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 教室

这是孙京涛为《中国摄影报》写的一篇文章，读来真是畅快，特地找他要来转载在1416. 我请大家将之当作一篇“摄影小史”来看，并继续去思考科学与艺术杂糅的摄影，在其发展过程中如何寻找自己的疆域这个问题。请别轻易得出一个摄影是怎样或者该怎样的结论，甚至将之作为划分派系的观点支持，这最讨厌了。正如文中提到的，我们能否以“科学的态度”，而不是“技术的态度”（这个“技术”背后是一种需要拿来立刻就用的思维）对某些话题展开探讨？ 另外，借机公告一下，ofpix工作室将要开展摄影经典文论的读书会活动，第一期选读的文章是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读书会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但请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说到底，真正评判摄影的，永远是摄影师与他的技术之间的关系。——瓦尔特·本雅明 中国摄影报约我为第二届“徐肖冰杯”全国摄影大展的“影像探索”类奖项写一点儿东西时，恰好是2011年11月18日，Google涂鸦显示，这一天是摄影术发明者路易·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 Daguerre)诞辰224周年。我顺手在Google上键入“摄影”搜索，得到的结果是37，700，000条，再搜“摄影艺术”，得到的结果是682，000，000条。显然，不管是作为公共语汇还是艺术语汇，摄影在当下社会中业已成为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汇。如果表情冷峻才思敏捷的查尔斯·波德莱尔尚在人世，不知会对这个当年他名之为“科学与艺术最下贱的仆人”的摄影在各种社会场所堂皇入室作何感想?也不知这位有着浓厚英雄主义情节的大诗人会否认可达盖尔这个蹩脚的二流画家如同刚刚去世的史蒂夫·乔布斯一样，是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甚至文明轨迹的时代英雄? 波德莱尔显然低估了集成了科学与艺术双重基因的摄影术的生命力。 实际上，当西方现代文明的两条主脉在1839年终于交叠在一起，并孕育出摄影术这个新生事物时，囿于当时的眼界和思维逻辑，不能对之正确估价属情理之中，摄影在其后的发展走向与形态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的落脚点在于：摄影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自我批评与自我完善从而廓清自己的权域和语言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启发? 一、显而易见，摄影术是在“求真”这样的驱动力之下诞生的。“求真”不仅是科学的精神内核，也是古典主义艺术的精神诉求。但是，对于降生在现代主义门槛前的摄影而言，只有“求真”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以更为明确而独特的方式跻身艺术疆域，以及如何以更强有力的方式展示由工业革命蓬勃展开以及由此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成了摄影本身的重要课题。 我相信这其中包括正反两股力量的推动。 其一是反动力。摄影术纠合着物理学、化学、机械制造等诸多学科的突然闯入，令已经习惯了古典主义思维方式的西方知识界措手不及，它完全搅乱了西方艺术史的既往逻辑、平衡的语境、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向，用罗兰·巴特的话说，摄影“将历史一断为二”。它对外界事物逼真快捷的描绘、几乎没有技术门槛、缺乏“线条深度”、缺少“韵味(Aura)”，差不多就是对高雅艺术的亵渎与迫害，是引起社会趣味整体倒退的罪魁祸首，遭到了如波德莱尔、约翰·罗斯金、古斯塔夫·福楼拜等一干社会名流的痛扁，并试图将其拒于艺术领域的最高境界之外。这样的处境让摄影不得不为取得在艺术领域的合法身份而左冲右突。 其二，科学的进步、艺术发展的新走向为摄影提供了一个借鉴、拼凑、突破、重构自己的语言形态的逻辑背景。科学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发展不仅主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如传播学大师沃尔特·李普曼所观察的，“在近代，人们已发明了做出发明的方法，人们已发现了做出发现的方法。机械的进步不是碰巧的、偶然的，而成为有系统的、渐增的。”系统的思维、理性的推动、严谨的试验让科学成为一切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如果在某种意义上把现代主义时期概括为一个艺术语言的探索时期，那么这种探索就体现在如何用“符合科学精神”的言说方式反映客观世界与主观感受上，所以每一种语言方式的诞生，每一个艺术流派的诞生，既是科学推动的结果，也是艺术对科学的礼敬：光学的新发现催生了印象主义，生物学的新发现催生了立体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催生了超现实主义…… 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不再像他们的古典主义前辈那样把全部心思用在真实描摹自然上，他们试图建立一套更为独特、更为纯粹的语言系统来展示他们“认为”的世界，于是，印象主义、后期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艺术流派与艺术运动次第展开。每门艺术都试图通过其固有的方式方法决定这门艺术自身固有的独特作用;每门艺术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独一无二特性的厘清确立在自身权域中的地位;每门艺术都试图在这种“纯粹性”中自我定义艺术质量和独立标准。 在这种情形下，作为身份可疑、面目生硬、地位卑微的摄影，借鉴、模仿甚至献媚是少不了的。“应该产生摄影的拉斐尔和摄影的提茨安”，有人这么说。于是摄影也产生了诸如绘画主义、印象派、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超现实主义、主观主义等类似的派别和实践。 但是，有着科学与艺术优良基因的摄影显然更希望在科学功能与文化成就互动关系的更广泛的社会辩论中创建其美学上的自主权，一些有识之士以科学的精神和大胆的探索突破了传统美术理论对摄影的束缚，于是有了艾尔弗雷德·施蒂格里茨的分离，有了安塞尔·亚当斯的黑白影调试验，有了爱德华·韦斯顿超小光圈、超大景深的使用，有了卡蒂埃-布列松著名的“决定性的瞬间”快照美学理论……这些实践，均将摄影中包含了科学元素的技术美学，发挥到了极致，并由此确立了摄影在艺术领域不可替代的特质与地位。这种登峰造极的探索与现代主义其他艺术门类的探索殊途同归——不破不立，在后现代主义时期被解构、被模糊、被穿越、被融合，艺术开始展示出另外一种面貌。 二、我写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目的，在于陈述一个事实：如同对其他艺术的观照方法一样，对摄影的观照同样应该具有双重视野：意义与语言风格，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是，“道与术”。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对意义与语言风格的认识与接受却像鸟儿失去了一只翅膀一样失去了平衡。 我们过多强调了摄影干的是什么，却少有提及摄影该怎么干。我们能把摄影所承载的内涵提升到社会学、哲学的层面去分析，却少有把摄影放到语言学、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思维框架下的研究。我们的摄影家可以成为纪实摄影家、风景摄影家、观念摄家，却少有人能成为摄影的语言学家。 究其原因，我想可能有以下两个主要因素： 1.缺乏语言研究的传统。西方现代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不仅要关注一个系统运作的结果，而且要关注这个系统的内在结构、运作方式与过程。这种思维导致了对本体研究的体系化、系统化。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诸如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结构学等与本体分析密切相关的学科。而且，经由科学方法所建立起来的思维本能，促使西方的学者、艺术家和摄影家会自觉地从本体的角度思考眼前的艺术 形态和艺术方式。比如罗兰·巴特，他接触摄影后的一个思考就是，“对于照片，我有着一种强烈的本体论的愿望：我不顾一切地想知道照片‘本身’是什么，它以什么样的特点使自己有别于一般图像。”这个动机催生了他的名著《明室》。类似视觉本体研究的著作还包括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视觉思维》，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威廉·沃林格的《抽象与移情》、E.H.贡布里希的《秩序感》、于贝尔·达弥施的《落差，经受摄影的考验》，等等。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美国摄影家黛安·阿勃丝三兄妹各自在艺术本体思考上的自觉。阿勃丝是个对摄影本体语言极其敏感而深究的人，她糅合了快照摄影的不确定、粗犷与大画幅摄影的控制性，整饬的摄影风格是她对摄影深刻思考与选择的结果。阿勃丝的哥哥，著名诗人霍华德·内梅罗夫在《虚构生活日记》中检讨：“我活着的天职就是要制造‘影像’，可我对‘影像’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他花了不少笔墨探讨了“他的艺术”——写作，与“他妹妹的艺术”——摄影之间的不同。阿勃丝的妹妹雷尼·斯帕契亚则不断试验用新材料完成她那些迥异于他人的雕塑作品。 中国社会说到底是一个道德社会，而不是一个科学社会，因而也就缺乏上述科学思维的习惯。虽然孔子也强调“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中国的思想者对艺术本体语言的思考，更多立足于“铸鼎像物，使民知神奸”(语出《左传》)的功能目的上。 从一个大的时空范围看，那些有名的艺术理论著作，如《文心雕龙》《谢赫六法》《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等对艺术本体的研究多少都带有些孤立性和片面性，且多是一家之言，难成体系，也不能构成一种上下承接左右逢源的逻辑演进关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对摄影本体语言的轻视，也就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荒唐地具备了合法性，“摄影就是记录”、“多拍就行”这样轻率而肤浅的言论层出不穷。 2.对摄影这个舶来品的接受与借鉴，不是科学的态度，至多只是技术的态度。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科学不以实用为目的，而技术则实用目的明确。科学的精神是系统、逻辑、理性，它关心的是规律与预言，而技术的落脚点则重在利益实现的最大化。 我相信科学态度指引下的实践更具有系统性、扩展性、融合性和原创性。大家熟知的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