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做了第二个workcamp，是公益主题的，也是“让影像发声”系列主题活动的一部分，一直还没有来得及和大家汇报情况。主要原因是摄影师的作品都没有做完，正好赶上过年，我们就延续到这个春天开始之后再收尾了。 《将逝的村》李智 摄 合作公益组织 同心希望家园 2010年 “让影像发声”是2009年我们在奇遇花园咖啡馆做的一个主题为“公益＋摄影”的小型摄影研讨活动，中间有三场讲座，另外还有四个摄影师实验性地和四个公益组织联合，从公益组织的关注点里切入，拍摄一组图片故事。 邢江 摄影 合作公益组织 花旦工作坊 2009年 到了2010年，“让影像发声”这个活动，一方面在线上举行摄影师和公益组织合作的经验分享，另一方面则融入了“workcamp”公益工作坊。在工作坊中，我们利用三个周末给摄影师做了三场讲座，邀请公益摄影师刘浚来分享经验。工作坊期间，对摄影师的照片进行逐个点评和编辑。参加的摄影师有9位。不过，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有些摄影师退出了，这比较令人遗憾。 办一个活动蛮复杂的，即使是不到十人的微型活动。詹老师每周都在繁忙的周末给工作坊腾出一个专门的空间，刘浚分文不收跑来讲座，而吴育琛则做了很多工作坊的杂事……这不是一个感谢贴，写跑题了，但新春再度启动这个工作坊，还是蛮感慨的。也希望参加的摄影师能珍惜这个机会，可以提意见，但别轻易放弃。 工作坊最该感谢的还有朱朱，她负责了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联络公益组织。向公益组织推广纪实摄影的理念，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操作方式也并非容易。朱朱是我们的亲善大使。最近她又发来邮件，现在有一家公益组织很乐于参与我们的活动，因为已经错过了工作坊，我就在这里招募一枚摄影师，以后这种招募也可能不定期会出现，就让这个活动细水长流。 公益组织： 乐龄合作社，地点在北京 公益理念： 乐龄合作社 成立于2006年底，是一家针对中国老龄化问题，致力于推动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民间公益机构。2008年底注册成立北京乐龄老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机构愿景：让老人在家中享受乐龄年华。机构使命：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致力于改善居家老人的生活质量。 让影像发声征募： 一位愿意关注老年人的内心，关注有关老人的细节故事，比如：老年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彼此那种看得很开又和生死相连的情谊故事，关注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养老问题的摄影师。 杨天乙导演的纪录片《老头》 参加活动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1，报名（请发邮件到ofpixcamp@gmail.com，提供您的20张作品小图，或者作品链接，提交一份为何要参加这个活动的阐述，提交一份个人简历），从此帖开始，报名有效期是10天，下周日截止。 2，入选后得到指导，并协助摄影师联系公益组织 3，加入参加让影像发声活动摄影师社区，一起讨论照片 4，完成的照片在1416教室公布，并一起寻找媒体发表途径。 5，摄影师作品的公益性体现在： a，通过影像报道促进社会对相关问题的关注。 (…)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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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影像发声（三）：这台相机是你的，拍你想拍的吧！
几个志愿者把一些胶片傻瓜相机带给云南一所边远小学的孩子，他们开设摄影课堂，让孩子透过取景框来观察世界。 并非只是把相机当做玩具，他们非常用心地启发孩子观看生活中所热爱的人，事，物。 “这台相机是你的，拍摄你想拍的吧！”我能想象，这个小小的特权给孩子们带来的快乐。 这篇文章是“让影像发声”沙龙的第三篇文章，在这个系列里，我们关注那些用照片帮助人的摄影师和他们的故事。 作者：Velma Cao 2009年，我带着5台胶片傻瓜机，39卷胶卷，来到云南迪庆州维西县叶枝镇同乐完小。 受Zana Briski 拍摄的纪录片“Born into Brothels”(贫民窟里的小小摄影师)以及之后她创办的“Kids with Cameras”公益组织的启发，我也决定在支教的短短几天中，教会孩子使用相机，让他们记录自己的生活与身边的人。 “真想开心地到处拍照” 第一节摄影课是在8月8日。我拿出事先打印好的将近六十幅照片，这些照片是Zana在印度红灯区教那里的小孩拍摄的，因为他们与同乐完小的孩子们年纪差不多，也一样生活在贫穷且缺乏教育资源的状况下。 我让孩子们自己把照片先贴在教室的墙上，希望他们能够动起来，并且从一开始就能与照片有种亲密感，而且同学之间的互相走动互相交流手中的照片也能够促进大家对相片的关注与意见沟通。 照片贴完之后，我又要求孩子们继续走动，仔细地观察每一幅照片，并且写下“最喜欢的”、“喜欢的原因”以及“如果自己有机会，将希望拍摄什么内容”这三个问题。大多数孩子非常活跃，但是仍然有一些孩子（特别是女孩子）非常腼腆，只是在自己的座位上前后左右地看周围的照片。 小纸片收上来之后我发现，最受欢迎的一张照片的内容是小兔子，其他受欢迎的大多也是动物类题材，因为当地人家每户都养了许多动物，孩子从小就接触小动物，与自然也就愈发亲近。在孩子们交上来的反馈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孩子的答案，他最喜欢的照片是一棵树，因为“它会自己长大。”也有一位女孩子，在答案后面也加了一句“真想以后能像姐姐开心地那样到处拍照。”之后从校长口里了解到，这位女生是5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在我们走的那天，她也从家里带来了梨子、苹果和刚摘下的新鲜核桃给我们吃。但她很腼腆，从来不与我们说话。 去他们认为最美丽的地方 照片欣赏完之后，我把孩子们分成5个组，让每个志愿者带领一个小组，用自己手上的数码相机来让孩子们尝试拍照。有四个组的活动都在操场上进行，但是孩子们对画面的把握还是不太好，最后甄选出的照片质量都非常一般。而另外一个组，去了田间拍照，孩子们很开心，在田里的时候比课堂更加活动。因此在第二次上课时，我就让孩子们带领自己队的志愿者，去他们认为最美丽的地方。 在第二节课田野活动开始前，我先给孩子们说了前一天的作业情况，并且将颇受欢迎的几幅照片都再一次给孩子们展示了一遍。原因在实战拍照前，若是能看到几幅优秀作品，将多少有些启发。展示完之后，我就给孩子们演示了一下胶片相机如何装胶卷，如何拍摄等问题。 孩子们学习的速度非常快，在第三节课刚开始的时候我让他们自己装胶卷，来测试他们的学习效果。班上大多数的同学都举手希望能够自己来装，并且有很多男孩子都跑上讲台来抢，并且装得也是非常好。不过，上这次课的时候，我们一行7人都已经累趴了，因此部分出于偷懒的原因，我决定让孩子自己组队去进行主题拍摄。我给他们的主题分类有“大人”、“小孩”、“植物”。非常遗憾的是，我当时头脑不清醒，竟然忘记了“动物”这一项最不该忘记的。 虽然只有3节摄影课，但是作为一种教育的尝试，通过摄影的方式来发掘孩子对外界的观感表达，它是个极好的媒介。我并不认为某些城市里普及的多媒体能够真正对教育的效果产生积极作用，这里的孩子们学习资源极其缺乏，再加上政府对此投入不大，所以以摄影来激起孩子的好奇心与热情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学习途径。 “我也要一台照相机” 支教完成之后，我们还分配了7台机器（加上我自己带上的一只胶片傻瓜机和一只数码机）给了比较有摄影天分的孩子拍家庭生活，要求他们于约定的时间地点返还。当时分配相机的时候，我尽量在私下单独跟有任务的小孩交代，但是其他的孩子们见到相机都非常激动，都会凑过头来，其中也有许多非常希望得到相机的孩子不能如愿以偿，这让我多少都有点沮丧。 有一个小男孩从二楼往一楼喊住我，让我给他一个相机，我把自己的数码相机给了他。在借给他的两天中，我还时常担心收不回来，因为他家非常远，而且也没有电话。但是最终他还是非常准时地归还了相机。照片冲扫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孩子们拍得最好的还算是动物，还有家人朋友。 每个孩子上交的照片内容都非常不同，每个孩子的生活是不同的，观看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些都能够从他们的照片中略知一二。 照片成了我与他们对话的方式 这次山村授课让我明白了照片的力量何在——它让拍摄者用一种平等的眼光来观察身边的人与景，置身世外地来体验生命。我也看到了生活在闭塞的山区的孩子无穷的想象力，照片成了我与他们之间对话的方式 (…) Read more
让影像发声（二）村里来了照相馆师傅
这是让影像发声系列沙龙的第二期，在这个沙龙出场的摄影师，将会和我们分享他们如何用照片帮助他人的经历。也欢迎你发来自己的故事。（ofpixcamp#gamil.com） 获得一张照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而对于那些生活在偏僻的乡村，家庭成员分散四处打工的农民家庭来说，一张家庭合影却仍然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2008年，就要从大学毕业的李英武想到自己的老家湖南四处看看，与此同时，他还想为接触到的老乡做些什么，对于这个学习摄影的年轻人来说，当一个临时的照相馆师傅似乎是最为合情合理的工作。 那年春季前后，他给150户人家拍摄了家庭合影以及老人的“老相”，这些照片让居住在偏僻地区，通车非常困难的普通乡村人家惊喜不已。 下面就请李英武“图解”一下他的乡村照相馆师傅的经历， 这里没有那种集中的村落，从一户家庭到另一个家庭往往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岔路口的界碑，以前的碑都雕刻得很精致，现在由于家里只剩下老小，没法花很多的精力来雕刻，仅能识别而已。 一位老人翻出他们家的相册给我介绍他的家庭成员，基本上每家都有一些相册，但由于年头久远，有的照片粘在相册里都已经模糊了。 这就是我的摄影棚——往往需要通力合作，因地制宜。 由于前一天晚上下了点雪，我必须准备离开这，要不下大了就没车经过了。平时这里每天只有一班车出入，因为不能确定班车到的时间，我必须很早就在路口等着。 车开了一段时间，上坡的时候打滑，全部乘客下来拉车。我在后面推了一段时间，也拍了几张照片，村民跟我说，你就好好拍吧，到时候放电视上给当官的看看。 这是我离开的路上拍的，车行驶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面。隔很远才能看到一两户人家。 下面就是我的照相馆的来客： 我很开心，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呼吁：各位摄影师们，如果你也一不小心充当了乡村照相馆师傅，请尽量把自己拍到的照片都寄送给你的摄影对象。
让影像发声（一）：在肯尼亚当义工
这是让影像发声系列沙龙的第一期，在这个沙龙出场的摄影师，将会和我们分享他们如何用照片帮助他人的经历。 去年第一次看到洪玮在肯尼亚拍摄的照片时候，就很好奇，她如何获得到肯尼亚当志愿者的机会，又如何在那里展开拍摄呢？这篇长文，她其实很早就发给了我，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它放出来，现在看来，作为让影像发声的开篇是再好也不过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沙龙来，谈谈你们和NGO，公益组织合作的经历。 在肯尼亚当义工 还记得我第一次经过贫民窟的时候，嘴巴不知觉的张大了，接我去住处的内罗毕大学AIESEC会长乔治开着车问我怎么了，我说我震撼到了，他问怎么说，我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那是我第一次触碰那么赤裸、脏乱、集中的贫穷。满地的垃圾，车在凹凸的土路上剧烈颠簸。虽然在电视上看过，直接面对的时候还是像从没心理准备一样。 那是我到肯尼亚的第一天。 我没有预料到，原来行走在贫民窟，会是以后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更没有想到，贫民窟里的花季少女，会走半个小时的路到我的住处来帮我，并对我说一句，我们这么做，是因为爱你。 1416一直有在关注摄影师和NGO合作的议题，这也是我很赞同的一种合作方式。很幸运我在2009年7月到9月间在非洲有过一段和NGO合作的经历，虽然我做得不太好，但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1.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机会的？ 2009年我大三，学校有个AIESEC的分会，提供国外实习的机会，经过一系列面试和语言测试后我有了参加国外实习项目的资格， AIESEC会有个数据库，里面有各种工作机会，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叫Living Positive Program（LPP）肯尼亚NGO（当时它还是CBO）。 AIESEC主要是给学生提供平台，其实大家可以善用google，把国家名字加上CBO/NGO/NPO作为关键字搜索（如Kenya NGO），就能找到各种NGO工作机会，当然你需要有个判断。大的NGO运行规范，可能有机会和联合国之类的高端人士有接触，但小的NGO你能做的事也许更多，但糟糕的地方就是有些小型NGO会把你当摇钱树，虽然他们也不会强制你给钱，就看你自己的判断了。 关于费用，如果NGO提供伙食和住宿一般都要缴交一些生活费，但相比吃住在外面便宜得多，我当时是一个月100欧，吃住都很好。我工作过的LPP也接纳不通过AIESEC的志愿者，但每个月要交200欧。 看到这也许你也注意到了，英语真的很重要。因为要做国际志愿者，信息搜索、工作生活环境大都是要用到英文的。 2.你的工作是什么？ LPP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外镇Ngong一个旨在帮助艾滋病妇女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的组织，目前有相对稳定的36个左右的服务对象。组织的实体有两部分，一个是妇女作坊，雇佣老师教授艾滋妇女谋生技能，如缝纫、民族手工、制作蜡烛等，以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另一部分是在mathare贫民窟里的托儿中心，照看2-5岁的贫民窟儿童，多是来自单亲家庭、艾滋家庭或者孤儿，让他们的监护人可以放心的去工作养家。 事实上，当人们不幸感染了HIV 病毒，并不是像大多摄影作品所表现的那样，总是气若游丝、骨瘦如柴、皮肤溃烂。如果能接受适当的治疗，就可以尽量处在无症状期，还可以正常生活好些年，并有工作能力，足以照顾小孩长大。 我的队友们来自芬兰、奥地利、坦桑尼亚、加拿大和台湾地区。我到的时候，大家已经写好了翻新托儿中心的策划了，直接就加入了筹款的行列。建房子的时候，为了节省资金，只请了一个木匠指导，大家是自己亲手把房子建起来的（也真是见识了贫民窟的铁皮房是怎么建的，还好那里没有飓风和地震）。 除了普通志愿者的工作（拉赞助，翻新托儿中心，建立蜡烛工坊）外，我花了很多的时间采访、拍摄、写作和对外发布稿件，拍了三个主题的小project，和奥地利队友一起写完了家访过的所有妇女的档案，最后制作了感谢卡发给有捐款给我们的人，把我拍的一些照片冲了出来，自己裁黑卡纸裱起来，用不干胶贴到LPP展示厅的墙上做城一个小展览，展现LPP的工作内容。 3．那么这次合作有何有益，出了什么问题？ 和LPP合作，最有益的就是你可以极快的得到被摄者的接受，很贴近她们的生活。并且这些艾滋妇女多已正面接受自己是感染的事实了，在她们面前取得照片没有太大障碍。当然事前我也有请当地社工帮我给大家说一声，以后我会多多给大家拍照，大家都还挺开心的同意了。我平时经常和她们在一起，她们也不会特别注意到我的镜头。后来我也洗了照片送给她们。 LPP有一些工作一年有余的熟悉情况的当地社工，她们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大多艾滋妇女出身贫民窟，英语只是会一点，要说得多说得深还是要用斯瓦西里语，采访的时候当地社工就当了翻译。另外，贫民窟就算是在白天也是有危险性的，做家访时最好还是要有熟悉环境的人陪同。我工作的第一天我和奥地利队友就被一个满口黄色用语的醉汉尾随，那时候要是被拖进旁边的铁皮屋怕是也未必有人打救，还好托儿中心离得不远，我们一路快走，托儿中心强悍的的厨师大妈看见了出来帮我们赶走了他。 虽然去肯尼亚前我也看了图书馆里关于肯尼亚的几乎所有的书，LPP也会给我整个社会问题的宏观解说，还是颇有收益。因为NGO这个纽带，以及同时是志愿者的身份，感觉自己和艾滋妇女发生了直接的联系，那种感觉很真诚，很好，我觉得它可以给摄影师的很多思想和行为带来正面的引导。 但是我这一趟问题还蛮多。 接着上面所提到的语言问题，因为中间隔着翻译，我相信很多信息都有流失，并且也很难深入交谈，也无法判断对方的语气，以及是否有撒谎。注意我上面说，极易得到被摄者的“接受”，并不是说“信任”，因为采访后我回到办公室和LPP的负责人Mary聊天经常会发现有些关于这些妇女过去的事实并不准确，比如她们不会说自己的“零工”是卖淫。但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去挖这些了，就像Mary说的，“who doesn’t have (…) Read more
让影像发声，用照片助人
照片助人，这个词儿我最近听到过两次。一次是从杭州都市快报的年轻摄影记者贾代腾飞那里，他说自己争取每年都用照片帮助一个人，“照片助人”也是他们整个摄影部的“部门文化”。 第二次听有人到将摄影和助人直接联系起来，是Sue Anne Tay的邮件，上海一群Flickr摄影师参与了一个名为“Help Portrait”的全球性摄影助人活动，他们为60个农民工家庭拍摄照片，每个家庭都得到了一张8″×10″的大照片，和四张小照片。 贾代腾飞帮助人的手段是借助新闻媒介，发表照片，提出问题，让被被摄者获得最大的声援，Sue及其团队助人的方法是把照片回馈给他们的被摄对象，不过，在这个事件中，摄影师的“作品感”完全丧失，为了保护被摄对象的隐私，他们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照片。 点开Help Portrat的网站，有一行很醒目的字，“照片是有价值的，请利用你的器材，你的技能，你的时间，给那些需要的人拍摄照片，并送给他们”。活动的创始人谈到：“这一次，我们不想看你的照片，这一次，你不是‘拍照片’（take photo）而是‘给照片’（giving）。这些肖像不是为了充实你的作品集，你的网站，或是为了出售。这个过程不存在任何金钱关系。” 的确，照片的价值多元，唯有金钱和名望无法衡量。 当使用照片报道一个社会话题，如何让受众把对话题的关注从简单的“视觉冲击力”上转移开去，更为直接地切入话题本身？本周日，我们即将开始一个新的workcamp工作营，本来只想招募五人，但报名的人很多，且都充满期盼，我们已经将人数扩充到9人。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营员要和一些公益组织建立一对一的联系，展开各自项目的拍摄。 外地不能参与工作营活动的朋友，也不要着急，这个月我们要新开一个以“让影像发声”为主题的ofpix系列沙龙，现在吹响集结号，欢迎你们参与，请就以下话题分享你们的经历和经验： 1，我如何和公益组织，NGO组织合作，为他们拍照。 2，我如何用照片帮助他人。 请将稿件发到ofpixcamp@gmail.com 期待您的分享。
闭上眼睛看世界
十九岁的男孩John Vieregge是一个盲人，他在海边拍下了一张照片——是捕虾船，因为他已经听到了机器的轰响。 John的老师看到了这张照片，因为船离岸边很远，在画面中根本就难以辨认，在他看来，这张照片捕捉到的是天上飞过的海鸥，“我喜欢这些海鸥”。 当他们彼此交换对照片的观感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John了解到他抓住了海鸥，而老师则在画面中找到了捕虾船。 Taken by Katy, age 13 这个故事来自一个叫做“声与影”的活动，教一些弱视甚至盲视的孩子学摄影。 表面看起来，这个活动的形式大于内容。我看过国内一个关于盲人摄影师的报道，他拍摄的照片十分清晰，构图完整，是标准的发烧级的风光照。我钦佩这位盲人的精神，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不是摄影，仅仅是一个摄影的姿势。现在，对照这个美国的“声与影”项目，我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前者注重结果而后者却注重过程。 “声与影”项目的发起人Tony Deifell在大学里学习的是人类学，他希望探索这样一个问题——“盲孩子们将会用怎样的画面表达他们的心里看到的世界？”项目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疯了，这时候一个女孩的作品让他和校长都为止一惊。她把拍摄的一叠地面裂缝的照片交给了校长。Tony Deifell有些沮丧，他感觉这是相机在被无意的使用，胶卷被浪费了。而女孩却说“你们能看见东西，所以从来不会注意到这些裂缝，而我的手杖却总是被卡在里面。” 裂缝后来被修补好了，而相机也修补了盲孩子和他们周遭这个世界之间的裂缝。他们使用自动对焦相机拍摄，根据自己听到的声音捕捉画面，通过触摸来学习构图，然后最主要的是和老师一起观看照片，了解自己的拍摄状况，这个过程让双方都非常受益。 Tracey, age 19 相机常被称作摄影师的第三只眼，但是眼睛多了，心灵也许反而会蒙蔽。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尝试闭上眼睛去听周围的世界，我听到狗狗在我脚下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楼下晨练老人在唠嗑，隔壁家的孩子正在哭闹，当然还有禅、鸟的合唱。建议你也试一下，然后再想象此时手中有一架相机。 这个活动最终的成果是出版了一本名叫“超越视觉的观看”的画册（seeing beyond sight），观看这本画册一定非常有意思，因为每张照片的图片说明都是盲孩子们在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关于这本书的介绍有这样一句话：对于那些曾经探索观看的意义的人来说，这本书值得一看。 活动的中文介绍，点这里
动物黑市
“吃动物的本质和吞噬人类自己的生命没有差别。”摄影师Patrick Brown用五年的时间跟踪动物黑市交易。野生动物交易是毒品、枪支交易以外第三大肮脏的黑市交易，试图用自己的努力阻止这些残害野生动物的行为继续。 这部片子大部分内容拍自中国——熊掌、蛇、各种入药的动物骨骼，以及皮毛生意。 Patrick Brown的这部纪实摄影作品和多媒体先锋公司Mediastorm合作，在网络上推出了多媒体报道，其中包括一个概括性的总的介绍大约10分钟，还有13个具有不同主题的片断，每个片段在1分钟左右。逻辑清晰，非常便于观看欣赏。Patrick Brown的作品也出版了画册《黑市》（Black Market）。摄影师的照片还可以通过Ponas图片库购买。他希望让这些作品广泛传播，引发人们对这个话题的关注。
相机漂流记
我们介绍过各种各样的相机漂流活动，把相机交给孩子，交给农民，交给进城打工的人们，交给少数民族妇女……。这样的活动似乎已经不再新鲜。但是一个新的活动依旧引起了我的兴趣——Border Film Project（边境摄影项目） 组织者把相机交给了看似对立的两组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偷渡的移民以及阻止偷渡的美国民兵。他们在难民营中征募活动参与者，教给他们如何使用相机，如何把相机邮寄回来。同时也在巡视边境的美国民兵（一般都是志愿者）中寻找参与者。最后有73架相机得到了回收，其中38台来自墨西哥，35台来自美国，一共产生了2000多张影像。这些影像是惊人的，它们展示了和通过媒体建立起来的这两组人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世界，影像记载了一段真正的历史，两组人的背景完全不同，但是他们都分享一个共同的信念，他们所拍摄下的场面本来不应该发生。 值得关注的还有项目的操作过程。项目是个人行为，组织者中两个人是长年研究美国墨西哥边境问题、移民问题的专家，另外一位是艺术家。这是一个完美的铁三角，同时决定了他们组织活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影像，而是通过影像展开研究。 活动组织得非常精心与周到，他们在发给每一个参与者的包裹中准备了如下材料： 贴好邮票的回邮信封 简易相机 为了感谢参与者，给墨西哥人准备了沃尔玛购物卡，给美国人准备了加油卡，发给他们的时候里面没有存钱，一旦相机寄回来，就往里面加钱。 写图片说明的小卡片。 摄影者可以选择署名或者匿名。很多照片都是匿名的，只标注着相机的号码。 这一项目的后续活动也在顺利进行，组织者将这些照片已经结集出版了图书，并且在网站出售一些照片，所得款项将捐赠给人道主义组织。 1416曾经发表的文章把相机交给那些最需要相机的人是一个热贴，引起了很多回应，争论的焦点是对影像的评价，以及这类行动是否真的那么草根，还是仍旧是背后的精英操纵的结果。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活动里，照片只是一个药引子，如果把相机漂流的目的定位于最后精心操作一个规模庞大的影展，以此为结束，那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把相机交给那些需要相机的人
葵葵建议我去看一个影展。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主办的“稻米之路II——五个稻农的镜头”巡回摄影展，所展出的101幅图片均是由从未碰过相机的云南稻农在过去一年中所拍摄的关于自己的土地家园的照片。 我最早接触这种类型的摄影形式是上荷赛学习班的时候，女摄影师Zana Briski在拍摄印度妓女的照片的同时，为生活在那里的孩子举办了一个摄影培训班，随后发给他们每人一部简易相机，最后的作品甚为惊人。后来，国内还有广东摄影师周浩曾经把相机交给打工的农民工。 这类活动的作品，往往给我们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视觉经验，新鲜而又自然——在我看来成功之处是它是一个多方合作的成果，非职业摄影师以初次体验的心情，毫无职业摄影师的矫情，拍摄自己的生活，随后，图片编辑和策展人则从专业角度挑选编辑照片，双方的合作即保持了原始创作的真纯与自然，同时又具有较高的职业水准。 这种合作之所以说是完美，因为在平日里难得一见，但凡让业余爱好者有意识的去做摄影，那些特把相机当回事的人，从来不关照自己的生活，在惯性的概念里，摄影无非是花花草草。另一方面，纯粹的无意识拍照，如果没有经过有意识的选择，零落的照片也不能显现出力量。 有些个体能把无意识和有意识在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比如以家庭快照起家的大师拉蒂格和南格丁，或多或少就是这种工 作方式的体现。 把相机交给那些最需要相机的人——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上面提到的红灯区孩子的摄影活动，摄影师Zana Briski将这个活动作为一项公益活动坚持了下来，她创办了kids with cameras的组织；印度加尔格答，海地，耶路撒冷，开罗，kids with cameras组织为那些身处边缘的孩子开办培训班，他们希望通过使用相机表达，让这些孩子建立信心与希望，让我们分享他们的想象力。所有的活动的照片都结集出版，同时还拍摄相关的纪录片，纪录zana在印度红灯区和孩子们学习摄影的片子”生于红灯区”（born into brothels）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Zana是如此幸福，而在摄影之前，和摄影之后，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