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 教室

陈支俊摄 它们一直都在，山、水、沟壑、痛苦、欢乐。

去听 还有这里

内伤 并非刻意安排，进入汶川县城的时候，恰巧在两点二十八分这个时间段。 从表面来看，除了随处可见的帐篷，这里一切都已经恢复了平静。但是，当地人却把汶川称作没有倒下的废墟。建筑物布满了裂缝，到处画着“危房”的标记。 下午5点左右，又一个五级余震狠狠晃了一下，和我们在一起的汶川人笑着说：“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疯了。”——就在刚才，我们在街上碰上了一个疯女人，她大喊大叫地走着，据说是地震后才这样的。 很多人都问起，为什么要去汶川发相机?那里并不是地震最严重的地方。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是，由于主持这个项目的网易之前在这里做过多次报道，为我们的行程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在汶川周边也有着不少受灾严重的乡镇。另一个原因则是“汶川”已经不是一个地名的地名了，它是这次四川大地震的象征，它不但在那个时刻把地震波辐射到大半个中国，同时也会在纵向的时间轴上不断产生影响，这是我们在看似平静的日子，到这个看似平静的城市，展开探访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这个城里只呆了三天，没有遇到死亡和声嘶力竭地哭泣，甚至在帐篷里和羌族大哥们喝酒吃肉，但是，现在让我回忆那几天的生活，眼前闪现的却是一双双忧郁的眼睛。——他们的内伤你根本无法窥探。 龙溪乡  回家的路 和我一起去发放相机的是网易的艾媚和胜春，我们三个很投缘，合作非常顺畅，我和艾媚离开之后，胜春还要呆在当地对持有相机的人进一步辅导，收集胶卷，他会非常辛苦。 我们的目标是寻找那些“有故事的人”，相机的发放进程很缓慢，差不多一天能发10台。我们在汶川县城和附近的村寨找人聊天，寻访，希望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寻找面临不同生活压力的人们。我离开的时候，三十台相机分别发给了人力车夫、理发店老板、小吃店跑堂的、孤儿、老人、农村妇女、高三学生、帐篷小学的志愿者。。。。 第二台相机发给了羌族少女阿美，她的母亲去世，父亲被猎人误伤而瘫痪。 阿美在分发碗筷，这顿饭因为我们的到来才如此丰盛，他们拿出了家里最后一块腊肉。 阿美家所在的龙溪乡安置点是我这几天去的最多的地方。为了躲避震后的山体滑坡，全乡整体搬迁到山下。当我们到达这个容纳有六千人的帐篷居住点的时候，村民正在和村委会激烈争吵。仅仅住了一个月，他们要再次搬家，回到山上展开生产自救。但此时，他们面临的是空荡荡的家园，房子塌了，庄稼死了，牲畜也没有了，大部分人不愿意搬回去。 龙溪乡帐篷安置点 我们决定给将这里的人发放相机，请他们记录下自己的故事。 第一台相机发给正在搬家的马艳，此时却引起了一场混乱，围上来了一群人，她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一台相机，七嘴八舌的人们把艾媚围到了中央。 “你想用相机拍什么呢？”我决定用这个问题甄别究竟发给谁。 “我要拍大山里的风景，拍天空，拍庄稼，拍那些好看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位身穿羌族民族服装的大婶用很大的声音回答，她这串连珠炮的回答立刻把我们征服了。 要拍大山风光的羌族大婶 在这里还送了一台相机给震之前就失去双亲的小双，刚见面的时候她很害羞，周围人说她有些自闭。她一直低着头，就是把相机塞到他手中的时候，她也是低着头按快门。 我觉得可能是一群人围着她显得不自在，让她出去拍10张照片后回来。才没多久，她就举着相机回来了，36张全部拍完了。送我们走的时候，她一直挽着我的胳膊，看到前面有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跑过来，她立刻掏出小心揣在衣服兜里的相机。但愿这机器能够给他带来快乐。 小双 龙溪乡的最后一台相机发放给当地一个年轻人，他是在县城找到我们的，乡的人来县政府上访，他请我们去拍照，“你自己来拍吧，你也可以是摄影记者。”这个曾经在松藩跑过车的小伙子，是学得最快的，匆匆忙忙就带着相机去拍在县委门口的自己的乡亲去了。 阿美的第一张照片是拍全家人吃饭的场景，我发现很多拿到相机的人都先是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家人，这种很俗气的摄影举动此时却让我感动。龙溪乡的很多人还是响应号召搬回了山上，山路很难走，绑在拖拉机上他们全部的家当是床垫、席子和炉子。对于劫后余生的人们，回家，仍旧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

 最近陆续接到年轻朋友给我发来的他们在四川拍的有关地震的照片，我回复得很慢，实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评价，千头万绪。说实话，对这些影像我无法评价。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次的“摄影”工作应该不只是一次“摄影”的工作吧。正好，收到晋永权的一篇文章，他的文章我最爱看，1416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出三峡记》的读后感。征得晋老师的同意，将他的文章发在这里。 晋永权/文 从四川地震灾区回到北京以后，包括不少本报同仁在内的朋友总是小心翼翼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那里到底怎么样？你到底都看到了什么？ 不要让从灾区回来的人反复回忆与讲述自己的见闻，以免对叙述人再次形成伤害。我理解他们的方式与态度，这让我感动。但，相关的问题是，在资讯如此发达，媒介空前开放之际，包括我自己在内，身处即时更新的信息中，为何还会有那样多的疑问，总觉得通过媒介得到的信息还不够呢？为何还要总是抑制不住地打听所谓“真实的”情景究竟如何？ 按理说，世界已经影像化了。电视、互联网、平面纸媒，甚至包括手机短信等，迅速把大量信息，包括实时画面传送给我们，满足人们要求了解真相的“公民心”，当然也包括那些最原始的好奇心。我们为此欢呼过，礼赞过，认为这开辟了人类沟通的新纪元，可以向我们急于告别的旧时代说声再见了。 但，当经过人类选择的影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更进一步，影像代替事件本身，成为我们观照历史的替代品，也就是说历史影像化之时，问题便出现了。“正是这些画面使得我们记忆”，已逝美国著名“新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21世纪初便对此现象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她提示道：问题不在于人们透过照片来记忆，而是他们只记得照片。举个例子来说。我不愿与朋友一起观看自己拍摄的那些地震现场照片，主要原因是，别人在观看这些把现实平面离间了的照片时，尽管还有十分丰富的想象空间来面对灾难与恐惧，但是，那毕竟隔了时空。而我在看时，却总会在突然间回到自己去过的那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安静而整洁的办公室内，在恍然间也会突然嗅出阵阵让人无法呼吸的尸臭与漫天弥漫着的千年粉尘，胸闷得几乎让人窒息。 对于其他透过照片来理解地震灾害的观看者来说，照片抹掉、阻隔了许多其他形式的理解，以及其他形式的记忆，包括上述的气味——情境记忆的一部分。反过来说，这也是观看者对仅仅通过照片来了解事件产生不满的原因。苏珊-桑塔格无奈地感叹说：“记忆愈来愈变成不是回想一个故事，而是有能力回想一张照片”。更进一步说，记忆的丰富性被以影像传播的现代媒介剥夺了。即使见过那些从灾区拍摄回来的照片，一些人还是不会满足，除了诸多被过滤掉的记忆外，他们还需要活灵活现、声情并茂的口述史。这种需求，再次印证了“身临其境”这一成语所展现的多重价值；从另一角度也印证了我们那些报道，还是不能让读者发自内心感到满足的原因。当然，现代以降，影像需求已经成为人类心理的一部分。不过，在中文语境中，缺乏对苦难（受难）图像及观者心理的系统研究，而在西方对此却有系统梳理，包括对大量各类艺术作品中耶稣受难、基督教殉教者等的图像志阐述；对观看者的心态描述，也是条分缕析，极尽其详，理论建构繁复。针对西方文化中的这类现象，苏珊桑塔格曾做出这样的判断：人们对身体受苦图像的胃口，似乎不亚于对裸体图像的欲求。纵然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历史影像化，并得以迅速传播，这是我们时代无可辩驳回避的现实。只是此次灾难过后，这一问题被迅速提了出来。 然而，照片的问题还不止于此。照片的拍摄过程、方式等与图片伦理有关的问题也一再受到人们的追问。 绵阳九州体育馆，这个巨大的灾民临时安置点，最多时曾安置两万多人。城市郊区田野中，这一新落成的巨大建筑，看起来就像天安门广场边的国家大剧院，突兀而又威压。那完全是迎合城里人攀比心理与炫耀财富而建设的。但还未使用却变成了地震灾民安置点。我到那里时，看到当地政府与志愿者把体育场装扮得彩旗飘扬，广播喇叭中不停地播放着《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等流行歌曲。各类工作人员及献爱心人士频繁穿梭在灾民中间热情忙碌，气氛宛如经常光顾的熙来攘往的商品博览会。 初到时，我也被这里的气氛深深感染。但，当我看到不少劫后余生，丧失亲人，而平日里又习惯于独居的山民，在此惶恐地被人们任意观看、拍摄时，我收起了自己的相机。此刻，一个念头突然闪现，在这种以都市流行生活方式安排的场景中，虽然场景本身不包含道德指涉，但拍照行为是可耻的！ 我们这个国家，还缺乏许多东西，包括对灾难的应对方式。人们只能按照熟悉的方式，轻易地就把灾难转化为充满戏剧色彩的节日。回避灾难，几乎是每个人的第一选择。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很快地忘记灾难使我们积蓄起来的力量——那种我们奋力前行，不可或缺的悲剧性力量呢？巨大的灾难能否成为民族道德情感史与悲伤史的学校呢？除了让人耳目一新、备受称道的抗震救灾的硬措施之外，我们同样需要那份承载文明的、处理灾难的软方式。 回到自己的职业上来，我们依据自身话语方式与传播预设所做的“抗震救灾报道”，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逼近事件的本质，能够逼近灾难的主体——地震灾民的内心世界与真实境遇？在一番激烈的媒体竞争与索取之后，“地震”、“灾民”这一新闻源，对于已习惯于在市场中搏击，或自身利益（包括所代言的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媒体来说，是否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呢？ 身背相机，走在倒卧的灾民中间，我的心与那些受伤者该有何等的距离啊！此时此刻，身处这巨大的建筑体内，他们的身心又该受到何等的威压啊！当我们这些被叫做“记者”的旁观者，各自回归自身的生活轨迹，这种关注的热度还会有多久？作为媒体人如何坚守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这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思索。 当晚，我发回一张小学生在寻亲名单中找到失散表姐——北川中学学生的照片，孩子的表情非常感人。但，那肯定不是那一天我唯一的感受。 在写作《出三峡记》时，曾经深为困惑。我多次去过三峡腹地，住在移民村落里，然后跟随移民队伍一路到达东部迁入地。这期间，自己也几乎以虔诚敬畏之心体味一切，并留下大量笔录与图像资料。但，当我写作本书时，还是陷入从未经历的迷茫之中。我惊讶地发现，除了那些历史表象与所谓标志性时间、事件等流水账之外，自己对于曾经目睹的大迁徙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挫败感中，我开始了那本书的写作。直到3个月后——2005年5月写作完成，我在翻看伊赛亚-柏林的《现实感》一书时，这种负疚感才多少得以释怀。 如果我们自问，哪怕是根据其最近的过去和后来的知识，我们对某种文化的某个时代，或者某种人类行为模式——比如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场艺术或科学上的复兴——到底能说穿多少？我们肯定只能回答：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 这一次去四川震区之时，我正是带着自己采访移民的积累——对巴蜀一带山川地貌、民风情状多少有些了解的心理去的。但，事后写下这段文字时，我还是不得不依从伊赛亚-柏林的逻辑：面对汶川地震，这一自然—人类行为模式，就像对待三峡移民一样，我还是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我拍摄的那些有关地震的黑白照片也静静地躺在柜子里，无言无语。

请点击这里观看 影响——震动传媒特刊 匆忙之间组织起来的，请大家多提意见。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留言：“任老师，不好在悬肆哪些去灾区的人和拍回来的照片了，我已经感到了空前的图像暴力的压迫，太多扛着炮的人跑去伤害他们了！”非常感谢他的提醒。不过，也稍微解释一下我发这些链接的一个原因。请大家不要以为发在这里就表示他们就拍的很好，更不是鼓励大家也去拍照，相反，我不建议摄影师再去灾区拍照。我希望大家拿自己的标准去评价这些照片，而不是接受我的观点，我的目标是介绍更多的信息，给大家提供一些观点坐标。当然，接受批评，我也要注意把控方向。 1，pdn网站上放出一条消息：中国允许自由摄影师拍摄地震，文章介绍了自由摄影师Ryan Pyle只身前往四川拍照的故事，他发出如下感慨： 我来中国七年了，我从来没有像过去五天那样，可以如此自由地跑来跑去拍照。 这位摄影师曾经为纽约时报供稿，目前他已经转向了以拍摄灾民生活为主。这里是他的作品。 2， 大连医科大学摄影硕士班有六名在校生以及两名毕业生都去报道了地震。这是其中一个刚入校学生的报道。 3，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

昨天的周末话题，大家聊的甚为热闹，我都根本插不上嘴。 冬瓜不怀好意，“可以很清晰的看到，笔记本屏幕光线照耀下任悦的镜片后的眼睛一行行扫过每个人的留言，琢磨着总结发言，或是又一篇文章成竹在胸了………” 我可没有什么总结发言，这个帽子有些大，戴不了。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有和摄影师聊过，没有看到拍摄现场，不了解震区的情况，不知道被摄对象的状况，对我而言，无法从大的宏观方面去评价这组东西。从我一开始看到这组照片，想到的就是一些技术性的细节。 关于灾难的现场深度报道，我头脑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5年《时代》周刊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仍然秉承着《时代》遇到重大新闻时的一贯做法，他们弄了连续好几个页码的大照片，其中有一个对开页，是四张照片，四个海啸的幸存者的肖像，面对一片狼藉，照片旁边的文字则是他们的幸存故事。 这个案例给我启发很大，都知道报纸和杂志不同，报纸更注重新闻性——快、新，而杂志则强调故事、细节，但是如何从影像上做到这点，却并非这么容易。这四张照片不是一种“我在现场”的快速的记录，摄影师的拍摄速度到这里反倒慢了下来，他对每个人进行采访，画面风格统一，相互联系，被摄对象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密，真正做到了“环境肖像”的要求，这样的照片刊登在杂志上就显得很耐看。 看到第一财经他们的尝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到这组片子。第一财经周刊的编辑和记者们恐怕也在试图摸索一种更适合他们杂志的报道风格。 有个朋友昨天在msn上问我对这组照片的意见，我是这么说的：“想法是可以的，但是做的时候没有把度拿捏好，有的照片是可以的，但是有几张不行，整体放在一起就有问题。” 这组照片如果沿着第一张的感觉拍摄下去我觉得会好很多，在报道灾难的时候，对人的关怀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传统的报道思路却总是把救灾放在最前面。当然，这组片子的意图是将活跃在前方的各种状态的人都拍到，但是这样不但给摄影记者增加了难度，同时也削弱了观点的表达。如果能够拍到哪怕只有五个灾民的肖像，它的分量就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这组照片如果不用闪光灯就好了，或者应该把灯光的感觉隐藏起来。一方面架设灯光在现场难度大，并且容易过度强调拍照的仪式感，从而给人带来情感上的不适，另一方面，以我的经验，有的时候给杂志拍照片，让照片里的灯光显得特别绚，那是不得已的方法，因为现场环境不好，人物状态也不好，这个时候就只能通过灯光来弥补画面的平淡，取得所谓较强的视觉效果。而真正优秀的灯光的使用，通常是看不出用了灯，如果灯光效果明显，那么它就应该是一种语言，也是有它的意思表达的。 这组照片里有几张照片为了强调被摄对象的身份而让他们手持步话机，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因为主题要表达的是他们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他们的职业身份，如果要表现他们的工作，就应该抓拍他们真正工作的场面，既然拍肖像了，就要从他的面孔出发，以此为重点，试图传达他们的精神状态。 这组照片里的几张如果不在紧张的救援现场拍就更好了，因为很容易给读者一种不严肃的感觉，即使我们也理解，再忙他们也会休息这个道理，还是会有一种“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思摆拍肖像啊”的这种心态。恐怕这也是很多被摄对象拒绝被拍摄的原因。 我这么“批评”人家，并不是说我到现场就比人家拍的好。我可能连和人家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我也许只是一个躲在一边偷偷摸摸不断按动快门的小人物。这组照片对于摄影记者的启发在于，报道这样一个灾难事件，你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拍一千张悲惨的照片，但是你也可以停下来，面对灾难中的一个小人物，鼓起勇气和他聊聊天，鼓起勇气对他说，能不能给你拍一张肖像——这可能是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获得意想不到的答案，这是对被摄对象的尊重，也是对摄影师身份的一种追寻。 我写这些不是批评，昨天和唯一也有很好的交流，她很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有交流总是好的。

第一财经周刊的抗震救灾的报道，引起了一些争论。 点击这里

曾参与报道灾难等极端事件的摄影记者Patrick Hamilton给同行以及媒体的一份灾难报道清单： 在现场工作时 每天要喝足够的水 时刻抱有一颗同情之心 在出发完成任务之前，收敛你的骄傲自大 要保持客观（你很容易就会被各种各样的谣言给带偏离了方向，要小心） 关心报道小组里的其他人 假如你是一个人在工作，那就专心拍好照片，并且不断寻找有价值的故事 后方报社支援 确保你的工作人员有一台卫星电话，能够时刻保持联系，如果每天能开一个电话联线的编辑会议将更好 确保他们都能携带一个救生\给养包，里面可以装着水，净水药片等物品，并且不断地给他们以补给 确保记者们要有一些喘息和休息的时间，最好是让他们能够离开灾难现场休息 确保在当地有一个高一级别的指挥者，能够做好组织工作随时作出决断，保证工作顺利进行 结束任务之后 记者回来之后要能够和一个他非常信任的人进行交流，尤其是和他有过相同采访经历的最好 他们应该向媒体的领导和同事做例行的专业上的汇报，从中获得帮助和支持 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他们需要，报社要给记者和他们的家属提供帮助。

前两天，有个朋友在留言中批评摄影记者冷血，我也做了一些回应。朱墨也谈了他的看法。今天想补充一些想法，感谢flash那么直接地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意见，尤其是在当下，他的观点更值得我们思考。现在有更多摄影记者进入灾区，有更多影像可以传出，关于地震的信息已经铺天盖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拍？ 让我产生这种想法的是早上看到年轻人洪伟写的一个博客，提醒人们如何参与救助，其中最后一条是： 灾情惨烈大家都已经知道,记者、摄影师朋友请不要过多渲染这种气氛。。。请尊重死者,尽量不出现死者和悲痛家人的照片。 这次地震，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于这种重大灾害的“现场直播”，视频、音频、照片各种手段、电视、网络、博客、手机各种媒介齐齐上阵，撕心裂肺地痛过、哭过之后，该是安静地思考能为别人做些什么的时候了。对于那些在现场的摄影记者来说，我觉得镜头在这个时候应该多一些禁忌，应该谨慎，再谨慎一些。 当“痛苦”这个事实已经不是事实了之后，你的照片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上午的帖子引起了不少回应，我把留言整合了一下： 四川地震摄影报道链接： 中国日报，点这里 南方都市报， 点这里 CFP 摄影作品幻灯片展： 另外，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也发起了募捐活动，点击这里。

我从桌上的一堆文件中，翻出了一张体检单，就快过期了。 我很健康，但是却惧怕体检，一旦面对自己的这副躯壳，就莫名其妙地紧张。这两天，很是惆怅。忽然想起了大学时候看过史铁生的一篇文章《命若琴弦》，尽管作家本人是积极的，“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但是每每这几个字从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候，都会让我感慨生命的脆弱。 早上在网上浏览灾区的照片是需要勇气的，华盛顿邮报依然秉承严谨的职业操守，在打开他的影廊之前，有一个黑色的警告界面，提醒你以下有一些残忍画面，你需要点击确定，才能展开进一步的阅读。 另一位严谨的新闻人是中青报的贺延光，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一些在都江堰拍摄的照片，你会发现他的每一张图片说明都能精确地报出被摄对象的姓名、年龄、职业、以及死难者的人数等等。贺老师真正是把每一张照片当作一条新闻来做的，这是一个职业摄影记者应该做到的。他正焦急地等待去汶川，以他的性格，不到最接近现场的地方他是不会罢休的。 这两天想在北京找一个摄影记者干活太难了，几乎所有人要么就是已经到了四川，要么就在要去四川的路上。但是我在网上看到最多的是新华、路透、法新和getty的照片，在哪里能够看到报纸摄影记者的作品呢？毕竟这是一个突发事件，反正新浪的视觉联盟没看到什么动作。在这么大的事件面前沉默，太遗憾了。（就在我更新这个页面的同时，发现英国卫报的摄影记者Dan Chung也到了灾区，卫报的页面刚刚更新。点击这里看他的报道） 又：明天开始，恢复生产加紧工作。

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上海一自由摄影师拍摄 ，路透社发稿 静态照片在此次地震的报道中发挥了很大的优势。昨天看救灾直播的时候，央视节目片尾抒情的时候使用的就是有声幻灯片（slideshow）的形式，也就是滚动播放照片，同时配合音乐。电视最擅长的是动态画面，而这个时候却使用静态画面，一方面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编辑照片比编辑视频文件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照片所记载的瞬间，更加有着强烈的打动人心的力量，我记得当时最后一张照片是救援人员牵住废墟里伸出的一只手的画面。这样的瞬间，再配上渲染情绪的音乐，让观者不得不为之动容。 新华社  陈建力摄 有声幻灯片在电视中的使用，说明在新的传播格局下，摄影记者有着新的希望。而以上所说的配乐幻灯片如果能够再给予改进，配合现场的声音，总理的喊话，等等，就不仅仅是煽情，还能交待更多的信息。这种形态对于网络媒体也非常适用。 即使不会使用flash、finalcut等软件，你也立即就可以开始制作这种有声幻灯片，soundslides是一款非常好用的软件，不过，在使用中你发现，这个软件不能编辑音频文件，今天早上我看到有人推荐了一款好用的音频编辑软件，叫做Audacity，我刚刚下载了一个，还有中文界面。 在这次地震报道中，明显可以感觉到报纸的疲态，大多数人获知信息的方式都是电视和网络，一个离现场很近，一个信息发布争分夺秒，大概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还会依赖报纸获知信息。国内报纸的网络版真让人发愁，在这个时候还纹丝不动，让纸媒先走。国外纸媒早就开始转型，《纽约时报》昨天又制作了一个很棒的互动地图，他们的东西做得真精致。 地图上的照相机小图标都可以点开，看到此地的现场照片。 更多图片：点击这里，纽约时报的影廊；点击这里，华盛顿邮报的影廊；点击这里，今日美国的影廊 另外，教室里伙伴的消息：李达昨天去鲜血了，潜游他们公司迅速展开了捐款，小川已经启程去四川拍照了。都该做点什么，我也要去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