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大开杀戒的小丑，他所造成的悲惨剧情在剧场外延伸。Alex Sullivan，这位27岁的年轻人，将首映礼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却不幸遇难，尚未确定其死亡讯息的时候，他的父亲在现场举着孩子的照片疯狂大喊：“看到我的孩子了吗？” 当时正在现场的摄影记者Barry Gutierrez说，当父亲举着照片冲过来的时候，那万分的悲伤让让他痛到骨头里。 但这一刻，他还是要举起相机。 美国《连线》杂志博客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悲剧事件中：摄影记者在新闻报道和情感之间的平衡》（When Tragedy Hits, Photojournalists Balance Reporting and Emotion），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摄影记者是否真的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冷血？当他们也和受难者感同身受的同时又如何压抑自己的情感工作？他们这样做又是为何？ Barry Gutierrez所拍摄的父亲的照片，经由媒介发表，把读者带到了悲剧事件的核心，《连线》杂志评论说，Gutierrez这样有经验的摄影记者在事件中显现了他们的价值，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那一刻，他必须要按下快门，Gutierrez说：“宏观上，我必须在头脑里一直有一个全局的新闻报道的观念。我的职责是一个摄影记者，我必须要明白，有上千万的读者会阅读这篇报道。但在微观上，我是一个人，我也有一颗肉做的心。” 当天稍晚的时候，Gutierrez又拍摄了另一张照片，他先征求了Shamecca Davis这位母亲的同意，她正在等待自己的儿子从警局录证词出来，Gutierrez希望拍下他们母子相见的照片。 这张母亲眼泪涟涟地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Gutierre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作为一名摄影记者，你自己的情绪有多重要。假如你不能像一个人类一样，你就不可能拍到打动人心的照片。” 每次面对这样的灾难，媒体就要经历一次艰难的选择。十三年前，也是在丹佛，哥伦拜恩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校园枪杀案。一些媒体图片编辑回忆起当年的经历：当时有一张俯拍照片，能够看到正在急救的现场，也很适合放到头版。和现在还不一样，那是1999年，社交媒体还没有这么繁盛，屠杀的信息都来自媒体，照片传递的讯息很重要。但图片编辑们却发现照片里有一个死亡的孩童，编辑非常担心照片会引起受害者家人的悲伤。思考再三，最终这张照片没有上头版，而是用了另外一张痛苦的学生的近景照片。 Photo: George Kochaniec Jr. 媒体研究机构Poynter的研究员Kenny Irby,他说，记者必须在这些场合中寻找平衡：“我们总是要找到一种方法，最大限度地讲述事实，而又最小程度造成伤害。”他同时指出，但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使命还是要直视灾难，冲到前方去见证。于此同时，读者也要给予他们的理解，因为这些记者冒着危险，把命都搭上去做灾难报道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故事被更多人知道。 今天编译这篇文章，内心有很多感慨。想到512大地震和一个摄影师联络，他煲住电话，反反复复地在讲自己现场的故事，情绪压抑，现在回忆起来，我猜想他那个时刻一定经历很严重的心理危机。我们时常说要做关心人的摄影师，但那每天在灾难死亡中出入的摄影记者，他们的情感问题却很少有人关心。 说到情感和职业的平衡，当下的国内的媒体人处于夹缝之中，在报道灾难时记者不是记者人不是人——太多媒体派遣摄影记者只想消费灾难，并无真正的怜悯同情，又有太多时候，那揭露灾难真相的报道根本不能发表，遇到的是冰冷的封口令。 (…)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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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
关于日本地震的报道，我最近一直纠结在一个问题上，究竟摄影记者目击者的身份是否还有意义——假如卫星，监控录像，谷歌街景图，公民记者可以做得更好——他们都比摄影记者更快，更为贴近灾难现场。 阅读《纽约时报》摄影博客Lens上一篇关于摄影记者Shiho Fukada 的采访，略微让我的这些焦虑得到一些缓解。关于一场灾难，目击者的证言将永远不可或缺，这一点，过于冷静的卫星云图无法做到，而公民记者因为能力，技巧和热情的或缺，也不可能将寻找真相的努力贯彻到底。 此外，大事件频发，我会时不时地想到James Nachtwey，他到底在哪里？这个不怕死，不怕悲伤，永远沉静的人会去哪里？在《时代》周刊的网站上，我终于找到了他的踪迹，他也在日本正在替《时代》周刊完成报道任务。 今天编译的两篇文章，就分别来自这两位目击者的证言： （一）回到噩梦—— Shiho Fukada LENS采访了正在灾区采访的摄影师Shiho Fukada，她正为《国际先驱论坛报》工作，随同她一起工作的是《纽约时报》驻北京的一位文字记者和《泰晤士报》的一位视频记者（ video journalist）。Shiho在岩手县的一家旅店接受采访，当时仍然不断有余震发生。 星期二，我们开始朝北开，因为核电站有泄露的危险，并最终到达高田市采访。整个城镇全部被海啸摧毁。大约只有五六点钟，但天色已经转暗，只有几个人在路上，似乎在找寻他们的亲人。起初是雨，随后又是雪，这个地方仿佛被炸弹炸过一样，什么都没有。 我们看到一台摄像机，此外还有一支价格昂贵的尼康的长焦镜头，相机放在泥泞的土地上的一块石头上，里面存储卡还在。镜头里面都是水，但是没有碎。当我捧着镜头，我感到有一种亲切感，因为这是一支专业镜头，我想象它的主人的样子。我们仍然在尝试读取存储卡里的数据。因为被水浸过，所以不知道能否恢复。我们非常好奇。卡上贴着名字，地址和电话。但是电话已经不通了。 在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街上有两个毯子包裹的东西，一个上面还印着米老鼠的卡通图案。它们就放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躺在泥里。我们经过的时候都不由得怀疑：“是不是尸体？”我们又返回，看到了毯子中露出的头发。 Shiho Fukada 摄影 每一天都太累了。现在晚上我还有时间和别人交流，这太好了，而之前，我没任何机会和别人说话，就是传照片。 今天，我们听说了核电站的危险，纽约那边的记者建议把我们不要担心报道的事情，赶紧朝北走。我们也在讨论核电泄露的危险和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在距离核电站120公里以外的北方。我们带着一个核电监测的仪器，它能探测核电的放射强度，如果过高就会发出警报。 现在，它还没有发出警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 （二）来自James Nachtwey的报道 James Nachtwey是第一批到达日本的记者。他给《时代》发回了照片和文字报道。很少看James Nachtwey的文字，有些难翻译，因为他不用第一人称写东西，但是描述的却都是自己的感受。他的文字显示了他对这场灾难冷静和缜密的思考 我第一眼所见的情景让我震惊——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不可想象的。巨大的人造建筑就那么被推倒，仿佛一个淘气的孩子掀翻了他的玩具。房子，车，船歪倒在河道里，与岩石撞击，然后又在愤怒的大水退却时被带走，最终奇形怪状地丢了一地，就好像一个发疯的雕塑家的作品。仅仅几分钟，在巨大无边的进程中，没有任何目的，城镇就被彻底毁灭。这场灾难之后，留下的是无穷无尽的悲伤，以及没有任何益处的愤怒。 作为一个试图记录事件的记者，我遇到的是人们仍然没有丧失的慷慨和热情。燃料在这里极度紧缺，但有人把宝贵的燃料送给我，不要我付钱，让我可以走得更远一些。对于我们这些寻找住处的陌生人，仍然处在悲伤之中的村民在当地拥挤的避难中心为我们提供休息的地方。早晨，送来饭团和一小片鱼片。这种简单的食物，那么朴素，面对着巨大的灾难，更显得珍贵。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