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 教室

他的个性里交织存在着坚硬和宽容，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行者，一个生命的孤独的过客。尽管他不让人们与他过于接近，但是他仍然和朋友之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但如今，你可以感觉到，他的生命如同他的摄影，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他在布拉格的新家则是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他不再整日漂泊，这是他艺术创作的源泉，但已经是他年轻时的故事了。 最近十年以来，人物已经从他照片中消失了，他现在痴迷于用宽画幅拍摄风景，通常是自然环境中被荒废的工业化景观。在纽约的光圈和Pace Macgill画廊他有两个展览即将开幕。他的一个长期项目，记录皮德蒙特山附近村庄变迁的摄影项目也已经完工。他正考虑去以色列完成一个拍摄任务，内容有关“安全墙”侵占巴勒斯坦土地的故事。 “假如我能去那里”他说“我不会把这堵墙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拍，而就是从它对土地的侵占入手。它是一个纪念碑，我觉得这是人类文明的失败。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题，但是我还要知道我拍摄的照片最终会用几张，我的控制权有多少。这是我从布列松那里学到——你总是要对钱是从哪里来而心存警惕。” 当我们在他家附近的一个酒吧又灌下一杯啤酒的时候，我感觉寇德卡已经对所有的问题感到不耐烦。但是提起布列松，他又再次陷入了回忆。早些时候，他曾经给我看过一封这位法国大师在寇德卡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写给康奈尔卡帕的信，说得很简单：“来人是一个疯子，他的名字叫做约瑟夫。” 他和布列松之间友谊的基础是什么？寇德卡想了很久：“我们总是在争吵干架，”他说着仰头大笑“他试图教我如何去思考，我告诉他我的真实想法，然后他就大叫，我家里怎么能有这样一个人存在。这就是通常我们在一起的场景，然后很快我们就把这都忘记了。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不认为他对我有任何影响，只是他教我理解职业人士是如何工作的。他更多教会我的是如何做人，这是言语难以形容的。他不断质疑一切事物，而他同时对我又是那么的宽容。” 这不是头一次，寇德卡的眼睛湿润了，他又喝了几口啤酒，继续说：“有一次，亨利（布列松）从巴黎给我打电话说，约瑟夫，柯特兹来了，你一定要和他吃个饭认识一下。他向来奉柯特兹为大师。我却说，亨利，我喜欢他的照片，但是我不需要去见他。电话被挂断了。但是很快他又打回来，他说，不，你不知道，你必须见他，因为我们三个，我们是一伙的。当时，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儿，而现在，当我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回望这个故事，我能感觉到一些他说的话的内在含义”。 (完)

从那以后，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就充斥着寇德卡的生命,这也使得他一直在不断地变动，迁移。1970年代，他来到伦敦，英语说得很糟糕，同事马格南摄影师David Hurn在Bayswater有一大套房子，这里最终成了他的大本营。 “这房间有一个昵称，‘流浪者之家’”Hurn介绍：“那些生活艰苦的摄影师都会到这里来借宿，睡在地板上。寇德卡是Elliot带来的，他一直在帮他逃离捷克，我当时理解，他会在这里住几周的时间。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询问我能否用我的暗房冲一些胶卷。但是没想到他拿来了800个卷。最后，他在我这里断断续续住了将近9年。” 冬天，寇德卡会呆在伦敦，而夏天，他则背着背囊和睡袋在欧洲旅行，他在Epsom的赛马会和Appleby的马市上拍摄吉普赛人，也在 St Patrick山和爱尔兰的Lough Derg拍摄朝圣者，也曾拍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吉普赛艺人，他只身一人旅行，没有行李，没有钱，累了就睡在地上。和所有伟大的摄影师一样，他有一双能够发现细节的眼睛，并且能够将其归为一种秩序，尽管他的报道都是匆忙的，但是却都在他的精准控制之下。有一张照片从我看第一眼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那是一个戴手铐的年轻吉普赛人，满脸困惑地独自站着，画面中间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站着一排人，有几个看起来像是警察，他们似乎在看守着这个人，空气中充斥着怪诞的气氛。而这个男人，他因为谋杀自己的妻子，刚刚被捕。 那些吉普赛人都管寇德卡叫浪漫的偷渡者。“我只拍摄那些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他说，“我从来不做任何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不给杂志拍，也绝对不拍广告。不，我不会那么轻易放弃我的自由。我也不会拍战争，我对暴力不感兴趣。当然，如果我现在就在格鲁吉亚的话，我会拍摄下那里发生的事情。” 他停下来，摇了摇头，又倒了一杯酒“你知道，人们常说，噢，约瑟夫，他是一个永远的局外人。但是，与之相反，我一直都试图成为一个局内人，不管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一个摄影师，我是我周围一切事物的一部分。” 寇德卡1938年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有400人的村庄，和另一个著名的捷克流亡文学家米兰昆德拉住得很近。小的时候，他喜欢民间音乐，喜欢飞机，也对当地一个面包师傅拍摄的家庭合影充满好奇：“自从我看到面包匠的相机，我就每天到森林里采草莓，卖给冰淇淋师傅，这样我就可以存一些钱，买一台我自己的相机。” 当他到布拉格学习机械工程的时候，寇德卡受到了Jiri Janicek的影响，他给学生组织了一个摄影俱乐部。很快寇德卡就开始为一家名叫Divadio的戏剧杂志工作，就是在这本杂志，他发表了自己第一组照片：艺术家们彩排时候的近景肖像。不过到了1967年他干的工作是在布拉格做航空机械师。“那太有意思了，我和热爱摄影一样热爱航空，”他继续讲道：“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如果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我可能就会死掉。我没有当老板的野心，想着要为所有人的安危承担责任我就害怕。而挂着一台照相机，你就是你自己的老板，你只对你自己负责。你可以一个人带着相机游荡，没有人会责怪你。” 从68年事件之后，寇德卡开始自己的流放生涯，现在是马格南的正式成员，他和图片社的创始人之一布列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他仅靠一些小的基金和奖金持续地跨越欧洲记录吉普赛人的生活。在旅途中间，他会到马格南的巴黎总部呆几周，睡在桌子底下。他告诉我，他的先父曾每个月都给他送来家酿的Slivovic酒，“那是一个小塑料瓶子，上面用捷克语写着‘醋’，他想这样我可以不用付税。”很快，寇德卡在马格南赢得了一个称号“酿酒专家”，“那个酒，第一杯下肚，没有人能够呼吸”他说着，陷入了回忆之中：“第二杯酒下肚，所有的女孩都开始在地板上跳舞。” 寇德卡对自己持续不断的旅行毫无悔意：“在英国，吉普赛孩童总是问我两个问题，你睡觉的时候穿衣服吗？你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家人朋友是什么时候？他们是一些游牧民族，但是他们每年都会回到同一个地方，以期看到自己人。我知道，他们很可怜我，因为我无法做到这点。” 当我问起David Hurn，寇德卡是否得过乡思病，他回答：“约瑟夫不是那种人，但他有时候会陷入沉默，心思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他总是会偷偷溜到厨房把马铃薯磨碎和香菜籽和在一起。“他似乎一直喜欢吃这个，就好像他总是要睡在地板上，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种虚伪的罗曼蒂克，直到后来他妈妈从布拉格来看他，她不会讲英文，有个下午她说了一些什么，我让约瑟夫翻译，他说，‘我妈妈说，她好想吃一大盘土豆末香菜籽。’” 尽管他从来不曾和女人维系长时间的关系，他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的三个不同的母亲分别来自三个国家，两个大女儿，还有一个13岁的儿子。最近当老师问男孩子他父亲是谁，他回答：“他是个游牧者。” 寇德卡会特别骄傲地谈论自己的孩子，但是其中可以看出有着隐隐的内疚，“听着”他说，“我不是一个居家男人，我也不可能成为居家男人，但是我非常高兴我有孩子，而且也希望他们为自己的存在而开心。从一开始，我就和孩子们有一个约定，那就是我不能一直陪着他们。我告诉他们，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属于他们，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最好能够忘记我的存在。” （还差三段，吼吼，原来翻译篇文章如此之累）

寇德卡，他那依然年轻的脸庞被一头散乱的白发包围着，他的行为举止看起来要比他实际年龄年轻20岁。他是一个慷慨而好客的人。他把自己在布拉格郊区的房间给我住，并且坚持要付我们午餐的钱。他最为著名的就是从来不肯接受太多的采访，他的沉默让他始终带有一些神秘感。不过，今天由于酒精的作用，他却一直是妙语连珠。 寇德卡从巴黎的居所重返布拉格是为了筹备他的1968摄影作品展，展览在旧城的礼堂里举行，此时距离苏联入侵整40年，他在今年稍早的时候还出版了一本书，名叫“68年的入侵：布拉格”（Invasion 68:Prague），书中记录了布拉格人民那7天的生活，无论老幼都涌到街头抗议苏联入侵。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愿意回忆这件事”寇德卡说“但是我想现在应该是可以开始追忆的时候了，假如这本书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我很高兴。捷克人不像你们爱尔兰人，我们并不是那么有勇气去和不平等去斗争，但是正如我的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那一周，我们都对自己的行为非常自豪。” 那一周，三十岁的寇德卡在布拉格街头极端的情况下拍了5000张照片，一个俄罗斯士兵朝他射击，最后因为拥挤的人群的掩护才得以逃脱。在展览结束所放映的一部短片中，你能够看到一个年轻且骨瘦如柴的寇德卡站在一台俄罗斯坦克上，正在拍摄一个捷克人挥舞着一面抗议的旗帜。 有一些照片里的被摄者也出席了展览，其中包括那个把手臂放在照片前景处的男人，背景是空空的布拉格街头，他的手表表明了入侵的时间。“都四十年过去了”寇德卡说“我不记得他们，他们也不记得我，记忆真不可靠——但是，你却可以相信这些照片。” 当时他对“新闻摄影”这个单词根本就没听说过，“我没有看过生活画报、巴黎竞赛画报，我只是感到自己迫切需要把这些我深陷其中的事实拍摄下来”他使用一台非常简陋的Exakta相机，从一个朋友那里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来一堆电影胶片，将其剪裁开，钻进布帘里再把胶片上到相机里。“我必须跑回家里才能重装胶片，我总是担心这样会错过很多画面。不过有一次，大概这反而救了我的命，当时我正在装胶片，就听到外面响起了爆炸声。不过，真的简直难以置信，现在全世界的人恐怕只看过我这些照片中的10张作品。” “最开始，我并不想做书和展览。”他说道“我认为我已经选出了最好的10张照片，说实话，当我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没有发现比这10张更好的。那10张照片有着普世的价值，在其中，谁是俄罗斯人谁是捷克人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有人拿着枪，而有人没有。” 但是，这些没有公布的照片却依然很重要，他们是20世纪历史上这一重大的事件的视觉证据，那一周，人们经历了政治和情感的危机，事件最终导致一个国家随后20年的发展历程发生了改变。在那些精致构图的画面中，一张又一张，寇德卡捕捉了那些抗议人群所爆发出的能量，从强烈的不满到激烈地抗争，随后又突然地消失，这个变化过程都被他记录了下来。“我现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我真的不相信它们是我拍的。当时马格南也不相信这照片是一个人拍的，哪里都有我的影子，因为那时候我不管走到那里拍摄照片，都感觉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张照片等着我。我几乎没有时间考虑自身的安危。” 有一张照片他拍摄到了一个羸弱的老人正准备去工作，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但是却突然停下来捡起一块鹅卵石砸俄罗斯的坦克。在另一张照片中，一个年轻人把衣扣揭开敞开胸膛，似乎在让坦克里紧张的士兵朝他射击，还有一张，一个漂亮的女士正在和俄罗斯军官争辩，对方神情傲慢。 “事实上，我并不恨这些士兵”他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和我一样年轻，我们都生活在同样的系统中。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同样也会在我身上发生。他们可以在一个清晨把我弄醒，把我送到华沙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其实我们没人是自由的。” 从那以后，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就充斥着寇德卡的生命。 （未完）

英国卫报刊登了一篇寇德卡的文章，挺不错，本来想再发起一次联合翻译，但是自己特别想看，干脆还是我自己翻吧。争取两天弄完。 40 years on: the exile comes home to Prague 作者Sean O’Hagan 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40年过去了，我们再次与寇德卡相见，就是他，拍到了发生剧烈变动的那一周的场景，并从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摄影记者之一。   1969年，那是俄罗斯的坦克开进布拉克城内之后一年，寇德卡和一个捷克剧团访问伦敦。一个周日的早上，他在附近散步，忽然看到剧组的成员都在买泰晤士报的周末画报。擦肩而过的时候，他非常吃惊地发现，人们正在看一些惊人的照片：苏联入侵布拉格，并引发了街头的抗议。这些照片已经成为20世纪这一关键事件的重要历史记录。 “他们也把这些杂志拿给我看，杂志上说照片是布拉格一个无名摄影师拍的，如今已经偷渡出国。”寇德卡说着，并且摇着头，看上去仍然无法让自己相信现实“我有口难言，那些照片其实就是我拍的。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不敢回捷克了，因为我知道假如他们想找出这个无名摄影师，他们肯定会做到。” 在返回布拉格之前，寇德卡就开始为自己的离开做准备。他先是联系了马格南图片社，就是他们把那些照片发表出去，并且署名为PP（布拉格摄影师的缩写），以避免他和他的家庭受牵连。马格南立刻给捷克文化部写了一封信，说他们要给寇德卡一笔基金，奖励他在欧洲各地拍摄吉普赛人的生活。这个方法很奏效。到了1970年，当他的签证已经失效的时候，寇德卡还是没有回国。如此突然地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吉普赛人，不断地迁徙，转移。 寇德卡所经历的旅程大概是20世纪摄影史上最伟大的。当我和他在其布拉格新家见面的时候，他在墙边一排箱子里找到一张皱巴巴的地图，上面用墨水笔标注出如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旅程，记录下他穿越欧洲和其他国家的痕迹。其中布满他手写的字迹，那是在旅途中参加各种节庆和聚会的感悟。这张地图的起始时间是70年代，如今看起来好似一份特别的艺术作品——从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其实，蕴含在寇德卡照片里的那种无根的烦乱以及重获另一种自由的独特感受，那是真正的艺术。他的著作“流放”，这个标题就是寇德卡自己以及他的被摄对象的生活的体现。 “那17年，我不需要付任何房租”他说着，大笑起来，同时举起一杯slivovic酒，那是他为了迎接我的到来调制的一种白兰地酒“就连那些吉普赛人都十分同情我，他们觉得我比他们还可怜。晚上，他们睡在帐篷里，而我却以天为被。” 寇德卡的流放生活已经过去了38年，距离苏联入侵布拉克也已经40年，寇德卡终于在布拉格有了一个“家”，这套公寓位于城中心附近一个安静的广场的拐角，对面是一个教堂，他十分骄傲地告诉我，德沃夏克年轻时曾经在那里作曲。他的家光线充足，通风很好，更像是一个工作室而不是休息的地方。成箱的笔记本被严格的分好类摆放着，显现出其主人的心思缜密，“寇德卡是一个极其严谨的人”他的好朋友Eliott Erwitt说，“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孤僻古怪的人，他的思考方式异于常人，从他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他看世界的方法完全不同” 这个70岁的老人，他和自己的老伙伴布列松一样，成为带有神秘色彩的摄影师。他同时和另一位摄影师弗兰克罗伯特比肩，已经成为20世纪报道摄影史上最后的浪漫。他和弗兰克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吉普赛人是我拥有的第一本摄影画册，尽管我都忘记了是如何得到这本书的，但是我始终记得它对我的影响。我当时正在伦敦学英语，吉普赛人这本书比其他任何当代文学著作都更吸引我。就在这次采访之前，我又重读了这本书，发现在那些充满本真色彩的照片底下，仍然蕴含着力量，且是那么的忧伤。寇德卡的照片中总是充斥着这种美丽的忧伤，葡萄牙人管这个叫做saudade，在葡萄牙语中意为对于不存在或曾经存在的事物的一种模糊的和持续不断的盼望，在英文里没有词语能够对应。 当我提到这些感受的时候，寇德卡点头称是：“我儿子的母亲，一个意大利女士，她曾经告诉我，‘约瑟夫，你这一生，不断积聚能量和忧伤，你同时把它们都扔到脑后去，不过，它们却依然装在你身后的背囊中，在你拍照的时候全都跑了出来。’兴许她说的是对的。”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