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ig Show(2)

  接着四年前的一个话题继续写作真有些不像话——《大照片》(Big Show)是当时在纽约时写的观展感受,却只弄出一篇就没再继续。 自去年古斯基(Andreas Gursky)的《莱茵河2》以434万美元的天价成交,大照片似乎更成为一个话题。今早看到《美国摄影》博客发了篇名为 《作为壁画的照片简史》的文章,列举了一些重要的大照片展览,算是个工具帖,将之整理如下: 1932年   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举办展览:《美国画家和摄影师的壁画作品》( “Murals by American Painters and Photographers”) 该展览被称作打破了艺术和广告之间的界限,同时也号称是MoMA第一次展出“摄影的”作品。展览有艺术家Berenice Abbott和Maurice Bratter的照片拼贴作品 。 策展人Julien Levy本人也是个成功的艺术商人,最早开始推广作为艺术的摄影的概念。他对把摄影壁画有如下看法: “仅就一张简单的底片,将之放大,置于巨大的空间还要保持照片的趣味性,这是困难的;但把一张内容复杂的负片放大也同样危险,因为如果摄影师不对照片的每个微小的细节有所控制,只是单纯靠它尺幅的独特和放大之后的戏剧性来获胜,那你的每个缺点也都被同时放大了。” 1950年  相纸巨大化 真正意义上的照片壁画 画 技术的进步加速了照片尺寸的扩张,好莱坞开始使用照片壁画来代替更传统也更昂贵的绘画作为布景;照片壁画也以商业目的用作装饰和海报。1950年,柯达推出Kodak Coloramas系列广告,地点位于中央车站,之后40年里,共有565幅18英尺高,60英尺宽的照片在这里展出,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照片。这些闪亮魅惑的大照片,描绘的都是富裕幸福的美式人生。(今年7月这个展览会重回中央车站) Thomas Ruff、Andreas Gursky、Thomas (…) Read more

对我好一些

这是五月的时尚杂志 Harpers Bazaar的一次专访,设计师 Diane von Furstenberg面对的是摄影师Chuck Close,她说自己有些胆怯,因为Chuck Close的相机如同X光机一样锐利。 这让我想到1976年,阿维顿(Richard Avedon)给基辛格拍照的时候,基辛格恳求对方:“你要对我好一点。”而这位人像摄影师还说过一句话:“人们来找我拍照,就仿佛是来看医生,是想瞧瞧自己活得怎样。” 对于满心期待自己能够好看一些的被摄对象,把拍照和看医生这两样事情对比,用以形容那种忐忑的心情,我觉得再合适也不过。 昨天在看纽约时报的文章的时候,里面提到Harpers Bazaar杂志这个月杂志里刊登的Diane von Furstenberg的照片是裸妆出境,感到很好奇,网上搜索了一下,这个故事还和中国有些关系。这位设计师的服装作品正在北京的佩斯画廊展出,题目叫做《衣之旅》,展览将服装和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不同艺术家为这位设计师所拍摄的肖像和创作的绘画作品,Chuck Close则是最新的一张。 Diane在拍摄前滑雪的时候撞伤了鼻子,脸部也有淤青,这使得她对拍摄更加提心吊胆。不过,对于这位64岁,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拉皮手术并且也没有这个计划的时尚女郎,这点小事故带来的阴影很快就烟消云散,毕竟,对每位打算被Chuck Close这位最早开始创作“像素化”绘画作品,随后又用达盖尔银版法高清晰解析自己被摄对象的艺术家来拍摄的人来说,大家都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这两位在拍摄现场闲扯,Harpers Bazaar有报道,摘几段在下面: Diane von Furstenberg: 我一直喜欢皱纹。年轻的时候,我在自己的脸上画皱纹,因为我崇拜 Jeanne Moreau。我总是想要自己变老一些,乐于给自己增加年龄。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人们认为我老,我认为那是一种赞美。 Chuck Close: 对我来说,不完美的皱纹让你显得有性格。它们是你生命的路径图。假如你一辈子都在笑,那你就有了这些笑的纹路。假如你总是紧缩眉头,你眉毛上就有深沟。所有这些人们试图隐藏的,都恰好是我认为一张肖像里必须存在的东西,我爱这些人们所憎恨、并努力用photoshop修掉的事实。 两个喜欢皱纹的人恰如其分地凑在一起——这下就好了,就用不着一个眼巴巴地期待另一个对自己好一些,而另一个则心里盘算着怎么用photoshop修这里,修那里…… (…) Read more

在美国西部

昨天写一篇文章,偶然翻到了理查德•阿维顿为画册《在美国西部》写的序言。写得真好。忽然发现,我对很多摄影师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很少去直接接触摄影师自己的声音。其实如果把那些经典画册的序言都看一遍,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by Richard Avedon 翻译:孙京涛 1979年春天开始,整个夏季里我都在西部旅行,去停车场、下牲畜场、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寻找适合于拍摄的面孔。这个专题的结构几乎在我刚刚开始时就已经 很明确了,而每一张新拍的肖像都将在这一结构中找到恰当的位置。随着工作的进展,这些肖像自身开始在各个方面展示出某种关系:心理的、社会的、体态的、家 庭的——而这些人却都从来没谋过面。 以下是我拍摄这些肖像的方法:我把被摄者置于一块无缝白背景纸前拍摄,这块背景纸有9英尺宽、7英尺长,我把它固定在墙上、楼房上,有时也挂在一辆拖车 上。我总在阴影里拍摄,因为直射的阳光会制造出阴影和高光区,这会强化物体表现的影调,从而好像在告诉你该注重哪儿。我要求看不见光源的方向,以便让其在 影像要素中扮演中立的角色。我用一架8×10的直视取景照相机支在一脚架上拍摄,但除了快门速度和所用的胶片外,这架照相机与柯蒂斯(Curtis)、布 拉迪(Brady)或桑德(sander)使用的照相机没什么不同。拍照时,我站在照相机的前方,而不是后边,在镜头左边几英寸处,离被摄者约4英尺。我 工作时必须设想我拍出的照片该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不从镜头中取景,在照片印出来之前我不能准确地看到胶片纪录的是什么。我的位置离被摄者很近,足可以够着他,而除了在拍照过程中我们能互相观察对方外,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这种交流包含有一些操纵、意见等。所有摆布导演的形象都象通常在日常毫无恶意的调皮捣 蛋的那样。一名人像摄影师需要依仗别人才能完成他的作品。而我所设想的被摄者,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我自己。我的影子必须发现于愿意参与这一虚构中的人身上, 而这个人要尽可能不知道他参与了虚构。我所关心的不是被摄者本身,对影像,我们拥有各不相同的追求。他对他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要与我所要求的一样深刻,但 最终,控制权却在我的手上。肖像不仅仅像就行了。情感或事实的瞬间转化为摄影,就不仅仅是事实本身,而是一种观点。再也没有像照片中的东西这样不精确的了 ——所有的摄影都是精确的,但却统统不是事实本身。 拍照的第一阶段对被摄者和我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必须确定照相机的适当位置,其与被摄者之间的准确距离,形象周围的空间安排,以及镜头的长度等。同时,我要观察被摄者怎样移动,做何反应、其面部表情如何,以便于在拍摄时,我能强化他自然的表现及他是怎样表现的。 被摄者面部表情必须放松,在拍照过程中,他不能转移身体的重心,首要的是不能移动,不能偏离焦点或改变他的空间位置。他必须学着与我配合得像一个人一样, 与镜头协同如一体,并且必须接受相当程度的训练并要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当拍摄继续进行时,他应该逐步懂得我对他所做出的反应的评判,并且他要找到他自己 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信息。拍照的过程是有节奏的,它被按快门及在每一次曝光后我的助手换胶片而不时打断。我有时说话,有时也不说。当我的反应非常强烈、而我 又消除了紧张的心理时,拍出来的照片才会达到我的要求。 感谢孙京涛提供中文翻译,欢迎大家去看原文,点击这里

小故事

“我父亲曾教过我一些东西。他教我摄影,光怎样通过镜头;负片是如何形成的;感光相纸如何工作。不知怎么的,我意识到可以把我的皮肤当成感光表面,姐姐路易斯常常成为我们拍照的模特,我把一张她照片的底片放在胳膊上,用外科手术胶带粘好,那会儿我是八、九岁的样子,还住在赛达赫斯特(Cedarhurst),我走到后院站在阳光下,底片就那么绑在我的肩膀上,我竟然保持这样的情况两三天之久。最后,把底片揭下来,路易斯就这样被‘烧’到了我的皮肤上。这是我的第一张肖像摄影作品。” ——理查德•阿威顿当年接受《纽约客》杂志的访问时的谈话

对·照

摄影大师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 遇到摄影大师李•弗里兰德(Lee Friedlander),事情本身并不稀奇,但如果这次相遇发生在照相机前,结果就会大大不同。 最新的《光圈》杂志报道了两个人在2002年的一次见面,文章题目叫做《五月的一天》,当时阿维顿正在举办自己的作品回顾展,同时他也想拍摄一些新的肖像作品,于是便邀请Helen Levitt和Lee Friedlander给自己当模特摆姿,前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而后者则出乎意料地答应了,但是Lee Friedlander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允许他拍摄阿维顿的工作肖像。 最终,两个人的照片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那正是他们各自的风格。“就在几秒钟,就这么短短几米的距离,他们的照片看起来似乎来自完全不同的星球。”这是一个画廊经营者的评论。 照相机两端发生的事情如此耐人寻味,位于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两端的故事又会是怎样呢?这正是摄影师Robbie Copper关注的,他在世界各地拍摄了电玩爱好者的个人肖像,并且将之和他们在虚幻的网游世界中的身份对照起来,结果令人吃惊。他的作品已经出版,画册名为《Alter Ego:Avatars and their Creators》

  • 摄影如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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