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长城，脑子里自然是那种约定俗称的景象，以及教科书上的故事：长城是从月球上肉眼可见的伟大建筑。（后来，杨利伟说，他在太空没有看到长城） 长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建筑，和中国人的关系到底如何？我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还是好几年前，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赵青在学校的一次小型论坛上放了他拍摄的长城 照片，我才发现，长城的故事不在八达岭也不在居庸关，而另外一方面，对我而言，关于人如何和历史共生的问题，也因为这些照片变得有意思起来，其实“历史” 并不遥远，但人们却总将之距离化，或者用“历史”这样一些空洞的辞藻将其供奉起来。 最近又在中国摄影报上看到这组照片，底下还有晋永权的一段文字。很希望和教室的朋友一同分享我的感受和心得，找赵青约来了这组稿子，感谢他和晋永权所提供的照片和文字。 我们如何望长城 文/晋永权 几天前，被朋友拉去某地一美术馆看江南意境中国水墨画联展，作者从弱冠到花甲，个个志趣高远，笔底纯净，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全然一副前工业社会渔舟唱晚、孤鹜齐飞的超然意境。只是多数人心气躁动，笔端功夫，较之前人，也欠缺了不少，更无高古之风，被这位美术史专业浸染多年的朋友戏称为“低仿”。 我们一起探讨了这样一个看似苛刻的问题：生活在今天，无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还这么模仿前贤，是否虚伪，是否道德。 今天，画什么，怎么画，当然是画家个人的权利，相信大多数时候与“道德”无涉。但对于以记录、表现的己任的摄影人来说，这似乎又是个问题。 以长城为例。 多年来，长城作为民族的图腾，家国记忆的一部分，壮美，奇俊，雄伟，宏大，苍凉等用语构成的想象，成为其精神内核，这些似乎是对长城的天然表述。更多的时候，长城还成了国族记忆的表征。 对长城的影像呈现，也大多循着这个路子，把上述“内核”通过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为此，众多摄影人不辞辛苦，风餐露宿，寻找拍摄长城的“最佳季节”、“最佳光线”、“最佳位置”等等，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摄影人，通过自己的精心策拍摄、制作的精美影像完成了长城神话的影像建构。这些影像得以广泛传播，甚至成为长城实体不二的替代品。 眼下，赵青的这组长城图像，却是长城影像主流之外的一个异数。现实，含混，多元，作为上述摄影者镜头中的主体景观，甚至崇拜物，长城在他这里却成了背景——甚至暧昧不明、歧义丛生的背景，许多时候，这一背景看起来似乎显得多余，并且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味道。 这些照片，展现了一种在某些完美主义者、或神话创造者看来颇有些触目惊心的现实：长城脚下的原住民对待他们心中的圣物完全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挡风避雨，拆砖盖房，弃之如弊履；那些腰缠万贯，甚至标榜有文化的人，也同样如此，要么穿墙修路，要么拆掉旧的盖段新的来招揽生意。这些行为简直不成体统，亵渎神灵，毁我长城！ 可以说，赵青的拍照行为，是有关长城影像神话的 “除魅”。在那些影像已经成为多数国人集体记忆的情况下，“除魅”行为定会遭遇大多数人的反对，甚至刻意忽视。最为关键的，这些的照片的产生过程并不神秘，赵青采取被大多数摄影人熟悉的传统纪实摄影的拍照手法，甚至是传统的构图方式，来呈现长城的异质景观。这让人既熟悉，又陌生。问题是，赵青愿意以正常的视角去看待长城，看待长城今日的际遇，他不伪饰，而许多人打心眼里不愿这样。 赵青是我中国青年报摄影部的同事。2009年年初同样以一组“既熟悉，又陌生”的影像——电视机里的北京奥运会，夺得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体育类一等奖。近几年来，他望长城的方式，也正是如此 长城，不是一堵墙 摄影/赵青 北京市密云县司马台长城上，五一黄金周期间前来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一位姑娘迎风整理头发， 准备在敌楼前留影。 辽宁省绥中县九门口长城上，几位向游客贩卖水果的当地农民翻进城墙。这样，他们就可以免去 登长城的门票了。 明代长城的西终点甘肃嘉峪关城下，当地人正在风沙中等待游客骑乘他们的马匹和骆驼。 山西省偏关县寺沟村，一户人家正在夯土建造的长城墩台下犁地、撒种。这里主要种植土豆和杂粮， 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年轻人多数都外出打工，妇女和年长的男人成了主要劳力。 河北潘家口水库，乘坐游艇而来的参观者在被水库淹没的残长城上参观。 陕西榆林古城的瓮城内，一位孩子独自哭泣。这里昔日是明代的九边重镇之一榆林镇的镇城所在， 在长城防御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