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向来是摄影师被摄对象的人群拿起相机，这类工作坊我参与过不少，从汶川受灾村民到民工子弟……现在工作室墙上还有那张让我心醉的海报：屋顶，一个男孩子回眸的身影。 摄影：周蕊 这类活动也逐渐成为摄影人献爱心的一种寻常模式，找个民工小学，发些相机，教教摄影，回收照片；活动通常以“他们拍得多好啊”这样的感慨为结束。 我并不是否认这些活动的意义，它们无疑会带来更多沟通，也会给那些被忽视的人群带来快乐。但就我自己而言，对于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却越来越困惑。因为“他们”这个说法，一下子就将活动变成两个阵营：我们/你们；专业/业余。这仍然回到了原先的逻辑，是不对等的双方在交流，所有的评判都基于一个假设——他们原本一无所有，而这样才会出现看到任何照片都感到震惊的心理效应。 南非摄影师Gideon Mendel一直追踪拍摄非洲的艾滋病患，十年过后，他说自己再也不适合拍这个题材，已经无法举起相机。他开始一个新的项目——Through Positive Eyes，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教授合作，给H.I.V. Positive的病人开办工作坊。四年来，这个工作坊已经迎来72名参与者。 Through Positive Eyes这个项目的名称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指参与者都是艾滋病病毒测试呈阳性(H.I.V. Positive)的患者，另一方面Postive也有着正面与积极的意思。 《纽约时报》的Lens博客介绍了这个项目，幻灯影廊里的照片和文字打动了我： “照片里黑暗的部分代表一个小孩子，他受尽惊吓，他经历了一段悲惨的遭遇，那便是我的童年。” 当我发现自己是H.I.V. Positive，仿佛淹没在水里，并且无人能够就你。但一旦你想清楚了，世界就会变得澄明清晰。你可以再度接受你自己。 这个项目不是要为了拍下照片，它要让人们发出声音，指手画脚的摄影老师消失了，这其实不是“摄影”工作坊。 Through Positive Eyes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学员一起进行图片编辑，这是借助照片让大家袒露心声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其中有位学员在放映照片的时候把一张照片快速放过去，他说那是一张测试照片没什么意思。但其他人都觉得非常好，认为这是他自己内心的一种自然流露。最后，这张照片被放进了最终编辑： 是的，我是H.I.V Postive，但我还是其它，我是一个同性恋，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祖父，我是一个丈夫，我和我的那一半一起生活了18年。在我的这么多身份里，H.I.V只是其中的一小点。（摄影者本人是之前是一个游泳选手） 我和木兰活动中心合作的让影像发声活动，上周志愿团队去了第五次。实话说，真有点儿疲惫。我有点儿迷失，不想再重复之前的“快乐摄影”模式，但似乎又找不到什么方向。这个项目给我一些触动，我隐约感到自己应该做更多基于影像但又超越影像的事情。 这篇文章写给跟我一起苦苦地顶着烈日去做工作坊的朋友，打破自己狭隘的观念去交流才是最重要的。我不希望工作坊最终出来的还是一堆“好”照片，我认为那才是最坏的结果。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