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实，不是旁观者而是行动者，这是社会纪实摄影的精神，在傅翀的这篇研究文章里，他对此又有进一步的解读：“行动主义更本质的要求是摄影师必须参与到他的作品意义被读者建构的整个过程中。”“要把摄影变成一种论述，对价值的推论”。关于社会纪实摄影的阐释以及第五届OFPiX基金的述评请点击链接阅读更多 Read more
Posts Tagged ‘社会纪实摄影’
Alec Soth：行驶在平原上
Alec Soth/Magnum,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去年秋天，著名摄影师Alec Soth（小青年的偶像）应《纽约时报》周末画报的邀请，为其关于美国北达科他州繁盛的石油经济这篇报道拍摄照片。编辑晓得他有着公路旅行的爱好，所以，这家伙就一路开车从明尼苏达去了北达科他，沿途尽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这篇报道最近刊出，是当期杂志的封面故事，报道的标题为《地球上最幸运的地方》（The Luckiest Place on Earth） 杂志编辑顺带对Alec Soth做了访谈，聊了聊照片背后的故事。其中Soth提到了他对自己近几年创作中那种过渡沉溺在个人情绪之中的警觉和逃离。 最近疏于更新博客，今天早上把积累文章上万的reader（没那么夸张啦，但也得有五千）翻了翻，有点儿想再出发的意思。就从搬运这个访谈开始吧。原文在这里。 Alec Soth/Magnum,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个拍摄任务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大概一年以前，我觉得我的摄影变得有点太过自我沉溺，我对那种twitter式的自言自语感到厌倦，开始做关于美国中部一些小的故事报道，它们大都是以当下的经济大萧条为背景，报道这些城市里那种脆弱的现状。所以，当杂志找到我拍摄这样一个反过来的故事——一个经济大发展的地区，我非常渴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我知道你特别喜欢开车四处溜达，为什么？ 开车是让我逃离的一种方式。大量的时间里，你只是缩在汽车座位上，风景从身边掠过，这让我逐渐进入到一种拍摄的状态。而如果是飞往目的地，我会感到似乎身体到了某地，但头脑却丢在后面。 那就说说你这几年的公路旅行？ 我过去习惯在汽车里独处，几乎所有我的早期作品都是一个人开车出去拍摄的。当我身边有助理或者作家的时候，我会有些不自在。不过这几年，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发生，所有后来我也乐于旁边有人在，他们会让我避免一些唯我独尊的倾向。 (…) Read more
让影像发声（一）：在肯尼亚当义工
这是让影像发声系列沙龙的第一期，在这个沙龙出场的摄影师，将会和我们分享他们如何用照片帮助他人的经历。 去年第一次看到洪玮在肯尼亚拍摄的照片时候，就很好奇，她如何获得到肯尼亚当志愿者的机会，又如何在那里展开拍摄呢？这篇长文，她其实很早就发给了我，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它放出来，现在看来，作为让影像发声的开篇是再好也不过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沙龙来，谈谈你们和NGO，公益组织合作的经历。 在肯尼亚当义工 还记得我第一次经过贫民窟的时候，嘴巴不知觉的张大了，接我去住处的内罗毕大学AIESEC会长乔治开着车问我怎么了，我说我震撼到了，他问怎么说，我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那是我第一次触碰那么赤裸、脏乱、集中的贫穷。满地的垃圾，车在凹凸的土路上剧烈颠簸。虽然在电视上看过，直接面对的时候还是像从没心理准备一样。 那是我到肯尼亚的第一天。 我没有预料到，原来行走在贫民窟，会是以后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更没有想到，贫民窟里的花季少女，会走半个小时的路到我的住处来帮我，并对我说一句，我们这么做，是因为爱你。 1416一直有在关注摄影师和NGO合作的议题，这也是我很赞同的一种合作方式。很幸运我在2009年7月到9月间在非洲有过一段和NGO合作的经历，虽然我做得不太好，但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1.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机会的？ 2009年我大三，学校有个AIESEC的分会，提供国外实习的机会，经过一系列面试和语言测试后我有了参加国外实习项目的资格， AIESEC会有个数据库，里面有各种工作机会，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叫Living Positive Program（LPP）肯尼亚NGO（当时它还是CBO）。 AIESEC主要是给学生提供平台，其实大家可以善用google，把国家名字加上CBO/NGO/NPO作为关键字搜索（如Kenya NGO），就能找到各种NGO工作机会，当然你需要有个判断。大的NGO运行规范，可能有机会和联合国之类的高端人士有接触，但小的NGO你能做的事也许更多，但糟糕的地方就是有些小型NGO会把你当摇钱树，虽然他们也不会强制你给钱，就看你自己的判断了。 关于费用，如果NGO提供伙食和住宿一般都要缴交一些生活费，但相比吃住在外面便宜得多，我当时是一个月100欧，吃住都很好。我工作过的LPP也接纳不通过AIESEC的志愿者，但每个月要交200欧。 看到这也许你也注意到了，英语真的很重要。因为要做国际志愿者，信息搜索、工作生活环境大都是要用到英文的。 2.你的工作是什么？ LPP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外镇Ngong一个旨在帮助艾滋病妇女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的组织，目前有相对稳定的36个左右的服务对象。组织的实体有两部分，一个是妇女作坊，雇佣老师教授艾滋妇女谋生技能，如缝纫、民族手工、制作蜡烛等，以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另一部分是在mathare贫民窟里的托儿中心，照看2-5岁的贫民窟儿童，多是来自单亲家庭、艾滋家庭或者孤儿，让他们的监护人可以放心的去工作养家。 事实上，当人们不幸感染了HIV 病毒，并不是像大多摄影作品所表现的那样，总是气若游丝、骨瘦如柴、皮肤溃烂。如果能接受适当的治疗，就可以尽量处在无症状期，还可以正常生活好些年，并有工作能力，足以照顾小孩长大。 我的队友们来自芬兰、奥地利、坦桑尼亚、加拿大和台湾地区。我到的时候，大家已经写好了翻新托儿中心的策划了，直接就加入了筹款的行列。建房子的时候，为了节省资金，只请了一个木匠指导，大家是自己亲手把房子建起来的（也真是见识了贫民窟的铁皮房是怎么建的，还好那里没有飓风和地震）。 除了普通志愿者的工作（拉赞助，翻新托儿中心，建立蜡烛工坊）外，我花了很多的时间采访、拍摄、写作和对外发布稿件，拍了三个主题的小project，和奥地利队友一起写完了家访过的所有妇女的档案，最后制作了感谢卡发给有捐款给我们的人，把我拍的一些照片冲了出来，自己裁黑卡纸裱起来，用不干胶贴到LPP展示厅的墙上做城一个小展览，展现LPP的工作内容。 3．那么这次合作有何有益，出了什么问题？ 和LPP合作，最有益的就是你可以极快的得到被摄者的接受，很贴近她们的生活。并且这些艾滋妇女多已正面接受自己是感染的事实了，在她们面前取得照片没有太大障碍。当然事前我也有请当地社工帮我给大家说一声，以后我会多多给大家拍照，大家都还挺开心的同意了。我平时经常和她们在一起，她们也不会特别注意到我的镜头。后来我也洗了照片送给她们。 LPP有一些工作一年有余的熟悉情况的当地社工，她们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大多艾滋妇女出身贫民窟，英语只是会一点，要说得多说得深还是要用斯瓦西里语，采访的时候当地社工就当了翻译。另外，贫民窟就算是在白天也是有危险性的，做家访时最好还是要有熟悉环境的人陪同。我工作的第一天我和奥地利队友就被一个满口黄色用语的醉汉尾随，那时候要是被拖进旁边的铁皮屋怕是也未必有人打救，还好托儿中心离得不远，我们一路快走，托儿中心强悍的的厨师大妈看见了出来帮我们赶走了他。 虽然去肯尼亚前我也看了图书馆里关于肯尼亚的几乎所有的书，LPP也会给我整个社会问题的宏观解说，还是颇有收益。因为NGO这个纽带，以及同时是志愿者的身份，感觉自己和艾滋妇女发生了直接的联系，那种感觉很真诚，很好，我觉得它可以给摄影师的很多思想和行为带来正面的引导。 但是我这一趟问题还蛮多。 接着上面所提到的语言问题，因为中间隔着翻译，我相信很多信息都有流失，并且也很难深入交谈，也无法判断对方的语气，以及是否有撒谎。注意我上面说，极易得到被摄者的“接受”，并不是说“信任”，因为采访后我回到办公室和LPP的负责人Mary聊天经常会发现有些关于这些妇女过去的事实并不准确，比如她们不会说自己的“零工”是卖淫。但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去挖这些了，就像Mary说的，“who doesn’t have (…) Read more
这就出发吧，从马格南开始！
点开这里，一幅展开的世界地图上有红点在闪烁，仿佛是警醒，又仿佛是召唤，这是马格南基金会的一个新项目：Emergency。 Emergency试图为从事长期深度调查性报道的摄影师提供作品发布平台，并帮助他们获得资金上的支持。目前上线的有三个项目，都以多媒体的方式展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摄影师王轶庶的西部代课教师也在地图上闪烁，不久之后即将上线。 项目摄影师的遴选是通过专家推选的方式，每年产生一百个，然后再由基金会的编辑团队从中选出十到二十个。依赖其良好的人脉，马格南努力把这些作品推荐给媒体和NGO组织去发表和传播，增加项目的影响力，引起公众对摄影师所调查的话题的关注。 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emergency摄影师作品 另一方面，Emergency还和教室之前曾经介绍过的kickstarter合作，在Kickstarter这个平台上为摄影师的项目募捐。现在正在募捐的是摄影师Krisanne Johnson，她的作品关注南非斯威士兰女性艾滋病患者，已经拍摄了四年。这次她需要筹集7500美元的旅费住宿等费用，从而得以再次返回斯威士兰，继续完成报道。尽管距离募捐结束还有十天，摄影师已经获得了将近9000美元的帮助，而她的捐助者也会根据其出资的多少获得不同的回报，比如，一个感谢，或者一张签名照片。但是，相信每一个支持者都并非为了感谢而慷慨解囊，在这个平台上，所有人都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摄影师Krisanne在自己的项目宣言中所提到的：这些故事应该被更多人知道！ 借着这个消息，我也趁机预告一下，1416教室下个月即开始做“第二届让影像发声活动”，与去年一样，我们还会有沙龙和工作坊活动，我会陆续发布活动的细节，请关注！
香港观展记
昨天晚上竟然有些失眠，奇怪，耳朵边不时响起各种粤语腔调，叽叽喳喳。我喜欢这种方言，咬字似乎很费劲，听起来却很有韵律。这种语言就是香港社会的盐。 去香港文化博物馆看了一个大型的摄影展览，题目叫做《城市漫游者——社会纪实摄影》。展览是对香港摄影一次规模庞大的检阅，但是，在我失眠的时刻，回忆展览里的照片，我问自己：有什么具有香港味道的照片仍回旋在我脑海里呢？除了邱良的照片，它在现场砰砰敲击我的心头，现在则如小夜曲有些忧伤，其他的，竟然都混杂在一起，无法辨析作者是谁。 虽然可能是对策展人的不恭敬，但有些话却如鲠在喉。未曾和策展人沟通过，也许他们另有考虑，但在我看来，展览的主题和展出的作品有些南辕北辙，这导致作为一个观者的我，对作品的理解有些不知从何下手。 展览的题目叫做“城市漫游者——社会纪实摄影”，这两个短语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社会纪实摄影，英文称作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如果说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个短语在西方摄影界也有所争论，大家对它的内涵和外延仍然有各种不同意见。对于“社会纪实摄影”来说，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学界还是比较一致。 这一派摄影以里斯、海因和FSA为代表，“社会”这个定语表明了此类纪实摄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社会纪实摄影师是在利用相机对社会发展进行促进和革新。海因的一句名言可以成为这个派别的口号：“我要用相机揭露那些应加纠正的东西；同时，要赞扬那些应予表扬的东西。” 这恰恰也是“documentray”这个名词真正的发源地，也就是电影领域的“纪录片”这种类型的影片在发端之时的理念。创造“documentary”这一名词的电影工作者格里尔逊（ John Grierson ）强调它是一种教育工具，可用以对抗好莱坞愚蠢的娱乐。他的追随者保罗·罗沙（Paul Rotha）也对纪录片的定义做过进一步阐释，他指出：纪录片这一定义指的并不是电影的主题或者风格，它是一种切入方法。纪录片工作者必须是政治，社会活动家，必须具有一定的道德信念。 英国葳尔丝（Liz Wells）把1930年代出现的社会纪实摄影称为纪实摄影的经典范式，其典型特征就是，依赖其主题它被归在“社会问题”与“社会教育”的框架之下，鼓吹政治的改革。 可以看出，社会纪实摄影带有很鲜明的“立场”，目标直指社会现实问题，摄影师拍下这些照片，就是要揭露这个问题，并且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使其得到纠正。 让“纪实摄影”陷入泥潭的是人们对摄影中“纪实”概念的认知。从最开始的笃信到怀疑，照片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到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秘密。用摄影来记录现实，尤其是将其看做一种“真实”，对于今天的摄影创作者来说，已经没有多少人将之视为信条。因此，此时再提“纪实摄影”必然引起争议。这才有了“新纪实”的提法。而且也就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艺术家发现了摄影的谎言所在，它带有鲜明的“真实”标签，却是摄影师基于一定立场的主观表达，因此有不少艺术家开始用“无意义”的照片来反抗摄影语言的这种伪造的透明，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新地志摄影”，作品中不像传统的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不刻意营造一种“自然主义的真实”，没有太浓重的感情，没有鲜明的主题，留有很多让观者解读的空白。 但这并非意味着“社会纪实摄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相反，我们今天更要强调它的存在，因为现在是一个社会矛盾突出的时代，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也需要摄影师的介入。只是，务必要明确，社会纪实摄影不是一种对“真实”的“揭露”，而是对掩盖在喧嚣社会生活之中的社会矛盾的“强调”。因此，从本质上看，社会纪实也不关乎“真实”，而是“立场”的问题，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名词可以使得我们对之有着更为明确的认知：“社会教育”、“社会活动家”、“政治”、“道德信念”。 回到香港的这个展览，展览主题中的“城市漫游者”显然和“社会纪实摄影”完全相悖，因为漫游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状态。如果说社会纪实摄影是立场站在被摄对象身上，为他们代言和发声，而漫游则是立场站在摄影者自己身上，释放自己的情感。这其实也是展览中大多数作品的状态。策展人将这个展览分成四个部分：街头摄影，社会纪实摄影，新地景主义摄影，观念及矫饰摄影，除了第二部分，其他都是很个人化的表达，将之赋予一个“社会纪实”的总体概念，似乎有些不妥。 当然，如果抛开摄影史对“社会纪实摄影”的定义，策展人有权，也有自己的空间对之进行个人化的解读。 如果不讨论这个有些过于学究的话题，主要看展览的内容。展览的重点放在了关注香港本土摄影师对“城市”的读解。这是一个颇为吸引人的话题，我非常渴望看到在香港这个典型的“城”里面生长的摄影师，如何表达他们的城市经验。 展览还是力求多元，摄影的表达基于各个层面，但占据主流的摄影表达却让我我有些失望，非常困惑，甚至还有一点点愤怒。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对准一个充满隐喻的现实，悄悄按下快门，全世界的摄影师都在一个调调上。如同九十年代中国报道摄影师通常把自己的作品命名为“最后的什么什么”，记录消失的文化，消失的人群。现在的摄影师则在感慨“生活的荒诞”和“人类的不知所终”，他们把现实生活看成一种悖论，用不动声色的方法去告诉我们，人类其实生活在一个表象的世界。我本来以为只有一两个人知道这个秘密，看到这个展览，我发现，原来用如此哲学的方式思考人生的很多。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曾经也是持这种观点看世界的一个人之一，也追捧过“荒诞”，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中的智者。但是，我现在觉得，这种表达，太冰冷了，同时又演变成另一种甜腻的情绪，成为新时代的沙龙主义。而且，当六十年代一种对摄影的语言学探索，形式到今天却演变成照片的内容，充斥于全世界的各个摄影展览之中，纯艺术摄影是不是在走向末路呢？ 这又扯远了，我想，我应该另外写一个帖子说说这个感觉。 昨天，在中环的地铁看到一家人，孩子的父亲举着地图四处张望，母亲则搂着两个孩子静静等着，他们穿着普通，似乎像是广东来的百姓。 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知道一定有些什么触动了我记忆的闸门，心里有些疼，很多种情绪一起涌上来，五味杂陈。 假如那些照片就是我们的城市生活，假如现在我们仍然只能将城市生活的超现实主义当作一个不置可否的现象放在那里，这一反复哼唱的曲调，就是城市生活的丧钟。 不应该对城市做一个过于轻率的评判，摄影却一直就这么浮光掠影。我则希望能够尝一口盐的味道，每天做饭的时候，你都需要它们。 （更多展览信息请在网上检索，待我有时间再详细写下对展览具体作品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