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

昨天去纸老虎,买了一本商业周刊中文版,原因是里面有一篇文章的照片非常好看。 文章内容有关“每一个儿童一台便携电脑”(简称OLPC) 的计划在实施中所遇到的困难,文章所配图片包括项目的创始人尼葛洛庞帝的肖像,以及秘鲁山村儿童使用OLPC项目所发电脑的场景。 Danna Smith摄 Jeffery Salter摄 前面那张照片在使用时是一个整页,而后面的则是一个出血的跨页,非常漂亮。 文章链接

周末话题:中国热

北京的阴霾不散,每天早上胸口疼痛,感谢各位的关心,天气好了就组织活动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昨个给李达发布了假消息,说今天不写博客。不过,看到了一些东西,还是忍不住要写了。 两本书,作者为两名英国摄影师,分别拍自上海和北京——想一想他们会拍什么? 北京——建造鸟巢的工人,上海——一个物欲横流的城市。 Helen Couchman从去年年底开始拍鸟巢工人,名叫《工人》的这本书这就已经出版了,赶得上中国盖楼的速度。她在鸟巢和水立方之间一个固定的位置拍摄工人的纪念照,一共拍了143个,所有的照片还都洗印出来赠送给被摄对象。关于她这个项目的创作声明,她的网站上有中文介绍。 Adam Hinton是英国一个著名的纪实摄影师,他横跨商业广告、图片库、新闻报道几个领域,下周我会详细介绍一下。Adam Hinton最近的工作轨迹是从巴西的贫民窟转战上海,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纪实摄影师这些年的发展轨迹,从传统经典的黑白影像,到彩色的更为个人化的表达,从边缘化的社会选题,到对全球化消费主义的控诉。 2005年开始,Adam Hinton每年花几个星期到上海拍照,上海给他的印象是这样的: 上海有几个著名的景点,被摄影师反复拍摄,已经成为了类似旅游景点的地方,比如下面这个著名的高架桥。要拍到这个场面,只有一个很滥俗的角度,你爬到这里,就会有一个女人找你收费:200美元。 我虽然是个大个子,但是走到那里我都可以很快让自己融入人群中消失,但是在上海不行,我就像一个巨大的美元招牌,不断有女人靠过来。反正那些人不是向我兜售女人就是劳力士手表。 于是,Adam专门捕捉的霓虹灯下光怪陆离的上海,都是一些怪异的色彩,《Lovin’ It》这本书最近也赶在中国热潮中出版。你可以在他网站的个人简介里下载两本摄影杂志对他的访谈。 这股中国热潮,使得我们能够从他者的角度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很好。不过,这其中也有太多急功近利的作品,那么多凝视中国的眼睛,并没有太多新鲜的目光。

杂志摄影双周记之 小戴的“创业家”生活

我这两天身体不好,状态也不太好,这篇文章想写的很多,但是写出来味道很不对,很糟糕,本来不想贴的,但是想和大家就这个话题交流一下。 由于中国都市报的蓬勃发展,报纸摄影记者的职业内涵已经非常清晰,对重大新闻事件的快速反映,这是他们职业的核心,当然,报纸摄影记者受到互联网的冲击,也面临着转型,这不是我们这里重点要说的。 杂志摄影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这在国内仍然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并且深受一些所谓时尚大片的荼毒,让很多人觉得灯光、化妆、造型、道具、影棚齐齐地都用上,这就是“杂志摄影”。 杂志图片的印刷质量更高,版式漂亮,图片也会用得很大,时常让摄影师停留在要把图片拍得“精致”这一层面上,而忽视了对图片内涵的追求。事实上,杂志图片同样也要满足信息传达的要求,只是它不像报纸讲究时效和信息传递的效率,而是需要更加耐人寻味,有意思、有看头,有深度。 这样说还是比较抽象。正好,以前1416曾经介绍过的戴世恒,刚刚毕业,他目前在新创刊的杂志《创业家》里担任摄影师,我就再拿他来开刀,看看小戴如何完成杂志摄影师的工作。 下面是小戴近几个月的一些拍摄任务: 照片中的两个家伙是在“中国热”的潮流中,来中国做旅游方面投资的搭档。拍摄现场就在酒店,道具就是现场随手拿来的。弓弩、苹果,沙发上的旅行手袋,都能引发读者的联想。这是一张比较典型的摆拍照片,杂志摄影师需要在很狭隘的空间、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布光、拍摄等一系列工作,但同时还不能忘记用照片来讲故事这个拍摄重点。 很多摄影师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往往会忽视第一现场,而是制造一些更为干净体面的第二现场,但是人物脱离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总会显得非常拘谨和格格不入。这张照片的现场感很强,也体现了一个创业者起步时的真实状态。 这张照片是后期合成的(画面里的玩偶是后加的),照片很有意思,被摄对象是校内网的CEO,校内本来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很好玩的社区,照片体现了这种调调。杂志带给摄影师更多的创意空间,不过,这张照片还可以更为大胆一些,让被摄对象整个漂浮在空中好不好? 前面三张都是所谓摆拍的照片,这也是杂志人像中最常见的拍摄方法,因为这样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杂志社和摄影师的想法,而且很多被摄对象也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和摄影师配合。但是,长久下去,摄影师就会形成一些拍摄的套路,就拿人物的身体姿态语言来说,我们看到大多数CEO都是双手报胸的样子,很乏味。其实,现实是最精彩的,永远超出你的想象。这张照片是小戴拍摄的人物图片故事里的一张,跟着被摄对象上下班。杂志并不排斥纪实风格的照片,相反,杂志是实现摄影师纪实理想的一个很好的阵地。 上面这几张照片是我从小戴发给我的众多照片中挑的,他还有一些很糟糕的照片,也是他状态低迷时候拍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给杂志拍照,每一次都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同时又非常刺激,因为拍摄现场的各种变量太多,某一个变量没有控制好,就会让整个拍摄完蛋。我胆子小,所以后来决定不能再拍了,然后我就立刻开始心宽体胖。。。。。 小戴的杂志摄影师工作刚刚起步,其实整个国内的杂志摄影工作也刚刚起步,其中孕育着很多机会。你是杂志摄影师吗?如何给杂志拍照片,欢迎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摄影的限度

 最近陆续接到年轻朋友给我发来的他们在四川拍的有关地震的照片,我回复得很慢,实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评价,千头万绪。说实话,对这些影像我无法评价。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次的“摄影”工作应该不只是一次“摄影”的工作吧。正好,收到晋永权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我最爱看,1416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出三峡记》的读后感。征得晋老师的同意,将他的文章发在这里。 晋永权/文 从四川地震灾区回到北京以后,包括不少本报同仁在内的朋友总是小心翼翼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那里到底怎么样?你到底都看到了什么? 不要让从灾区回来的人反复回忆与讲述自己的见闻,以免对叙述人再次形成伤害。我理解他们的方式与态度,这让我感动。但,相关的问题是,在资讯如此发达,媒介空前开放之际,包括我自己在内,身处即时更新的信息中,为何还会有那样多的疑问,总觉得通过媒介得到的信息还不够呢?为何还要总是抑制不住地打听所谓“真实的”情景究竟如何? 按理说,世界已经影像化了。电视、互联网、平面纸媒,甚至包括手机短信等,迅速把大量信息,包括实时画面传送给我们,满足人们要求了解真相的“公民心”,当然也包括那些最原始的好奇心。我们为此欢呼过,礼赞过,认为这开辟了人类沟通的新纪元,可以向我们急于告别的旧时代说声再见了。 但,当经过人类选择的影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更进一步,影像代替事件本身,成为我们观照历史的替代品,也就是说历史影像化之时,问题便出现了。“正是这些画面使得我们记忆”,已逝美国著名“新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21世纪初便对此现象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她提示道:问题不在于人们透过照片来记忆,而是他们只记得照片。举个例子来说。我不愿与朋友一起观看自己拍摄的那些地震现场照片,主要原因是,别人在观看这些把现实平面离间了的照片时,尽管还有十分丰富的想象空间来面对灾难与恐惧,但是,那毕竟隔了时空。而我在看时,却总会在突然间回到自己去过的那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安静而整洁的办公室内,在恍然间也会突然嗅出阵阵让人无法呼吸的尸臭与漫天弥漫着的千年粉尘,胸闷得几乎让人窒息。 对于其他透过照片来理解地震灾害的观看者来说,照片抹掉、阻隔了许多其他形式的理解,以及其他形式的记忆,包括上述的气味——情境记忆的一部分。反过来说,这也是观看者对仅仅通过照片来了解事件产生不满的原因。苏珊-桑塔格无奈地感叹说:“记忆愈来愈变成不是回想一个故事,而是有能力回想一张照片”。更进一步说,记忆的丰富性被以影像传播的现代媒介剥夺了。即使见过那些从灾区拍摄回来的照片,一些人还是不会满足,除了诸多被过滤掉的记忆外,他们还需要活灵活现、声情并茂的口述史。这种需求,再次印证了“身临其境”这一成语所展现的多重价值;从另一角度也印证了我们那些报道,还是不能让读者发自内心感到满足的原因。当然,现代以降,影像需求已经成为人类心理的一部分。不过,在中文语境中,缺乏对苦难(受难)图像及观者心理的系统研究,而在西方对此却有系统梳理,包括对大量各类艺术作品中耶稣受难、基督教殉教者等的图像志阐述;对观看者的心态描述,也是条分缕析,极尽其详,理论建构繁复。针对西方文化中的这类现象,苏珊桑塔格曾做出这样的判断:人们对身体受苦图像的胃口,似乎不亚于对裸体图像的欲求。纵然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历史影像化,并得以迅速传播,这是我们时代无可辩驳回避的现实。只是此次灾难过后,这一问题被迅速提了出来。 然而,照片的问题还不止于此。照片的拍摄过程、方式等与图片伦理有关的问题也一再受到人们的追问。 绵阳九州体育馆,这个巨大的灾民临时安置点,最多时曾安置两万多人。城市郊区田野中,这一新落成的巨大建筑,看起来就像天安门广场边的国家大剧院,突兀而又威压。那完全是迎合城里人攀比心理与炫耀财富而建设的。但还未使用却变成了地震灾民安置点。我到那里时,看到当地政府与志愿者把体育场装扮得彩旗飘扬,广播喇叭中不停地播放着《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等流行歌曲。各类工作人员及献爱心人士频繁穿梭在灾民中间热情忙碌,气氛宛如经常光顾的熙来攘往的商品博览会。 初到时,我也被这里的气氛深深感染。但,当我看到不少劫后余生,丧失亲人,而平日里又习惯于独居的山民,在此惶恐地被人们任意观看、拍摄时,我收起了自己的相机。此刻,一个念头突然闪现,在这种以都市流行生活方式安排的场景中,虽然场景本身不包含道德指涉,但拍照行为是可耻的! 我们这个国家,还缺乏许多东西,包括对灾难的应对方式。人们只能按照熟悉的方式,轻易地就把灾难转化为充满戏剧色彩的节日。回避灾难,几乎是每个人的第一选择。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很快地忘记灾难使我们积蓄起来的力量——那种我们奋力前行,不可或缺的悲剧性力量呢?巨大的灾难能否成为民族道德情感史与悲伤史的学校呢?除了让人耳目一新、备受称道的抗震救灾的硬措施之外,我们同样需要那份承载文明的、处理灾难的软方式。 回到自己的职业上来,我们依据自身话语方式与传播预设所做的“抗震救灾报道”,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逼近事件的本质,能够逼近灾难的主体——地震灾民的内心世界与真实境遇?在一番激烈的媒体竞争与索取之后,“地震”、“灾民”这一新闻源,对于已习惯于在市场中搏击,或自身利益(包括所代言的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媒体来说,是否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呢? 身背相机,走在倒卧的灾民中间,我的心与那些受伤者该有何等的距离啊!此时此刻,身处这巨大的建筑体内,他们的身心又该受到何等的威压啊!当我们这些被叫做“记者”的旁观者,各自回归自身的生活轨迹,这种关注的热度还会有多久?作为媒体人如何坚守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这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思索。 当晚,我发回一张小学生在寻亲名单中找到失散表姐——北川中学学生的照片,孩子的表情非常感人。但,那肯定不是那一天我唯一的感受。 在写作《出三峡记》时,曾经深为困惑。我多次去过三峡腹地,住在移民村落里,然后跟随移民队伍一路到达东部迁入地。这期间,自己也几乎以虔诚敬畏之心体味一切,并留下大量笔录与图像资料。但,当我写作本书时,还是陷入从未经历的迷茫之中。我惊讶地发现,除了那些历史表象与所谓标志性时间、事件等流水账之外,自己对于曾经目睹的大迁徙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挫败感中,我开始了那本书的写作。直到3个月后——2005年5月写作完成,我在翻看伊赛亚-柏林的《现实感》一书时,这种负疚感才多少得以释怀。 如果我们自问,哪怕是根据其最近的过去和后来的知识,我们对某种文化的某个时代,或者某种人类行为模式——比如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场艺术或科学上的复兴——到底能说穿多少?我们肯定只能回答: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 这一次去四川震区之时,我正是带着自己采访移民的积累——对巴蜀一带山川地貌、民风情状多少有些了解的心理去的。但,事后写下这段文字时,我还是不得不依从伊赛亚-柏林的逻辑:面对汶川地震,这一自然—人类行为模式,就像对待三峡移民一样,我还是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我拍摄的那些有关地震的黑白照片也静静地躺在柜子里,无言无语。

堕落的时代?

最近我看到消息说《时代》周刊的图片总监Mary Ann Golan辞职了(1416之前的介绍,这里),挺令人惊讶的,因为在那种机构里,一层层地爬上来不容易,没出什么大事儿,她也不会离开。 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小道消息,据说Marry Ann是因为这张封面一怒离开《时代》周刊的: 这个可怜的baby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出身不好——照片来自微利图库,价格便宜的很,1美元起价。这是《时代》周刊历史上头一次在封面使用微利照片,人们非常好奇,使用这张照片究竟是价格的魅力还是照片本身的魅力。 微利图片也是图片,薄利多销,它当然也应该有机会登上时代的封面。但是,可以朝后想想:如果这照片的作者发现自己的照片用在《时代》周刊的封面,却只得到了1块钱的报酬,或者,《时代》周刊发现用1块钱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封面——那时候,再追悔莫及恐怕也没用了。 时代年度人物封面——非1美元作品。 另外,杂志摄影双周记这个栏目应该恢复啦,有那个好心的杂志图片编辑想支持一下这个栏目,请尽快和我联系。

给照片测谎

我们所见的并非是真实的——说这句话的不是哲学家,而是科学家。今天早上我一直在兴致勃勃地看科学家谈论照片的真实性,这充分说明影像已经成为人类无法离开的语言工具,我们依赖它,憎恨它,也因此不得不想尽办法约束它。 《科学美国》(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六月号专门讨论照片鉴定的事儿。这篇文章被归在计算机科技这一类别中,围绕着科学家Hany Farid的实验项目展开,他最近几年都做一个名为“数字照片鉴定”(digital image forensics)的课题,我觉得或许也可以称作数字照片的测谎实验。 Hany Farid在这篇名为《数字鉴定:专家如何鉴别假照片》(Digital Forensics: How Experts Uncover Doctored Images)文章中,首先就以发生在中国的藏羚羊事件开头,指出了越来越险恶的照片造假行为,已经给作为证据的影像带来了诸多麻烦,这不仅仅是作为信息传递载体的新闻照片所面临的麻烦,同样在科学试验中,一些科学家证实自己研究成果的照片是伪造的,作为法庭呈堂证供的照片也可能是假的,因此迫切需要存在一个科学的鉴定机构和科学的鉴定方法,对这些作为证据的图像信息进行检测。 Hany Farid和他的学生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这篇《五种方法鉴别假照片》(Digital Forensics: 5 Ways to Spot a Fake Photo)的文章较为通俗地介绍了科学家的思路。建议大家去瞅瞅。比如,科学可以从光线入手分析,拼凑的照片可能存在光照不一致的现象,下面这照片的鸭子可能就是叠加上去的。 还比如,眼睛里的光斑也可以泄露秘密,他们的大小、位置、颜色都提供了判断照片真实的线索,下面这照片无疑也是拼凑的。 Hany的研究机构收集了很多假照片案例,是我见到最全的,请点击这里观看。另外,科学美国杂志又根据他们的资料制作了一个颇为有趣的幻灯片,千万不要错过。 但是,Hany博士也谈到科学打假的道路非常漫长,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他的文章后面我发现了一条很有趣的留言:“还有两种鉴定假照片的方法,第一它是否是路透的照片,第二,它是否来自中东。” 链接:鉴证实录 以下是一些科学家辨别假照片的学术报告,看过你就知道什么是科学鉴定假照片的概念了 1,辨别合成人物 (…) Read more

亲爱的小孩

凤凰卫视特别能煽情,地震发生后那两天常放苏芮的这首歌,“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不看画面,眼泪就哗哗流。 六一就要到了,媒体下一个炒作的热点该是灾区的孩子了。。。。 曾经在荷赛中国学员班给我们上过课的自由摄影师REZA,是我非常尊敬的摄影师,一直秉承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拍照片。前几天,看到震区很多孩子和父母失去了联系,我立刻想到了Reza的故事。 1995年,在刚果的卢旺达难民营里,两万七千个孩子和自己的家人失散,红十字会和儿基会试图帮助这些孩子寻亲,于是给他们拍证件照,建立数据库,同时也把他们的照片在各个难民营巡回展出。Reza便承担起了培训摄影师的任务,他教当地人拍照,并且从佳能和富士公司里拉到赞助,提供了相机以及承担了后期的照片打印工作。这些照片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每一张面孔都是一个希望,当然也蕴含着失望,大人们会一个个仔细地浏览。有一个老人,她的女儿已经丧生,留下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在老人身边,另外一个则失散了。一年以后,她在这个流动展览中一边看照片,一边对照身边孩子的摸样,最终找到了失散的那个孩子。 去Reza的网站上,你就能看到这个名叫“卢旺达的希望”的播客。 摄影师也好,记者也好,应该给受难的人带去希望。和一个文字记者聊天,谈到印象深刻的灾区照片,她说:“我尽量避免看任何图片和文字 。不想受刺激。我是觉得记者的工作很复杂,我宁可跟他们抬水。我和几个同事帮他们找到了200万的医疗器械,然后还有100台净水器,还有消毒水。作为商业杂志记者,我尽力了。” 很多时候,给予比索取更快乐。第一批回来,第二批出发,过几个月还要去拍,摄影师应该时刻反省,不要让自己的拍摄目的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化。其实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南方有暴雨和洪水,有人去拍么?

“震”“动”传媒(国外版)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留言:“任老师,不好在悬肆哪些去灾区的人和拍回来的照片了,我已经感到了空前的图像暴力的压迫,太多扛着炮的人跑去伤害他们了!”非常感谢他的提醒。不过,也稍微解释一下我发这些链接的一个原因。请大家不要以为发在这里就表示他们就拍的很好,更不是鼓励大家也去拍照,相反,我不建议摄影师再去灾区拍照。我希望大家拿自己的标准去评价这些照片,而不是接受我的观点,我的目标是介绍更多的信息,给大家提供一些观点坐标。当然,接受批评,我也要注意把控方向。 1,pdn网站上放出一条消息:中国允许自由摄影师拍摄地震,文章介绍了自由摄影师Ryan Pyle只身前往四川拍照的故事,他发出如下感慨: 我来中国七年了,我从来没有像过去五天那样,可以如此自由地跑来跑去拍照。 这位摄影师曾经为纽约时报供稿,目前他已经转向了以拍摄灾民生活为主。这里是他的作品。 2, 大连医科大学摄影硕士班有六名在校生以及两名毕业生都去报道了地震。这是其中一个刚入校学生的报道。 3,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

不是总结发言

昨天的周末话题,大家聊的甚为热闹,我都根本插不上嘴。 冬瓜不怀好意,“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笔记本屏幕光线照耀下任悦的镜片后的眼睛一行行扫过每个人的留言,琢磨着总结发言,或是又一篇文章成竹在胸了………” 我可没有什么总结发言,这个帽子有些大,戴不了。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有和摄影师聊过,没有看到拍摄现场,不了解震区的情况,不知道被摄对象的状况,对我而言,无法从大的宏观方面去评价这组东西。从我一开始看到这组照片,想到的就是一些技术性的细节。 关于灾难的现场深度报道,我头脑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5年《时代》周刊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仍然秉承着《时代》遇到重大新闻时的一贯做法,他们弄了连续好几个页码的大照片,其中有一个对开页,是四张照片,四个海啸的幸存者的肖像,面对一片狼藉,照片旁边的文字则是他们的幸存故事。 这个案例给我启发很大,都知道报纸和杂志不同,报纸更注重新闻性——快、新,而杂志则强调故事、细节,但是如何从影像上做到这点,却并非这么容易。这四张照片不是一种“我在现场”的快速的记录,摄影师的拍摄速度到这里反倒慢了下来,他对每个人进行采访,画面风格统一,相互联系,被摄对象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密,真正做到了“环境肖像”的要求,这样的照片刊登在杂志上就显得很耐看。 看到第一财经他们的尝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到这组片子。第一财经周刊的编辑和记者们恐怕也在试图摸索一种更适合他们杂志的报道风格。 有个朋友昨天在msn上问我对这组照片的意见,我是这么说的:“想法是可以的,但是做的时候没有把度拿捏好,有的照片是可以的,但是有几张不行,整体放在一起就有问题。” 这组照片如果沿着第一张的感觉拍摄下去我觉得会好很多,在报道灾难的时候,对人的关怀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传统的报道思路却总是把救灾放在最前面。当然,这组片子的意图是将活跃在前方的各种状态的人都拍到,但是这样不但给摄影记者增加了难度,同时也削弱了观点的表达。如果能够拍到哪怕只有五个灾民的肖像,它的分量就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这组照片如果不用闪光灯就好了,或者应该把灯光的感觉隐藏起来。一方面架设灯光在现场难度大,并且容易过度强调拍照的仪式感,从而给人带来情感上的不适,另一方面,以我的经验,有的时候给杂志拍照片,让照片里的灯光显得特别绚,那是不得已的方法,因为现场环境不好,人物状态也不好,这个时候就只能通过灯光来弥补画面的平淡,取得所谓较强的视觉效果。而真正优秀的灯光的使用,通常是看不出用了灯,如果灯光效果明显,那么它就应该是一种语言,也是有它的意思表达的。 这组照片里有几张照片为了强调被摄对象的身份而让他们手持步话机,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因为主题要表达的是他们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他们的职业身份,如果要表现他们的工作,就应该抓拍他们真正工作的场面,既然拍肖像了,就要从他的面孔出发,以此为重点,试图传达他们的精神状态。 这组照片里的几张如果不在紧张的救援现场拍就更好了,因为很容易给读者一种不严肃的感觉,即使我们也理解,再忙他们也会休息这个道理,还是会有一种“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思摆拍肖像啊”的这种心态。恐怕这也是很多被摄对象拒绝被拍摄的原因。 我这么“批评”人家,并不是说我到现场就比人家拍的好。我可能连和人家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我也许只是一个躲在一边偷偷摸摸不断按动快门的小人物。这组照片对于摄影记者的启发在于,报道这样一个灾难事件,你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拍一千张悲惨的照片,但是你也可以停下来,面对灾难中的一个小人物,鼓起勇气和他聊聊天,鼓起勇气对他说,能不能给你拍一张肖像——这可能是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获得意想不到的答案,这是对被摄对象的尊重,也是对摄影师身份的一种追寻。 我写这些不是批评,昨天和唯一也有很好的交流,她很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有交流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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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与报道灾难等极端事件的摄影记者Patrick Hamilton给同行以及媒体的一份灾难报道清单: 在现场工作时 每天要喝足够的水 时刻抱有一颗同情之心 在出发完成任务之前,收敛你的骄傲自大 要保持客观(你很容易就会被各种各样的谣言给带偏离了方向,要小心) 关心报道小组里的其他人 假如你是一个人在工作,那就专心拍好照片,并且不断寻找有价值的故事 后方报社支援 确保你的工作人员有一台卫星电话,能够时刻保持联系,如果每天能开一个电话联线的编辑会议将更好 确保他们都能携带一个救生\给养包,里面可以装着水,净水药片等物品,并且不断地给他们以补给 确保记者们要有一些喘息和休息的时间,最好是让他们能够离开灾难现场休息 确保在当地有一个高一级别的指挥者,能够做好组织工作随时作出决断,保证工作顺利进行 结束任务之后 记者回来之后要能够和一个他非常信任的人进行交流,尤其是和他有过相同采访经历的最好 他们应该向媒体的领导和同事做例行的专业上的汇报,从中获得帮助和支持 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他们需要,报社要给记者和他们的家属提供帮助。

埃迪亚当斯

埃迪亚当斯(1933-2004,Eddie Adams)是另外一张著名的普利策获奖作品——《枪杀越共》(1969年获奖)的作者。这片子大家也太熟悉了,无须做更多解释。 想起说埃迪亚当斯,并不是特别为了和昨天的文章凑成系列。这是因为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他作品的回顾展,令我非常吃惊:这个展览由一个画廊举办,埃迪拍摄的《枪杀越共》这照片的前后两个瞬间都同时展出,所有作品下面都由一行小字:欲购买请与画廊联系。 埃迪亚当斯于2004年去世,如若他在世,绝对不会干出这件事。《枪杀越共》这张照片并没有给他带来如凯文卡特那样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但是他自己却因此内疚了一辈子。 他在给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将军杀了越共,我却用相机杀了将军。静态的照片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人们相信它,但是照片却常常撒谎,因为即使没有任何篡改,它也只是讲述了事实的一半。 这张照片没有说的事实是,假如你在那个时刻,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处于将军的那个位置你会怎么办?假如你抓住了一个可能炸死两三个美国人的所谓坏人,你会怎么处理? 亚当斯事后以个人的名义向将军以及他的家人道歉,而这个将军也一生都伴随着人们的唾弃。他一直对自己因为这样一张照片出名而耿耿于怀,他说自己曾经拍过48个越南难民挤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船里逃往泰国的场景,这张照片以及相关报道让美国总统卡特接纳了二十万越南非法移民。亚当斯因此获得了罗伯特卡帕奖,他说:“你看,这照片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不断地拍摄战争与灾难逐渐让他厌倦: 有一次,我拍摄一个在饥荒中垂死的孩子。我不得不一面把相机对准孩子,同时把头转过去。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他们的痛苦,我不得不一次次的哭泣,但是我除了拍可恶的照片却什么都帮不上。就只有照片。 随后亚当斯开始逃避给自己带来噩梦的世界,他专心于拍摄肖像,直到去世前一年还在拍,同时他还办了一个培训班,每年都有大量年轻人从这个班上受益。 所以,这个名叫“用相机武装自己”(armed with a camera)的展览肯定违背了亚当斯的意愿,那张他永远也不敢挂出来的普利策得奖的照片,如今挂在画廊里出售,亚当斯的在天之灵该会叹息吧,这个展览应该叫“用金钱武装自己”(armed with money),这是当代摄影师生存现状的一个折射。

凯文卡特

这两天,大家都拿凯文卡特(Kevin Carter)来说摄影记者的职业道德。但是凯文卡特的故事没有那么简单。大家怒斥凯文就是照片里的秃鹫,孩子是受难人的象征,凯文的女儿却说父亲是那个无力的孩子,现实世界才是秃鹫。 1993年,苏丹大饥荒时的那张经典影像:饥饿而无力的小女孩和秃鹫,作者是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Kevin Carter)。这个故事大家太熟悉了,名为《饥饿的苏丹》这张照片在纽约时报发表后激起强烈反响,一方面引起了国际舆论对苏丹饥荒和苏丹内乱的关注,另一方面,不少人谴责卡特残忍,没有放下相机去救小女孩。这张照片获得普利策奖之后不久,凯文卡特自杀。那时候他最好的朋友在一次摄影任务中死亡,生活穷困潦倒,批评的声音步步紧逼,灾难的惨象在头脑中挥之不去。卡特的遗书是这样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 “难过啊. . .没有电话. . .没钱付房租. . .没钱养孩子. . .没钱还债. . .钱. . .那些可怕的记忆为什么总缠绕着我,杀人、尸体、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孩子、疯子,总是警察,总是屠夫. . .” 2004年,导演Dan Krauss 拍摄了纪录片《凯文卡特之死,砰砰俱乐部的悲剧》(The Death of Kevin Carter: Casualty of the Bang (…) Read more

周一消息树

灾难,只是故事的一半 “灾难过后”项目(The Aftermath Project)是一个公益组织,专门资助摄影师对战争、冲突给人类带来的恶果进行深入报道。每年将有一位摄影师得到它的资金支持,完成自己的摄影项目。在它的网页醒目位置有一句话:“战争,只是故事的一半”。这个组织希望通过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持续的伤害的展示,来阻止战争的发生。今年获得此基金支持的摄影师是Kathryn Cook 的摄影项目:抵抗之记忆: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种族仇杀(Memory Denied: Turkey and the Armenian Genocide)。最近这个基金也将去年的获奖者编辑成一本同名画册出版。 Aftermath关注的是人祸,而面对当下这场天灾,我们也看到的仅仅是故事的一半。难以想象,稍微平复之后那些幸存者的生活该如何继续。新奥尔良水灾过后,美国有两本主题都是关于灾难之后的画册,风格也极其相似,一本是Robert Polidori的After the Flood。另一本是Chris Jordan的作品 In Katrina’s Wake: Portraits of Loss from an Unnatural Disaster。 Robert Polidori的After the (…) Read more

灾难,该怎么拍?

前两天,有个朋友在留言中批评摄影记者冷血,我也做了一些回应。朱墨也谈了他的看法。今天想补充一些想法,感谢flash那么直接地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意见,尤其是在当下,他的观点更值得我们思考。现在有更多摄影记者进入灾区,有更多影像可以传出,关于地震的信息已经铺天盖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拍? 让我产生这种想法的是早上看到年轻人洪伟写的一个博客,提醒人们如何参与救助,其中最后一条是: 灾情惨烈大家都已经知道,记者、摄影师朋友请不要过多渲染这种气氛。。。请尊重死者,尽量不出现死者和悲痛家人的照片。 这次地震,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于这种重大灾害的“现场直播”,视频、音频、照片各种手段、电视、网络、博客、手机各种媒介齐齐上阵,撕心裂肺地痛过、哭过之后,该是安静地思考能为别人做些什么的时候了。对于那些在现场的摄影记者来说,我觉得镜头在这个时候应该多一些禁忌,应该谨慎,再谨慎一些。 当“痛苦”这个事实已经不是事实了之后,你的照片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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