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与一位丹麦摄影师聊天,提到他们那儿的报道摄影大牛Jan Grarup,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圣诞节前他给Jan写信询问否有时间见一面,但Jan回信说自己马上要去南苏丹工作。“那可是圣诞节前!” 这位摄影师向我强调,又补上了一句:“他老婆才刚生完小孩。”
提起这些为年轻摄影师制造英雄主义幻象的摄影师,他有点儿嗔怒,原因是,这些战地摄影师们扎着小围巾,穿着皮夹克,演绎着战地摄影师的神话,却很少把自己生命的另一面给人看。此时,他谈到另外一位战地摄影师Gilles Peress ,Gilles并没有掩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败,在一次演讲中,他向听众公开自己尴尬的现实,从战场回到家里,老婆对他叫:“把你那带着死人味儿的臭衣服,拿开,滚出去!”
当然,这种场景James Nachtwey不会遇到,因为他没有家庭。
我写这些文字并非是对战地摄影师的价值有所异议,而是希望不要将之塑造成一种英雄甚至是浪漫的形象。倘若你看过唐麦卡林的传记就会希望再不要存在“战地摄影师”这个职业。
搜索“Jack Hill”这个名字,你得到的结果可能是他在一些摄影比赛中得奖的消息,他是泰晤士报的摄影记者,和另外一位文字记者搭档Anthony Lloyd一起工作。2013年,他们一起去了叙利亚六次。
但你一定不愿意看到有这样一个搜索结果:
这就是Jack Hill(左)和Anthony Lloyd,他们上周在叙利亚被一伙暴徒劫持,Jack给塞到了汽车后备箱,而Anthony则被控制在后座。Jack试图逃跑却被抓回来,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打了个半死,而他的同伴则腿部被打了两枪。
好痛啊!上面这些描述似乎是只有在影片里才会发生的场景。两人最终经过叙利亚反对派伊斯兰阵线(the Islamic Front )的斡旋才被解救回国。
但另一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却没有这么幸运,26岁的Camille Lepage在中非被杀害。士兵在一辆汽车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另外一起的还有四个当地村民的尸体,车上有十个持枪的反巴拉卡武装力量士兵。
这位姑娘之前在instagram上发表的最后一张照片里提及,她和几位反巴拉卡武装力量将一起驱车到西部的Amada Gaza——中非与喀麦隆的交界处。
有人估计,他们可能在路上遭遇了伏击,导致Camille中弹身亡。
Camille Lepage在instagram上的最后一张照片
Camille只有26岁,却经历丰富,她2012年在南苏丹工作,作为自由摄影师为多家媒体供稿。她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就是想要生活在没有人去的地方,关于中非的报道,她说:“我要让观者感受那些人们所经历的一切。我要让人们能够体察到他们作为人的存在,而不是将之看做一小撮在黑暗大陆上经历战乱的非洲人。”
曾和她一起工作过的法新社摄影师 Fred Dufour在一篇文章里追忆了这位姑娘。他说她很成熟,让人猜不出实际年龄,她不像那些莽撞的年轻人空着手就来战场,她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不会忘记穿着防弹衣带着头盔。
“紧张了一天,我们会一起找个地儿放松,那是很多战地记者喜欢做的:到酒吧里,喝个大醉然后跳舞。我们试着把一切都抛在脑后。参与战乱冲突报道就是这样。清早,你看到的是子弹横飞,或者接到死亡的威胁。但晚上,你发现自己在酒吧喝着啤酒,或者在超市排队准备晚饭,这是一个混杂各种故事的超现实的一天。”
February 21, 2014. (AFP Photo/Fred Dufour)
February 19, 2014. (AFP Photo/Fred Dufour)
在Fred Dufour的文件夹里,他只找到Camille Lepage这样两张照片,他说:“我很少为一起工作的摄影师拍工作照,即使拍了,也不会留着。我超级迷信,每当我透过取景器看着同事,就会对自己说;这张照片千万不要被用作他的讣告。这恐怕就是我为什么只找到两张Camille的照片的原因,我也不知道这两张照片怎么就成了漏网之鱼,没有被删掉。”
“我没有想到,三个月后,我那不详的预感却真的成了现实。”
战地摄影的浪漫有时是没去过战地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战地摄影师也很少自称浪漫吧,觉得更多的动力来自于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