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不宜

一年一度的百科全书式样的比赛“国际摄影大赛”(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award)揭晓了,一不小心点进去,头昏脑胀地钻出来。 要了解整个摄影工业的面貌,这个类别涵盖一切你能想得出名号的比赛,也许是个不错的去处(具体比赛介绍参见《摄影大全》这篇文章) 但兴许你会和我一样,得到另外一种印象——较为悲观一些的…… 我最近喜欢起了文字,比如,这是最近在flipboard看到的不知道是谁分享的一篇文章: “风自海上吹来,湿润中带着一丝十一月的微凉,云朵憨厚而懒散。码头上,缠绕在旗杆上的破布被鼓荡得大腹便便,一如海上的风帆。这里是地中海的南岸,亚力山大港。一位老人伫立岸边,小鱼竿钓尽波涛。 直到坐在蓝天碧海的岸边,我才稍稍褪去一点旅行的倦意和悔意。”(Varro 我的国家是一座陵墓) 这段文字分明就是一张照片,但是,如果真的换成一张照片呢?比如这个“国际摄影大赛”里的自然类、日落主题的一等奖,或者,人物类地方风情的一等奖,结果会怎样?我想,你一定会大失所望,因为它们无非是你头脑里已有画面的重复罢了。 Guido Torres, Mexico JASON FLORIO, United States 这个比赛看得我头昏脑胀的原因就在这里,我怀揣满腔热情,试图在这个超级得奖作品图库里翻检出一些金子,却没有得到任何意外和惊喜。 我并非是在说摄影师的问题,获奖者里有很多我喜欢的人。我的悲观来自对摄影语言的些许失望,相比文字语言的修辞术,摄影语言的修辞方法似乎显得过于刚性,而且很容易被模式化,这就导致一种新的修辞方法出现,立刻会被人一窝蜂地追随模仿,比如,最近一个时期摄影师对宽幅画面的钟爱。 另一方面,脑子里的世界是无限的,而眼睛看到的世界却是有限的;思考存在差异,而观看却容易同质,随着技术的平民化,大批持相机的专业工作者冲出来,他们对有限的可见事物的挖掘,再加上刻板的摄影修辞方法,结果必定是灾难性的。一切你看到的东西都会出现在照片里,它们不断堆积,让照片变得要多乏味就有多乏味。 不过,这篇言语中充满了抱怨的文章,其目标却并不是反摄影,希望这个你也要明白。站在一个具体的传播语境中,这些照片的意思可能就不会这么单调了,而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摄影并非是一种简单的语言,因为对摄影者来说“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这个公式的成立变得越来越难了。 最后请欣赏,建筑类,大桥主题,获奖作: Johannes Frank摄影 Joern Sackermann摄影 Steffen Schrägle摄影

巴黎味儿

好啦,题目又是一个噱头,也许不应该有什么巴黎味儿,英国味儿,美国味儿,那都来自我们的刻板印象,当然,地域的不同必定带来文化的差异,只是它们应该不是一种模式那样简单。 今天要说的是这个月18号即将开幕的《巴黎摄影》活动(Paris Photo)。 Uroš Abram摄影 《巴黎摄影》是一个摄影画廊展会,主要的活动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画廊展览,除此之外还有研讨会,图书签售等活动。而我则比较关注三个节目: 中欧摄影特别单元 关于这个单元,网站介绍里提到:20世纪初,中欧国家孕育了摄影领域的先锋视觉,从行为艺术家到纪实摄影工作者,他们都充分利用摄影语言,表达对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的看法。这个特别单元集纳了将近90幅来自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艺术家的作品,涵盖从1920年代,到战后,以及当代,这几个不同时期内中欧艺术家的创作情况。 在此单元里,两位策展人又分别主持了两个展览,一个是录像展,题目为“Transition Times”,关注柏林墙倒塌之后,艺术家如何用动态影像回应这种格局的转换。另一个是几个中欧画廊联合举办的当代艺术展,名为“statement”,展出作品的摄影师都是出生在60,70和80年代的新艺术家 Gábor Ősz摄影 关于这个单元更多的作品,网站没有专门的集锦,恐怕要到这里去寻找(此链接是此次参展的各个画廊提供的参展作品的集纳)。 两个学术文献 为了推广收藏摄影作品的理念,巴黎摄影还专门邀请他们的合作方——来自artnet.fr的专业人士撰写了两篇文章《收藏摄影作品》和《收藏摄影书》,分别对这两个领域进行了概论式样的介绍。文章我还没有时间仔细看,如果信息足够量大,回头有空给大家翻译出来。 四个年轻摄影师 每年巴黎摄影都要推一些新人,专门设置了SFR新人奖,会奖给四个人,其中两个是评委选出来的,另外两个是网上票选出来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大奖。这些摄影师将获得展出自己作品的机会。 今年的主题是“动感”,新人是从1300个参与者中选出来的,分别是Ana Galan, Guillaume Fandel ,Gaëlle Abravanel 和 Cetrobo ,大奖是François-Régis Durand。 Ana Galan Guillaume (…) Read more

一张照片(NO.1)

这个栏目叫做“一张照片”。 只有一张照片,没有图片说明,没有标题,什么都没有。 与放在一个具体的语境里的一套照片完全不同,与要和你说什么的目的完全不同,这里是一张光溜溜的照片,让它自己来说话吧。 摄影:Fanlong

有机的和无机的摄影

我依然记得第一次看到Zed Nelson的作品《Gun Nation》时候的反应,那还是我大学本科的时候,在我所接触过的照片里,仿佛“纪实摄影”,“新闻摄影”就是意味着把战争、贫困以及边缘人的生活,以不同甚至相同的方式重复一千遍。Zed却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存在于西方人生活中的“常识”,作为一个英国人,他探索了美国人和枪支的关系,记录了这个国家对枪支的爱与恨。 到了今天,Zed所拍摄的手持武器的人的肖像依然恨清晰地回旋在我脑海中,但时代不一样了,在这个嘈杂的21世纪,当更多的“类型学肖像”出现在画廊的时候,Zed在1990年代就玩过的花样是否让他变成艺术家了呢? 昨天的GQ访谈正巧提到了Zed。那就再来看看他现在做什么。 依然是对当代人身边的生活的观察,Zed的新书《Love me》出版了,这是他继Gun Nation之后第二部重要的作品,历时五年,行走了十七个国家,他记录席卷全球的“美丽浪潮”,展示了在一个视觉化泛滥的社会中,人类如何将“美丽”变成消费品和生命的重要价值判断标准。Zed戳穿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对人,事,物,我们已经忙得无暇探寻内在如何,那些显而易见的“美丽”就变得更容易被膜拜和利用了。 Zed作品的前言是这样写的: “美容是一个一年产值一千六百亿美元的全球化生意。席卷全球的身体塑性浪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信仰与追求。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名人和青春面孔构成的社会,老年人,普通相貌和胖人已经从那些印刷精美的杂志,广告招贴和电视屏幕上被彻底抹除了。” 让我舒了一口气的是,Zed的网站上没有醒目的“限量版”,“画廊代理”的字样出现,Zed还是没有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他没有拍十二张陈列式样的环境肖像,将之艺术化,一如拍摄Gun Nation时候的风格,他仍旧拍摄“一切影像”,而最终,它们就仿佛编织一个篮子所必须用的藤条,纵横交错地咬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立体的,活的空间。 于是,我掂量,一个可以挂在画廊里有着宏大概念,制作精良的摄影作品,和一本视角犀利批判现世生活的图书,我应该爱哪一个呢? Zed的新书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Love me,我就爱他。 你也许也像我一样,曾被眼花缭乱的艺术世界搞得头晕目眩,这里,评论家抛出的复杂的概念,人们都好奇地观察着下一个创作范式。但这已经不会再吓倒我了,因为我已经搞明白,我不要别的,我爱的是一个有机的作品,是“长”出来的,而不是无机的,“做”出来的作品, 一个对生活没有爱,没有恨,没有好奇,愤怒,喜乐,哀伤的人,如何能做出艺术品?一群当政治波普盛行就搞政治,当私密生活受到欢迎,就彻底私密。一个不断转换风向的人,如何能够得到尊重? 看一个作品的好坏真的很简单,你就看它是不是活的,你看它有没有“之前”,有没有“之后”,看它是不是根植在在这个艺术家的人生中,根植在这个社会中。如果它是有机的,就可以生长,直到下一个世纪。

帕尔问答

针对布莱顿摄影双年展的策展情况,英国摄影杂志访问了马丁帕尔,双方的交谈由此扩展开去,涉及整个摄影领域的现状与发展: 问:2004年在阿尔勒是你一次主要策展经历,那么到了现在,布莱顿所展览的摄影师是不是你一直以来希望给他们一些展示机会的摄影师呢? 答:其实这些年我还在阿尔勒和纽约摄影节展览过一些摄影师的照片。这些机会让我可以把一些被忽视的摄影师的作品展示出来。 我对发掘那些正处于上升期,但是又苦于没有平台的摄影师非常感兴趣,这次展览的摄影师没有一个人在英国参加过展览,有一些人比如Mohamed Bourouissa,他的作品一直都是当作商业作品展示。 这些摄影师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时候我去日本,会在那里找到一堆有趣的东西,而我最近几年还在拉美工作,所以不可避免地又在这里寻找和发现新人。 问:那你是一直把这个摄影节的策展工作放在心里啦? 答:不,我就是到处去找我喜欢的,我对发现新的作品如饥似渴,而且因为工作的原因我需要四处周游,这也给我带来不少优势。 我找寻的另一样东西是书,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我在那里找新的朋友,因为我想看看在中国他们做怎样的书——我认为这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主题。 CHINA. Beijing. The Beijing Motor Show. 2008.  photo by Martin Parr 问: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说,你一直关注的是纪实摄影范畴,如果我们谈当代的英国摄影——尽管它可能是对世界各地摄影发展的一种复制——但是英国还是有一批新人,你是否会担心你跟不上世界变化的步调? 答:如果你说的是那些摆拍布景拍摄,甚至是“造假”,有不少人都是我喜欢的,我喜欢Sarah Pickering,我在纽约的展览中展示了她的作品,我认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摄影师,但是她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的摄影师,而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人。我还非常喜欢Trish Morrisey的作品。 我的最根本的愿望是,当你来这个摄影节,即使你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比如Alec Soth,你看到的将是他们新的一面。我去过很多摄影节,让我感到疲惫的是,到处都是我看到过的作品。我希望摄影节成为一个真正的发现的过程,展示新的事物,新的作品,并观看观众的反映。 问:对于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这两个词语,它们背后都有一段历史,但是年轻摄影却不在乎,甚至是根本对此没有觉察。 答:我也对它们不在乎。对我,只有“摄影”这个概念。事实上,你可能会说,在这次展览中,放入桔多淇的照片缺乏和其他作品的连续性,但是我就是喜欢这些照片,就是要将之纳入其中。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固守的节奏和定律,根本不用回答在一个明显全部是“纪实摄影”作品的展览中为何要放这样的一部作品这个问题。 桔多淇 摄影 (…) Read more

帕尔的命题作业

这是一个不太新鲜的主意,几个摄影师扛着他们的家伙儿拍摄一个城市,其结果可能是一个展览,或者是一本叫做某某城市24小时之类的画册。2010年布莱顿摄影双年展上,马丁帕尔也整了这样一个命题作业,所以,有人说,他这个想法是冒险。 帕尔的任务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还好说,他找了两个美国人Molly Landreth和Zoe Strauss拍摄布莱顿这个“同性恋”港湾的酷儿文化(Queer)。这两位女性摄影师原本就将自己的作品根植于酷儿文化之中,Molly Landreth之前的作品就是“酷儿美国”,Zoe Strauss则更大牌一些,在美国艺术领域正红,在她那混乱不堪的网站上,你可以瞥到,美国的社会底层,穷人,“怪人”是她镜头所集中涉猎的。 最终的结果是,这两个女性摄影师,一个温情派,一个狂野派,将这个小城里的酷儿,从不同角度展示,此项目倒还算成功。 Molly Landreth摄影 Molly Landreth摄影 Zoe Strauss摄影 帕尔的另一个任务,则显得更为困难,没有明确指向,三位摄影师需要在短时间内自己找到切入点拍摄, Alec Soth, Stephen Gill 和Rinko Kawauchi(川内伦子),三位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摄影师,如何打破“旅游摄影创作”见光死的定律? 马丁帕尔谈到,如果有人和他推荐一个项目,其内容是一个摄影师7岁女儿的作品,他的反应是:“呃。。”,我觉得这句感叹背后是对此种方式的“噱头”表示不满。而他却不得不接受Alec Soth女儿的作品,并且伙同其摄影师爸爸一起从2000张照片种挑选出一个主题展览。 Carmen(Alec Soth的女儿)摄影 Alec Soth没有拿到在英国的工作护照,拍照就意味着遣返,他灵机一动,让自己的女儿掌机。之前,他就曾有这样的举动,让女儿拿着相机按下100张照片,然后去从女儿的视觉中找灵感,此次,他对女儿非常“民主”的视觉发现更是欣喜若狂,他把女儿的照片秀给自己的学生看,竟然没有人能够发现这是一个小孩子的作品。 噢,如果你就此得出结论:人人都能拍得像大师一样,连儿童也不例外,你这个结论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若你没有一个著名的摄影师老爸陪在旁边指点,你的摄影师老爸没有一个著名的策展人朋友帮忙挑照片,没有这两个条件,此公式都难以成立。 摄影师 Stephen Gill也看到了这个项目的凶险,他的对策是想了一个新奇的点子,把自己的中画幅相机稍微改造了一下,将在海滩上捡到东西放在镜头里面,透过它们完成拍摄。而展览的时候,这些物件儿则和作品一起展出。 (…) Read more

帕尔的视觉风暴

距离他上次带着“萨达姆手表”以及一系列古怪的收藏出现在阿尔勒摄影节已经四年,距离他两年前主持纽约摄影节,主打“类型学”已经两年,英国摄影杂志报道:“马丁帕尔又重返了他的策展游戏!”不过,这一次,则是在他的老巢英国。 马丁帕尔带着他所策划的展览, 席卷了英国海港小城布莱顿,十月一日开幕的第四届布莱顿摄影双年展(Brighton Photo Biennial)显然和以往几届不太一样。 “我的观看永远不知疲倦。”帕尔如此声称:“我去每个城市都是多任务工作,我参加摄影展览的开幕,找好书看,找新的照片,同时还完成摄影任务,这些都集成在一个日程里。我不但建立了新的关系,还找到了一些朋友,帮助我找寻自己感兴趣的书和摄影新作。” 这个疯狂的摄影怪人,带着怎样的宝贝——从全球各地淘来的照片,又如何将之烹饪之后奉献给摄影节的观众呢? 本届双年展的主题是“新纪实摄影”(名字取自著名的1967年美国现代艺术馆的展览New Documents,就是 Diane Arbus ,Lee Friedlander ,Garry Winogrand三位非主流摄影师集体亮相严肃摄影艺术领域的标志性展览,当然,更准确的翻译似乎应该是“新文献”)帕尔的新文献究竟是怎样的玩意儿?归属于马格南帮会,人们试图给他贴一个“纪实摄影”的标签,但又在心里发出“噢,不”这样的声音,他似乎一直是一个游离在狭窄的摄影小圈子之外的神人。 神人必定带来神作,一个68岁的乡村摄影师,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保镖……,嗯,这就是构成“新纪实”摄影展览的11位摄影师中的三个。 整个展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展场位于一个破败的商业中心,主题是“新视觉”( New Ways of Looking ),另一个则是“阿根廷的夜”,展场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画廊。 Oumar Ly.是那个乡村摄影师,来自塞内加尔,拍摄本地人的肖像,属于典型的“旧曲新唱”式样的“当代艺术化摄影”,出租车司机叫做 Fernandez Gomez Rodriguez,本来是个婚纱摄影师,为了谋生兼职做出租车生意,没事儿拿个相机朝车窗外瞎按,反倒成就了一部墨西哥街头纪实摄影。那保镖名叫 Billy Monk, 这人已经不在了,死于一场争斗,他的摄影爱好,让他记录下了夜店的生活。 (…) Read more

香港观展记

昨天晚上竟然有些失眠,奇怪,耳朵边不时响起各种粤语腔调,叽叽喳喳。我喜欢这种方言,咬字似乎很费劲,听起来却很有韵律。这种语言就是香港社会的盐。 去香港文化博物馆看了一个大型的摄影展览,题目叫做《城市漫游者——社会纪实摄影》。展览是对香港摄影一次规模庞大的检阅,但是,在我失眠的时刻,回忆展览里的照片,我问自己:有什么具有香港味道的照片仍回旋在我脑海里呢?除了邱良的照片,它在现场砰砰敲击我的心头,现在则如小夜曲有些忧伤,其他的,竟然都混杂在一起,无法辨析作者是谁。 虽然可能是对策展人的不恭敬,但有些话却如鲠在喉。未曾和策展人沟通过,也许他们另有考虑,但在我看来,展览的主题和展出的作品有些南辕北辙,这导致作为一个观者的我,对作品的理解有些不知从何下手。 展览的题目叫做“城市漫游者——社会纪实摄影”,这两个短语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社会纪实摄影,英文称作social documentary photography,如果说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个短语在西方摄影界也有所争论,大家对它的内涵和外延仍然有各种不同意见。对于“社会纪实摄影”来说,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学界还是比较一致。 这一派摄影以里斯、海因和FSA为代表,“社会”这个定语表明了此类纪实摄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社会纪实摄影师是在利用相机对社会发展进行促进和革新。海因的一句名言可以成为这个派别的口号:“我要用相机揭露那些应加纠正的东西;同时,要赞扬那些应予表扬的东西。” 这恰恰也是“documentray”这个名词真正的发源地,也就是电影领域的“纪录片”这种类型的影片在发端之时的理念。创造“documentary”这一名词的电影工作者格里尔逊( John Grierson )强调它是一种教育工具,可用以对抗好莱坞愚蠢的娱乐。他的追随者保罗·罗沙(Paul Rotha)也对纪录片的定义做过进一步阐释,他指出:纪录片这一定义指的并不是电影的主题或者风格,它是一种切入方法。纪录片工作者必须是政治,社会活动家,必须具有一定的道德信念。 英国葳尔丝(Liz Wells)把1930年代出现的社会纪实摄影称为纪实摄影的经典范式,其典型特征就是,依赖其主题它被归在“社会问题”与“社会教育”的框架之下,鼓吹政治的改革。 可以看出,社会纪实摄影带有很鲜明的“立场”,目标直指社会现实问题,摄影师拍下这些照片,就是要揭露这个问题,并且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使其得到纠正。 让“纪实摄影”陷入泥潭的是人们对摄影中“纪实”概念的认知。从最开始的笃信到怀疑,照片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到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秘密。用摄影来记录现实,尤其是将其看做一种“真实”,对于今天的摄影创作者来说,已经没有多少人将之视为信条。因此,此时再提“纪实摄影”必然引起争议。这才有了“新纪实”的提法。而且也就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艺术家发现了摄影的谎言所在,它带有鲜明的“真实”标签,却是摄影师基于一定立场的主观表达,因此有不少艺术家开始用“无意义”的照片来反抗摄影语言的这种伪造的透明,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新地志摄影”,作品中不像传统的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不刻意营造一种“自然主义的真实”,没有太浓重的感情,没有鲜明的主题,留有很多让观者解读的空白。 但这并非意味着“社会纪实摄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相反,我们今天更要强调它的存在,因为现在是一个社会矛盾突出的时代,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也需要摄影师的介入。只是,务必要明确,社会纪实摄影不是一种对“真实”的“揭露”,而是对掩盖在喧嚣社会生活之中的社会矛盾的“强调”。因此,从本质上看,社会纪实也不关乎“真实”,而是“立场”的问题,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名词可以使得我们对之有着更为明确的认知:“社会教育”、“社会活动家”、“政治”、“道德信念”。 回到香港的这个展览,展览主题中的“城市漫游者”显然和“社会纪实摄影”完全相悖,因为漫游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状态。如果说社会纪实摄影是立场站在被摄对象身上,为他们代言和发声,而漫游则是立场站在摄影者自己身上,释放自己的情感。这其实也是展览中大多数作品的状态。策展人将这个展览分成四个部分:街头摄影,社会纪实摄影,新地景主义摄影,观念及矫饰摄影,除了第二部分,其他都是很个人化的表达,将之赋予一个“社会纪实”的总体概念,似乎有些不妥。 当然,如果抛开摄影史对“社会纪实摄影”的定义,策展人有权,也有自己的空间对之进行个人化的解读。 如果不讨论这个有些过于学究的话题,主要看展览的内容。展览的重点放在了关注香港本土摄影师对“城市”的读解。这是一个颇为吸引人的话题,我非常渴望看到在香港这个典型的“城”里面生长的摄影师,如何表达他们的城市经验。 展览还是力求多元,摄影的表达基于各个层面,但占据主流的摄影表达却让我我有些失望,非常困惑,甚至还有一点点愤怒。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对准一个充满隐喻的现实,悄悄按下快门,全世界的摄影师都在一个调调上。如同九十年代中国报道摄影师通常把自己的作品命名为“最后的什么什么”,记录消失的文化,消失的人群。现在的摄影师则在感慨“生活的荒诞”和“人类的不知所终”,他们把现实生活看成一种悖论,用不动声色的方法去告诉我们,人类其实生活在一个表象的世界。我本来以为只有一两个人知道这个秘密,看到这个展览,我发现,原来用如此哲学的方式思考人生的很多。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曾经也是持这种观点看世界的一个人之一,也追捧过“荒诞”,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中的智者。但是,我现在觉得,这种表达,太冰冷了,同时又演变成另一种甜腻的情绪,成为新时代的沙龙主义。而且,当六十年代一种对摄影的语言学探索,形式到今天却演变成照片的内容,充斥于全世界的各个摄影展览之中,纯艺术摄影是不是在走向末路呢? 这又扯远了,我想,我应该另外写一个帖子说说这个感觉。 昨天,在中环的地铁看到一家人,孩子的父亲举着地图四处张望,母亲则搂着两个孩子静静等着,他们穿着普通,似乎像是广东来的百姓。 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我知道一定有些什么触动了我记忆的闸门,心里有些疼,很多种情绪一起涌上来,五味杂陈。 假如那些照片就是我们的城市生活,假如现在我们仍然只能将城市生活的超现实主义当作一个不置可否的现象放在那里,这一反复哼唱的曲调,就是城市生活的丧钟。 不应该对城市做一个过于轻率的评判,摄影却一直就这么浮光掠影。我则希望能够尝一口盐的味道,每天做饭的时候,你都需要它们。 (更多展览信息请在网上检索,待我有时间再详细写下对展览具体作品的感受)

溜达至香港

这两天在香港。记一些流水账 不知道为什么,香港密集的高楼大厦却并不让我觉得讨厌。 不仅仅是因为周围的山和水中和了水泥建筑的压迫感,“格子”的缝隙里顽强延展出的生活细节使得这个城市充满人情味儿。接我们的巴士司机不苟言笑,身边车窗上贴着的女儿和家人的照片却透露出这个空间的温馨;早上起来,偷窥酒店对面的大楼,看得出,每家的空间都很狭小,屋子里的东西就那么肆无忌惮地从窗口涌出来:23层那家晾着两件花衣服在外面,底下有人养了一群鸽子,旁边有家挂着辟邪的镜子…… 与伍振荣老师一起去港岛的798——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JCCAC),由旧工厂改建的大厦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工作室。 伍老师主持的MAG(Metro Art Gallgery)空间正在展出胡民炜的作品《在时空中走过》。摄影师曾在九十年代拍摄了一系列香港地标建筑,十多年之后又重新到原地拍摄。 这种今夕对比,似乎是一种有些花哨的表达,但到了现场,看到胡民炜站在自己照片前,我的疑虑打消了。摄影师很不健谈,却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给我讲了很多照片对比之中迸发的故事,他在很用心地做“地志”,照片的图片说明更是明确地标注了这些地点的今夕变化。虽然对比对仗工整,照片却拍得非常“随意”,似乎每张照片都没有什么“中心思想”,我却喜欢这种放松,它让我能够看进照片里去。 維多利亞公園的中央草坪 The central lawn of Victoria Park 1994 / 2009 1957年開放的維多利亞公園是香港島上最大的公眾使用公園,面積達19公頃,內裏有一個約兩公頃的大草坪,自1974年起供市民作休憩之用。 1994年我走進這個大草坪拍攝,像很多香港市民大眾一樣,到來享受踏上草地的自然氣息,而當時正舉行文娛活動,市民皆樂在其中,在寸金尺土的香港,這一片草地的確是城市的綠洲。 踏入了新世紀到的2009年,在假日享用這草地的還有來自菲律賓、印尼等外地傭工,儼如一個小東南亞。 根據《香港年報2008》的資料,2008年年底香港總共有多達256,597個外籍家庭傭工,而在1992年年底時,香港約有101,200個外傭,16年間,外傭人數飊升逾十五萬,可以想像更多夫婦需要一起外出工作,照顧家庭的工作由外傭代替。 MAG楼下的“光影作坊”也是一间专门的摄影画廊,目前正在展出一个名叫《超现。摄影》的展览,是来自台湾的六位摄影师的作品。看了一下光影作坊历来的展览,很多都是我喜欢的,比如《楼上风光,香港天台窝》,是一位摄影师和建筑师的合作成果,摄影师用镜头剖析,建筑师用线条勾画,描绘了在窘迫的居住环境中延展出的“天台社区”的独特景观。 走出创意中心,马路对面是一个小吃店,店面里挂着一幅龙飞凤舞的字,一个路人正在发呆。 晚上吃饭的地方,旁边空地上插着几杆大旗,那是为未来几天的鬼节仪式准备的。这个城市,你眯起眼睛来看,四处都是粉红,鹅黄,嫩绿等艳俗的颜色。林立的高楼并没有吞噬香港世俗生活气息,这是它讨人喜爱的地方,让我更期待在这个城市的探索。 (忘记说了,我这次是到香港参加一个叫做诗相感秀的工作坊活动,参加者都是中学生,这次工作坊的主题是“城市面孔”,学生们要作诗拍照,不晓得未来几天能看到他们怎样的表达。)

《长江》,一本摄影画册的诞生

Nadav Kander 的摄影项目“长江”要出版了,出版社是HATJE CANTZ,德国一家老牌的艺术图书出版公司,近些年对摄影书也颇为青睐。 让我感兴趣的是,出版社为这本画册建立了一个专门的页面,这本九月份即将面世的画册,它的成长过程在这里一览无余。 1,2010年4月,这本书进入出版社的视野: “第一次遇到Nadav是在去年的巴黎摄影节上,第一眼我看到他的作品,就非常清晰地感受到,这些照片做一本书的好料,值得用最好的印刷和最佳的页面设计。对一个出版人而言,他其实很难在一次现场的相遇中和作者瞬时擦出火花,一拍即合。我们决定在后几个月好好来做这本书,希望它不仅给观者带来愉悦同时也是一种教育。” Markus Hartmann,出版人 “有些时候,当我面对一座桥,一条河流,或者其他什么,我会产生一种困惑,我所追求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而最终我判断是否应该继续还是放弃的准则是,想象这张照片放在一本书里的样子。我认为对于摄影媒介来说,书是最为首要的传播方式。书非常美,它把一段生活一部作品集纳起来放在你床头,可以放在夹克衫里,让你随时带着它们旅行。” Nadav Kander ,  《为什么要做一本书》 在伦敦的工作室和画廊的摄影指导编辑照片 (照片出自HATJE CANTZ网站) 在伦敦的工作室和设计师编辑照片 (照片出自HATJE CANTZ网站) 2,2010年5月 编辑和翻译文字,设计版式,选择封面 “摄影书通常图片多于文字,但是并不意味着出版团队只有设计师,文字编辑和翻译同样也要参与其中。所有的文字都要非常精心地编排,因为摄影师一直在全球各地跑动,我们主要通过邮件交流。Nadav的书是双语的(德语,英语)所以要在英文版确认之后展开翻译。其他还有图片说明要考虑,作者的简历要确认,附录,等等各种文字。所以尽管全书只有两篇文章,但我们还是花了三周的时间做文字,然后设计师和我们再用了两周的时间把文字和图片放到一起,优化排版,到了六月底,第一本样书才出来。” Tas Skorupa,英文版主编 去书店寻找灵感   (照片出自HATJE CANTZ网站) 3, 2010年6月  (…) Read more

证言

“据英国路透社7月26日消息,法院在当地时间上午十点开庭,电视台和电台全程直播,数百名民众到场聆听判决。特别法庭裁定 Kang Kek Ieu将被监禁35年。” 审判庭女发言人說:“对柬埔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Kang Kek Ieu被控反人道罪、战争罪、折磨及预谋杀人。他承认,“我做了很坏的事情”,但同时又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命令。 这位在内部被称作Comrade Duch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他所执掌的S21监狱在1975年到1979年红色高棉的清洗运动中,处决了一万四千多人。这个国家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七分之一的人口。 S21监狱,连望一望都让人心惊胆寒。 关于红色高棉的大屠杀,萦绕在我眼前的是一张张如同白纸一样的面庞,那些为了记录他们的到访(死亡)而拍摄的证件照,每一张沉默的照片似乎都在发出呐喊。第一次面对这些照片,我几乎无法看下去,冰冷的气氛让我发抖。 1979年,红色高棉政府被推翻之后,s21监狱成了一个博物馆。没有人愿意在这里徘徊,除了一些战争问题研究的专家。这大概是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直到1994年才被发现的原因,当时,两位摄影记者Chirs Riley和Doug Niven在一个破旧的档案柜里发现了6000张黑白底片,以及将近两万份手写的档案。他们说服博物馆管理人员对这些底片进行重新清理,并同时将之保存在他们所建立的非盈利组织“摄影档案机构”(Photo Archive Group)里。全部六千张照片也被制作成两本图册,一本放在s21博物馆,另一本在Cornell大学里。 阮义忠提起,这些照片首次在媒体上公开面世是在《摄影家》杂志(1995年4月号)。看这些照片时,他说:“每一张脸孔、每一双眼神都在跟你说话:说他们的内心有多害怕,说他们对生命有多珍惜,说他们对亲人有多记挂,说他们的往事,说他们的希望,说他们的绝望……。一张一张又一张,每一张都是面对死亡的脸。这真是会叫人打心里头和他们一起害怕呀!” 这批档案的发掘者,法新社记者Chirs Riley在接受阮义忠的采访时,提到自己整理这批照片时候的心态:“我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处理这些档案,结果会更加重我的悲观。但是心情好的时候去弄这些东西,会使我更加确定我们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档案的存在。” 1996年这批照片结集出版成画册The Killing Fields(更多照片) 杜赫(Comrade Duch)就是抹杀这些曾经鲜活存在的面孔的残忍的行刑官。 媒体说,对杜赫的审批是柬埔寨人的一种疗伤的方式,聚集在法院外的人痛哭,他们认为:35年,只是杀一个人的判决!35乘以14000年…… 摄影师,记者Nic Dunlop却更想探寻这个冰冷故事背后的内容。“我需要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声称会带来一场美好前景的运动,会变最终充斥着暴行,我需要了解,一个从柬埔寨最为穷困的乡村里走出的,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如何会变成二十世纪最为残忍的杀人凶手?” 1999年,Dunlop带着这个问题做了大量访谈,曾经的监狱看守至今仍然执迷不悔,受害人的家属,幸存者,并最终追踪到Duch本人,当时Duch已经隐形埋名多年,却对Dunlop坦白了自己的历史。文章随后发表在远东经济评论上,之后Duch被捕。 这个男人的复杂历史体现在他的不同姓名上,Kaing (…) Read more

  • 摄影如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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