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 教室

这是时代图片编辑访谈的最后一部分，Tree早就交稿了，但是认领文章前半部分的朋友迟迟没有发来文章，我就只好自己翻了。 对你来说,现在好的摄影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了? 绝对是这样. 现在你可以在互联网上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学习摄影. 你可以在线浏览玛格南或VII图片社那些非常著名的摄影师拍摄的故事, 这种潜移默化的吸收是非常有益的. 另外从技术的角度看,现在的相机令人惊叹. 我不是说任何一个人只要拿起相机就能成为摄影大师,但是由于技术的发展事情的确变得容易多了. 六七年前, Jim Nachtwey 为我们做的一个阿富汗的专题就全部数字化了. 曾几何时，只要我们采用数码相片,人们便会失望,因为当时数码相片的画质并不像胶片那么好. 现在如果还有人这么说, 我会站出来反对.除了真正的专家,没人能发现二者的区别.但是当初,数码的速度确实不够快. 我们在数字放映机上观看Jim的作品, 灯光暗下来, 编辑们屏息静气地观看着, 因为那些作品太强了.有个编辑问到: 这是数码的吗? 我说, 不,这是Nachtwey. 你们现在还用胶片吗？ 目前仍然有一些特别的项目是用胶片拍摄的，但是已经少之又少了。不过我还是喜欢胶片的感觉，那种感受是很难用言语解释的。现在的很多人对于幻灯片以及透过灯箱来挑选幻灯片那种感觉已经全然不知了。这和用鼠标浏览照片，点击放大某一张照片完全不是一回事。 2001年关于911事件的特刊封面用的是反转片，我还记得当时我拿着底片冲到编辑的办公室，高声叫着：“封面有了！”那是怎样不同的一个世界啊！ 你觉得这份工作最有意思的是哪一方面？ 我觉得应该是认识摄影师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摄影师们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一群人，和时代周刊合作的摄影师更是非常有个性，而且兴趣广泛，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你也会沉浸在他们的世界里。 这份工作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还是摄影师！啊！不是说他们不好，摄影师都很棒，而我觉得最艰难的是要让这些摄影师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对我来说真是这样，这是我个人的感受不是针对时代集团。影像在今天已经变得无所不在了，但是它的作用仍然没有被充分认知。让摄影项目得到尊重，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在刊登的时候有足够的版面，这将是我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 有没有什么对你影响非常大的人？ (…) Read more

大家知道，《时代》和很多卓越的摄影师都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从Carl Mydans, Ralph Morse和Dirk Halstead这样的摄影师，到James Nachtwey, David Burnett, Diana Walker和Christopher Morris这些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当代拍照好手。在你们看来，这种善于和摄影师们打交道的才能有多重要？另外，你们会不会更倾向于使用这些摄影师的作品？ 这种能力是最重要的。这个行业完全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上。我认为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摄影师与我们的杂志间，事实上存在一种非常深厚的彼此忠实的关系。能够为摄影师们提供一个长期的“职业落脚点”是很棒的一件事。你需要让他们开心，让他们有充足饱满的工作量，但又不会太忙，这样他们才会觉得还可以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你问我们是不是区别对待不同的摄影师？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偶尔为我们干些小活儿，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已经在20年里从我们这儿接受过5000件拍摄任务，那你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会像我们与那些摄影师之间的关系一个样。 James Nachtwey摄 成为一个好的图片编辑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这是个满难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图片编辑应当是个多面手，不过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什么是好照片，什么是坏照片，以及为什么。如果你知道在这个行当里，如今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多么的凤毛麟角，你一定会吃惊的。 你做事需要非常非常的有条理，而且你得同时兼顾很多不同方面，扮演很多不同角色。你得是朋友，是心理医生，也得帮忙解决麻烦，还得做销售。你需要懂得销售，这是因为你总是在向别人做推销——你需要向编辑们推荐报道和图片，同时你也得说服摄影师和代理机构们接受拍摄任务。如果有人对我说做编辑的人不懂得销售，我肯定会放声大笑，因为我80%的工作都是在做向别人兜售点子或者争取支持这样的事。Jim Nachtwey经常把我们称作他的“亲卫队”，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亲卫队”或者保护人来帮助你，那你在这一行里就会遇到麻烦。 在给名流或者政客们拍照的时候，有没有人曾经很粗暴地试图向你们施加压力，提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条件？ 那当然有了，不过我们回绝了那些试图操纵摄影师的人。我们没有任何全职摄影师，所有为我们工作的人都是自由摄影师，即使是那些少部分的签约摄影师也一样。所以在他们为杂志拍摄过程中，我们不能强迫他们同意荒唐的要求。例如，如果一个被摄对象说“我不希望这张照片出现在《时代》杂志以外的其它任何地方”，那么摄影师既可以同意，也可以说不——这由他们来决定。对于大多数在拍摄任务中完成的照片，我们往往只购买一次性的使用权，而摄影师需要考虑这些要求对于这些照片的再销售所造成的影响。 但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毕竟还只是特例。这些要求在名人和娱乐新闻报道中常常出现，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要求出现的次数少到不值一提，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都还是在跟商、政两界的领袖们打交道。 数字技术有没有让你的工作更轻松一点？ 噢，那是绝对的。这种轻松体现在很多方面。在新旧更替的时候我们的确经历了一段不大顺当的阶段。但是现在的技术已经很好，比起过去我们必须跟那些成箱胶片打交道，还得担心丢失东西或者遇到其它问题的情况，现在我们使用的用来对图片进行上传、命名、归档的程序要有效的多 技术会不会也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困难？ 有啊，除了摄影方面外，技术实际上已经把人们的周末变没了。有了Blackberry，你晚上也别想安生。你总是在不断妥协。举例来说，我就总是为那些因为工作而失去的东西哀叹。当我刚进入这个行当的时候，忙得要死。一卷又一卷未处理过的胶片，都等着我去编辑处理，我和摄影师们一起工作，最后完成一篇篇的报道。当时我得认识所有的摄影师。 在真正好的图片编辑与真正好的摄影师之间存在某种奇特的互动。当你按着顺序来连续编辑照片时，你就好像在和摄影师在一起，你会明白摄影师的所见所为，你会真正开始理解他们是如何观察的，你也会变成一个更好的编辑。 我和很多摄影师在数字时代前就有有过合作，例如Christopher Morris, Tony Suau和Jim (…) Read more

你工作的多大一部分是关于白宫的报道？这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部分的新闻是来自白宫提供的杂志通稿。不得不说，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至少从商业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说，事实总是被控制，你很难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出来。我们需要报道的人物永远是远远的被保护起来，这就是我们对于白宫的认识。不过尽管如此，这些可恶的家伙还是比我们离白宫更近，同时我们也尽可能地寻找机会亲自前往采访，对白宫的执政情况予以监督。 是否政府有时候会对你们网开一面允许你们做一些独家报道呢？ 当然，每次出现这种机会你总是会在我们杂志上第一眼看到的。不过我们能有多少机会独家采访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呢？少之又少。不过只要他们给我们机会，我们一次也没有错过。我们有两位专门负责白宫方面的摄影师，Brooks Kraft和Chris Morris，也是时刻准备着的。 伊拉克现在对于文字记者和摄影师而言变得异乎寻常的危险。这对你们的报道是否构成影响？你们现在还是一直有人在那儿吗？ 我们对于伊拉克的关注从未减少过。我们在那儿有专门的办事处，就在联军总部附近的一间屋子里。我们雇用了保安人员来保证我们的记者的人生安全，以便我们继续从那儿发回第一手的新闻报道。我们的员工全部是当地人，他们有做报道的能力。其他的一些国际新闻机构，譬如路透社，美联社，盖蒂等也训练了一些当地摄影师。很显然，让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在那边工作确实是很冒险的。 你们怎么可能做到明知此行诸多艰险还能放心指示别人前往的呢？就像Yuri Kozyrev他都去过好几次伊拉克了。 这不是我所愿意的。像Yuri这样的人属于那种以报道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为乐事的人。他即使去度假的时候也不忘记拍摄西伯利亚的火车监狱。他即使不为我在伊拉克工作，也会另择名主。我并非不为他担心，事实上我非常担心他的安危。他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同事那么简单，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有他自己的选择，他知道自己冒着很大的风险。我只能做好我能做到的一切，关注那些我们在冲突地区的同事们，关注他们在哪里，要去哪里，关注他们是否需要休息，或者干脆回来放松一下。 我们每六周轮换一次摄影师，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如果摄影师在那种地方工作了超过六个月，那么我们会要求他们在安逸的地方至少休息同样长的时间才能继续回到工作。不过他们真的都是疯子，不是说他们像那些杀红了眼的军人，而是说他们都是那种工作狂。他们热衷于在那样的地方工作，享受不断的刺激与心跳，或许这是他们的冒险天性。 在这样一个快速读图的年代，很多印刷杂志都在艰苦的求生。你们是怎样应对这种变化，让人们觉得周刊杂志依旧值得一看？ 我们保持杂志常青的办法是让杂志与那些简短的网站新闻或者空洞的图片区别开来，为读者提供更加深入的报道，揭示故事背后的内容。互联网并不是一个进行深入式阅读的好地方。 在杂志或者报纸上，对于影像的体验也是与互联网上迥异的。印刷品可以让你捏在手中，让你随时回过头来重阅，让你觉得自己拥有视觉体验上的无限权力。 我知道，假以时日科技依旧会改变现在的一切，我们设计的版面可能会出现在轻薄小巧的液晶屏上。但是人们始终会喜欢手上把握着什么的感觉。人们始终会更像看书一样去看书。而不是对着一块液晶屏发愣。 你是怎样看待当前流行的“时尚派人像”摄影的兴起与传统报道摄影的没落？ 从商业杂志编辑的角度而言，把事情做得更加有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把死板的报道和概念在读者面前显得更加鲜活，那么就是好的。财富杂志以及整个的财经杂志圈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对于时代周刊来说，把世界各领域内的领军人物以及政治人物拍摄得如同明星一般是对我们传统的一次背离。我想，搭建布景与灯光的拍摄方式也是对于传统的乏味政治人物报道的一些改变吧。 那么在当下来说，报道摄影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并不想去赞同那些高呼“报道摄影已死”的人的观点，这太激进。但是我不得不说，报道摄影确实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互联网带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接触公众的方式，如此之快，如此之迅速，我们也同样为之兴奋。它给报道摄影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空间。但是传统商业模式下的报道摄影市场——关注与多少图片被展出，关注与长期报道计划的报道摄影市场——确实是在萎缩。时代周刊依旧还在这么做，而且我们希望能够一直这么做下去。不过考虑到我们所有的空间，对于长期摄影计划的支持我想会变得越来越难 那么由图片社来完成报道，然后将照片提供你的做法是否能够带来些许改善呢？ 当然是，如果人们自己去挖掘故事，然后将之包装成礼盒打包快递给我们，对我们来说，这简直是太棒了。不过我并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子。我认为，摄影师还是更习惯做他们自己独立的去工作，然后利用图片社进行作品的营销。报道摄影从来都不是那些妄图从中牟取利益所工作的领域，而是为了那些真正热爱自己的事业的人。我们都心知肚明，如果我们想要大富大贵，我们会去做银行家、医生或者律师。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们热爱我们所做的，讲故事，这是一种神奇的职业。 是什么使你走上摄影这条道路的呢？ 和每个最终走上这条路的人理由一样。按照英国人的说法，我是“鬼迷心窍”了。摄影俘虏了我，而我爱上了摄影。这是对于报道摄影不渝的激情与笃信。尽管坚持一切都是好的，并且保持信仰，但是在今天却变得越来越难。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看遍了这一行业的风风雨雨，如果你有和我同样的经历，便会肯定我的话。江湖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江湖。 翻译：Revol

为世界顶尖新闻杂志的图片总监，MaryAnne Golon的抉择左右着这本杂志倒映出来的世界的景象。她接受了佳能（欧洲）网站的采访，对于在如何在当下这个转型时期处理时代周刊的工作予以介绍。 你是否有过发表一张令你很不舒服的照片的经历？ 很多次。你必须牢记，你是一个图片编辑，一个职业人士。我已经变得非常坚强以至于可以应付任何类型的图片。这可能类似一场外科手术——其他人或许会当场晕倒，而我早已习以为常。即使是这样，也有一些照片让我仍然感到惊恐。 我记得有一张由摄影师Tony Obrien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拍摄的照片，当时他和一个生活画报的记者一起工作，画面里是一辆牵引拖车，里面全是血淋淋的死尸。同样，当你看到来自萨拉里昂的照片，砍刀落下，到处都是残肢，你不可能不感到震惊，或者是卢旺达漂着死尸的河流以及目前达尔福尔的照片，这些照片都非常残忍。 你是否认为发表那样的照片，将真实情况告知读者，是一个专业人员的职责呢？ 绝对是这样。我们曾发表了一个伊拉克小男孩的照片，那是在巴格达“解放”之前。我们的摄影师Yuri Kozyrev和巴格达急救中心的一个医生成为朋友，医生告诉他这里有一个叫做Ali的小朋友，他的家被炸弹击中，全家都死了，他自己也失去了双臂。Yuri拍摄了男孩的照片，随后就这所房子被轰炸的真实背景，编辑部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在这张照片里，小男孩是被一个孤独的妇女看护着，她带着长长的头巾。女人和一个双臂皆无，严重烧伤的孩子，这是一张关于一场灾难如此精彩的影像！ 我们就是否应该发表这张照片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因为时代周刊刊登的照片总是会激起巨大的反响。后来正是因为我们发表的这张照片，Ali成为了焦点人物，不时有人去给他拍照，以至于影响了他的正常治疗。我们甚至在想：“天哪！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不过，最终有不少人为国际组织，特别是这个孩子捐款，无数的人想帮助他，他从巴格达的医院转到了伦敦进行治疗。你可以说这个孩子获救了，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刊登一张照片不是仅仅为了满足视觉的需要，其中会产生很多不期而至的后果。 什么左右着时代周刊封面照片的选择？是新闻价值，还是能够增加杂志的销售量？ 封面其实就是一个杂志的广告，这是这一行业众所周知的规章。你需要封面来吸引读者。并不仅仅是新闻价值的问题。当然，有一些事件值得上封面——比如有人暗杀总统，但是这种事不可能每周都发生。如何能够在报摊销售的时候产生推动作用，这里面的压力很大。对于时代周刊来说，报摊销售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主要依赖订阅，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吸引不是我们订户的读者。并且，报摊的销售情况也是测试读者愿意购买怎样内容的杂志的试金石。 数字时代照片的真实性问题是否是你目前关注的重点。时代周刊是否有一定的规定杜绝数字篡改照片的现象发生。 我们是传媒业中的巨头，我们和其他一些大型图片机构比如路透和美联都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使用照片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这些合作机构是如何处理图片，看他们是否有着严格的标准。最近几年出的一些问题都是由于自由供稿人提供的图片被报社选中发表而引起的。如果你观察时代周刊发表的照片，你就会发现我们不会采用这类照片。很多时候，这些造假案例非常容易就可以辨别，很明显也很拙劣，任何职业人士稍加留心就能发现。不幸的是很多媒体都没有训练他们的工作人员，提高他们的“专业眼光”，从而使之能够明察秋毫。 对于一些大型的灾难事件，比如911事件和卡特里娜飓风，时代周刊如何做出反应？ 面对灾难的时候，有一个事实是人们都会非常信任时代周刊。大家希望读这本杂志的报道，并且愿意将之作为一份历史资料保留起来。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再次面对那种发生在自己家乡的灾难——比如911。我们都生活和工作在纽约，遇到了这种难以置信的灾难，大家都疯了一样的工作，甚至从个人角度来说都没有时间关心窗外的世界究竟怎样了，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没有时间。这个时候，人类的天然直觉就是要去帮助别人。当时为了鼓舞士气，我曾经和眼泪汪汪的同事有过这样一段谈话：“我们都不是职业的救援工人，这不是我们份内的工作。但是我们有着自己的职责，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报道，我们有着重要的职责让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使我们自身也已经筋疲力尽。” 这不是说我们是冷酷无情的，事实是，我知道这期杂志有多么重要。后来我们因为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做出了优秀的报道而得到嘉奖。我们都为自己能够在压力之下完成任务而感到骄傲。当然，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对于不在场的人们，只能在电视中看到现场的人们，因而有了一份历史档案。 在911之后我们的报摊销售量有一个急剧上升，人们希望从时代周刊中了解事实，希望时代周刊能够帮助他们解释这一切。 (逆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