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 教室

最近一些话题都与新闻摄影的专业主义和职业精神有关，这使得我们可能需要再来理清“什么是新闻摄影”这个问题，贴出一篇旧文，权当抛砖引玉。 吊诡的瞬间 任悦/文 若真相表面可见，新闻摄影的存在自然合理且正当，来自事发现场的切片，佐证着新闻事实的存在；但新闻摄影死亡的口号，已经从九十年代喊到了今天，在当下这个年景，它日渐可疑。图与真相之间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关系，这并非只是一个小众的看法。你秀出任何一张“决定性瞬间”，都有一堆关于它是否被修改过的质疑。真不知道是事实变得复杂，还是眼睛变得复杂，抑或是摄影这种媒介自身变得复杂？还是说，那个曾经是一目了然的纯真年代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数字技术似乎是新闻摄影的掘墓人，是它把新闻照片从暗房带到了明室，后厨开放了，让你顿时觉得需要再重新看待食物本身。厨房这个比喻我觉得不错，如果照这样看，新闻照片不过是媒体利用各种原材料炒出来的一盘菜，谁能保证其中没有添油加醋？ 不过，一定要把新闻照片和事实真相连接起来的人并不这样想。对于那些习惯接受“假照片”是因为Photoshop的出现而变得越来越多这样一个结论的人来说，《洛杉矶时报》的布莱恩沃斯基(Brian Walski)，就是一个修改真相的坏小子。2003年，在伊拉克前线，他将两张照片合成为一张，为的是增加照片的视觉冲击力，最终合成了一个他自以为颇有张力的瞬间：英国大兵正在维持现场秩序，枪头指向一个企图站起来的民众。 这位《洛杉矶时报》资深摄影师，在伊拉克被就地解职，时间是2003年4月1日愚人节。布莱恩进了教科书，此事件成为21世纪新闻摄影发展的一个标志事件，很多人得出了新闻摄影真实性将不保的结论。 如果新闻系的学生把他手中的教科书朝前翻几页，不知道会不会感到困惑。向来颇受尊敬的摄影记者，《生活》画报的摄影师尤金史密斯（Eugene Smith），在1940年代有这样的言论：“大多数新闻图片故事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布置/摆拍和设计指导，才能够满足画面和内容上的需要。在这样做的时候，记者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创新性，而且，只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揭示真实的事实，这种做法完全符合道德规范。当然，假如这种改变就是为了一个创造更为戏剧化或者叫座的照片的目的，摄影师滥情于制造一种不应该存在的诗意，就是一种歪曲 。” 不仅赞成摆拍，尤金史密斯对影像颇为苛刻，很多照片都经过了重口味的暗房加工。 为了得到一个合乎需要的精准瞬间，或者是新闻摄影行话里的“决定性瞬间”，尤金史密斯的摆拍和暗房加工在当时被认可，而布莱恩所做的photoshop却被认定为造假，是我们对新闻摄影的标准越来越严格了么？ 布莱恩的合成照片，他同事最初看到时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张可以得普利策奖的好照片。 一张照片名垂青史，是上个世纪摄影记者的追求，《生活》画报，普利策，强势的美国媒体，共同制造出一种经典的新闻摄影表达范式：现场目击式报道，带有戏剧冲突的瞬间，画面里却不能有任何主观表达的蛛丝马迹，被摄对象不能看着镜头，以免读者发觉作者在场。经过媒介的轮番轰炸，我们的脑子里净是这样一些画面。 “决定性瞬间”理论的提出者是法国人布列松，但他对捕捉瞬间的看法却完全是无为而治，那更像是一种玄学，决定性瞬间是凭直觉拍到的。美国新闻摄影理论研究者霍华德查普尼克（ Howard Chapnick）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指出，美国人对决定性瞬间一直存在误读，他提到：“对于布列松来说，这是一个构成、图案、光线、元素和事件都组成在一起的一个精准的瞬间。但美国人却把‘决定性瞬间’等同于从动作表情上抓取一种最大限度的戏剧性。” 从霍华德的阐释中可以看到，美式的决定性瞬间是制造出来的，摄影师并非跟随瞬间行进，而是跟着自己的目的行进，媒体在选择和使用照片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 为了“好”目标就可以采取一定的手段，面对时下复杂环境中的复杂人性，尤金史密斯这种“动机论”只能引得摄影记者身陷泥潭，他所驳斥的“为了一个创造更为戏剧化或者叫座的照片的目的”，也就自然在布莱恩沃斯基等摄影记者身上出现了。 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只是展示摄影者眼中的事实，媒体将之偷换成戏剧性瞬间，并且还要让这些在强烈主观意图指引下产生的照片，摆出客观的面貌，一不留神就成为消费主义文化下的产物，要吸引眼球，从而达到售卖瞬间的目的，与此同时，对一个瞬间“决定性”的强调，掩盖了其他瞬间存在的可能，缺乏上下文，再加上一个语焉不详的标题，它又很容易被用作宣传和公关。 一包浓缩的鸡精，无论如何也不能还原成真正的鸡汤，人们在观看照片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对决定性瞬间的吊诡展开思辨的，更多并非是新闻摄影从业者，而是艺术家。尤其是1960年代，艺术思潮活跃，不少艺术家开始使用摄影展开创作，这促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媒介的特性。 法国艺术家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在1960年做了一个名为《坠入虚空》（Leap into the Void）的行为，从空中一跃而下。两位摄影师进行了现场行为的记录，最后的作品由两张照片合成，一张是空无一人的地面，另一张是艺术家跳下的瞬间——地面有十几个学生扯着帆布。此外，在照片拍摄过程中，艺术家的跳跃反复进行多次，这两张照片也是从多张照片中选择出来的。 评论人道格拉斯(Douglas Fogle)把这张照片和布列松的名作《积水的路面》（ (…) Read more

Tomasz Lazar  占领华尔街 昨天，收到一位自由摄影师发来的918游行的照片，同时，一位正在做实习记者的女孩也发来她的文章，告诉我文章所配发的照片也是她拍的。 给前面那位记者回信，我说：“如果有职业摄影师站到这个位置，你就不能在这里拍。”他的照片都是身处游行队伍中拍到的，捕捉各种“有冲击力”的画面，多年以来，我们的摄影记者都是这么做的。但今天，不光是自由职业者，甚至是职业摄影记者，这条路都行不通了。 实习小姑娘的照片后来上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首页，她只上过一学期新闻摄影课；我们更多人是在微博上浏览从现场发来的直播图片。不少摄影记者在发稿之后，会把他们的漂亮照片集纳成一个图集传到微博上，但它们此时的存在只是一个优美的姿态，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说，非常无力和无奈。 前两天，一位摄影记者打电话和我聊到到学校进修的事儿，临挂电话的时候，他说感到压力非常大。 这个职业还怎么干？ 说一下这两天报道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来自腾讯的一段视频：《使馆前的游行》，摄影师是徐阳——当然，这么好看的报道肯定无法在网络上存活，目前这个链接已经找不到了。之所以提及这段视频，是因为在这里，它给了游行参与者一个发言的机会，摄影师采访了抱着孩子的、举着旗子的，这些人谈及他们为什么来这里的原因。这段报道事实很丰富，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播效果，我在其中看到了荒诞，但看留言，还有很多人看到了英雄主义，他们说自己因此很感动。 视频当然和静态照片不同，但除了那些偷盗者、打砸者、除了阴谋论者，游行队伍中还有谁，发生怎样的故事？静态照片是否也能回答这些问题？又有哪些摄影记者曾停下来和他们的被摄对象做了采访呢？ 并非要为这次示威正名——噢，政治的事情太复杂了，早上我试着给摄影师找一些例子，想到了“占领华尔街”的一些照片，除了经典的新闻摄影的报道手法（比如，文章开头那张今年荷赛的获奖照片），有不少照片都是肖像，以下就是几个例子： 1. 摄影：Martin Schoeller 2. 摄影 Vanessa Bahmani 摄影师的计划是要拍1000个面孔 3. 摄影师zuccotti park 拍摄了99个占领华尔街的面孔，并录下了他们的声音：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   在这里放这些例子（它们也有套路化的倾向），并非是将占领华尔街和此次游行类比，也绝不是让摄影记者们拍着大腿惊叫：我怎么没有想到呢！然后照搬这些形式——这最讨厌了！！ 我要说的是，记者是使者，别人没有在现场，只有你在那里，你要把之前脑袋里已经预装的东西卸下来，替代不能到现场的人去看、去听，去问，要有更多元的信息传递出来，才能让读者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判断；我还要说的是，尤其就这些肖像来说，摄影记者要把自己的报道对象当人来看，有太多的报道，根本没有人的存在，只有被符号化的人——好人、英雄、穷人、坏人、疯子，等等。把你不喜欢的人也要当人看，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视，很多人都做不到。 关于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除去对事实的记录——更精彩的记录，在挖掘事实和表达观点和情感层面，中国的摄影记者还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只是，怕很多人并无心在此探索，但他们同时也要知道，那种拿起一台相机就能成为一个摄影记者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Read more

5月15日，法新社捷克籍摄影师Joe Klamar遭遇了他的滑铁卢。在达拉斯美国奥林匹克媒介峰会上，他拍摄了一系列美国奥运会冠军的肖像，这些照片让他成为互联网上诸多人嘲笑的对象。这位在捷克某网站上被评选为年度摄影师，并被称作是：“著名的、个性十足的当代报道摄影师”的法新社专职摄影师，在广大网友眼里，是一个不会拍照的业余摄影师。 更多照片点这里 这难道不是一场灾难？！破烂的背景布，皱皱巴巴的国旗，蹩脚的动作，毫无生气的面孔，滥用的广角，奇怪的拍摄角度……尤其是被摄对象是美国奥运会冠军——这些向来都被神话成英雄的人们，以如此形象示人，更激起了网友的愤怒。 这位摄影师究竟怎么了？ 《达拉斯新闻》一位摄影师的博客日志里记载了拍摄日的情况：“一般来说，每个摄影师拍摄每位运动员都只有4分钟的时间，运动员穿梭在拍摄区的十个影棚之间，这不包括《今日美国》和《体育画报》他们有专门拍摄区域。每个媒体都会分到一个 10×12英尺大小的场地，可以布置自己的灯具和背景布。” 这个拍摄持续了三天，大约一百名运动员参与了拍摄。 拍摄现场 Vernon Bryant摄影 看来，无论是对摄影师还是被摄对象，这都是一次高强度的拍摄。 真不明白Joe Klamar为何如此大胆接下这次拍摄任务，还是说他完全是被逼无奈仓促上阵。浏览他的个人作品集，那是鲜明的通讯社摄影师作品。他的问题在于，这些技巧：剪影、广角、长焦镜头、图案感的构图，全然有赖于被摄对象和拍摄现场。换到一个单调的空间，面对相貌平凡的被摄对象，这位摄影就全无用武之地了。 Joe Klamar部分摄影作品   Joe Klamar赖以生存的拍摄方法和拍摄风格，在过去可能是一个所谓职业摄影师的全部，但今天这些伎俩早被手持单反相机的庞大的摄影爱好者队伍娴熟地掌握。一位职业摄影师被群众戏谑为业余摄影师，这背后故事令人深思。 或许可以把Joe Klamar称作老派摄影记者，他们并未受太多职业训练，能够做的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冲锋陷阵，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累一些视觉表达技巧——简单的视觉趣味，通过拍摄角度、光线和镜头的变换来制造一种画面的美感。究其本质，这些摄影师只会拍自己眼睛看到的，不会拍头脑中想到的。 但这次奥运冠军的拍摄需要的却是全然不同的摄影技巧，要求摄影师全面控制现场：灯光、背景、造型……。归根到底，你要拍你“想要”拍的。在这个过程中，摄影师要对手中的器材要有高度的自信，对运动员姿态的控制则来自头脑里积攒的视觉图库，而4分钟让被摄对象的状态达到你的预期，考验的是人际交往能力。 并非说所有的媒体摄影记者都要转型成一个会用灯具、能够在影棚里拍摄的摄影师。Joe Klamar也可不必在乎这次失败，但这个事件却为一些职业摄影师敲响了警钟。当别人让你拍你想拍的，你是否会发现头脑中却空空如也。 媒体一贯对摄影记者的要求——只要拍下，拍好看，这让摄影记者从未真正接近自己的被摄对象——不曾采访、不曾深挖，不曾思考自己的摄影主题。如果一位摄影师不能控制自己的摄影语言去说自己要说的话，只能拍下现场发生的故事，他的职业地位必然岌岌可危，因为当下任何一个业余摄影师都能替代他完成这件事。 好了，这个话题就到此。说到对摄影语言的操控，让我们脱离实际，思考一些玄虚的问题。网上有人说，这位Joe Klamar先生是不是故意拍成这样，他大概在帮奥运冠军去魅，让我们看到其更平凡的一面。这肯定是玩笑话，不过正好，去看看现场其它摄影师怎样拍摄奥运冠军： 以上为今日美国摄影师的作品，更多点这里 以上为达拉斯新闻的摄影记者Vernon Bryant的作品，更多点这里 (…) Read more

昨天的博客文章提到，今年普利策奖突发摄影获奖照片在刊发的时候，遭到不同媒体的区别对待，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图片编辑恐怕这张照片太血腥了。 关于此类有争议照片的发表，不知道国内报纸是否有操作规定（鲜见媒体内部关于这类新闻图片刊发的讨论），在美国报纸，几乎每一张这样照片的刊登，背后都有一场持久的争论，从编发开始，一直到发表之后。 循着这个话题，最近正好又有一个案例，《洛杉矶时报》头版刊登了一张美国驻阿富汗士兵侮辱尸体并与之合影的照片，并做了相关报道。发表这样的照片对于洛杉矶时报这种“质报”(quality newspaper)来说，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选择。Poynter对之做了一个报道，我尽量结合一些事实，给大家展示这张照片是怎样发表出来的整个过程。 1. 拿到照片 照片是一位匿名士兵发给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David Zucchino，他做了不少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报道，这位士兵读过他的文章因此便把照片寄了过来。一共有18张照片，最后时报选择了2张发表。 编辑部对照片的真实性再三做了确认： 长时间地询问提供照片的士兵，请他讲清楚照片是在什么时间，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与此同时，调查他在阿富汗的身份与相关细节。 通过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和部队的线索，确认出现在照片上的士兵的确是82军的成员。 把照片同时发给五角大楼，官员们也对照片的真实性没有质疑。 图片编辑仔细检查照片，确认这些照片没有被修改过。 2. 五角大楼的介入 记者和编辑与五角大楼做了无数次沟通和讨论。军队和白宫官员在发表这个报道之前几周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报最终决定刊登这张照片，五角大楼请他们要再等24小时，因为他们需要做必要的保护措施，实际上最终一共延后了72小时。 军队指挥官Leon Panetta曾经要求报纸不要刊登这张照片，因为过去曾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类似照片的发表造成敌人对军人的杀戮。 3. 为何要发表 时报在面对这种情况仍然坚持发表这些照片，他们的观点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发表一小部分但有代表性的照片，希望引起读者的关注，看到美国军队在阿富汗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就包括了军人违背军队指令的情况，而这则可能对美国军队的安全造成威胁。” 4. 两张照片如何选择出来的 编辑认为选出的这两张照片应该很明确地反映出军人的行为不端。看过所有的照片，他们把那些非常可怕的，无关的，以及重复的照片都拿掉。去掉实在是过于血腥，以及和这两张照片画面重复的照片。 5. 如何发表 两张照片在时报印刷版和网络版上同时都发表了，其中还有一张出现在头版。 很多媒体都选择只把这样的照片放在网络上而不发表在报纸中。因为他们认为会让孩子看到这些照片，不过有专家指出：互联网对于孩子来说更是他们最容易接触的媒介。 美国报纸在针对血腥照片时，编辑部都要给自己提这样几个问题： 一个人端着一碗早餐，一杯果汁，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会作何反应？ (…) Read more

普利策之前 自从普利策揭晓以来，又有不少照片背后的故事爆出，今天再从“八卦”的角度说说普利策。 1. 和你在一起 美国摄影记者组织NPPA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名为《普利策获奖者在登山的时候遇到自己的被摄对象》的文章，文中谈到，摄影记者Craig F. Walker是在大约一年之前一次远足的时候遇到这位被摄对象。活动的组织者知道这位摄影记者曾因为拍摄卷入战争的年轻人获得过普利策奖，现在正寻找患有PTSD的士兵，特地在登山活动中将Ostrom介绍给他，这位退伍士兵的病情很严重。拍摄也就此开始。 摄影师和他的被摄对象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在其痛苦之时，与朋友产生纷争的时候，他都在其身边，被摄对象晓得摄影师正在房间里拍照片，但却仿佛当他不存在一样。士兵Ostrom在接受NPPA采访的时候谈到：“Craig 在我身边让我很自在……他很快就能和别人熟识起来，但之后又会推后两步，贴在墙上消失，和一只小虫一样无声无息地存在。” Ostrom还同时提到，这篇报道并没有伤害他，反而帮助了他。报道发表之后，很多退伍老兵也联系他，他们说：“嘿，我看了你的报道，这也是我的故事啊。”而这样的沟通对这位内心伤痕累累的士兵也是一种疗伤。 另外，这篇报道在丹佛邮报网站发表的时候，是一个单独的摄影报道，没有文字记者的文章，Walker自己写的报道，每张照片都有详细文字说明，他说，如果只有一个标题，显然不能清晰地讲明这个故事。 2012年 Craig F. Walker和他的被摄对象退伍老兵Ostrom在普利策获奖之后深情拥抱 2010年Craig F. Walker和他的另一位被摄对象Ian Fisher一起，关于Fisher参军的报道让他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普利策奖，但荣誉仿佛也归于了他的摄对象。 （这两张照片让我很感动，拍一组好照片，远不如被一个人理解和接受更让人感到心安。真想煽情地向那每一位在拍摄结束之后，仍然和自己的被摄对象在一起的摄影记者致敬） 2. 从报纸版面到网络空间 Craig F. Walker2010年获得普利策奖的摄影特稿，在其供职的丹佛邮报以足以令国内媒体咂舌的篇幅刊登，一共有三天的报纸集中对这个故事做报道，统共有十八个页码。这组照片的图片编辑当年也获得了美国NPPA图片编辑比赛的奖，到这里可以看到全部报纸版面。 而今年Walker的这组专题摄影报道，则主要出现在丹佛邮报的网站，以大图集的方式展示，一共有49张照片。因为其中有被摄对象在战争中拍摄的死尸照片，影廊特别注明：内有重口味照片，请谨慎浏览（Warning: This photo essay contains (…) Read more

“照片不会说谎，说谎的是图片说明”，当年实习时，曾璜老师的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 关于新闻摄影，当人们试图将讨论变得高深一些，就会扯到“真实性”问题，但奇怪的是，它却经常只是一个口号式的质疑以及口号式的结论，甚至将结论引入玄学，它们往往讨论的是一个未经定义语境的伪“真实”问题。 照片说谎是个复杂的传播问题，并非是“假照片”这样简单。 今天，让我们将讨论归于实处，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观察一张照片如何脱离它原有的语境被滥用的。 瑞士一家杂志在报道当地抢劫案件频发问题的时候，使用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封面，一个脸上脏兮兮的小孩用枪指着镜头，标题是：“罗姆（Roma）人来了。”（上图） 这张封面照片的使用，在瑞士、奥地利和德国引发了一场争辩，许多人都认为其带着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发现照片的内容完全被曲解了，《纽约时报》的博客Lede对这一事件方方面面的声音做了一个综述： 根据一家德文报纸报道，照片拍摄地点其实是科索沃的一个垃圾场，小男孩手里拿的枪是玩具手枪。这组照片是由意大利摄影师Livio Mancini在2008年9月拍摄的，图片原始说明是：这些小孩和他们的家庭靠拣拾垃圾谋生。不管是科索沃人还是塞尔维亚人，都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但是在德国这家名为Die Weltwoche的德语周刊中，不仅照片在封面上被加上了耸人听闻的标题，其所关联的文章也秉持这样的观点：“从东欧来的罗姆人家庭，他们对不断增长的犯罪负有很大责任，他们来了，他们偷窃，他们随后离开。” 在欧洲大约有一千到一千两百万的罗姆人（也被称作吉普赛人），他们往往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Die Weltwoche这份杂志的做法已经遭到瑞士当地反歧视组织和罗姆人组织的投诉。 但尽管如此，该杂志的总编辑对此仍然不以为然，他声称，这张照片是对现实问题的一个准确描绘：“罗姆帮派将孩子用于犯罪，真正的问题是，没有人敢于对此站出来有所指控。” 在这种情况下，摄影记者不得不也站出来说话，这位意大利摄影师公开发表声明，他说自己最近收到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邮件，询问自己是否知道自己的一张照片被使用的情况，他这才发现照片被抽离了语境错误使用，他再次强调，拍摄现场的情况是，这些孩子他们当时非常欢乐，他们的兴奋的举动，完全是因为一个外国人到来所引发。 摄影师去科索沃完成的任务是报道意大利北约维和部队在当地所做的工程建设，他听到一个朋友提到在Gjakova有一些家庭生活在垃圾场，顺带对这个故事也做了报道。 这位摄影师贴出了自己拍摄的其它照片，从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照片里孩子都是欢乐的，而瑞士那家杂志却偏偏挑选了一张“愤怒”的照片。 摄影师Livio Mancini在做科索沃垃圾场报道中拍到的照片，孩子们只是在愉快地玩耍 这家杂志所犯的错误是用一则与照片无关的文字说明曲解照片，把新闻照片当插图来使用。但是，只要是来自新闻现场的照片，它和原初现场之间的关联（时空关系）不能割裂，这种南辕北辙的用法完全是错误的，其强加的观念必定不能被读者接受。 图片编辑们，在你们为一些文章“配图”的时候，当你从图片库中拿到一张新闻照片，将之配在另一则报道中，请三思而后行；切记要尊从照片的原始图片说明。如果不能做到这个，其实像本文案例里的这种观点性报道，在新闻摄影领域也有解决办法，完全可以使用创意摄影的方法来完成报道的工作。

前两日《中国摄影报》发表了我们在临沂做的“三人行摄影记者工作坊”的专题报道，除了授课老师笔记，还有郑丽君所写的文章《媒体摄影记者的深度化生存》，也很贴这个班的思路。 我把自己的文章也在1416贴出来，请大家指正。文章有些长，胆小者莫入。呵呵。 出走 上学的时候去报社实习，走了几家媒体，到摄影部总是要通过一个长长的走廊，两边是文字记者的席位，或者拐几道弯，最终才会来到一个角落——这让我有些失望。 我最终没有选择去当摄影记者，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不太想成为被文字记者呼来喝去的人，等着他们一个电话把我派到哪里哪里——这完全是一种争强好胜的心理在作怪——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编辑部里，摄影记者会成为边缘人？我也不喜欢被脑袋里塞满文字的人称为“艺术家”，因为很显然，编辑部不需要艺术家。 我成了一个逃兵，留在学校里做老师。这时你一定会问我？那你怎么教你的学生？ 我刚刚批改完学生的试卷，几乎每年我都会拐弯抹角出这么一道题目：“如何看待新闻摄影中图片和文字的关系？” 最为政治正确的答案是：图片和文字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信息的传达。 今年我看到这样一份答卷：“新闻摄影应该有一套摄影的方式，而不是文字的方式。用摄影来‘写小说’、‘讲故事’，为它强加文字的逻辑是否合适呢？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做这个回答的是一位一年级的学生，他们上的这门课叫做《新闻摄影》，这是一门通识课，并无培养新闻摄影记者的目的，但是，这些90后的孩子，成长在新媒体时代的新鲜人类，他们对视觉媒介的理解和之前的学生完全不同，从上课的第一天起，我就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不同：视觉已经成为他们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们熟悉并渴望进一步了解它。 我有些欣喜地发现，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了。 教书十年，我一直试图向新闻系学生灌输图片和文字的平等观念，希望让这些以文字脑袋为主的学生提高视觉素养，学习视觉思维，今天，这个任务终于变得不再那么异类，而是颇为理所当然了。 但是，此时再看职业摄影记者的表现，我有些失望，因为编辑部里的“角落”格局，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改变。 纸质媒体的新闻信息生产结构，相对于整个视觉文化的发展，已经显得滞后，只是当下传统媒体需要应对的挑战太多了，严肃新闻遭到挤压，专业新闻主义受到来自公民记者的挑战，职业道德滑坡，报业经营模式遭遇危机。也许，我们的摄影记者遭遇了一个坏的时代。 我恐怕是那个想要“螳臂挡车”的人，因为我考虑的是，如果抛开大环境，摄影记者个体有没有可能率先突围呢？但这么多年来，媒体行业里却没有走出几个能够被称作记者的新闻摄影记者;更令我感到遗憾的是，罕有摄影师操作自己的长期深度报道，不知有多少年轻人还在为媒体版面上的配图忙碌，或者是着力拍摄那些所谓的图片故事，题材仍然是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老套——戏班，杂技团，乡村医生。 新一代青年摄影记者似乎仍然被一种旧制度束缚，是媒体僵化的格局造成的，但也来自对圈子的迷恋，外部环境的不如意，让我们更愿意舒适地呆在圈子里，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以一门手艺的名义，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狭隘的、假想的共同体里。但不幸的是，新技术让摄影变得易用和普及，今天，这门手艺在已经算不上是手艺了。 我把在山东的讲座定名为《建立一个开放的职业观》，我想要谈开放，并非是对这个圈子彻底的瓦解和无视，比如，有人会说“摄影圈没文化”，认为摄影记者应该去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哲学，成为一个杂家，这兴许是对的，但在我看来，它并非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摄影叙事有其自己的法则，这是我们的内核，不必抛弃。我想说的是，掌握这门语言的摄影记者应该面向一个开放的世界，更为自信地从角落里走出来，你手中的语言工具在今天如此强大，应该去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想一想你要说的故事，并做出你自己的评论。 今天的年轻摄影记者，不能把自己限制在旧体制的格局中，而要出走。 鼓励年轻人出走，也许有些过于离经叛道，但这个时代正在分裂成各种细小的碎片，已经成为一个无法被定义的世界，而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成为不能轻易被定义的人，不必给自己贴上某个标签来定性。这个开放世界的观念来自我五年来撰写博客的经验，我有些沉迷于网络，我热爱网络带来的偶然性，它使得我和世界有更多接驳的可能，也能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这种感觉恰好和摄影记者这个职业有些相似，因为其最为美妙的部分就是带你和世界去奇遇。如果我们只拘泥于一张照片的形成，而忽视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其实全然不懂它。 我的一个学生在美国读视觉传播，她说班里都是一群疯子，明知毕业可能找不到好工作，但大家还是沉浸在视觉报道的无穷乐趣里，拍照，讨论，图片编辑……一位同学家长对此大惑不解，也让这个学生倍感压力，他们的老师则扔下一句话：“你已经有这样一份能够纵览人生的工作，要是还能以此谋生，那就更是奖赏了啊！” 我却从来不怀疑我们都会得到奖赏，并且在这个奖赏之上，我们甚至还能对世界做出回报。在《开放的职业观》这个讲座里，我选择了“职业”这个词，而不是“工作”，在我看来，工作这个词儿听起来冷冰冰的，这种以谋生为目标的行为，似乎注定会成为一种乏味的重复，消耗我们的力气，才智乃至生命，最终留给我们一副苍老的身板。但“职业”有另一重含义，它包含着责任，是一种在既定规范之中与世界的互动。我们需要职业，因为它表明我们有用，对他人有用，甚至对未来有用。对于摄影记者来说，职业要求你为他人去做报道，秉持公正，深入到事实的内部。而职业的规范，或者说职业道德，要求我们用理性来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谋生。 不过，当我说出这个话的时候，你自然有很多联想，在当下的现实里，要做到这个太难了。也许从第一步，你可能就走不出车子和房子的牢笼。这个时候,谈职业,似乎在谈理想。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忙碌，完全被工作束缚，我自己却对之毫无察觉，只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对财富乃至地位的追求，是为了寻找一种安身立命的安全感。但后来，一个出国机会让我得以和自己独处,生活也变得拮据，而就是这段清白的读书时光，却让我明白地发现，人最需要的将永远是精神层面的营养，是你对自己的认知，反省和充盈，然后是对他人的回馈。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对它的看重也许会带来苦恼，但追求它却是没错的，因为它是让人之为人的根本。 一位日本年轻摄影师说，中国的年轻人好像已经变得非常物质化了。其实每当我试图告诉年轻人，车子和房子并不重要的时候，我都会语塞。我实在拿不准这么讲是否恰当。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敢于出走、愿意出走，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为此感到孤独，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其实有很多人在与你同行。

那张奥巴马总统宣布拉登被击毙的照片，占据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并流传四方。这个瞬间，可以称它为一个历史瞬间么？ 美联社发稿的时候，图片说明是这样写的： 白宫，2011年5月1日，奥巴马总统在电视讲话之后，向摄影师宣读声明，声称本拉登已经被击毙。 在纽约时报上，这张发表后的照片图片说明则是这样的： 奥巴马总统在周日早些时候宣布，本拉登已经被击毙。 聪明的你，发现了什么？ 这张看似是对奥巴马现场发言的现场抓拍照片，其实并非来自那个瞬间。真实情况是，这张照片是在奥巴马做完电视直播讲话之后，又返回现场，专门面对摄影记者摆姿，然后被拍下的。 你说这是摆拍？假的？ 哦不，这在美国新闻界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程序，它被称作：拍照机会（photo opportunity），是从尼克松执政期开始的。拍照机会有很多种，一种是为了避免在电视直播的时候照相机快门发出噪音，以及摄影记者跳来跳去分散演讲者注意力，通常先把摄影记者阻止在现场之外，然后专门设定一个机会让摄影记者拍照，这同时还可以严格控制照片的拍摄环境。 不过，这次本拉登事件，将会成为美国政府历史上最后一次在电视直播后再摆拍的行为。因为白宫发言人Josh Earnest 宣布，他们将结束长久以来执行的这个重现电视发言现场给摄影记者拍摄的政策，因为这种安排实在是一个坏主意。 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巧合，这个宣布出现在路透社的记者Jason Reed的一篇相关博客发表之后，这位记者当时就在白宫，他形容了摆拍的过程： 当奥巴马总统在摄像机前面做9分钟的电视演讲的时候，我们都被拦在外面，并被要求要保持绝对安静。直播结束之后，我们被安排在演讲台前面，总统再次走出来，再现了他的发言的前30秒钟让我们拍照。 ”这种做法已经持续了50年了。”福特执政期的白宫摄影师David Hume Kennerly谈到，“从尼克松到卡特到里根，这不是坏事儿，它应该还会长久这样下去，不过，所有的摄影师都应该在图片说明里讲清楚。” 但是，图片说明能够拯救一张“假”照片么？急功近利的媒体会坦诚向读者交待照片的实质么？正如同开头所提到的泰晤士报的图片说明，编辑部打了一个擦边球，隐瞒了照片并非是一张“现场直播”的照片的事实。 美国新闻记者杂志（News Photographer magazine）的Donald R. Winslowd指出：“不能因为我们一直这么做，它就是对的。它过去是错误的，现在也是错误的。” 这个一直以来的错误，在新闻摄影公信力越发遭到质疑的当下浮出水面。 不过，摄影记者的争论还在持续，有些人认为，这个一步的前进，大概意味着四步的后退，因为这种事后照片没有了之后，又出自维持现场安静的考虑，可能摄影记者就得不到任何现场的高质量照片，媒体只能用糟糕的通稿。还有人质疑，摄影记者在现场就会影响总统发言么？如果总统的神经如此脆弱的话，那他该换个工作了。还有人提出，我用的是莱卡，声音很小…… 在电视直播现场，的确有两位摄影师在场，他们是两位白宫摄影师，Pete Souza 和Chuck (…) Read more

今早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 Henry Leutwyler 这是一组挺不错的照片，起码可以让我凝视一会儿。迈克杰克逊镶钻手套，磨损的鞋子，领口都有些变形的礼服——不完美却反而暗示着曾经的主人的气息，华丽、但同时也充满了对生活的厌倦，乃至嘲讽。这是摄影师Henry Leutwyler的作品。 因为某个杂志的任务，2009年，Henry Leutwyler接触到迈克杰克逊的一些遗物，并因此着迷，又再次争取到拍摄机会，拍摄了他的衣服和用品，最终结集出版，书名《遗失的永无乡》（Neverland Lost）。 Henry Leutwyler 在我看来，迈克杰克逊所代表的流行文化，是流行文化的一段纯真年代，它尤其是给那些生活在没有“大众”更谈不上“大众流行文化”社会里的人们带来一个梦幻之岛，当人们崇拜，追随，模仿这位摇滚迈克的时候，与其说是娱乐，倒不如说是一种对个体的确认与张扬。 迈克精神的变异和大众流行文化的堕落，以及混杂在其中的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目的和动机，在下面这个故事里变得非常明显。 2007年，菲律宾宿雾省一所监狱犯人仿迈克版本的“战栗”（Thriller）在youtube上迅速走红。在这个条件艰苦，生存恶劣的监狱里，集体舞是其新到任的长官所烧的一把火，他认为这是让监狱获得和谐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此前，监狱曾有过犯人发起示威抗议糟糕的生存条件的事故。而这个新式集体舞大获成功，独辟蹊径的思路而让这个监狱声名远播。迈克去世的时候，犯人们又再次为祭奠这位娱乐之王而集结。 对于监狱长官来说，他获得了名声，对于大众来说，他们看到了乐子——那是一群真正的犯人，是曾经杀人越货的犯人在跳战栗，而对于这些囚徒来说，因为参与了舞蹈演出，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比如，一双鞋。 还能有比这个更为多赢的生意么？ 唯一不开心的是索尼，作为战栗音乐电视的版权所有方，他们觉得犯人的舞蹈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但这段颇为流行的视频根本无法从网络上铲除。最终，索尼干脆和监狱方合作一起合作推出了新版的战栗，较之以前的版本，视觉效果更好，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前排演员被替换成了专业演员，他们一直是迈克杰克逊的专业伴舞。 现实的娱乐，变成了娱乐的现实。 不过，这种植入娱乐的做法，手法还略有生硬。看过今早的一篇关于战地摄影的报道，我担心以后参军的年轻人是否能够分得清那并非是游戏。 拍摄战争多年的战地摄影师Danfung Dennis 正在做一个app，名叫Condition One，用户在ipad上装了这个程序就可以通过触碰平板电脑，操控镜头指向，全方位看到摄影记者在战地现场所经历的一切。Dennis用一大堆溢美之词形容了自己的这个新发明，比如把新闻摄影报道的技巧和电影制作相结合，一种浸入式报道，等等。其原理是摄影师在拍摄现场的各个角度装了一大堆相机，然后通过遥控的方式操纵拍摄，后期再整合编辑。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报道战争的新方式，从何种程度上，我们需要这样全方位地，真情实景地观看战争现场？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试图充当战争调停人的战地摄影记者，他们的目标无非是让我们厌恶战争，而这个声音正逐渐被娱乐的喧嚣所淹没，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人相信，这是现实。

Getty博物馆开幕了一个以纪实摄影为主题的展览，题目叫做“热忱的观察家：六十年代以来的纪实摄影”（ Engaged Observers: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Since the Sixties ） Artinfo写了一篇评论，少有的在一个艺术媒体上看到对纪实摄影的解读： “这个展览将满足观者的好奇，告诉他们在当下这个被photoshop改造的新世界里，纪实摄影时代的传奇。在那个过去的年代，公众对照片的真实性充满了敬畏，印刷媒体用精选的少数照片聚合观众，但时至今日，它们已经被大规模无穷尽的公民自己生产的影像淹没了。” 这段话很是有趣，它让我感到，如果置身这个展览，仿佛是在博物馆里观看印刷时代媒体的遗产。 Susan Meisalas’s “First day of the popular insurrection, August 26, 1978, Matagalpa, Nicaragua,” 1978 这笔遗产的价值在哪里？ 从玛丽艾伦马克对流浪少年的报道，到尤金史密斯关注的无良企业制造的环境灾难，让人感慨的是，这些社会问题到今天仍然是问题，但随着印刷媒体权威的衰落，这些昔日被连篇累牍报道的话题，却渐渐失去了关注，它不可能再成为财政不断缩水的传统媒体的宠幸，在网络上，它自然也不能以这种“陈词滥调”的面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Mary Ellen (…) Read more

Tom Stoddar摄影 一家公司又为媒体提供了一个新鲜的网络应用，它的基本路径是：图片是网络上最受欢迎的信息，那就把读者的目光锚定在图片上。 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福克斯体育（Fox Sport）已经应用了这个高科技。网站访问者在阅读照片的时候，只要轻触图片，就会出现一个信息模块，分成Twitter,Yutube等栏目，社交网站上与此照片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在点击间获得，显示在图片上面。 这些新玩意儿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每天层出不穷。 看到图片的价值在网络上变得如此重要，新闻摄影记者们是否应该为此欢呼雀跃呢？ 且慢，且慢，你再仔细看，是什么样的照片被得以重用，推荐这项新产品，开发公司使用的是一张体育明星的照片。 当一切为了点击率的时候，被新技术武装的新媒体能为新闻做些什么？它能够让深度报道和严肃新闻传播得更快更广么？ 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新媒体的论坛，看了一些内部资料，这些多媒体作品做得非常精彩，有的是记者在矿难现场的录音，为拯救生命发出的呐喊声嘶力竭，有的是强拆现场市民自己的录像，粉尘包围下一个人颤巍巍地从将近倒塌的楼房中走出，跪地。可是，这些信息，并没有在网络上大肆传播，也没有管道能够让我阅读，它们再沉重，生命力都无比短暂。 有没有可能让好新闻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实现商业价值？对于后一个问题，曾多次担任荷赛评审主席，曾任马格南图片社负责人的 Neil Burgess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关于新闻摄影死亡这事儿我听了30多年了，今天我就大胆走上前一步，宣布，新闻摄影在2010年8月1日，正式死亡。阿门！” 他的这篇发表在英国编辑记者网站上的文章，对新闻摄影行业在媒体中的状况，做了入木三分的评判： “去年，7个英国摄影记者赢得了荷赛奖，但是他们没有一位是受英国媒体资助的，不过，这不是英国的问题。你可以翻翻时代和新闻周刊，那才叫一个笑话。我真的不敢相信它们还能在报亭里卖出去，我怀疑，它们的存在只是因为那些学校图书馆忘记取消订阅罢了。尽管它们有着一堆有着显赫名头的摄影记者，但是它们做出了多少好的图片报道呢？” 而他最后的这段话则点到了实处： “在全球各种报刊媒体上，我寻遍了新闻摄影报道，却没有任何收获。它们也刊登了一些很像新闻摄影的东西，但是拨开表面，你会发现，这些作品背后都是来自媒体以外的财政支持：是NGO的支持，或者是摄影记者自己掏钱做的项目，或者是摄影记者做自己画册的一部分，以及展览的片断。” Neil Burgess  发言的核心是，对于一个媒体组织（报纸，杂志）——需要不断吸引眼球，经营发展，对于这样的组织机构而言，新闻摄影已经死亡了。无论是新媒体还是旧媒体，别看它们被新技术裹挟着热闹纷繁，但当它们的目标是逐利（力）的时候，就难得去谈公共利益了。 当然，新闻摄影还是存在的，但它不再是一份职业，而是出自良心，出自社会责任心，它依然存在，未来，做深度摄影报道，也许会变得越来越像从事公益事业。Neil因此警告那些即将踏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别指望从这个工作里赚钱。” 话说得这么难听反倒好了，霍金不是刚刚预言么，地球也就200年的日子好过了，除了钱，总还要有些别的追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