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竟然有些失眠，奇怪，耳朵边不时响起各种粤语腔调，叽叽喳喳。我喜欢这种方言，咬字似乎很费劲，听起来却很有韵律。这种语言就是香港社会的盐。 去香港文化博物馆看了一个大型的摄影展览，题目叫做《城市漫游者——社会纪实摄影》。展览是对香港摄影一次规模庞大的检阅，但是，在我失眠的时刻，回忆展览里的照片，我问自己：有什么具有香港味道的照片仍回旋在我脑海里呢？除了邱良的照片，它在现场砰砰敲击我的心头，现在则如小夜曲有些忧伤，其他的，竟然都混杂在一起，无法辨析作者是谁。 虽然可能是对策展人的不恭敬，但有些话却如鲠在喉。未曾和策展人沟通过，也许他们另有考虑，但在我看来，展览的主题和展出的作品有些南辕北辙，这导致作为一个观者的我，对作品的理解有些不知从何下手。 展览的题目叫做“城市漫游者——社会纪实摄影”，这两个短语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社会纪实摄影，英文称作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如果说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个短语在西方摄影界也有所争论，大家对它的内涵和外延仍然有各种不同意见。对于“社会纪实摄影”来说，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学界还是比较一致。 这一派摄影以里斯、海因和FSA为代表，“社会”这个定语表明了此类纪实摄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社会纪实摄影师是在利用相机对社会发展进行促进和革新。海因的一句名言可以成为这个派别的口号：“我要用相机揭露那些应加纠正的东西；同时，要赞扬那些应予表扬的东西。” 这恰恰也是“documentray”这个名词真正的发源地，也就是电影领域的“纪录片”这种类型的影片在发端之时的理念。创造“documentary”这一名词的电影工作者格里尔逊（ John Grierson ）强调它是一种教育工具，可用以对抗好莱坞愚蠢的娱乐。他的追随者保罗·罗沙（Paul Rotha）也对纪录片的定义做过进一步阐释，他指出：纪录片这一定义指的并不是电影的主题或者风格，它是一种切入方法。纪录片工作者必须是政治，社会活动家，必须具有一定的道德信念。 英国葳尔丝（Liz Wells）把1930年代出现的社会纪实摄影称为纪实摄影的经典范式，其典型特征就是，依赖其主题它被归在“社会问题”与“社会教育”的框架之下，鼓吹政治的改革。 可以看出，社会纪实摄影带有很鲜明的“立场”，目标直指社会现实问题，摄影师拍下这些照片，就是要揭露这个问题，并且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使其得到纠正。 让“纪实摄影”陷入泥潭的是人们对摄影中“纪实”概念的认知。从最开始的笃信到怀疑，照片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到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秘密。用摄影来记录现实，尤其是将其看做一种“真实”，对于今天的摄影创作者来说，已经没有多少人将之视为信条。因此，此时再提“纪实摄影”必然引起争议。这才有了“新纪实”的提法。而且也就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艺术家发现了摄影的谎言所在，它带有鲜明的“真实”标签，却是摄影师基于一定立场的主观表达，因此有不少艺术家开始用“无意义”的照片来反抗摄影语言的这种伪造的透明，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新地志摄影”，作品中不像传统的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不刻意营造一种“自然主义的真实”，没有太浓重的感情，没有鲜明的主题，留有很多让观者解读的空白。 但这并非意味着“社会纪实摄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相反，我们今天更要强调它的存在，因为现在是一个社会矛盾突出的时代，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也需要摄影师的介入。只是，务必要明确，社会纪实摄影不是一种对“真实”的“揭露”，而是对掩盖在喧嚣社会生活之中的社会矛盾的“强调”。因此，从本质上看，社会纪实也不关乎“真实”，而是“立场”的问题，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名词可以使得我们对之有着更为明确的认知：“社会教育”、“社会活动家”、“政治”、“道德信念”。 回到香港的这个展览，展览主题中的“城市漫游者”显然和“社会纪实摄影”完全相悖，因为漫游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状态。如果说社会纪实摄影是立场站在被摄对象身上，为他们代言和发声，而漫游则是立场站在摄影者自己身上，释放自己的情感。这其实也是展览中大多数作品的状态。策展人将这个展览分成四个部分：街头摄影，社会纪实摄影，新地景主义摄影，观念及矫饰摄影，除了第二部分，其他都是很个人化的表达，将之赋予一个“社会纪实”的总体概念，似乎有些不妥。 当然，如果抛开摄影史对“社会纪实摄影”的定义，策展人有权，也有自己的空间对之进行个人化的解读。 如果不讨论这个有些过于学究的话题，主要看展览的内容。展览的重点放在了关注香港本土摄影师对“城市”的读解。这是一个颇为吸引人的话题，我非常渴望看到在香港这个典型的“城”里面生长的摄影师，如何表达他们的城市经验。 展览还是力求多元，摄影的表达基于各个层面，但占据主流的摄影表达却让我我有些失望，非常困惑，甚至还有一点点愤怒。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对准一个充满隐喻的现实，悄悄按下快门，全世界的摄影师都在一个调调上。如同九十年代中国报道摄影师通常把自己的作品命名为“最后的什么什么”，记录消失的文化，消失的人群。现在的摄影师则在感慨“生活的荒诞”和“人类的不知所终”，他们把现实生活看成一种悖论，用不动声色的方法去告诉我们，人类其实生活在一个表象的世界。我本来以为只有一两个人知道这个秘密，看到这个展览，我发现，原来用如此哲学的方式思考人生的很多。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曾经也是持这种观点看世界的一个人之一，也追捧过“荒诞”，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中的智者。但是，我现在觉得，这种表达，太冰冷了，同时又演变成另一种甜腻的情绪，成为新时代的沙龙主义。而且，当六十年代一种对摄影的语言学探索，形式到今天却演变成照片的内容，充斥于全世界的各个摄影展览之中，纯艺术摄影是不是在走向末路呢？ 这又扯远了，我想，我应该另外写一个帖子说说这个感觉。 昨天，在中环的地铁看到一家人，孩子的父亲举着地图四处张望，母亲则搂着两个孩子静静等着，他们穿着普通，似乎像是广东来的百姓。 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知道一定有些什么触动了我记忆的闸门，心里有些疼，很多种情绪一起涌上来，五味杂陈。 假如那些照片就是我们的城市生活，假如现在我们仍然只能将城市生活的超现实主义当作一个不置可否的现象放在那里，这一反复哼唱的曲调，就是城市生活的丧钟。 不应该对城市做一个过于轻率的评判，摄影却一直就这么浮光掠影。我则希望能够尝一口盐的味道，每天做饭的时候，你都需要它们。 （更多展览信息请在网上检索，待我有时间再详细写下对展览具体作品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