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一回:评论摘抄

之前的“再谈摄影书”这篇文章,和“北京动物园”在留言区聊了几句,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特将之放到正文区,供大家参考。


鲁迅在《“中国文坛的悲观”》里说:“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 所……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这样子,扰乱是永远不会收场的。然而世间却并不都这样,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 非之别……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现在看起来他说对了,希望其他类型的出版在多年以后也能让回头看的人不失望。

 

感觉有这样想法的人,起码有一个抱负,将文章看做一种“公共产品”,但不少写作者可能已经失去了这个愿望。

许多有价值的写作,恰恰不是“公共产品”。大家都爱听的话,能是什么好话(值得听)?能不是好话(动听)?

再说说我对“公共性”的看法。王小波大概是中国最早写科技博客的人,也是最早一代程序员。他在《皇帝做习题》里谈到:

“如你所知,给计算机编程和解几何题有共通之处:对了马上能知道对,错了也马上知道错,干干脆脆。你用不着像孟夫子那样,养吾浩然之气,然后觉得自己事事都对。当然,不能说西学就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学问的确有这种好处,所以就能成事……
但是还有些大学问家有着另外一种经历:他大概没有做对过什么习题,也没有编对过什么程序,只是忽然间想通了一个大道理,觉得自己都对,凡不同意自己的都是 禽兽之类。这种豁然贯通之感把他自己都感动了,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用不着什么证明,必定是很聪明。以后要做的事情只是要养吾浩然正气——换言之,保养自己对 自己的感动,这就是他总是有理的原因。这种学问家在我们中国挺多的,名气也很大。但不管怎么说吧,比之浩然正气,我还是更相信’共同经验’。”

我想,写作的公共性不必然体现在写作的是“公共产品”,而主要体现在写作者有意识地运用“公共经验”来作为自己的标尺。一篇文章写出来,好坏与否自己立马就知道,这跟数学题做得对不对自己就能判断一样。所以即便只写给自己看的文章,如果是一个具有“共同经验”的作者,也能真诚地评价自己。当然这个评价不见得准确,就像自以为解对的题也常有错判的时候。但只要这个判断动用了公共思想资源,而非“圣心独裁”的自以为是,其写作就具备了一定意义的公共性。

写作的不一定是“公共产品”,但好的写作是否应该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完全自我的写作,恐怕很容易迷失。有人认为独立于“共同经验”之外的写作,是在丰富写作的多元性。而我觉得,对什么是“共同经验”可以有不同认识,党报写作者的共同经验,就可能跟大多数人很不一样;但多元的基础,不太可能来源于对一切 “共同经验”的否定。多元的意思不是什么都有,而是充分的优胜劣汰。我们今天的生物种类很多元,但地质史上绝大多数物种其实都灭绝了。目前生物系统的多样性,不是表现在各种恐龙跟我们一起生活,而是过去有的物种如恐龙已经完全消失,但与恐龙同时代的幸存物种进一步细分和发展。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鲁迅的话。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似乎不管出现什么都应该接受,视为“增添多元性”。“然而世间却并不都这样,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这就是基于共同经验产生的判断。换言之,鲁迅本人恐怕是将文章看作“公共产品”的;但只要认为某种写作具备一定“公共性”,鲁迅提到的这个规律就同样适用——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无论评价自己还是他人的写作,这点都是一样的。

至于鲁迅说“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这话我是同意的。但它的意思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值得存在的”,那是否“凡是值得存在的都将存在”呢?可能不是。历史对于淘汰“坏”似乎比较有效,但对于发现“好”却不太得力。历史上有作曲家健在的时候作品风行于世,但今天几乎一首都没留下来;也有作品在当时无人问津, 等一两百年后由学者从手稿里抄出来,才被推为名曲流传至今。

当时人认为好的未必就好,但好在我们永远有机会再判断它好不好;当时人认为不好的未必就坏,但坏在我们可能就没有机会审视它到底坏不坏了。这对作者是非常残酷的,好的创作不见得能得到认可,通过“终于存在”来证明它与其他作品之间“明明白白的的是非之别”。但对受众倒未必有多大损失,某个作者或某部作品也许被偏待,但历史在总量上已经为任何一个读者筛出了足够多的“配存在者”。

因此我觉得读者不用担心,“历史决不倒退”,至少已经存在的好东西绝不会倒退回它们不存在的那时候;但对作者而言,不敢说“文坛无须悲观”,因为现阶段的”文坛“可能就是出不来好东西的氛围。当然,这是对创作“公共产品”而言的作者。如果只追求“公共性”,这样的作者就不见得多悲观,因为就没有乐观过。

Leave a Reply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摄影如奇遇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