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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消失在2016年

突然接到编辑的电话说,应该写今年的逝者了,我才发现又一年过去了。

翻出去年写的2016年的逝者,其中几个我所熟悉的摄影师,我却感到他们似乎并没有离开。今年,我很想写一些关于爱的故事。也许吧。

请不要嘲笑我翻出旧货过冬,在寒冷的日子恐怕必须要燃烧掉一点回忆。

消失在2016

人们发现盖瑞•布拉施(Gary Braasch[1]的时候,他面朝下漂流在海里。后来的急救已经回天乏术。

对于很多环保界人士来说,这场死亡来得很痛心。

宣布死亡消息的是澳大利亚博物馆,这里主持运行着大堡礁蜥蜴岛研究站,盖瑞在这个区域潜水时遇难,他正试图记录气候变化对大堡礁的影响。

这家伙是我见到的最纯洁的人,他的朋友如是说。自1990年代末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现象,他不仅是记录者,更是行动者,在其著作,《火焰下的地球:全球变暖如何改变了世界》中,盖瑞给这个地球的愿景是:一个安全、清洁以及凉爽的世界。

只可惜,时下到处都是“热点”。名人一个个在炉子上被烤热,不管那是否出于自愿。

比尔·坎宁安(Bill Cunningham)[2],已为《纽约时报》工作近四十年,作为一名街拍摄影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隐藏,只是,这件事在他去世之后也依然无法如愿。

比尔因中风离世的消息传出,《纽约时报》就请人们讲述在街头遇见比尔的故事,众人追忆着如何瞥见这位传奇的时尚街拍大师,偷看他工作,偷看他被当成路人逮住为游客拍纪念照……

然而,这位先生却认为,任何关注都是骚扰。他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时报摄影师这份雇佣工作,那是在一次车祸之后,他意识到生存的需要大致只能如此。他说自己不想被任何人“拥有”,“钱最便宜,自由与解放才最昂贵。”

尽管不少时尚界的潮人都宣称自己“为比尔着装”,比尔却总是蹬着自行车穿行在街头。他喜欢怪人,时尚并非在秀场,而就在普通人的身体上,在于人们拿雨伞的方式,挽大衣的样子。

你再也不能在街头遇到比尔了,又或许,遇他的最好方式是打开他在报纸的专栏,一个个幻灯片故事里,都有他的旁白,声音快速,高亢,介绍着他喜欢的时尚。

另有一位“时尚”摄影师今年也去世了。我愿称他为时尚摄影师——假如你认为非洲的普通人也有时尚。

这位先生是马里克·斯蒂贝(Malick Sidibe)[3],一直居住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从未离开太远。1990年代,被一位法国摄影师发掘(据说这次发掘也是基于一位收藏家的兴趣),从此,他照相馆里客人的肖像成了稀罕物。

“你是怎样成为一名摄影师的?”

“1955年,我从一所工匠学校毕业,随后被一个法国摄影师招募给他工作室做装修。后来,我成为了他的员工。”

摄影师职业生涯最开始,马里克手持小型照相机,拍摄了大量年轻人的聚会,“到处!只要有舞会,我就会被邀请,从午夜到凌晨四五点。假使一晚上只有两场舞会,那就是好事,我可以休息。但要有四场,我就一个也不能错过,这里36张,那里36张,那里还要36张。”

不管现在这些照片如何在画廊里被观赏,但它们连同之后马里克在影室为当地人拍摄的肖像,都只属于被摄者自己,人们渴望被拍,乐于被拍。照片里是马里人的日常,那愉快的一面。

《纽约时报》周末画报曾干过一件矫情的事情,请马里克拍时装,名牌服装套到了马里人身上,他们大多都是马里克的亲朋好友。这组时尚大片最后成为杂志8个页码的特别报道。其中还有一张获得了荷赛奖,图片说明惨不忍睹:“阿布道拉尼,穿着维克多&罗尔夫牌西服,宝缇嘉牌衬衫,杜嘉班纳牌皮鞋,头戴一顶巴布瑞帽子……”

“马里克,你如何看待西方人对西非时尚的诠释?”

“挺先进的。”

马里克究竟应该被谁需要,被谁认可?也许下面这段问答是最好的答案。

“你如何选择自己的被摄对象?”

“作为一名人像摄影师,是我的被摄对象找到我。”

马克·吕布(Marc Riboud)[4]在年轻的时候也幸运地找到了他的照相机,将他从腐朽沉闷的工厂生活中解救。他相当害羞,不善与人接触。其实,很多成为摄影师的人,大都是这个路子,照相机成为一个庇护所。但进一步,他们逐渐发展成用视觉的方式言说——也许那本身就是这些“视觉人类”天生的渴望。今年,马格南图片社有两位社员去世,还有一位是彼得·马洛(Peter Marlow)[5]

这篇关于逝者的文章并非只是悲伤和哀悼,怀着交流的渴望,我读着他们的照片,试图还原他们的目光,想象他们拍照和工作的模样。

手头有一张内森·莱昂斯(Nathan Lyons)[6]视觉研究工坊课堂的照片,内森身边是一张白板,三五个学生坐在教室的窗前——人们都希望凑到朝向光明的地方。

nathananthology023图片来自:Visual Studies Workshop

我根本无法数清内森·莱昂斯(Nathan Lyons)所做的事情,他的名头有:艺术家、策展人、教育者、理论家,有人称其是对美国近六十年以来的摄影影响深远的人物。他发起了“美国摄影教育协会”,创办了《余像》(Afterimages)杂志。但我认为,他最值得尊敬的仍然是导师这个身份。

若在机制里混,他也许会更荣耀,因为人们在写摄影史的时候,都只关注“主流”,而这位先生却在其职业生涯的巅峰退下,创办了另类的学校。

早在他在乔治·伊斯特曼博物馆(George Eastman House)工作期间,内森就专门在二楼开辟展厅,把这个空间留给新人,在这里,他给了29岁的李·佛瑞兰德(Lee Friedlander)人生第一个个展。他所策划的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展览《向着社会的风景》(Toward a Social Landscape),也许应该单用一篇文章来介绍。

“视觉研究工作坊”是一所非常特别的学校,学校有画廊、出版物,但一切都是艺术家自治,在学校走廊里,你经常会看到拿着锤子的学生在修理学校的物什,这里的每个人是主人。内森从艺术体制中出走,意图建立一个体制外的体制,核心围绕着的是艺术家的自觉,对事物真正的观看,而非被艺术机制奴役。

内森·莱昂斯曾对自己的学生提到,“假如你看到一些感觉不对的事情,就应该表达,你要有行动。只有这么做了,你才会让世界发生改变。”

链接:消失在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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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盖瑞•布拉施(Gary Braasch,1945 or 1946-2016),美国摄影师,在环境保护领域工作40多年,关注全球气候变暖话题,围绕此议题,其拍摄遍及世界各地。

[2]比尔·坎宁安(Bill Cunningham,1929–2016),美国摄影师,一直为《纽约时报》工作,在街头捕捉时尚,因其对时尚变迁的持续记录,有人称其堪比文化人类学家。

[3]马里克·斯蒂贝(Malick Sidibe,1935 or 1936 – 2016),马里摄影师,以其对马里1960年代从法属殖民地解放之后,对马里青年文化的记录著名,其引人瞩目的还有他在影室为当地人所拍摄的黑白肖像。在视觉文化稀缺的地域,他留下了一份重要的视觉档案。

[4]马克·吕布(Marc Riboud,1923-2016)法国摄影师,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其从1950年代晚期开始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持续记录。

[5]彼得·马洛(Peter Marlow,1952-2016)英国摄影师,职业生涯开始于摄影记者,曾为西格玛图片社工作,后加入马格南。中后期的作品更强调对本土社会问题的深度观察,其作品《利物浦:眺望大海》,记录了这个城市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的衰落。

[6]内森·莱昂斯(Nathan Lyons,1930 – 2016),美国人,活跃在摄影教育、摄影研究多个领域,其本人也是一位艺术家、策展人,他对摄影媒介语言特性的研究,推动了作为艺术的摄影在美国的发展。

题图为内森·莱昂斯和他的学生在视觉研究工作坊,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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