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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新纪实?

“New Documents”,美国纽约布朗克斯纪录片中心(The Bronx Documentary Center)刚刚结束的展览。它多少会让人联想到另一个同名展览,1967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的“New Documents”。

按照“我们”摄影界的翻译,这个展览似乎应该翻译成“新纪实”——如同1967年的那个展览一样。

不译成“档案”而要用“纪实”这个词,体现了一种心态,强调照片中仍有作者的努力。这也使得我们会更加好奇,为何如此正儿八经的展览却用了非常粗糙的“档案”一词来命名,策展人究竟是怎样的意图。

1967年的展览,展出了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李·弗里兰德(Lee Friedlander)、盖瑞·温诺格兰德(Garry Winogrand)三位摄影师的作品,策展人萨考斯基(John Szarkowski)墙上的简介写得并不复杂,结尾之处,他提出:这三位摄影师都宁愿他们的照片被视为生活而非艺术。对一张照片,这其实不太可能,因为毕竟它们只是一张照片。但这些照片可能会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感知。”

萨考斯基所做的这个展览,坊间大多数评论着眼点都在与它对“传统纪实摄影”的革命,也有人看重参展的那些快照中的灵机。但我在看到上面这段话之后,却宁可认为萨考斯基的目标正如展览的题目,就是要展示这三位摄影师给人类留下的档案。这些档案带有情绪,没有任何粉饰现实的意图,显现的是这个世界的缺陷。策展人认为它们值得珍藏——且就在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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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MoMA的New Documents展览现场,墙上挂的是Diane Arbus的作品。

2016年的“new documents”展览,参展作品的确粗糙如同档案,并无任何风格化的表达,这些影像是由现场目击者拍下并分享出来的视觉证言,用以批评权力的滥用和不公,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展览基于当代的传播现状,关注社交媒体中的事件,但又回溯历史,介绍了从1900年代至今来自14个国家的不同事件。它们是曝光率极高的画面,但也会迅疾消失,被新的热点冲刷。对于这些画面,似乎并未有太多人会想着将之作为档案正经收藏,但策展人Danielle Jackson却认为是时候把这些行为放到历史的轨迹上来看。展览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避开这些画面的血腥,让观者能够通过画面产生思考。策展人将之放在一个25英尺长的墙面上,按照时间顺序摆放,影像都卡在一个小小的方框里,需要观者走得特别近才能看到画面。这样一则避免了血腥画面的刺激,再则观众需要走得很近仔细看才能在明信片大小的画面上读出信息,增强了观者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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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费兰多·卡斯提尔(Philando Castile)在车内被警察开枪击毙,其女友Diamond Reynolds就在车内前座现场于facebook上直播了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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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受灾居民用小型摄像机记录了洪水从窗户涌进卧室的场景,这一视频片段后来收录在纪录片Trouble the Water ,引发的关注让这一地区得以改造。© Kimberly Rivers-Roberts

A group of Jews is led to the gas chamber and their bodies burned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at Auschwitz. These are the only existing photos taken by prisoners showing the inner workings of a German World War II concentration camp. Alberto Errera, Auschwitz II-Birkenau, Poland, August, 1944.奥斯维辛集中营,进入毒气室之后的犹太人尸体被集中焚烧。这些照片是现存不多的由囚犯所拍摄的反映二战期间德国集中营内部状况的照片。by Alberto Errera

Alice Seeley Harris, a missionary stationed in the Congo Free State, took this photo of Nsala of Wala with the severed hand and foot of his five year-old daughter murdered by ABIR militia, a result of King Leopold of Belgium’s brutal colonial rule. This was all that remained of a cannibal feast following the murder of his wife, son and daughter. Harris documented the atrocities with a Kodak dry plate camera and shared these images in slideshows across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dongo District, Congo Free State, c. 1904, Alice Seeley Harris, Courtesy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 Autograph ABP.

1904年,传教士Alice Seeley Harris拍下了在比利时殖民统治时期,刚果自由邦( Congo Free State)的残酷现状,画面里的这位男子的妻子和孩子被残忍杀害,并在之后的食人聚会中吃掉。手和脚是其唯一所剩。Alice Seeley Harris在欧洲和美国的很多场合不断展示其所拍的照片。by Alice Seeley Harris, Courtesy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 Autograph ABP.

如果按照传统,也将这个展览翻译成“新纪实”,似乎也就正好应和了当下很俗气的争论:业余者对专业者的冲击,那么此展览也就相当“惊世骇俗”。可是若如此,却埋没了策展人的洞察。

将萨考斯基的展览理解成一种新纪实摄影风格的诞生,不顾他对“新档案”的强调,可能源自一种渴望,对于将照片作为档案的一种不满,或者是纠结。“documents”是照片一个与生俱来的身份——兴许就是它的本分,但在艺术领域,却正是这个身份让影像被视为低等,甚至不得入内。

牛津通识读本中的《摄影》一书,作者Steve Edwards指出了一直存在的,人们对图像的二元划分:documents/pictures。前者是中性的,无风格化的,信息的客观记录。后者是主观的,有意图的,具有思想性和审美价值。这样的两分法在整个图像发展的历史里一直存在,Steve认为随手就有各种例子可以佐证:“在16世纪,北欧绘画被视为是描述和写实的,而与之对照的是“有学术性的”意大利画作;18世纪,地志景观(理应是对地点精确严格的描述)相对的是庄严或者美丽的风景;到了近代,则出现了摄影(真实的或纪录性的)与绘画(情感的或表现性的)的对立。”在这个两分法的思路里面,“documents”和“pictures”不仅概念相对,在艺术领域,两者还有隐含的高下之分,pictures是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成果,documents是纯信息记录,无艺术价值。

摄影在诞生之初不被艺术圈接纳,这段尴尬的历史我们都很熟悉。最终争辩的结果是在摄影领域内划分出“pictures”和“documents”两个类别,其特点也如上描述。但是“doucments”领域的争论又烽烟再起,于是出现了“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命名,实际上在其中又做了两分,强调在“documents”里面也存在一类具有主观性和目的性的摄影。而当我们下意识(或有意识)地将“new documents”翻译成“新纪实摄影”,则再度将“documentary photography”分成两半:新的(更为个人化的)和旧的(较为客观的)。

争论也许还会继续,还会促成新分裂,但二元对立的思路在当代已经遭到批评。假使我们除掉对二元任何一方的偏袒,二元对立的矛盾也将开始消解。这两个名曰“new documents”的展览,正是做出了如此的努力。谓之新,但参展作品本身并没有任何“新意”,因为在温诺格兰德等摄影师如此拍照之前,如此拍照的方法就一直存在;目击者留下的视觉证言也并非在21世纪的社交网站上才存在。策展人所做的是,将我们的目光从documents/pictures两极之争中移开,两极之间一个广阔的地带也就由此显露出来,似乎有太多的影像也因此得以激活,以及“重视”。

策展人扩展了我们的视域——很多策展人的追求,但正如其相当简单的展览标题,却并未用太复杂的方法。在萨考斯基看来,参展的三位摄影师对摄影的使用都各个不同,将其统一在一起的是一个信念 :看寻常事,以最少的理论化。

话题回到“我们”这些摄影圈内人,在我们对待摄影的态度中,由于我们的自卑(摄影只是一个工具)和占有的欲(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领地),从而有着太多“非此即彼”的内耗。我们为此争论不休,却始终在陈旧的体系里打转,而最终得到的皆是乏味的结果。新,看起来不难,做起来不易。

 


参考资料:

Photogra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Steve Edwards, p12-15.

亚历山德拉莫罗(Alessandra Mauro)编著,毛卫东等译,《照片秀:定义摄影史的重要展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The Power of Civilians and Cell Phones,Jeanette D. Moses, American Photo,August 5, 2016

Comments (4) Write a comment

  1. 我同学的舅舅是位退休导弹专家,从来没听说他有任何“艺术”爱好。但最近同学去拜访他,才发现他舅舅从九十年代初,一直在拍小录像。录像带装满了整整一箱,每个带子都做好标签,像管理标本。拍的内容主要是回老家和亲人在一起的场景,还有工作所用的资料片。但他同时记录了很多二十多年来的现实变迁。比如到老家街头,他就拍人们怎么赌博;看到村子里墙上公布的收支明细,他也全部拍下来。我同学问他这些有什么好拍的、你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他说他不是感兴趣,只是觉得这些应该被记录下来,至于为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但他的片子至少记录了我们那个小城市二十多年来的变化,对我们这些当地人来说很想一看。他还把他的这些录像都导成了数字格式,每周让我的同学去帮着他整理。我猜想,对这么一个从年轻时代就研究导弹、退休后每天除了看一张报纸什么也不干的无聊老人,这种持续多年的拍摄或许正好代表了人那种纯粹的纪录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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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是个摄影初级爱好者,喜欢看各个大师的作品,意外中发现萨考斯基67年办的这摄影展真是太伟大了,萨考斯基简直是伯乐中的伯乐。。。。
    我喜欢看大师作品,Diana Arbus, Lee Friedlander,Garry Winogrand这三个人均先后成为我心目中最为顶尖的大师,我没有注意到他们居然在一起办过展览,还是一个人策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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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近三年在杂志做了不少类似新纪实的作品,但都是国外摄影师的,他们其实早就开始了这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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