种精神治疗。 而对于所谓优越地位的问题，周密和李凡都提到一个词：分享。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所谓“救世主”，而是把自己的获得平等地和他人分享。这也是社工工作中的两个关键词所体现出来的精神： balance/benefit 能够和一个人，哪怕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所得，那都很好，这是我从他们身上的得到的启发。而你未必也只是付出——我记起昨天在华尔街看到的一幕，高楼大厦的夹道中，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他把一个三脚架支起来，上面放着一个红色的小数码相机，正在专心致志地拍照。我不敢多看他两眼，我怕打扰了他的创作，但是我真希望能够看到他拍摄的华尔街——这个由钞票铺就而成的区域是个什么样子。 “你可以改变”这个标题，重点可以放在“你”上面，这个意思是，无论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哪怕从繁忙乏味的生活中脱身一分钟去“发呆”，这也是快乐的，另一方面，这个标题重点也可以放在“改变”上面，而这个意思是，只要你去做，哪怕只有一个人受益，这个改变也充满了意义。而其实，社会纪实的意义也在这里。 最近一期pdn杂志的封面故事就是《那些改变现状的摄影师》，专门讨论摄影师如何做义工，我买了这本书，明天介绍给大家。

终于能够腾出一些心情写一下ofpix基金的事儿了。 我一直很忐忑，这个“基金”到底是哪门子的事儿？这个问题该怎么向别人解释，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出钱做这样一个基金，ofpix到底是个什么组织？——组织？我最怕别人问我这个。无组织，无纪律可以么？ 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和詹膑都有些“一根筋”吧，当你心里有个小火苗的时候，就应该趁着它还没有熄灭，继续煽风点火，让它着得更大。 基金截稿的时间在9月30日，投稿的不多，我发现还需要对基金的要求更进一步地解释一下，比如为什么要奖励“社会纪实”，当然，这可说来话长了。 （一）社工与纪实摄影 “社会工作”（social work）是我在美国接触的一个新鲜词汇，我家隔壁的李凡姑娘是学这个的。 恕我孤陋寡闻，之前我理解中的社工和街道大妈的工作差不多，顶多算是个志愿者，但是，把它当作一个学问，就有些想不通了。 有一次，看到李凡的一本教材，讲人应该如何面对死亡，老师给她们留的论文是找一本给儿童谈论死亡的图书写书评，还有一个作业竟然是给自己写墓志铭。翻开那本书，我看到了很多摄影史上的经典，比如尤金史密斯的西班牙村庄系列中，那张围在亡人前面祷告的照片。 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些所谓“专业学社工”的含义，这个学问和新闻学其实有一些相似。在新闻学中也曾经有过“新闻无学”的争议，但实际上，两者都需要广泛的社会，人文甚至心理学知识的专业学习，只有在这样的知识储备下，你才能够看清问题和解决问题。我记得自己曾经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做过短暂的志愿者工作，看到那些等待生命终点的老人，我却不能控制自己哭了起来。 不过，社工和新闻工作者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做新闻的总是站在外面看，而社工却需要站在里面，尽管记者随着采访的深入也有可能介入事件，但是从立场上看，社工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确定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对方，而不是站在外面讲故事。 说到立场问题，我想到纪实摄影。纪实摄影工作者究竟应该归类为新闻记者还是社工呢？ 在纪实摄影工作中有这样几种拍摄态度，一种是一直冷静地站在外面，另一种是慢慢走到了里面，还有一种则是一开始就目标明确地站在了里面（比如路易斯海因），最后一种就是所谓的“社会纪实摄影”。 第一种人往往会遭到道德的谴责，比如背负“残忍”，“掠夺”这样的骂名，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没有标准答案，答案应该在摄影者自己心中。 大多数人都会走第二条道路。和马格南摄影师张乾琦有过一些简短的交流，他已经和他的被摄对象成为朋友，那些福建偷渡客没有身份不能回家，他则充当他们的邮差和信使，成为他们和家人之间联系的纽带。 很少人会走第三条道路，因为用相机作为工具进行表达的人，往往第一先考虑摄影，第二才是被摄对象。鲜有摄影师先看到社会矛盾，然后再想到用相机的方式解决问题——或者有这样一些人，但他们并不把自己当摄影师，也进不了所谓“摄影圈”。 Ofpix基金则试图倡导纪实摄影的第三条道路。一方面，传播环境的变化为大家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随着相机的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传播平台的延展，摄影的边界早已被拓宽，它已经从一种“高级表达”变成一支人人都可以拿起来用的“铅笔”，你应该忘了摄影而只顾去说话。另一方面，假如你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拍照，这必定迫使你去寻找更多解决问题的知识背景，比如，去研究“死亡”和“生命”，你会看到的更多，也更为深入。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当下的中国需要纪实，之前的这篇《我要站在纪实摄影这边》主要谈的就是这个事儿。 我们虽微小，但仍然可以改变世界。 明天将会讲周密的社工工作经历，请周密的粉丝搬小板凳来坐到前排。 另外，此次基金的征稿期限延长到十月底，还会邀请社工专业的朋友给基金获得者进行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