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 教室

在《以后会怎样》这篇博客里，我曾介绍了荷兰Foam摄影博物馆针对摄影的未来的发问，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留言，也提出你对未来的畅想。 纽约大学的Fred Ritchin教授最近也在他的博客上做了回答，Fred是我钦佩的摄影界的聪明人，能够看到他对摄影未来发展的预见，颇让人感到惊喜，下面我就将他的博客文章编译如下： 摄影自动就能获得的信赖，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结果有好有坏。照片常常说谎，但它们同样也能告知我们部分事实。它们仍旧能——不同之处在于，摄影当下所告知的更多是个体的真实，摄影师的真实，而并非是那个因由摄影机器的拷贝特性而自动获得的真实。摄影不再表明“那里有什么”而是“那里可能有什么”。 …… 因此，照片将更少用来做证据，这也使得我们对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而不再那么确信。这应该是个值得欢迎的改变——没有摄影的确认，我们则可能会主动去解释事件和话题，去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理解。 那些曾经促发我们行动，甚至介入现实的照片现在的主要栖身之地是Facebook这样的空间，而在这里我们会不断重复（沉溺其中？）拍摄我们自己，这样我们似乎可以尽可能地使得自己显得足够好。我们和世界已经成为一体，契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自我投射。但是问题在于，很少有人关注这种影响，这使得当下的世界，在缺乏一个洞悉的认知（道德层面和实践层面）的状况下发展进化。我们杀死了信使——照片——我们不再那么关心它对我们说了什么。在信息时代，我们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去知道的更少，它同样导致一个结果，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知道的事实是不值得行动的。 而我们的欲望则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里被重新整合，它是虚拟和品牌化的，比如说一个苹果如果被贴上“有机食品”的标签，就会使得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获得更大的满足，在这里“自然”成为了一种品牌营销策略。 你还记得那些让我们相信某些存在的照片么？它们是二十世纪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在这种确信事实的机制下，它们使得我们去阅读、争论和研讨。现在，事实已经成为一种观点（怀疑论）的表达，完全是一种欲望。 当我们把一些偶然拍下的照片称作“市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这种媒介的高度民主化也可能是另外一种伪装过的消费主义。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怎么就可以认定一张照片要比其他现存的上百万张照片要好呢？或者说，这只是因为某种突然的震惊让我们产生某种程度的感知。 专业的见证者可以见证自己所想见证的事实，但假如没人有关注（甚至更少有人会为此付费给专业人员）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们地球档案库里无数张漂亮的照片蒙蔽了我们生活在危机重重的星球上的重原因？ 不要去考虑怎样成为一个摄影师，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利用这些庞大数量的照片——如何找到相关的那些，展示它们，给它们叙事的语境，链接它们，将它们融合到其他媒介，更有效地利用照片。以上这些行为同样也是“用光来书写。”然后，请深呼吸（永远不要忘记呼吸），再开始做一些新形态的影像——基于一个数字的、量子的，符码的，抽象的，半拟态化的，疑问重重的世界的新影像。 我们如何保持明智，并且生存下去？如何从巨大数量的照片中过滤出可能有用的，我们要先断定有用的是要优先的，而不是被弄得眼花缭乱。假设我们是在一艘有洞的船上，我们要继续在船上生存，我们有这样一些选择，诊断问题并尝试修补漏洞，或者假装漏洞甚至船都不存在，或者过早地针对栖居地将自己重新改造以适应一切。在一个消费社会里，后者被看做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就好像一个坏了，再买一个），而在上个世纪，我们可能会将之称作：虚无主义。 用摄影媒介工作的艺术家，有数不胜数的新的策略和新的主题去探究，将媒介链接（附加，附属），非线性的叙述，用显示屏而不是纸，和时间游戏（在数字世界，时间变得抽象），和空间游戏（我们的近邻可能在物理距离上非常遥远），和生命形态游戏（身份变成一种密码，计算机编码和DNA），和信任游戏（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为什么？）这些艺术家会找到他们的语言，但是他们，像我们一样，正在熟悉这个转型的宇宙，数字是叙事语言，它是量子化而不是牛顿化的，它基于一个可能的世界而不是可信的世界，漂浮着各种嘈杂。 因为摄影媒介的出现，梵高解放了他的视觉去看到更多不同，公路，怀表，工业革命……。我们（其中的部分人）也应该能够被近几十年的事件解放出来，制造新形态的影像。我们所做的照片可能和布列松的照片完全不同（在一个拟态时间的概念下，谁还需要一个时间的切片？）和唐麦考林的照片不同（战争和灾难的那些慈悲心怀的照片不能轻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大概我们可以寄希望我们的照片将不会是那么的矩形化，也许有一天它们会跳舞。 不管怎样，在“以后会怎样”这个话题变得更为值得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我们自己——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自己——并且要在当下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转移了的目光之下去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