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张铂泷(1416专栏作者)
数字时代什么都是信息，数据是信息，文字是信息，图片是信息，成天把信息俩字挂嘴边上，俨然已经成为当今最重要的词之一。就拿照片这事儿来说吧，小时候要不是看幻灯片要不是抱本相册，现在都是在电脑上社交网络上看，信息替代了实体，洗出照片来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信息越来越多，流通越来越快，别说1年里上传到Facebook上的照片有多少，就1天里上传到Facebook的照片估计都比我一辈子看的还多。当然也有问题，每天面对海量的信息我们要如何处理？上传到Facebook的照片虽多但起码还是有人看的，不管浏览量是多少吧，这些信息总有那么一丁点价值被别的人看到了。那么我们看不到的照片呢？卫星相机，监控摄像，每天也都在产生无数的照片，不过制造卫星和监控的人可没时间把它们全看完，于是这些信息就“闲置”了。不敢说这些信息是无用的，因为说不定哪天就被人翻出来了，但总体来讲，不用的比有用的多。随着时间变长问题就又来了，怎么处理这些“闲置”的信息？今就想聊聊，在这个时代摄影这种媒介是如何被信息影响又是如何处理信息的。
挪用
对信息处理最简单快捷的方法就是挪用（appropriate）。如果要说起挪用的历史那就太渊源流长了，祖师爷是Duchamp，到了图像一代（Picture Generation），以挪用著称的比如Richard Price，Sherrie Levine等等。在数字时代，网络上丰富的内容让挪用这种方式更是便捷，有一家公司在此方面的贡献尤其大，不必说，就是Google。Google Earth，Google Street View的出现，为艺术家提供了可挪用的资源。如前所说，诸如卫星照片监控录像这类影像资料由于信息量巨大使得很多信息成为了“闲置”的，也就让艺术家们有了发挥的余地。
No Man‘s Land by Mishka Henner
先来说说去年得了ICP Infinity Awards的Mishka Henner，他2012年的一组作品叫做No Man’s Land，照片看起来似乎是很正常的纪实摄影照片，都是空旷的公路旁站着一个或者几个女人，只不过这些照片都不是他拍的而是他从Google Street View上面截屏截出来的。Henner说照片里的这些女人是西班牙意大利的街边妓女，所谓No Man’s Land，可以解释成“没有人”也可以解释成“没有男人”。关于这些照片的第一个问题是：都不是摄影师自己到现场拍的照片，还能不能算纪实摄影？我的回答是，没必要叫它纪实摄影。Penelope Umbrico说，如果我们认为摄影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挪用性”的行为，那么从你的窗户向外拍张照片和在你的电脑上用截屏得到一张照片又有什么区别？传统意义上的摄影师是从真实世界中以物理方式寻找画面，Henner的方法则是在虚拟的信息流中以数据的方式寻找画面，这个寻找的过程和最终呈现的结果是相似的。不过Henner与传统纪实摄影的本质不同在于，他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点一部分在于“路边的妓女”这个事情本身，另一部分则是“无所不在”的相机。Google当然会做去隐私化处理，你看到的人脸都是模糊的，但是在Street View相机车拍摄下来时原始照片的数据是否存储在Google的数据库中？这些照片是否会被警察或者政府部门作为证据利用？这是一个官方监控之外的“监控”。
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s/Street View by Michael Wolf
和Mishka Henner使用类似方法创作的还有Michael Wolf的Street View，这里面包含好几个系列，有的就是让画面看起来像是snapshot抓拍的瞬间，比如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s，有的是专门收集各种竖中指的瞬间，Portrait是单独截出被模糊掉的人脸，Interface是把操作界面的箭头鼠标都包含进去。与Henner不同的是Wolf的图片能看出很清楚的屏幕像素点，所以观者能够马上知道这是截图。两人的共同点是，从一个海量数据库中挖掘某种信息，然后直接将信息的原始形式呈现出来，也就是所说的挪用。如果说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将小便池自行车轮搬进博物馆是对何为艺术的质疑，Sherrie Levine翻拍Walker Evans的照片是对挪用概念本身进行探讨，Henner和Wolf的作品则更多的是关注内容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如今获得信息已经没有门槛和限制之后，如何选择和呈现信息就成为了艺术家关注的重点。
重构/建构
Googlegrams by Joan Fontcuberta
挪用是处理信息的最直接的方式，也即将原始信息展示出来，为了进一步加入艺术家本身的观点对信息进行个人化的阐释也就需要进一步处理信息的方式。先来看的这种方式我暂且称为“重构”，也就是收集一定数量的信息之后将这些信息通过某种方式重新组建起来。这样的方式在数字时代之前就存在，比如从20世纪初一直流行到现在的拼贴（collage），在没有电脑的时候collage主要靠手工拼贴，网络和各种软件让collage变得更容易，也能够包含更多的信息量。
Joan Fontcuberta所做的Googlegrams，原始照片是一些比较著名的历史照片或者新闻照片，拼成照片所用的素材是使用相关的关键词在Google里面进行搜索，比如他拼的Niepce拍的《鸽子窝》（或也叫《窗前的风景》）用的搜索词就是“photo”，他拼的911事件的照片用的搜索词是“Yahvé”（耶和华）和“Al•là”（阿拉）。Fontcuberta的collage是一种“从虚到虚”的方式，拼贴而成的照片以及拼贴用的素材照片都不是他自己的，网络在这里扮演了数据库的作用，最终拼合而成的照片可谓是一张集体创作的作品，是网络自己所形成的一幅“肖像”，因此可以把Fontcuberta的创作方式看做是类似镜子的效果，让信息自己为自己说话。
从形式上看，和Fontcuberta有些相似的是Penelope Umbrico的作品。她的作品通常都是无数主题相似的小照片拼合在一起，而这些小照片一般也都是她从各种网站上收集来的，比如Flickr，Craigslist，ebay等等。她最著名的一个作品就是Suns (From Sunsets) from Flickr，她在Flickr上用sunset这个标签搜索照片，收集其中的一部分，把收集的照片只裁出太阳的部分，看不出周围的环境，再把这许多照片拼合到一起，形成一张巨幅的照片，每次展出的时候照片标题的都会变，比如3221717 Suns from Flickr (partial) 3/31/08，意思就是在那个展出的时间Flickr上以此为标签的照片一共有3221717张。她其他的代表作品Image Collection: Beautiful Armoire – Perfect Condition，TVs from Craigslist也都使用的类似的手段。Umbrico在探索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构架这个世界的。每天我们每个人都在制造图像，把这些图像上传到网络，作为一个群体，图片是我们集体塑造这个社会的一种形式。而通过对于这些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她试图寻找什么是“我们”这个集体，而“我们”又是如何通过制造和选择要传播的图片来制造集体身份的那些线索。在她看来，网络就是“我们”的自拍像（auto-portrait）。相较之下，Fontcuberta的collage从选择图片和拼合上都存在很大的随机性，他将处理过程交给了预先设定（predefine）的程序。而Umbrico对于信息的收集是基于一个观念的产生，这个观念反映的是她对网络、摄影作为媒介的思考，她使用信息的方式更接近于理性的数据分析。
Cemetery by Min-Jer Kuo
Reconstruction by Min-Jer Kuo
Suburban Housing by Min-Jer Kuo
台湾艺术家Ming-Jer Kuo，他在从事艺术之前有11年的环境工程师的工作经历，作品内容一直关注城市变迁，他通过使用Google Maps的航拍照片制作了一系列的作品，Cemetery这组照片，他选取了纽约皇后区墓地的航拍照片，通过后期处理把所有图片中的墓碑涂成白点，背景涂为黑色，看起来既像是从天堂俯瞰下来的视角，又像是群星璀璨的宇宙照片。墓地看似是城市中最不会发展的一部分，但实际上随着人们不断地死亡却是稳定增加的一部分。Suburban Housing这组照片，依然是使用航拍照片，在这个系列中他选取的是美国郊区的小区，把图片中除了房子和街道的部分抹去，剩下的部分成为了抽象的几何图案。原本这些小区都是人工的模式化的设计，将它们从地图中抽离出来之后更能体现出来它们的一致化，但同时这些抽象的图案又能够让人联想到植物和自然界原始形状。他还有一个系列是Reconstruction，这里面他首先将航拍照片中的一些城市元素抽取出来，比如，码头，电厂等等，然后再使用这些元素重新拼合到一起组成城市天际线的样子。城市的天际线体现的是人们在垂直向上发展的欲望，航拍将高度全都变为了平面，他再通过这些平面重构天际线，让观者重新思考城市的构成。前面介绍的四个艺术家以网络为基础所做的作品的落脚点都在于网络和信息本身，而Ming-Jer Kuo的作品则只是把网络作为一个原始信息的来源，他所关注的主题是城市的发展而不是网络，所以也可以把他的方式称为“从虚到实”。
解构
以上所介绍的“挪用”以及“重构”，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信息的“量”相对都很大，或者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信息的“质量”很重要，也即通过图片本身能够解读出其表面的信息。而下面，在“解构”这个方式中，要介绍的几个艺术家的共同点都是把信息量尽量缩小，让信息更加接近原始的“样貌”。
JPEGs by Thomas Ruff
第一个要说的是Thomas Ruff的作品JPEGs。在Ruff的多个系列的作品中最终输出的尺寸都是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早年的Portraits是最著名的例子，JPEGs这个系列同样是巨幅的输出，尺寸能大于2米×1米。内容上JPEGs系列的照片包括许多不同的种类，有田园风光一样的旅游照片，有战争场景和那些被人类破坏的环境，还有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重大影响的事件，比如911，2004年东南亚的海啸、柬埔寨的屠杀等等。这些照片都是Ruff从网络上找来的，而且他都有意找的像素非常低的照片，所以输出成巨幅照片后就能看到照片是一个一个的大像素格组成的。从某种程度来说，Portraits所使用的相同背景、人物没有表情、衣服没有特征以求将一张肖像照的信息量减到最小的想法和JPEGs有共通之处。JPEGs所选用的照片虽然像素很低，但还依然能够辨识出照片的内容，是以最小的数字信息承载最大可能的文化信息。一方面JPEGs的内容构成了一部当代视觉文化的百科全书，另一方面它的形式则是对泛滥的视觉文化的缩减以及解构。
Meltdown by Sherrie Levine
Sherrie Levine在80年代末时做过和Ruff形式相似的作品Meltdown，她把 Marcel Duchamp，Ernst Ludwig Kirchner，Piet Mondrian和Claude Monet这几个艺术上上重要人物的作品的复制品翻拍下来，用扫描仪扫描这张照片，通过程序把原作简化成12个颜色像素格，最后把这张图做成木板。这个系列的作品在2007年还有后续，她又把Cezanne的作品变成了像素格。不过Levine的关注点一直在于各种形式的挪用对于原始信息的影响以及对于艺术家权威的质疑，她的解构是对于他人作品的解构。如果继续追溯信息的本源将像素分解的话，构成它的则是RGB数值，比如Jon Haddock的作品RGB grid就是将每一个像素点所代表的色彩数值（0-255）标注出来，这样就成了一幅类似《黑客帝国》中矩阵般的图像，通过这些数值可以重新塑造出原始的图片，不过仔细看的话这些黑白的数字也能看出一点原来照片的样子。
De-Shanshui by 陈抱阳
图片本是抽象信息的具象化，对于信息的解构将信息回归到像素和数字，是此一具象化的逆过程，不过，这种逆过程的变化方式和原过程是相同的（数字-像素-图像-像素-数字）。最后来看看陈抱阳的作品De-Shanshui，这些抽象的作品来自传统的中国水墨画，他将画作的翻拍照片放入一个自己编写的程序，通过程序随机拉伸变形，形成新的图像。同样是从具象到抽象，他不是以一种如实的（literal）的方式将图片还原为代码，而是让程序来决定转换方式，让信息流加入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同时增加了可能性。最终呈现的图像有着中国绘画的色彩和西方绘画的形式，在这两者之间搭建起桥梁的则是中立的机器语言。程序不会识别出印象派画作和中国传统山水画作之间的区别，因此由程序处理的来自不同文化的画作最终也会有相似的结果，文化信息由此被解构为了无差别的抽象图像的数字信息。
未来？
Image Objects by Artie Vierkant
上面介绍了三类与摄影相关的处理信息的方式，写完后我自己也会问，下一步是什么？从Artie Vierkant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种不同于以上三类的方式。他的作品Image Objects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用Photoshop的画板涂出一些色块，将这张图片打印出来装裱在塑料板上挂在画廊中，形成一件雕塑似的作品；第二部分由照片组成，他把由画廊拍摄的展出的装置照片进行处理，形成新的照片，把这些照片发布到自己的网站上，作为作品的一部分。这样观众在画廊中看到的实体作品和网上、杂志上的纪录照片是不同的，作品与传播信息的一致性被打破了，传播的信息在作品之外成为了独立的存在，在这里网络不再是用来传播已有信息的媒介，而是展示只有在此虚拟空间才能存在的作品的平台。从某种程度上说，信息被实体化了，网络上的照片成为了一种“实体”的存在。Vierkant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摄影中信息处理的可能性，更多的可能性还有待艺术家们继续探索。
（题图 ：by Joan Fontcuberta，Googlegrams ）
刘张铂泷，美国视觉艺术学院（SVA）摄影硕士在读，《留影者》是刘张铂泷在1416教室的个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