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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昨）
他的第一部电影《拔出雏菊(Pull MyDaisy)》(1959)被认为是新美国电影的开篇之作，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先锋电影，片中剧情由杰克•克鲁艾克(JackKerouac)撰述并朗诵

接下来是一系列自我学习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看着都挺累的。举个例子吧，在拍摄于1969年的作品《佛蒙特州的对话(Conversationsin Vermont)》中，弗兰克跟着他的两个孩子去他们的寄宿学校，并且在那里让他们点评一下他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和一个男人的失败之处。

在作品《家的演进(Home Improvements)》(1985)中，他又拍摄了类似的场面，不过这一次地点换到了他走在去看他在布朗克斯的一所精神病院里的孩子的路上：”帕布罗(Pablo)，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放弃的，”弗兰克的声音出现在画面中。在精神病院里，帕布罗•弗兰克的样子看上去痴痴呆呆，接近疯癫的边缘。当弗兰克离开那儿，我们再次听到他的画外音：”这对他意味良多，我所有的这些努力。不过我也不知道我能这么努力多久。”

弗兰克最有名的一部电影很少有人看过。一部摇滚电影，《萧乐蓝调(CocksuckerBlues)》，记录了滚石乐队1972年为了推广其新专辑《颓废大街(Exile on MainStreet)》一路麻痹在性与毒品之中的巡演。这张专辑也使用了弗兰克的作品小样作为其封面。

尽管批评家们写了很多的文章质疑这部纪录片的真实性，直接认为其大部分都是摆拍，但是弗兰克说只有和果儿们在飞机上性交的场面是摆拍的。鉴于他们在片中的表现如此淫乱，他们非常成功的通过法律手段制止了该片的商业上映。

“米克(乐队主唱，核心人物)很不高兴，”弗兰克告诉我。”他说’你把基斯(KeithRichards，乐队吉他手)拍得比我好看。’我说，’呃，他本来就比你有趣一些。’他们当时很担心，因为理查德在蒙大拿周貌似吃了官司还是怎么着，总之他们有可能再也去不了美国了。”

整部电影在美国的拍摄过程和毒品完全脱不开关系。给他们提供毒品的人是丹尼•塞莫尔(DannySeymour)，他是罗伯特拍摄电影时的助手，同时也是他的好朋友。这部片子完成几年后丹尼就去世了，很有可能死于谋杀。

弗兰克说他自己当时也不怎么靠谱，导致很多场景都没有拍下来。”我错过了不少。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摄影机里面装菲林。我也不在乎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拍下来了。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们找上我来为他们干活的原因吧。他们喜欢失控的事情。”

弗兰克一生拍摄了25部影片以及出版了若干书籍，但是他最大的成就永远是画册《美国人》，这是他的巅峰之作。他的作品展出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一天夜里他坐在他的作品面前对我说，无论是关于这本书还是他拍摄的初衷所有的人都误解了，当时我们周围只有积满灰尘的地板和吱呀作响的窗户。这些书中的作品都被放大到了一米见方(30″x 45″)，你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些颗粒，让作品显得平淡、单调，仿佛被抽干了灵气。

“这让我很惊讶，”他说。”这是一本很简单的书，真的。其实它什么也没有说。更与政治无关。这些照片什么也不关心。人们总是说其中充满仇恨。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出来，也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只是随便走到某个街角，然后记录下那些有趣的人们。也许是的，我的观点很极端，但是这只是因为所谓的中庸让我感到平淡而无聊。”

“他们说这本书沉郁而悲哀。那个时候谈到摄影可没有这么高级。我们既不说沉郁也不说悲哀。事情是什么样就是是么样子。我没有任何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安排。当我去到南方的时候，只是单纯的被惊呆了而已。当时一切都很傻，很暴力。”

“不过现在再看着这些作品，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有什么好么大惊小怪的。”

这本书实际就是一份工作下的产物。可能你会觉得这些照片很亲切，但实际上它们就和他们的创作者一样充满德国式的冷酷与无情。他不会在停在佃农家吃一份午餐，也没有想过去打听那场葬礼埋葬了谁。”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我要不停赶路，”他回忆到。所以他只是呆在他的福特老爷车里，一路向西。

“我只和一个人说过话，”他说。”就是那个在离诺(Reno，内华达的离婚城，在该城居住三个月即等于宣告离婚)结婚的女人。她给她爸爸打电话说她在离诺结婚了，然后她爸爸马上挂了她的电话。”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本书迅速声名鹊起。在弗兰克之前，摄影的视觉核心永远是横平竖直的。照片的主题永远是显而易见的。你能一眼看出这张照片拍了什么，想要表达什么内容。弗兰克，这个阴暗的小个子男人却改变了这一切，他让颗粒成为长处，晦涩成为优点。他的照片是如此的一团乱麻，你不知道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或者去关注什么。

也许更重要的是，弗兰克改变了摄影，或许这才是摄影师应该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大家都如同安塞尔•亚当斯那样去记录山河的壮丽，还有谁会想到要去这样拍摄？青山蓝天，皑皑白雪，它们有什么瑕疵吗？没有瑕疵。这就是瑕疵所在。弗兰克把摄影这一工具从风光摄影师和时尚摄影师的手中抢了下来，把镜头对准了那些生活困苦的变态，穿着围裙的家庭妇女，以及那些食不果腹的人群。生活不是青山与积雪，也不是香水与华服。生活是艰苦的，是可悲的，去日无多。生活应当是鲜活的，而不是冰冷的。就像珍妮•马尔肯写到的那样，弗兰克作为社会批评家的身份被抬得过高，而低估了他在摄影上带来的革命。

《美国人》一书中最为寂寞的一张照片也许就是全书的最后一张，拍摄在去往德州德尔里奥路上的那张照片。车停在路边，头灯还开着。让你依稀还能听到马达的轰鸣。后挡风玻璃那儿堆着一堆衣服。坐在副席的女士半闭着眼，奄奄一息、空虚疲惫的休息在一个未知的地方。不知道她身后的路打哪儿来，也不知道她面前的路往哪里去。她的怀里还睡着两个孩子。再仔细的看看这幅图片，你会发现没有人在开车。爸爸下了车，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的路边去放松。

在副席的这位女士有一个名字：玛丽。他是弗兰克的第一任妻子，他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就把她的肚子搞大了。那个男孩是弗兰克的儿子，帕布罗；女孩是他的女儿，安德娜(Andrea)。这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去世了。在五十多年后我们再看看这幅照片，看看这位伟大艺术家的人生，看看他的成功，看看他的后悔和犯下的错。也许你会问，到底是谁在掌握这车轮。

清晨，太阳升起之前，这个古老的小城仍然笼罩在一片雾霭中，我在磕磕绊绊地石板路上走着,还在倒着时差。我要在街上见到的穿着蓝色工装裤一脸疲惫晕头转向的人是谁？那是罗伯特弗兰克，带着他的俄国制的LOMO，眼里含着泪。他拍了些快照,还录了一小段视频,直到他迈不开双腿.
后来我们进了一个小面馆，要了茶，土豆和酸汤面。

他告诉我他对他美妙的中国行充满了幻想。毫无疑问这是最后的一站。他谈起自我，他的成就与过失，和追求过程中的代价。”孩子们是我的遗憾，我很内疚”他说，无意识地擦拭着塑料桌上的污渍。

在他1947年到纽约之前，如果他没有追随抽象派画家威廉姆.德.库宁，也许他的人生哲学不是那样，也许那样对他的孩子们事情会好一些。然而,这只能成为一种追悔,在他的旅行和作品中浮现。

“那很不一样。我们没有托儿所或幼儿园这样的地方。你什么都要自己做，并要尽力做到最好。”

弗兰克说他经常在他自己位于东三街的公寓里，凝视德库宁的画，欣赏作品更欣赏艺术家本身。”抽象派，不是用画笔而是用他们的精神来作画。”他说，”率真的自我的天才的一生。他只有一个炉子，一个冰箱，一个画架。他可以只穿着内衣而整天去与那些画布较真。这些是如此的吸引我。他让我意识到要去承担生活中的风险。为了艺术上的自由，你不得不去抗争并忍受为这付出的一切。”

这一幕并没有影响到沃克•易文斯(WalkerEvans)。在弗兰克之前,他是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师。是弗兰克的推荐人。是易文斯帮助弗兰克获得古根海姆(Guggenheim)的资助,支付他的横穿美国拍摄的旅行费用；是易文斯教他一张好的照片是冷漠不带任何感情的；是易文斯为他的《美国人》写序，虽然弗兰克将它卷起来扔到一边，因为它读起来就像篇学术论文。同样是易文斯，在他拍摄钢厂的照片时，不愿意让他的助手知道他的拍摄想法而让年轻的弗兰克坐在汽车里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是我的朋友，但他很自以为是。”弗兰克说。他像个英国人那样自命不凡。教养对他非常重要，适当的教育和社交群。

“他曾在医院接受外科手术。我问我是否可以去探望他。他最终同意了但不让我的朋友去。’是谁呢？’我问。’艾伦•金斯堡(AllenGinsberg)，’他说，’我不喜欢那个人。'”

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弗兰克渐渐失去了他的家庭。他最后的工作交织着失望和愤怒。老照片和胶片和新的混在一起，好像他曾经想要预言什么。他的70年代和80年代宝丽来相片被刮坏，似乎他曾试图毁坏它们。他这段时期的作品充满着情绪，有一种审美上的混乱，也许他最好的作品就在里面。坚硬，冷酷，猛烈，真实。

在1989年出版的《掌心(The Lines of My Hands)》中，他写给他成年的儿子：

生日快乐帕布罗, 我们度过了一段多么艰难的日子，我不能承受，对我来说太残酷了。那是一个三月，雨拼命地下着，我给你一张去亚利桑那州文斯洛(Winslow)的单程票。你说你想看流星——从夜空坠下。我只说了句祝你好运，然后驾车离去……

弗兰克自己的父亲，亨利，是一个德国犹太人，一战后移民到瑞士，在那里，与一个富有的商人的女儿结了婚。那是非常严厉，不快乐的童年。父亲期望成为室内设计师。但最终只是个收音机销售员，与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虚度光阴。二战期间，亨利。弗兰克带着全家逃离集中营。
这段经历留给弗兰克关于苦难的理解，唯一能让年青的弗兰克从那阴郁的环境中抽离的便是摄影，当时他在苏黎士做学徒。战争结束后，他骑着摩托车，动身前往巴黎，最后到达美国的格林威治镇。

罗伯特耳濡目染的欧洲犹太人的价值观终于被扔到一边并被自我专注所取代。这一点在他的孩子们身上也有所体现，他说。他的女儿安德娜，21岁的时候在危地马拉死于一次小型飞机失事。他的儿子帕布罗，在1994年自杀前一直沉迷于毒品，并患有精神疾病。

“我希望我曾给过他们什么。”弗兰克说。”他们的犹太血统或别的什么。”他又要了一杯茶，一只手拍着快照，他的妻子在他们的小厨房里，到处都是盘子和锅。

我们都认为，那是美国生活荒谬和致命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在美国不受任何道德风俗约束地选择任何他想过的生活。他可以生活在瑞士或中国，但他必须表现得像一个瑞士人或中国人期望的那样。在美国你可以不顾所有这些旧习而随心所欲的生活。但如果你不用旧的秩序替换掉新的，这种自由泛滥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非常内疚。”弗兰克说，手掌在裤子上摩擦着。

短暂沉默之后，他对我说：”你可能战胜生活，但你不能控制它。”

罗伯特。弗兰克拍过秘鲁的印地安人，威尔士的煤炭工人，伦敦的银行家。他去过一个人可能想去的任何地方， 但是他知道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他的植入的金属膝盖已经生锈闭合，血压也很低，几年前还得了心脏病。回忆也开始伤害它。当回忆涌起，他痛苦的表情就像被一把石头砸中一样。他开始做一些模糊不清的梦，关于手足相残，出卖灵魂，追求金钱时所做的种种妥协。他回想起他在瑞士不快乐的成长，那没有爱的家庭。一个心怀艺术梦想却永远没实现的父亲。他的孩子们。法国的摩托车之行。金斯堡，凯鲁亚克，伊文思，以及那些长日的痕迹。中国之行也一样，消耗着，或者丰富着他的生命。（未完）

又，taobaggio提供了一个网址，可以看弗兰克的三部影片：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