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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新纪实?

萨考斯基所做的这个展览,坊间大多数评论着眼点都在与它对“传统纪实摄影”的革命,也有人看重参展的那些快照中的灵机。但在我看到这最后段话之后,却宁可认为萨考斯基的目标正如展览的题目,就是要展示这三位摄影师给人类留下的档案。这些档案带有情绪,没有任何粉饰现实的意图,显现的是这个世界的缺陷。策展人认为它们值得珍藏——且就在档案馆。 Read more

Lewis Wickes Hine

当下我们如何做纪实

我们也许不能再做这样的假设:“一张照片可以解释被拍者的内心,揭露某些不为人知的真相。”而是需要用文字或者影像还原故事本身,不再用暗示和投机地方式去捕捉。因为虽然摄影反映现实,叙述故事,但是它本质上是反叙事的,因其具有不连贯性和主观性。 Read more

屏幕快照 2014-03-08 上午10.27.53

是否依然罕见?

之前在一篇文章里将报道摄影师描绘为信使,穿梭于不同的世界,为彼此陌生的人们传递信息。使者的工作在今天越来越难做,你环视周围世界每天所发生的事,就会知道,让不同的人形成沟通,达成理解,该有多难。 Read more

“各种未来”项目招募摄影师

不知道眼见着多少年轻人,从中学忙到大学,就是为了过一种“只有一个未来”的生活。所以,收到隋雪松来信,谈及他们的“各种未来”项目,着实让我兴奋。 我喜欢这个项目,不仅因其柔性,还因为它的刚性——在日渐虚拟的生活中,它是一次与现实接触,意图让事实告诉未来,以留存档案为目标的行动。 我说这个项目柔性,是因为它包容多种表达方式,并且是一个颇为开放的项目,只要你对“未来”抱着好奇心,就可以申请加入。 今天是长假之后开工的第一天,在这里贴出”各种未来“项目小组的招募通告,也许这会让回到繁复的工作中的你,再度兴奋起来。 『关于“各种未来”』 “各种未来”是一个具有档案特征的系列文本、影像创作项目。“各种未来”所关注的“未来”,不是人所处的物质现实的未来,是现实处境中的人的一些精神状态、意识感受、认识方式的现状及可能的变化。 “各种未来”是对中国现实环境中正在发生的人与事物的变化的一系列关注。每个主题由摄影师、录像师、写作者、学者构成一个工作小组,以实地考察的方式,进行一系列当代中国具体地区的事物观察,呈现现实处境中的人的思想意识状况及其生成图样。 在城市中,大多数人的现实认知材料来自互联网语境、以及被权力掌控的媒体。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我们已经在失去对现实大地中存在的事物与变动的感知。并且,不是每个普通人对于现实都有足够充裕的反应能力。在解释现实的时候,当权者是最大的证据占有者,也是合理性的垄断者,因为没有比当权者更有能力集中科学证据,它拥有各个门类的专家以及数据,拥有一个普通人无法获知的内幕领域,占有着各种可用于论证合理性的资源。在当权者面前,普通人都面临着失去客观现实的危险。人们在失去外部世界,失去现实,这是最大的危机。人们去解释、或者是抢夺自己所处在的现实,便是一场关于“真实”的博弈。 “各种未来”所理解的“现实”,是一个普通人有能力在其中觉醒、并且要去争取和保卫的领域。也许一个主题是有趣的,即:“现实”的未来。“各种未来”试图引起更多当代青年人对现实、以及认知现实的不同方式的兴趣。 “各种未来”每个主题的完成过程是一个对事物再思考的过程,重估价值并重新绘制一个非惯性的存在对象,去认识就在平庸、虚空中发生的那些未被权力和秩序驯化的存在,以及各种有关的“安抚”策略的实现。 每个主题都会含有对“驯服”、“平庸”的理解,尝试在过程中认识这一问题——人如何应对平庸化,或者:“我们与平庸”;并尝试绘制一个具体环境中“秩序”的具体状态,探讨现有的“不驯”与治理术。 “各种未来”是对“如何表达中国”这一隐含的主题的可能性的思考和试验。 “各种未来”借助思想史、观念史、地缘政治、内亚和南亚历史、历史地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的视角,继而将进行有关中亚、南亚等地区的主题。 “各种未来”的第一个系列,由以下七个主题组成。目前为止,第一、第二主题的实地考察、拍摄活动已实施完毕,文字写作与图片编辑、纪录短片剪辑等正在进行中。其它主题也将在今年9月至12月实施。 “各种未来”的实地接触、创作成果,将在一次展览中由照片、文章(照片与文字的配合类似萨伊德与摄影师吉恩-莫尔合作的《最后的天空之后》),视频、影像记录,装置艺术作品,访谈、讲座,出版物等方式向公众展示。 “各种未来”主题展览,预计2012年5月在北京举行。“各种未来”发起人:王炜。策展人:申舶良。出版联络人:杜力。 各种未来第一阶段部分作品 『“各种未来”2011年的主题』: 1. 马人(实施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部,比邻八个国家包括: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塔、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超过13个少数民族生活在这片占地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古代,新疆作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商业文化交流的纽带,以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闻名;时至今日,新疆与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的关系仍复杂有趣。民族之间的紧张态势在该地是明显的,在不久的过去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迄今,新疆由于其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及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对于中国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然而,人们对于新疆的理解和认知仍停留于表面。在官方文艺语境里,新疆被简化为一个物草丰美的、牛羊成群的旅游胜地,新疆的官方画面常被定格为牧马。现有许多有关新疆的中国文学、图像作品都可以视为在维持这种简化。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骑兵的“全体下马”,随之导致新疆马的衰退。在新疆,可以回顾骑兵这一兵种在近代内亚的尾声,以及新疆骑兵的最后活动时期。新疆现有的马匹培育系统,对马的能力与人的能力的管理、规训方法,是自然基础面之上叠加的人为秩序的典型。马作为绝对弱势、作为人的镜子,由马性、动物性的改变可以反思人性、社会性的改变。 “各种未来”成员王炜、隋雪松(摄影)、朱赫(摄像)认为,马匹这一物种的异化的现实是一种强烈的隐喻。他们在新疆西北伊犁哈萨克自治区的昭苏县(毗邻哈萨克斯坦)、哈密、木垒等地区考察了当地牧场的三种层面:哈萨克牧民——混乱无序的自然状态,马是无序现实的一部分;军马场——粗暴随意的政府行为,混浊、暴力的配种和生殖现场,马所承受的人工化、强制性的现实;来自北京的马主——他们带来了资本主义模式的马匹繁育理念和技术,马是一个产业的精细的产品,可以产生巨大利益。 在古希腊神话中,“马人”是青年的教育者,是德行、户外生存和格斗技艺的教练。在这个主题中,“马人”的形象将具有一种讽刺性。 2. 可可托海:剩余物(实施中) 可可托海位于新疆北部,比邻蒙古共和国,在过去年代中曾是中国与前苏联的重要矿产基地。冷战时期,前苏联曾在此开采大量用于军事用途的稀有金属。可可托海三号脉矿坑作为这里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存在,是中国与前苏联一个特殊时代的重要见证。 在文革时期,可可托海作为流放地曾经集结了许多优秀的中国地质与机械人才。三号脉矿坑的开采,也可以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集体劳动行为的典型。从三号脉矿坑裸露的剖面,可以看到人对地表分层截取的行为。今天,当地的年长人群,大部分人具有从山岭——从石头、矿物中获得的自然知识经验。在这里的大规模资源开采时代过去之后,留下了老人和茫然的年轻人们。 3.海的今天 在古代世界,人们对大海的恐惧和陌生感化身为巨大的海兽形象。大海的昨天,与大航海时代、传奇、探索、征服等词语相关联。今天,人们似乎又回到对大海的不安中。 (…) Read more

印刷媒体世界的遗产

Getty博物馆开幕了一个以纪实摄影为主题的展览,题目叫做“热忱的观察家:六十年代以来的纪实摄影”( Engaged Observers: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Since the Sixties ) Artinfo写了一篇评论,少有的在一个艺术媒体上看到对纪实摄影的解读: “这个展览将满足观者的好奇,告诉他们在当下这个被photoshop改造的新世界里,纪实摄影时代的传奇。在那个过去的年代,公众对照片的真实性充满了敬畏,印刷媒体用精选的少数照片聚合观众,但时至今日,它们已经被大规模无穷尽的公民自己生产的影像淹没了。” 这段话很是有趣,它让我感到,如果置身这个展览,仿佛是在博物馆里观看印刷时代媒体的遗产。 Susan Meisalas’s “First day of the popular insurrection, August 26, 1978, Matagalpa, Nicaragua,” 1978 这笔遗产的价值在哪里? 从玛丽艾伦马克对流浪少年的报道,到尤金史密斯关注的无良企业制造的环境灾难,让人感慨的是,这些社会问题到今天仍然是问题,但随着印刷媒体权威的衰落,这些昔日被连篇累牍报道的话题,却渐渐失去了关注,它不可能再成为财政不断缩水的传统媒体的宠幸,在网络上,它自然也不能以这种“陈词滥调”的面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Mary Ellen (…) Read more

香港观展记

昨天晚上竟然有些失眠,奇怪,耳朵边不时响起各种粤语腔调,叽叽喳喳。我喜欢这种方言,咬字似乎很费劲,听起来却很有韵律。这种语言就是香港社会的盐。 去香港文化博物馆看了一个大型的摄影展览,题目叫做《城市漫游者——社会纪实摄影》。展览是对香港摄影一次规模庞大的检阅,但是,在我失眠的时刻,回忆展览里的照片,我问自己:有什么具有香港味道的照片仍回旋在我脑海里呢?除了邱良的照片,它在现场砰砰敲击我的心头,现在则如小夜曲有些忧伤,其他的,竟然都混杂在一起,无法辨析作者是谁。 虽然可能是对策展人的不恭敬,但有些话却如鲠在喉。未曾和策展人沟通过,也许他们另有考虑,但在我看来,展览的主题和展出的作品有些南辕北辙,这导致作为一个观者的我,对作品的理解有些不知从何下手。 展览的题目叫做“城市漫游者——社会纪实摄影”,这两个短语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社会纪实摄影,英文称作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如果说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个短语在西方摄影界也有所争论,大家对它的内涵和外延仍然有各种不同意见。对于“社会纪实摄影”来说,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学界还是比较一致。 这一派摄影以里斯、海因和FSA为代表,“社会”这个定语表明了此类纪实摄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社会纪实摄影师是在利用相机对社会发展进行促进和革新。海因的一句名言可以成为这个派别的口号:“我要用相机揭露那些应加纠正的东西;同时,要赞扬那些应予表扬的东西。” 这恰恰也是“documentray”这个名词真正的发源地,也就是电影领域的“纪录片”这种类型的影片在发端之时的理念。创造“documentary”这一名词的电影工作者格里尔逊( John Grierson )强调它是一种教育工具,可用以对抗好莱坞愚蠢的娱乐。他的追随者保罗·罗沙(Paul Rotha)也对纪录片的定义做过进一步阐释,他指出:纪录片这一定义指的并不是电影的主题或者风格,它是一种切入方法。纪录片工作者必须是政治,社会活动家,必须具有一定的道德信念。 英国葳尔丝(Liz Wells)把1930年代出现的社会纪实摄影称为纪实摄影的经典范式,其典型特征就是,依赖其主题它被归在“社会问题”与“社会教育”的框架之下,鼓吹政治的改革。 可以看出,社会纪实摄影带有很鲜明的“立场”,目标直指社会现实问题,摄影师拍下这些照片,就是要揭露这个问题,并且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使其得到纠正。 让“纪实摄影”陷入泥潭的是人们对摄影中“纪实”概念的认知。从最开始的笃信到怀疑,照片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到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秘密。用摄影来记录现实,尤其是将其看做一种“真实”,对于今天的摄影创作者来说,已经没有多少人将之视为信条。因此,此时再提“纪实摄影”必然引起争议。这才有了“新纪实”的提法。而且也就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艺术家发现了摄影的谎言所在,它带有鲜明的“真实”标签,却是摄影师基于一定立场的主观表达,因此有不少艺术家开始用“无意义”的照片来反抗摄影语言的这种伪造的透明,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新地志摄影”,作品中不像传统的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不刻意营造一种“自然主义的真实”,没有太浓重的感情,没有鲜明的主题,留有很多让观者解读的空白。 但这并非意味着“社会纪实摄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相反,我们今天更要强调它的存在,因为现在是一个社会矛盾突出的时代,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也需要摄影师的介入。只是,务必要明确,社会纪实摄影不是一种对“真实”的“揭露”,而是对掩盖在喧嚣社会生活之中的社会矛盾的“强调”。因此,从本质上看,社会纪实也不关乎“真实”,而是“立场”的问题,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名词可以使得我们对之有着更为明确的认知:“社会教育”、“社会活动家”、“政治”、“道德信念”。 回到香港的这个展览,展览主题中的“城市漫游者”显然和“社会纪实摄影”完全相悖,因为漫游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状态。如果说社会纪实摄影是立场站在被摄对象身上,为他们代言和发声,而漫游则是立场站在摄影者自己身上,释放自己的情感。这其实也是展览中大多数作品的状态。策展人将这个展览分成四个部分:街头摄影,社会纪实摄影,新地景主义摄影,观念及矫饰摄影,除了第二部分,其他都是很个人化的表达,将之赋予一个“社会纪实”的总体概念,似乎有些不妥。 当然,如果抛开摄影史对“社会纪实摄影”的定义,策展人有权,也有自己的空间对之进行个人化的解读。 如果不讨论这个有些过于学究的话题,主要看展览的内容。展览的重点放在了关注香港本土摄影师对“城市”的读解。这是一个颇为吸引人的话题,我非常渴望看到在香港这个典型的“城”里面生长的摄影师,如何表达他们的城市经验。 展览还是力求多元,摄影的表达基于各个层面,但占据主流的摄影表达却让我我有些失望,非常困惑,甚至还有一点点愤怒。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对准一个充满隐喻的现实,悄悄按下快门,全世界的摄影师都在一个调调上。如同九十年代中国报道摄影师通常把自己的作品命名为“最后的什么什么”,记录消失的文化,消失的人群。现在的摄影师则在感慨“生活的荒诞”和“人类的不知所终”,他们把现实生活看成一种悖论,用不动声色的方法去告诉我们,人类其实生活在一个表象的世界。我本来以为只有一两个人知道这个秘密,看到这个展览,我发现,原来用如此哲学的方式思考人生的很多。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曾经也是持这种观点看世界的一个人之一,也追捧过“荒诞”,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中的智者。但是,我现在觉得,这种表达,太冰冷了,同时又演变成另一种甜腻的情绪,成为新时代的沙龙主义。而且,当六十年代一种对摄影的语言学探索,形式到今天却演变成照片的内容,充斥于全世界的各个摄影展览之中,纯艺术摄影是不是在走向末路呢? 这又扯远了,我想,我应该另外写一个帖子说说这个感觉。 昨天,在中环的地铁看到一家人,孩子的父亲举着地图四处张望,母亲则搂着两个孩子静静等着,他们穿着普通,似乎像是广东来的百姓。 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知道一定有些什么触动了我记忆的闸门,心里有些疼,很多种情绪一起涌上来,五味杂陈。 假如那些照片就是我们的城市生活,假如现在我们仍然只能将城市生活的超现实主义当作一个不置可否的现象放在那里,这一反复哼唱的曲调,就是城市生活的丧钟。 不应该对城市做一个过于轻率的评判,摄影却一直就这么浮光掠影。我则希望能够尝一口盐的味道,每天做饭的时候,你都需要它们。 (更多展览信息请在网上检索,待我有时间再详细写下对展览具体作品的感受)

如何申请社会纪实摄影讲座链接

昨天讲座里提到的基金网址: OSI:http://www.soros.org/initiatives/photography getty:  http://imagery.gettyimages.com/getty_images_grants Eugene Smith: http://www.smithfund.org All Roads:http://events.nationalgeographic.com/events/all-roads Dorothea Lange–Paul Taylor:http://www-cds.aas.duke.edu/l-t/ Magnum:http://magnumfoundation.org Alexia:http://www.alexiafoundation.org/ 影响报道:http://voice.chinafotopress.com/6th/cover.html

你可以改变(3)

(三)他们的故事 最新的美国PDN杂志的封面故事,题目是《改变现状的摄影师》(photographers making a difference)报道了一些并不仅仅揭露问题,同时还努力去改变现实的摄影师的故事。一个现实问题是,国外摄影师与NGO组织,慈善组织以及通过拍卖募捐的方式,可能在中国可能都会困难重重。但正如摄影师Jonatha Torgovnik看到那些受到帮助的卢旺达人的生活真的发生了改变之后的感慨:“做这些事情,在情感上我真的是精疲力尽,但是同时它又给你带来能量,真的,它给你一种不停朝前冲的动力。” 因此,下面这些故事未必能成为中国摄影师的参照,我的目的也并非是提供模仿的样本,而是希望通过分享这些凭借一己力量而改变现实的摄影师的故事,也为你心中的那个可能很微小的改变现实的计划带来动力。 1,JB Reed的Nuru计划 摄影师JB Reed在肯尼亚工作了一年,记录那些生活在难民营的年轻人的生活,回国之后,他在波士顿举办了一个募捐展览,筹集了两千美元帮助自己的被摄对象。这个项目的拓展是在一个从事金融工作并且热爱摄影的朋友的帮助下,Reed建立了Nuru项目,他们通过出售照片,举办展览以及拍卖会,把所得到的资金捐赠给慈善机构,比如肯尼亚红十字会。除了Reed自己的摄影作品,不少著名摄影师都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在最近的一次募捐中,他们吸引了三百名参与者,获得了两万四千美元的支持。 网址:www.nuruproject.org 2, Benjamin Drummond 和Sara Joy Steele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这两位摄影师认为很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都是从科学的角度展开,而他们则试图从人的个体的角度讲故事,在一些由科学家和环境律师参与的研讨会中,他们也受邀参加播放所拍摄的一些人们和环境的故事,比如监狱的囚犯如何参与环保。这对搭档对这个话题开始感兴趣是从一次对冰岛,格陵兰岛,挪威三地气候变化的采访中开始,随后他们举办各种展览、讲座,把作品制作成多媒体,并且也得到了一些环保组织的赞助,也受雇于一些环保机构为其做环境问题的摄影报道。 网址:www.facingclimatechange.org 3, Cristian Movila的未完成之梦项目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阿根廷摄影师Cristian Movila踏入了癌症儿童的病房,那些幼小生命所遭受的痛苦让他感到震惊,整整用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勉强克制住内心的难过而离开。再次回来的时候他带着相机,和孩子玩耍,拍照,随后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做一个名叫“未完成之梦”的项目,帮助这些身患绝症的儿童,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拍照。他的朋友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他帮助Movila利用这些照片扩大影响,他们在布达佩斯的外国大使馆举办展览,很快就吸引了很多机构和个人介入,他们还通过阿根廷的网球明星伊利耶·纳斯塔塞将这些作品带到法国展览,吸引法国名流的关注。 “当我看到有人在观看展览的时候哭了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使命完成了,拍摄过程中我哭过很多次,我就是想把我的感受传达给别人。” 其他相似项目 flashes of hope: (…) Read more

你可以改变(2)

(二)摄影义工 去三番两次,都是周密当向导。他似乎有一张在官方地图之外的“秘密地图”,跟着他总能够找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而这些所谓有意思的地方并非是花草盛开的美景,就是一些能够坐着发呆的去处。你应该知道,在城市里找这样的地方有多难。 发呆其实也不是发呆,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清零,随后才能装下新的东西。比如,如果你执着于摄影,在适当的时候也应该放下它。 周密是一个摄影义工,他接触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叛逆青年,面对他们,他却从来不会拿起相机,而是把相机递到他们手中。 我还记得,在我们谈论那些所谓边缘人的摄影展览的时候,恰好路过三番艺术学院,橱窗里是艺术家的摄影作品,那些作品的“高尚”和“深奥”和周密的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周密谈到,那个展览是他所看到的最为热闹的开幕式,“摄影师”们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个个兴奋异常,那大概是他们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 周密参与的两个义工项目,一个是Fostering Art,为收养机构那些快满十八岁的青年培训摄影,另一个是camp5里曾经放过的第六街摄影项目,关注的是无家可归和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周密的工作是每周定期去给这些学员上课,肖像,街拍,让他们完成自己的摄影项目,前者他已经参与了将近一年,而后者则已经坚持四年了。 Fostering项目学员Tee的作品 针对这种摄影公益项目,我有一连串的问题:相机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能耐,这种帮助是否真的是他们需要的,他们是否更需要面包牛奶,你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是否不自觉地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 参与讨论的还有李凡,她在纽约的时候,曾在一家医院实习,我常常听她提起自己的“病人”——那些唐人街的住客,那个试图自杀的年轻人;不时产生被黑帮追杀的幻觉,不停更换打工的餐馆;没有身份不能回家,没有人说话,期盼着每周跑到曼哈顿来看病,就是为了找人倾诉。李凡的观点是,那些被命运挤压到生活边缘的人群,如果能够让他们黑白的生命里哪怕有一个亮点,就是有意义的。她提到一个参与艺术项目的年轻人,他的作品在一次慈善拍卖会上出售,而自从参加培训,他就骄傲地向别人宣布:我有工作了。 有工作,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某种时候和面包牛奶一样重要。穷人除了物质的匮乏,还有精神上的单调,他们没有选择,无法接触到生活的多样性,这时,艺术也是一种精神治疗。 而对于所谓优越地位的问题,周密和李凡都提到一个词:分享。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所谓“救世主”,而是把自己的获得平等地和他人分享。这也是社工工作中的两个关键词所体现出来的精神: balance/benefit 能够和一个人,哪怕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所得,那都很好,这是我从他们身上的得到的启发。而你未必也只是付出——我记起昨天在华尔街看到的一幕,高楼大厦的夹道中,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他把一个三脚架支起来,上面放着一个红色的小数码相机,正在专心致志地拍照。我不敢多看他两眼,我怕打扰了他的创作,但是我真希望能够看到他拍摄的华尔街——这个由钞票铺就而成的区域是个什么样子。 “你可以改变”这个标题,重点可以放在“你”上面,这个意思是,无论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哪怕从繁忙乏味的生活中脱身一分钟去“发呆”,这也是快乐的,另一方面,这个标题重点也可以放在“改变”上面,而这个意思是,只要你去做,哪怕只有一个人受益,这个改变也充满了意义。而其实,社会纪实的意义也在这里。 最近一期pdn杂志的封面故事就是《那些改变现状的摄影师》,专门讨论摄影师如何做义工,我买了这本书,明天介绍给大家。

你可以改变(1)

终于能够腾出一些心情写一下ofpix基金的事儿了。 我一直很忐忑,这个“基金”到底是哪门子的事儿?这个问题该怎么向别人解释,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出钱做这样一个基金,ofpix到底是个什么组织?——组织?我最怕别人问我这个。无组织,无纪律可以么? 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和詹膑都有些“一根筋”吧,当你心里有个小火苗的时候,就应该趁着它还没有熄灭,继续煽风点火,让它着得更大。 基金截稿的时间在9月30日,投稿的不多,我发现还需要对基金的要求更进一步地解释一下,比如为什么要奖励“社会纪实”,当然,这可说来话长了。 (一)社工与纪实摄影 “社会工作”(social work)是我在美国接触的一个新鲜词汇,我家隔壁的李凡姑娘是学这个的。 恕我孤陋寡闻,之前我理解中的社工和街道大妈的工作差不多,顶多算是个志愿者,但是,把它当作一个学问,就有些想不通了。 有一次,看到李凡的一本教材,讲人应该如何面对死亡,老师给她们留的论文是找一本给儿童谈论死亡的图书写书评,还有一个作业竟然是给自己写墓志铭。翻开那本书,我看到了很多摄影史上的经典,比如尤金史密斯的西班牙村庄系列中,那张围在亡人前面祷告的照片。 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些所谓“专业学社工”的含义,这个学问和新闻学其实有一些相似。在新闻学中也曾经有过“新闻无学”的争议,但实际上,两者都需要广泛的社会,人文甚至心理学知识的专业学习,只有在这样的知识储备下,你才能够看清问题和解决问题。我记得自己曾经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做过短暂的志愿者工作,看到那些等待生命终点的老人,我却不能控制自己哭了起来。 不过,社工和新闻工作者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做新闻的总是站在外面看,而社工却需要站在里面,尽管记者随着采访的深入也有可能介入事件,但是从立场上看,社工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确定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对方,而不是站在外面讲故事。 说到立场问题,我想到纪实摄影。纪实摄影工作者究竟应该归类为新闻记者还是社工呢? 在纪实摄影工作中有这样几种拍摄态度,一种是一直冷静地站在外面,另一种是慢慢走到了里面,还有一种则是一开始就目标明确地站在了里面(比如路易斯海因),最后一种就是所谓的“社会纪实摄影”。 第一种人往往会遭到道德的谴责,比如背负“残忍”,“掠夺”这样的骂名,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没有标准答案,答案应该在摄影者自己心中。 大多数人都会走第二条道路。和马格南摄影师张乾琦有过一些简短的交流,他已经和他的被摄对象成为朋友,那些福建偷渡客没有身份不能回家,他则充当他们的邮差和信使,成为他们和家人之间联系的纽带。 很少人会走第三条道路,因为用相机作为工具进行表达的人,往往第一先考虑摄影,第二才是被摄对象。鲜有摄影师先看到社会矛盾,然后再想到用相机的方式解决问题——或者有这样一些人,但他们并不把自己当摄影师,也进不了所谓“摄影圈”。 Ofpix基金则试图倡导纪实摄影的第三条道路。一方面,传播环境的变化为大家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随着相机的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传播平台的延展,摄影的边界早已被拓宽,它已经从一种“高级表达”变成一支人人都可以拿起来用的“铅笔”,你应该忘了摄影而只顾去说话。另一方面,假如你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拍照,这必定迫使你去寻找更多解决问题的知识背景,比如,去研究“死亡”和“生命”,你会看到的更多,也更为深入。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当下的中国需要纪实,之前的这篇《我要站在纪实摄影这边》主要谈的就是这个事儿。 我们虽微小,但仍然可以改变世界。 明天将会讲周密的社工工作经历,请周密的粉丝搬小板凳来坐到前排。 另外,此次基金的征稿期限延长到十月底,还会邀请社工专业的朋友给基金获得者进行辅导。

我要站在纪实摄影这一边

第二届ofpix基金开始接受申请 美国首府华盛顿出了重大车祸,点开纽约时报网站,我却吃惊地发现,压在这条新闻上面的竟然是一则来自中国的报道:《中国工人工作条件恶化》,文章所配的照片是十七岁男孩刘攀父母忧伤,绝望的面孔。 刘攀的生命已经被文具厂的机器碾碎,遗留在他的工作证上的照片,清秀稚嫩——15岁,他就在这里上班了,每月工资不到1300块。 前段时间,英国《卫报》也推出了一系列中国报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段视频:《从工厂到农村》,记者跟踪深圳一位因为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不得不返回农村的一个女孩,一路随她拍摄,直到回家,片子末尾,回到家的女孩说:“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这让我体会到了她身份的尴尬,同时也在想,她下一步又会去哪呢? 卫报的这个栏目叫做《十字路口的中国》 把脚步在《卫报》上挪一挪,发现他们的艺术评论专栏作者 Jonathan Jones竟然写了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黑色”天才 Guy Tillim》( The dark genius of Guy Tillim)介绍来自非洲的一位纪实摄影师。实话说,我没有想到Jonathan会写摄影,更没想到他竟然会写纪实摄影,他这个栏目向来都是艺术史,绘 画和展览的评论文章。 Jonathan说话也刁钻,文章上来就是:“你大概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称呼一个摄影师为天才。我认为对于那些仅仅拿着一台机器,快门一响,作品就被称之为艺术的人,我们已经给他们太多的宠幸。” Jonathan所欣赏的这位非洲摄影师,不但报道非洲的战乱冲突,同时也拍摄城市里的嘈杂和新旧更迭,是个典型的纳切威一样的人物。 “Tillim是个激进的艺术家。当下的艺术博物馆,富有世界的人群试图制造一个梦幻般的现代非洲的形象——就好像庆祝一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突然显现出来——而他却仍然在记录复杂而动荡的非洲大陆。” “他是一个真正的讲故事的人,他在讲述真实,直接或者间接,平凡叙事或者诗意的表达,但无论如何,只有这样,摄影才会显现出它的艺术的力量。” 坦白说,我并不能完全认同Jonathan的观点,比如他对所谓表达日常生活的摄影被推崇的不满。但是他的言谈却仍然给我很多启发。 当 我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我要站在纪实摄影一边》的时候,犹豫再三,我并不希望制造所谓纪实和艺术的冲突,“共生”带来的舒适反而是我最近的深刻体会。这 就好像纽约的地铁,左边是黑人,中间是黄皮肤,右边是白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打扮,但是谁都不会多看谁一眼,每个人都自在地活着,这当然是最好的。 只是Jonathan的谈话让我想到之前和曾翰等一些朋友讨论过的一个话题:究竟什么样的摄影才能叫做“中国的”摄影?当时,我们并没有得出答案。但我现在认为,事实上,并没有“中国的”摄影,只有“在中国”摄影。 尽管剥离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外壳,在最里面,所有的人都有着相同的灵魂和感性的需求,但这个脱离外壳的绝对条件似乎并不存在。 我最近看了一些画册,我开始关注前言,我发现那里面透露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拍照的原委 : Dieter (…) Read more

怒姆乃依——怒江大峡谷的双重生活

你要看到的这组照片——《怒姆乃依——怒江大峡谷的双重生活》是摄影师周伟的纪实摄影作品。 这一次我没有丝毫困惑,它们就是“纪实摄影”。 2005年,我去江苏常州做一个小小的讲座,认识了周伟,那个时候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挂历照片”的追捧者,而那堂课,讲的就是如何结构一个“新颖”的专题——利用时空的对比,并列,反差——这些形式在当时还算新鲜。我总感觉,应该有一些和传统纪实套路不一样的东西,我在荷赛大师班学员的作品中看到一些,比如车祸现场,连续拍十个,还有环境人像组照,等等。 后来,周伟发给我一组照片,是拍现代舞的。我不喜欢,我依稀记得,我的感受是题材陈旧,表现形式陈旧。我把这些感觉回复给了周伟。他似乎没有说什么,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都很少说话。 陆陆续续还是接到一些他的消息,比如,地震时他去了四川。他一直在做自由摄影师。 最近,我又收到了周伟的邮件,写得非常轻描淡写,说是自己有组照片,也许可以在click园地上发出来让大家看看。当时,我并没有打开附件,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对收到的照片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忙完手里的工作,我下载了周伟的照片。大吃一惊。 这些照片就是就是九十年代我最早开始接触摄影时看到的那些影像。当时人民大学举办过一个图片编辑研讨班,英国图片编辑雅克布森现场指导,摄影师们都在拍这样的故事,黑白风格,故事的内容常常被冠以“最后的什么什么”,大家围在一起辩论的是照片的选择,而标准则是萨尔加多式的,每一张照片的瞬间都要经典。 我并非是一个旧体制的拥趸者。那个时代也有很多问题,摄影师对边缘化题材的关注和压榨,意图明确的“创作目标”,一窝蜂地席卷而来,也让人厌烦。但是,这很快就随着更新,更刺激的形态的出现,随着“新纪实”潮流的涌来,摄影师的关注目标从穷乡僻壤转移到城市,从外在世界转移到所谓内心。同时,我们对这种叙事缓慢,语言过于安静的经典表达方式已经不满足了。 自从写了那篇挂历照片的文章,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纪实摄影究竟是否有所谓的“新形式”?我们为什么那么渴望新形式?和一个摄影师聊天,提到今年荷赛的获奖作品,而我发现,我当年追逐的所谓新颖的荷赛,它所推崇的作品形态和语言上的新鲜,已经走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而且,你还会发现,形态往往也是最容易把握的,甚至可以流水线生产。 我猜想,很多人看到周伟的照片之后,会发出这样的评论:“这照片太像那谁谁的风格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的缘故,之前我做事情往往要追求和他人的不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是我所在乎的。我想,也有很多年轻人和我当年一样,拿起相机拍了几下,便感觉没有“新意”,于是放弃。我看过很多这样有始无终的专题,作者放弃的原因就是因为感觉无法超越“大师”。我发现,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是受到影像弱点的束缚——它是表象的,很可能会导致浮光掠影的观看。我们太了解照相机,太了解摄影,太了解规则,却反而没有弄懂自己。 我想,周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周伟的照片,没有贴上所谓“周伟”的标签,这可能导致作品因为缺乏辨识度而无法进行品牌推广,风格——这往往是商品社会最迫切的需要。我不知道周伟是否在乎,有一个结局可能会是,他会被忘记,而这些照片将一直存在。 最近很流行一个语汇“gap year”,就是给自己的生命一些喘息,一些缝隙。我的很多朋友也都觉得迫切需要这样一段时间。实话说,我在纽约,很多时候不太出门。呆在小屋子里,想了很多从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变化无穷,对我来说,过去的五年仿佛只过了一天,而我现在却特别希望能够让一天过得像五年那么长。 阅读周伟的照片,让我感觉到了时间的停顿。 我能贴出来的太有限了,请到周伟的网站看更多的照片以及文字说明。

摄影师James Nachtwey的大日子

2007年,James Nachtwey获得了一笔巨额奖金,这笔十万美元的奖金来自TED基金会。当时,他许下了如下愿望: 我要拍摄一个全世界必须知道的故事,我希望你们帮助我把这个故事传播出去,要让观众们看到,在数字时代新闻摄影仍然具有它的威力。 18个月过去了,TED基金会不但帮助Nachtwey在世界各地获得各种拍摄许可,拍摄他想拍的故事,还为这个故事做了一个摄影史上前所未有的推广: 几天之前,一个消息不胫而走,Nachtwey的新图片故事将在十月三日向全球发布,届时在全世界七大洲的十几个国家街头的大屏幕上将放映这组图片故事,其中包括纽约的时代广场,同时,在TED基金会上的网站上也将发布这组故事。而同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会用八个页码刊登这组照片。 十月三号,今天是Nachtwey的大日子。 反对的声音也同时响起来,将一个新闻图片故事雪藏到某日再发布,这符合新闻规律吗?这种恶俗的炒作是否应该发生在平淡的、遁世的Nachtwey身上。而且有意思的是,Nachtwey当初希望证明数字时代新闻摄影的威力,而他这组作品目前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却恰恰是只有在数字时代才能够实现的。 Pdn上的评论很有意思,尽管这事儿意味着Nachtwey的照片将和周围闪烁的霓虹灯广告一起出现,但这种做法也不应该全盘否认。 到目前为止,Nachtwey究竟拍了什么还处于保密之中,中国读者可以在晚上看到这组照片。 将一组图片故事当作一款新车来发布和推广,这个创意真的是,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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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摄影如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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