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摄影师旨在展示多元世界，促进理解；艺术要引发同情，态度积极。它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让人与人之间产生连接。作者提到1980年代，马来西亚艺术家 Redza Piyadasa针对当时国内对外国人的歧视态度，创作了一组混合媒介的拼贴作品，他利用一些老的影室肖像，提醒人们这个国家多元文化融合的历史现实。另一位马来西亚艺术家Ismail Zain则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创作数字合成影像，告知人们未来世界多元文化可能会受到的威胁。此外，还有新加坡出生的年轻摄影师Sam Kang Li，其作品《在我们的家门口》（At Our Doorsteps），拍摄了他所住公寓楼的人们在家门口的合影，无论外国人还是新加坡本地人，他将住在同一幢大楼里的人们都看成平等。

The Haji Family by Redza Piyadasa

Sam Kang Li，At Our Doorsteps

这篇博客发表在一中国富豪在新加坡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事件之后，想必此事肯地会在当地激发一些反华舆论。无独有偶，中国国内前一段时间也有英国人在街头行为不轨，此事件也引发了歧视外国人的言论，北京还集中清理了“三非”外国人。

盘点外国人因此成了前段京城媒体的关注重点，一家媒体做了一组老外在中国的图片特辑，有网友底下的评论是：将老外赶回去。图集中所引用一张照片的作者，她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图片编辑，看到自己拍摄的一张普通的地铁里的人们的照片，因为有个老外而被媒体“圈出”，重新阐释，她发出如下感慨：

我拍的本意不是希望用在这样的语境下。此时更体味了，照片是被人用来“表达立场和观点”的利器，它本身是无意无辜的，而免不了拍的人和用的人有意。我身为图编，应常常自省，如何“用”图。切不应只是迎合市场和体制宣传的需求，应保有独立的愿景。

以上两个“外国人”事件，都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引起诸多关注和评论，相当一部分都是负面评价。我时常感到，有的时候，网络并没有让我们眼界变大，反而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小，大家在通过“跟随－转发－更多转发——更多跟随” 寻找群体认同和心理满足的时候，变得愈加狭隘和排外；那些极端且大声的叫嚷，更容易被广播，颇为让人沮丧。

这位图片编辑的感慨和新加坡摄影博客博主的呼吁，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无论是摄影师还是图片编辑，作为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此时你更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自省和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你不能沉默，要发言，要用自己的作品和亲力亲为地实践去沟通。

magnum摄影师John Vink的最新作品集是一本ipad画册

要证明马格南图片社是一群有着传统思维的老家伙，证据之一是去马格南图片社的网站上瞅瞅，那里每张图片上都加着一堆难看的水印，明显是一种视网络为洪水猛兽，生怕自己的照片被别人偷走的心态。

不过，这个证据最近却偷偷消失了，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今天告诉我，马格南的照片终于脸上“不长麻子了”。

我这是在说笑话，其实马格南大叔们的心态向来年轻。最近，图片社成员John Vink更是将自己最新的作品放到ipad平台上销售，而不是走传统的纸质出版的路子。

John Vink的这部作品名叫Quest for Land ，内容有关柬埔寨的土地问题，拍摄历时10年，最终制作出的这个App内含700张照片，有20个章节，其中有音频，影廊，还有大量的文字，售价是8.99美金。

John提到这个App要卖到1500个，他才能收回制作成本，包括购买历史资料图片的钱，一个小小团队的人工——一个记者，一个网页开发者，而且因为是在柬埔寨的原因，整体开支要比欧洲少四分之一，全部的资金都是摄影师个人自掏腰包。

但John仍然对ipad摄影书这种形态大加赞赏，因为app可以让他对内容和形态全面操控，尤其是照片容量的问题，纸质出版物容量有限，对于一个以叙事为主，而且时间跨度长达十年的项目，做纸质版本就要舍弃很多照片，也有可能造成叙述语境的缺失，而app就基本可以为所欲为了。

在英国摄影的这篇访谈里，John还谈到自己在前数字时代就开始摸索多媒体叙事的可能。1994 年，他开始做当时曾经一度流行的 CD-Rom，把自己的作品 my work on refugees放在光盘里面，其中有配音照片、地图、图表，地图上可以点击看照片、照片说明，还有一个视频访谈，几乎现在所有ipad上有的东西，这个CD里面都包含。似乎当时也有人提出CD－Rom是摄影的未来，可惜它早已夭折。Ipad互动和展示都比CD好很多，只是我现在对它的兴趣现在已经大减，因为阅读根本无法深入。

不过，不管怎样，John的早期试验说明，多媒体报道并不是新东西，承载它的平台和渠道可能是新的，但多媒体叙事的方式却是那些真正想给观者讲故事的人一直以来的努力。

这位在大学教书，不会拍照，和摄影圈毫无关联的做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他有一个博客——《政治、理论和摄影》 (Notes on) Politics, Theory & Photography，里面竟然会从布列松谈到杰夫沃尔（Jeff Wall），还时不时地发出一些刺耳的影像批评。

这显然给某些人带来困惑——这个“某些人”，其实就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狭隘的“摄影共同体”里的摄影人，我们有共同的专业名词，共同的偶像，共同的熟人和共同的麻烦，只是我们都不肯承认，现在已经不是你有一台相机，我也有一台相机，我们就是一拨人的那个天下了。

话题扯远了，教授对摄影界人士发出的“你怎么能谈摄影”的质疑不堪其扰，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我有一个关于摄影的博客，兼论批评的地位》（Why Keep a Blog On Photography? The Place of Criticism ）文章的开头便是几句牢骚：“写这个博客的六年来，在和一些摄影师相遇和交流的时候，当他们得知我谈摄影，但我自己不拍照，就不明白我究竟想干什么。有的时候当他们发现我不是一个摄影师，或者我甚至不是他们那圈子的那一类人，就质疑我发表观点的正当性，尤其是对他们的作品的批评的观点。”

这位教授一直苦于难以将自己的立场解释清楚，直到最近他读到来自美国视觉艺术学院的David Levi Strauss的一篇文章，终于找到了共鸣：

“如果没有批评，衡量艺术的价值就只有金钱，这个标准又肤浅又无聊……我能理解为什么投资银行家和那些基金管理者对此趋之若鹜的，却不知道为什么艺术家也这样随波逐流。

相对于其它，批评努力在相似的事物中建立越来越清晰的区别，假如批评贬值，艺术家在当下所面临的这种“价值相对性”的危机中，就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跟随市场的诱惑。

为什么艺术需要批评？因为它需要一个外来者的反映，洞察，以及和更大范围的世界的联系。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是可以的，但是假使你只是这样，你就会发现和现实之间的关联变得脆弱，和社会的联系慢慢消失。若你想要积极介入，想要用艺术论说，你就需要批评。

James Johnson借他人之口对自己的辩解，却让我觉得声声都敲击到中国的现实。我们难道不是也已经在跟随金钱去衡量作品的价值呢？在意义表征的危机中，我们一方面否定标准的存在，另一方面却那么容易地就接受了市场和权威为我们制定的标准。我们没有批评，无法批评，因为它一不留神就演变成混乱的口水仗，那个声音必定会被“人人喊打”的声音淹没，这样看来，一个标价清楚的金钱和奖金标准，反而成了最客观和不容颠覆的判断。最终，你看我们的艺术，阐释倒都写得很后现代，但真正能有后现代精神，让艺术和社会产生能动联系的又有多少呢？

一次摄影讲座中，我的一个朋友给在场的摄影师建议，你要结交一个“非摄影”领域的朋友。看上去简单，但你数数自己身边的良师益友，非摄影的有几个，一起厮混的都是哪些人？容忍一个外星人并非那么简单。

今天“周一消息树”的主题是封面。我最喜欢在报刊亭前面溜达，很好奇报摊主人如何摆放这些杂志，你从中可以推测哪些杂志正当红，而且根据其报刊亭所在的位置不同，其畅销杂志的排行榜单也不一样；报刊亭另一个看点就是杂志的封面，你能看到那些苦逼的美术总监是如何在主编和广告部的双重威胁下，痛苦地挣扎在内容的所谓深度和形象的吸引眼球之间……

封面风云

1. 大尺度封面

上周最热封面毫无疑问当属《时代》周刊封面那位哺乳的妈妈（给一个已经三岁大的男孩哺乳），这一具有争议的视觉形象，让网络媒体的编辑们看到了其增加点击量的潜力，国内一些网络媒体竟然也将之列入自己的网络新闻头条。对于视觉传播研究者来说，他们则从这个封面中读到了更多。

博客BagNews用了一个非常直接了当的标题“ Why That TIME Cover Really Does
Suck”。（《为什么时代的封面如此让人生厌》，“Suck”在英文里同时有吮吸和讨厌意思）文章主要的观点是批评时代周刊为博得受众的眼球不惜以性来作为卖点的举动：

“裸露的胸部让这个封面无疑会成为街谈巷议的主题，而妈妈和孩子的目光——不是彼此看着对方，而是看着观众——这是这个封面最让人困惑的地方。它让一个家庭之间的亲密之爱，变成一种具有挑衅性的表演。”

另一个博客 Visual Culture也对此对此展开讨论：

“这张照片会让观者对照片中的小男孩的年龄感到困惑，一方面是因为男孩站在椅子上，会显得更高。关于男孩的年龄问题，其实其中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层面。他的眼睛不是看着妈妈，而是很怪异地看着镜头。这个目光暗示他知道照相机的存在，他知道有人在看着他，并且从而知道有人在看着他吮吸妈妈的乳房，这些更让人对孩子的年龄产生怀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成年人。这就是这照片里的视觉关键，即使小孩只有三岁，他的身高和想法，让他显得很成熟。

“有评论文章说时代封面上是个吸引人的妈妈，这启发我们思考，如果这个妈妈不是那么美丽，我们大概就不会对她哺乳感到好奇。这张照片里的妇女身材很好，衣服更衬托出她的体型，她的右手放在胯部让她仿佛在拍摄一个时装大片……”

上面这张图片据说是摄影师在拍摄时的参考样片，时代周刊的博客Lightbox将之发表出来，恐怕也是在侧面证明自己拍摄的正当性。但是结合以上的分析，你能看到这些照片和时代封面之间的明显差别——一个真正的哺乳妈妈和一个为了“摄影”而存在的妈妈哺乳的场面，两者之间有着太多的不同——尽管前者是绘画而后者却是摄影。

2. 最最最最最……耸人听闻的头版

偶尔阅读 一篇摄影博客，发现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份报纸——El
Grafico，墨西哥这家报纸，在头版毫无遮掩地将性和暴力赤裸裸地展示，两者之间的冲突让观者发出惊呼。

其实，也许勿需大惊小怪，“性”、“女郎”、“社会新闻”、“暴力”、“死亡”，人们每天都在国内各个门户网站吞噬这样的新闻，就连荷赛也青睐这样的社会新闻——对“跳楼的新娘”予以褒奖（当然，她获救了，是社会新风和人间温情）。这份墨西哥小报，可能只不过是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将人类的这种“重口味”直观地揭露出来罢了。

艺术家P.J. Rountree两年来一直在收集这份报纸，并基于其展开艺术创作。更多此报纸的封面在这里。一位评论家谈到，当他询问墨西哥当地人对这份报纸的看法时，一位出租司机认为：这报纸很真实。

3. 在家里安全很多

一位杂志研究者Mr Magazine最近也撰写了一篇博客，将自己收集的一些杂志封面展示出来，它们都是同一期杂志针对不同地域、不同销售渠道所设计的不同封面，有的只有些微的差异，有的则完全风格迥异。其中有几个案例都展示了杂志在报摊销售的时候，封面会更加大胆妄为：

前两个是Elle在报摊销售的两个封面，第三个则是杂志面向订阅用户的封面

左图是Entertainment Weekly在报摊上的封面，右边是同一期杂志面向订阅用户的封面

去年秋天，光圈出版了阿勃丝的一部个人传记Diane Arbus: A Chronology，没有任何图片，这部编年史的文字来自早先的另一本书Diane Arbus Revelations——收集了黛安阿勃丝短暂一生中的各种碎片。新书把其中图片资料都去掉，形成一本纯文字作品。有评论者认为，它们实在太琐碎了，也许只有那些阿勃丝的死党才会感兴趣。

（今天一大早，我很不厚道地把卓越里最后一本Diane Arbus Revelations买走了……，当然你也可以到亚马逊上去买。）

阿勃丝的文字和她的照片一样好，去世之前两个月，曾给Artforum所要发表的她自己的作品集配文：

有一次，我梦到自己在一艘巨大的客轮上，四周苍白失色，闪烁着金光，丘比特爱神的氛围，洛可可风格的装饰，让它像一块婚礼大蛋糕。空气中有焦糊的味道，人们在饮酒赌博。我知道船着火了，就快慢慢沉没。其实他们也知道，却只顾做乐，跳舞，歌唱，亲吻，神魂颠倒。这里没有希望。我内心反倒乐开了花，这下我能拍任何我想拍的了。

……

Once I dreamed I was on a gorgeous ocean liner, all pale, gilded, cupid-encrusted, rococo as a wedding cake. There was smoke in the air, people were drinking and gambling. I knew the ship was on fire and we were sinking, slowly. They knew it too, but they were very gay, dancing and singing and kissing, a little delirious. There was no hope. I was terribly elated. I could photograph anything I wanted to.

阿勃丝的哥哥是一个诗人，诗情与画意从来都有不解之缘，下周六，OFPiX要做第二次读书会，主题是“诗”，时间是下午两点，希望你有兴致来和我们一起酸溜溜一下……（邮件报名ofpixcamp@gmail.com）

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政府把在美国的日裔美国人迁到加州，在一片沙漠地带重新建民房，由美军看守，这就是 Manzanar War Relocation Center，被隔离在这里的日裔美国人在此建造了一个新的社区。

1943年，这个特殊的日本人居留中心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他就是以拍摄风光照片著名的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里，并未写明亚当斯为何来这里拍摄照片，但看上去很像是一个来自美国政府的宣传任务。

亚当斯的这批作品一共有200多张照片，其中主要是肖像，还有一些人们的日常生活，农田里工作的场景以及业余活动。1965年，亚当斯把这批照片捐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并特地写了一封信：

这些承受着巨大的不公的人们，失去了所有的个人财产，商业和专业技能也无法施展，他们却克服了这种失败和绝望，在这个干旱（但同时也是壮阔）的环境里，建立自己的社区。以上这些是我想表述的故事，我认为这批照片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档案，我相信它们会发挥其作用。

我说这些照片是摄影师奉美国政府之命而拍，是因为亚当斯秉承了自己拍风光时的波澜壮阔的风格来完成这个报道摄影任务，他不断用仰角度拍摄人物，拍下这些人物的笑脸，拍下社区里有美国符号的场景。在这个特殊的集中营里，看不到任何不愉快，摄影师在他的头脑里将之删除了，将之赋予一个意义——克服困难、百折不挠。嗯，这肯定让你想起来点儿什么，这些标准的宣传照风格的影像，我们是多么的熟悉。

所以，当美国政府选择亚当斯这个风光摄影师去拍这个活儿的时候，虽然也算出奇兵，但现在看起来也颇为理所当然，因为从亚当斯先生对美国风光的极尽赞美之中，你会知道，他在政治上也不会跑偏。

延伸阅读：亚当斯的商业委派活儿（在该帖八卦的最后一段）

这张照片是Ivanzhong发在微博上的，图片说明只有一句话：

“娥姐被拆的房子……”

这是广州，昨天，娥姐的房子没了，人也没了。

还好，这照片没有被删掉，因为很多消息都没有了。

这难道不是一张很好的社会景观照片么？

昨天的那个帖子下面，有朋友说现在中国的景观摄影太多了，也许是吧，但中国这么大，应该怎样都不算多吧。要我看，还应该再多一些。只不过，看到景观之荒谬容易，看穿荒谬，看到谁人制造这种荒谬那就难了。

“社会景观”（social landscape）这个说法好，它可以让“景观”从飘浮的空中落下来，它不是玄虚的头脑中的臆想，它的确是一种人造风景，但更重要的——它是在某种社会机制下生产出来的风景。Ivanzhong所拍摄的这个场景，大概是用手机拍的，经过软件处理，似乎很有“景观”的范儿，画面里空空的没有一个人，但它真的没有人吗？

摄影师曾在这里拍摄过活生生的娥姐：她撑着一把伞，笑着，背后是一张喷绘出来的背景——高楼与大厦。最早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有些困惑，不知道那是在表达娥姐的愿望，还是在批评拆迁的荒谬。但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娥姐还仍有希望。

现在，房子完全没有了，后面竟然露出了真实存在的高楼大厦。

发表在南方都市报视觉周刊上的杨箕村留守的钉子户的肖像，右为娥姐，Ivanzhong摄影。

这两年，我觉得自己有很多困惑。尤其是去年动车事故之后，那种群情激昂之后的寂静，让我觉得从此之后我说不出任何一句话。我们可以一边批判，一边过日子，一边哭，一边笑吗？我很想过得像个人样儿，却找不到任何支持系统。你不断失望，老是为生存妥协，自然无法感知自我的存在；他人若无尊严，你也无尊严。

哦，这样说似乎有些悲观了。

写这文章初衷是想回答昨天的一个疑问。我对照片的欣赏其实很片面，大概还是我那些困惑害的，我不喜欢那些尝试用景观抹杀人存在来表达某种观念的景观摄影，因为如果站在这个出发点上，相对于这个社会给人带来的真正的痛苦和灾难，它们实在太表面和乏力了。

这是一篇投稿，作者是现在在美国视觉艺术学院（SVA）读摄影本科的朱喆。文章是他自己关于社会景观摄影的一些心得，正好当下在国内也有不少摄影师也选择了同样的表达方式，这篇小文或许可以帮助大家形成一些关于这个脉络分支的索引。

Social Landscape in China

朱喆/文

前几天以前的同学问起social landscape如何定义，才发现这个分支完全没有在中国普及开来。中文翻译就是＂社会景观＂，最早是属于街头摄影的一个分支，现在算是独立开来了。

Martin Parr摄影

社会景观真正的定义很难解释明白，看到照片却能够一清二楚的和普通的风景区分开来。目前理论上对拍Social Landscape的摄影师最有帮助的书是The Life and Death of Buildings:On Photography and Time，作者是Joel Smith。

关于街头摄影，国内的爱好者流传的最多的就是不勒松的＂决定性瞬间＂，就是在某一时刻所记录下的图像可以准确的揭示整个事件的内容，所有一切都在一张照片中，对于这个我一直是深表怀疑的，这个暂且不谈。

布勒松摄影的精髓在于处理人性的主题：无论是表现战争，和平，爱，自由等。古典街拍摄影的精髓也如此，在记录某一时刻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显示情感。而当代的街头摄影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探索，我个人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Paul Graham，最近纽约的佩斯画廊也给他在做一个回顾展。从技术上来讲，他和Magnum的传统风格摄影师就有很大区别。在佩斯他的照片被拓展到100英尺宽，细节却依然清晰。他预先设好三脚架，用中画幅相机的清晰度来记录（以前用Mamiya 7，现在据说是H3D）。在回顾展中，都是照片并列放着，同一个角度，不同的焦点。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对他也有讨论，在我看来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对于街头摄影的探索，通过将熟悉的街头景观变成舞台，让镜头里的普通市民也成为了演员。他的作品也让我想起Philip-Lorca diCorcia来。

Paul Graham在佩斯画廊

Graham的新元素，对于Social Landscape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最早是Helen Levitt开始尝试拍摄黑白房屋，但是她只在夏天拍摄。同时Lee Friedlander也在他的Road Trip项目中加入了一些房屋和周边环境的照片。1966年，George Eastman House举办了一个叫做Towards a Social Landscape的秀（Freelander1963年的个人秀也在同一个地方展出），策展人是Nathan Lyons。除了Friedlander，还有一个在此此次展览中大放异彩的就是Garry Greenward.这个军人出身的摄影师得过三次古根海奖，出了7本书，也在SVA,Cooper Union等学校教书。他们让当时得很多美国摄影师反应过来：啊，原来还能这么拍！

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开始尝试，到了1975年的New Topography展览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彩色摄影之父William Egglestone，Stephen Shore以及Joel Meyerwitz也开始尝试新技术：彩色胶卷。再到后面的百花齐放。

Joel Meyerwitz

William Egglestone

Stephen Shore

Peter Kloehn教授针对这种变化指出：“此时，摄影不是景观本身，而是关于景观发声勒什么”。这也呼应了我所说的“人类的行为”的影响。从表现手法来看，通常来说都是比较远离的角度，有一种疏离的感觉。

真正让social landscape具有叙事能力的当属于Joel Sternfeld和Robert Polidori，他们的摄影书都有故事在内。我个人最喜欢的当属Sternfeld的On this Site这本书，每一个平静安宁的场景都配上当年在此地发生的凶杀故事。

在卡特里纳飓风之后，Robert Polidori拍摄了After The Flood，凸显了人类在自然灾害后的无能为力。

当代中国是一个非常需要Social Landscape的地方，我们在不断的建造中覆盖过往的足迹，历史和传统也随着新的＂灵感＂湮没，每一天这种人造的景观都不尽相同。这些年的拆迁矛盾已经演化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我们传统定义的“家园”和开发商掌权者定义的新都市乌托邦的轮回中，看到工地以及分不清到底是在拆还是在装。我们有责任去记录现在这种狂热，从而再未来追溯时候能够痛悔对于环境的羞辱。

Sze Tsung Leong拍摄的History Image，Nadav Kander拍摄的The Long River已经Edward Burtynsky拍摄的China都关注于这种发生在中国的规模巨大的拆与建中，他们成为我们短暂回忆中淡漠的那一部分，即使曾经他们承载了我们的梦想。就像在Robert Frank（瑞士出生）拍摄了The Americans后，Walker Evans（美国出生）作为一个故事内中之人再拍摄了American Photographs，对于当代中国的这种狂热，这种宏伟举动背后的苦楚很多时候也只有生活在此的人懂。

（作者的博客链接）

纽约的苹果商店    摄影 Ben Lowy

接连看到两篇文章讨论现在正是火热的Instagram，关注点都放在它在职业摄影领域所引起的争议。这些蓝蓝绿绿的小照片，竟然在专业领域内也登堂入室，让很多人颇有微词。

新闻摄影记者Ben Lowy却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纽约时报》的Lens博客在介绍他的时候，文章开头是一个问句：

“谁是Ben Lowy？我们的回答要看你对手机摄影、Hipstamatic以及一些相机内的数字处理效果的态度。如果你认为Hipstamtic和Instagram让数百万人们对严肃摄影更感兴趣，那么Lowy就是一个积极的倡导者，希望他人放弃那种过时的和精英式样拍摄。但如果你是另外一种，你相信iphone摄影——尤其是Hipstamatic这样的app是恶魔，那么Lowy就是这个恶魔的使者。”

Ben Lowy在美国新闻摄影领域并不是无名之辈，他是Gettyimage旗下的报道摄影图片社Reportage 的签约摄影师，为纽约客、纽约时报、时代和新闻周刊供稿，最近还获得了ICP国际摄影中心的年度最佳摄影记者奖。

Ben刚刚从利比亚回来，看看他的摄影包，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调皮的家伙，里面装着iPhone，单反和Holga。他一直是手机摄影坚定地支持者，认为手机拍摄加上Hipstamatic所产生的特殊效果，就和摄影师选择黑白而不是彩色，不用大画幅而用Holga拍照片一样，你的选择就是一种态度。Ben认为在这个到处充满着照片的时代，摄影师必须首先要引起读者的关注，“假如你能让照片看起来很特别，非常特别，这就是一个诱饵；假如你使用一种和人们平时的美学观念不一样的策略，你就能吸引公众关注——这使得所报道的内容同时也到达了你的受众。”

最近，Ben的手机摄影促进工作更进一步，他联系了Hipstamatic，建议其做一种更容易让新闻摄影领域接受的滤镜。这个滤镜效果很快就会出现，它更符合当下报纸和杂志对摄影记者的要求，有一个自己的名字：The Ben Lowy Lens.

Ben Lowy 在利比亚拍摄的新闻摄影作品

关于这种特殊效果在新闻摄影领域应用的反对的声音，却从来都没有停过。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 Damon Winter在为时报专题“A Year at War”工作的时候 ，用手机拍摄了一组照片，使用了Hipstamatic的滤镜效果，后来在美国年度新闻摄影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POYi），颇受争议，不少人对此态度是强烈反对。摄影记者Chip Litherland 指出，这完全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尤其是比赛中，自然能让评委眼前一亮，但是却失去了对内容和事实本身的关注。这是摄影，但绝对不是新闻摄影。他给这种效果也起了一个名字：“POYi filter”。

Damon Winter手机报道在伊拉克美军的生活

关于这种正反两方面的声音连线杂志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为什么Instagram对摄影师很糟糕，为什么你还是必须要用它》文章分别从正反两方面列举了Insagram给专业摄影师带来的影响。

负面：

1.版权问题。根据Instagram的使用协议，你上传照片就意味着Instagram共同拥有你照片的版权，意味着它可以把你的照片卖给第三方。

2.质量问题。品质非常糟糕，文章列举了时尚摄影师Nick Knight用instagram拍摄的时尚摄影，感觉像是从老电视里面翻拍下来的。

3. 艺术效果。 这些滤镜效果，一会儿蓝一会儿绿，其实也都是模拟过去胶片时代的效果，年轻人根本就不懂这个，连用都没用过，但他们就一步到位玩新鲜。

4. 动物仓库。Instagram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最热衷的就是拍自家的小宠物来创造一种wooo的效果。你想在这里放一堆很严肃的照片？

Nick Knight的手机摄影大片

以上这些所有负面的作用，对于坚定支持者来说，都是一一可以忽略的。

正面：

1.版权问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存在，未必一定会造成版权侵害。

2. 质量其实很多媒体已经很不在乎，最近一个案例是《体育画报》在图片使用过程中竟然放弃了专业摄影师用单反拍摄的照片而用了手机照片：

体育画报选用了Greg Foster的Hipstamatic效果肖像做了一个对开，而不是他用佳能单反拍摄的照片。

其它专业媒体用手机照片的案例：

• Getty Images
  
• Foreign Policy and Newsweek (Hipstamatic)

3. 艺术效果让这个世界变得有趣，不要觉得坏照片变好看了就心理不平衡。

4. 人们喜欢instagram是因为它有趣，这是事实，所以你也这样做好了。

纽约时报的记者Karen Rosenberg 对Instagaram热的评论是：

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的照片如此大变模样，为什么我们突然想让其变得像是用旧相机拍摄的？怀旧情节是一个原因，因为父母想让自己的孩子的照片仿佛来自自己小时候的家庭相簿。而照片本身，即使经过再艺术化的修饰，它也会变得廉价和不再像过去那样有价值。最重要的反而是分享它的过程，这正是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的运作模式造成的。

这段评论很有意味，当摄影对大众不再是为了追求拍到一张照片，更是沉浸在一种拍摄的经历中，对于专业摄影师来说，他们该怎样找寻自己的位置呢？

周仰的照片在photo camp上放过，除了视觉表现力还不很成熟，大家觉得她的拍摄过于委婉，似乎并未真正理解“老年”这个话题之沉重与残酷（当然，周仰也许会反驳，我就是要表现他们的另一面。其实要是不知道老之残酷，恐怕也不能理解那一面之珍贵）。

在她所有关于老年人的报道中，我最看重她和“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这个NGO组织合作拍摄的老年人，这又是另一条线索，是从公益的角度出发，把自己的照片还给这些老年人。这正是我们一直试图提倡的“让影像发声”的工作思路，照片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传播，为了唤起公众对所拍摄社会问题的关注。

前段时间又收到周仰寄来的小册子，这本《日托》是她和NGO合作的成果，能够以影集的方式将摄影师的作品展示出来，而且同时还能对公益组织“有用”，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合作结果。周仰怎样做到的？我请她写了一篇小文章，兴许对也有同样想法的朋友有启发。

关于画册《日托》

周仰文

说实话，回到上海之后继续关注老年人的话题，可以这么快就做出一本画册，我还是挺惊喜的。在英国拍摄毕业作品时，我的几个同学都是与各类NGO合作而完成了拍摄项目，我自己也联络过一个相关NGO，不过对于国内也有这么多方方面面的民间公益机构，倒真是没有想到。

2010年末我确定留在上海工作，于是开始计划在这里继续拍摄老年人，便通过一个朋友与“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接上头。第一次与他们接触是2010年圣诞，他们在浦东新区的某个养老院为老人们举办圣诞新年联欢会，把一些小学生请来表演等等，感觉似乎与一般的社区献爱心无异。后来在沟通中了解到，养老院的活动并非他们的主业，很快他们将承办一所老年日托所。这种类似托儿所的场地让能够自理的老年人白天不至于独自在家空守电视机，还有社区员工进行照料、提供午餐。这样的形式本身对我来说就比较新鲜，而手牵手还要对他们进行艺术舒缓治疗，让我更为感兴趣。在拍摄许可方面，我们几乎一拍即合：他们的日托招收的是社区当中可以独立生活、白天子女又不在家中的普通老人，非常符合我所想要拍摄的最普遍、最不被关注的老年群体（毕竟特别穷困的个案还是会得到媒体关注的）；而机构也希望被记录以及使他们的理念得到传播。因此，2011年4月日托开张之后，我就开始每周去拍摄。我在用中幅拍摄自己想要的画面之外，也用数码为他们做活动记录等，并及时发给机构供他们使用，而对于我自己的拍摄项目，机构则并没有过多干涉。虽然个人与机构在感觉上是不对等的，但我们其实是平等而互相尊重、互相认可，这也是长期合作的基础。

令我惊奇的是，在这个集体场合中，老人们对于“被拍摄”并没有太多顾虑，我从一开始就被接纳了——他们非常愿意与年轻人接触，即便真正的交流不多，他们也愿意对每一句问候每一个微笑报以拥抱。在接触他们之前，我未曾想到，东方人也会以拥抱表达情感。或许他们把我当作手牵手的一员，又或许认为我跟手牵手的几个员工一样，都代表了社会爱心，不久我们之间就很熟悉了，他们甚至会每周期待我的探访。 至于他们到底怎样认识我的身份，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了。拍摄应该说是很顺利，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次一位老人对我的镜头摆手，但后来她却是最欢迎我的那几个之一。或许那次她只是身体不适。

虽然客观条件很让人乐观，但最初的几卷我并不太满意，那些日常的、兴高采烈的画面中总感觉少了些东西。直到拍了四五卷后，终于一张两位老人坐在椅子上做手指操的画面，让我意识到，感觉来了。这个画面与另一张——一位老人做在椅子上双目微闭——的画面成为后来《日托》画册的主基调，一种日常的又带有白日梦性质的感觉。正如我后来在画册后记里写的，“ 他们挂得整整齐齐的小毛巾，色彩粉嫩得真如孩子一般；他们同青少年一样谈论自己晚上看的电视与八卦——他们在这个集体情景中表现出欢乐和活力。我并无法断定或许他们这些积极是一种集体催眠。但若是可以让他们在漫长的白日时光中忘却老年带来的烦恼和困扰而投入到这样的乐观情绪中，也真是一件好事。”

我忘记了最初为何会起意把照片做出一个画册，但是事实上我们2011年8月就开始讨论这事，还制定了工作计划表， 我甚至还给“手牵手”的老大布置写前言这项作业。 后来计划的日程一拖再拖，却让我有机会不断加入最新拍摄的照片。我知道画册的印刷资金是由日托所在的街道出，所以做好了最大程度妥协的打算，但奇异的是，照片的选择、画册的尺寸等等都是我独自决定，直到12月我才第一次听到了街道的意见：整个基调不够阳光、不够温馨，缺少笑脸。

一度我以为这个计划要搁置，或者我们不得不做两个版本，但后来与手牵手的几个成员多次协商讨论，终于想到了一个非常艺术的方案，在维持照片选择不变的前提下，给画册加入富有童趣的插画，从而达到阳光温馨的效果。而这个方案后来也得到了街道的赞赏，最终成为大家眼前的画册。后来有人问我，在原有的画面上添加这些插画，是否让我感觉原创性打折。但，任何合作都必须在明确底线的情况下有妥协精神。当机构老大说，“我理解你作为摄影师想要呈现这些日常状态的初衷，但是作为机构作为街道，还是希望这个画册基调更积极一些”，既然大家的目标是把画册做出来并且最大程度做到艺术化，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宣传品，那么作为一个合作者，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改动呢。何况，这才是一个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