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与职业化

上周不能免俗地和家人看了一期《好声音》,觉得这场景和自己参加的有限的几次摄影比赛评选颇为相似。那位庾澄庆先生就是一位不错的图片编辑,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的一位朋友见我这样比喻,就更为调侃地说了一句——跟着我就有32场展览。 选秀是一种机制,不但江湖气息浓厚,而且这种机制只给有“星范儿”的人以机会,归根到底,就是某种“辨识度”和“成品感”。辨识度的过度追求,就会成为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炫技,“新”在这里变得空洞,全力以赴只为三分钟的“耳目一新”,第二天早上再看它就已经死了。我现在非常讨厌“照片不好是因为没有做好图片编辑”这种说法(我以前可能也经常会有这样的发言)。实际上,图片编辑不能把不好的照片编辑好——这是一个真理,如果图片编辑能把不好的照片编辑好——这也只会成为一种图片编辑的炫技。 成品感也是一种要命的东西,在一个秀场,你必须有一个全套的活计,背后是成百上千次的演练。不管评委如何有力道,秀场的规则是不能让有瑕疵的东西获奖,使得某些获奖选手最后如同天桥上耍把戏的伙计,经年累月就只有一套东西。这种成套的要求还导致一种看似自由开放但始终都要回到秀场规则的秩序感——一种表露在外能够在三分钟辨识的秩序。 把作品修理得整齐划一是一种商品生产的习惯,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却会被赋予一种个性表达甚至是艺术的称号。所以,选秀最糟糕的是,给年轻人一种暗示,仿佛真的有一种尊重个体的选秀。但你可以想想,那种好声音是让你把自己每天不成调的吟唱更大声唱出来呢,还是将之憋回去。 秀场里,评委、选手和观众,都被选秀这种商业机制绑架,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那些活蹦乱跳的热闹场面,明星名人,一套套的“作品”,其实都是在这种机制里生产出来的。这些制度化的产品,却披着精神追求的外衣,让你隐约得出一个结论,仿佛一颗纯正的心灵不被欣赏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在我看来,每个人真正的自我,他的内心,都是不被欣赏的;关于生之为人的痛苦,那些对人生隐秘的思考,恐怕只能在黑夜里和自己说说,与树洞倾诉。如果它们也能分享,甚至让很多人认同,世界早就美好了。 选秀自然有其存在之理由,让人滥情地哭一下,笑一下也没什么不好。扭曲的就是明明是选秀还要标榜纯粹。 我今天本来要非常省心应景儿地翻译一篇文章,作者谈及年轻摄影师如何职业化地经营自己,却竟然扯到了秀场上。其实我很久没有在这里发有关职业发展的帖子,甚至一度觉得灰心觉得“职业化”是件遥不可及的事儿,因为我身边很多年轻人,他们最终还是会回到让自己出名这种路径上来。 但如果你知道选秀和职业化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都要砍去枝蔓,变成盆景供人观赏,你会不会把那个“自我”先收拾起来,去考虑如何设计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 追求精神自由,还要让别人买单,这个事儿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比较难办。 啰啰嗦嗦说了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吧,明天再把那篇文章介绍给大家。          

周一消息树

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介绍Paul Graham的作品“The  Present”  ,昨晚盯着看了半天,今早再看,仍然觉得很好。 是不是我的品味开始有所变化?因为之前在展览中看到他的作品,并无太多感觉,只觉得这位英国摄影师的作品非常枯燥(当然,我也知道“枯燥”就是他要的一种风格,但还是觉得太无聊无法接受)。 兴许是因为最近看到太多充满摄影感的照片,于是再看到Paul的照片,反而从清淡中品出了味道。或者也更是因为Paul还原了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也常常和他一样,一个人(或者很希望就这么一个人)站在街上,看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心里却止不住地发出叹息。Paul把这些感受都用摄影的方式书写了下来。 Paul Graham, 34th Street, 4th June 2010,   3.12.58 pm Paul Graham, Fulton Street, 11th November 2009,   11.29.10 am  The Present是摄影师Paul Graham的第三部探讨美国社会现状的摄影作品。(前两部为 American Night,2003 ; (…) Read more

然后,这张照片才能称之为肖像……

我写这个博客,完全出于自己喜欢,但每次写作的时候眼前都有一群读者的样子。就凭留言里的三言两语以及平常的来来往往,读者是谁,我心里都能勾画出大致的模样。有的时候,某些文章是写给特定的读者,我觉得他们肯定喜欢,写着写着会笑起来。当然,也有哭的时候。(haha) 因为每篇文章都有和读者说话的意思,所以,那些被粗暴转载的文章让我愤怒的原因倒不是版权被侵犯,而是想和小编发火:喂,这篇文章不是写给你的读者的。 我的这种日久生情完全来自虚构的现实,对于成熟人类,在现实世界里交往,嫌恶或喜欢,就是那么一刹那的事儿,非要把这个时间拖久了,到“老相识”的地步,就是一种“职业化”、不得不存在的交往了。 老相识之间,对方变胖了还是变瘦了,衣服穿反了或者袜子少了一只,通常都看不太出来。双方都一副麻木的样子,大脑里对方的形象十年都不会变。我以前拍照的时候,每次都会抱怨被摄对象留的时间太少,三五分钟拍不好,但真要给我一个小时,却更糟糕,状态会越来越差,眼前的人类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越来越不像人类。 给一个不能激起自己情感火花的人拍照,就像是给领导写一份工作报告,这个过程还是越短越好吧。 我本来对Nadav Kander感觉一般,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商业人像摄影师,技法精湛而已。今天早晨看了一段他的访谈视频,好感度加了十分。一方面是从虚拟到现实,看到他真实的样子,觉得还蛮好,另一方面,则对他言谈中的一些观点颇为认同。 最近和我们OFPiX的几位合作摄影师聊天,心里就有个困惑,究竟怎样才能拍出一张好的肖像?似乎结果从来都是显而易见,好人像或坏人像一眼可辨,我的一个毒舌朋友(嘿嘿)评价某些被其创作者称为环境肖像的照片——这不是肖像,就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地儿。 但那些好人像究竟是怎么拍出来的呢?难道不也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地儿么? Nadav说,他拍摄之前从不准备。该怎么化妆,布置场地等等,都由自己的助理和对方公关搞定。他会“裸身”前往。 我曾经一度也对那种使得拍摄神秘感全无的准备工作持怀疑态度。当然,对于刚刚开始工作的新手来说,你也不得不这样,否则更加手忙脚乱。但工作时间长了,你肯定会迫切希望自己麻木的神经能够被浇上柔化剂。 昨天下午喝了一杯过浓的咖啡,搞得心动过速,我却暗想,这不就是当年每次去拍活儿时的感觉么。要是摄影不再给你带来冒险的感觉,那你得和自己的老相识谈谈了。 那句特俗气的名言说:摄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咳咳,Nadav则指出,他常常会发现自己试图施加在对方身上的布光完全不起作用。但这不是遗憾,因为你此刻才会发现,原来对方是一个和你想象中不一样的人类,你要换一个方式沟通。 不用去和他讲话,Nadav说,其实人类之间有很多沟通方式,眼神和你的身姿都在说话。噢,不!你让我去看他的眼睛?…… 对视是艰难的工作,要取决你是否真的愿意去看,你是否有一个成熟人类的能力与能量去看。太多时候,你只能看到一个满面憔悴的摄影师,背着沉重的行囊,里面装着沉重的器材以及对生活的各种愤怒,他面对的是一个讨厌的,虚伪的,奸诈的或者也是同样疲惫的人类。这两人怎有可能对视?也就只能依靠绚烂的影棚灯光和华丽的道具才能让这个拍摄像是一个拍摄了。 Nadav说,当现场两个“人类” 情感和大脑都有所连接,很近的距离,你们彼此信任,这个时候,那照片才能称之为肖像。 没有人类,哪来人像?那无耻的制度却让人性一点点泯灭,个体的存在感全无,这样看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那所谓的人像拍摄,也就只能从浓咖啡中找找感觉吧。    

iphone你这个坏蛋

自从我用了诺基亚老式手机,世界就变得无比清静。当然,我自己的事儿还是那么多。我有一朋友许久未见,见面之后的中心话题就是我应该装一个微信,我跟他说我这手机装不了,没事儿当手电用一下还可以。但是,他临走还是望着我远去的背影声嘶力竭地说:微信,微信…… iphone现在已经离我有点儿远,最近看到两条业内新闻,表面看来没啥关系,但我仔细瞅了瞅,觉得幕后黑手还是iphone这个家伙。 先是《体育画报》裁员,正让其员工自愿报名裁员岗位,分配名额是:编辑一名,助理编辑两名,记者三名,摄影师五名,图片编辑一名,现场报道记者三名。 然后是今天早晨的消息,富士公司将停产两款专业胶卷: Fujichrome Velvia 100F 和Velvia 50。好吧,如果上一条消息你还无动于衷,这个有没有让你欲哭无泪?(当然,这一哭又暴露了年龄……) 我干嘛要把这些事儿都赖到iphone头上?且看下一条消息: 博客Mashable近日对一重大事件做了个报道,这就是——《体育画报》刊登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组instagram照片! 这组照片占据了三个跨页,一共十八张,作者是自由摄影师Brad Mangin。刊登这些照片的栏目是体育画报的“Leading Off ”栏目,这里通常都是精彩的跨页大照片。杂志编辑认为:“这是新闻摄影走向社交网络(socialization)的一个体现。这些照片非常棒,它们对职业棒球联赛的表现有独一无二的视角,而且还在instagram里为更多人分享。” 摄影师Brad Mangin的iphone照片占据了《体育画报》六个页面,这是专题的开篇 其实早先体育画报就曾选用Greg Foster用iphone拍摄,用Hipstamatic处理的肖像做了对开页面 与此同时,Brad Mangin也非常应景地接受一家网络媒体的采访,谈自己iphone大片拍摄经过,并一开始就亮出了先进的设备: iPhone 4s Instagram iPhone app Dynamic Light iPhone app (…) Read more

沦为业余选手的职业摄影师

5月15日,法新社捷克籍摄影师Joe Klamar遭遇了他的滑铁卢。在达拉斯美国奥林匹克媒介峰会上,他拍摄了一系列美国奥运会冠军的肖像,这些照片让他成为互联网上诸多人嘲笑的对象。这位在捷克某网站上被评选为年度摄影师,并被称作是:“著名的、个性十足的当代报道摄影师”的法新社专职摄影师,在广大网友眼里,是一个不会拍照的业余摄影师。 更多照片点这里 这难道不是一场灾难?!破烂的背景布,皱皱巴巴的国旗,蹩脚的动作,毫无生气的面孔,滥用的广角,奇怪的拍摄角度……尤其是被摄对象是美国奥运会冠军——这些向来都被神话成英雄的人们,以如此形象示人,更激起了网友的愤怒。 这位摄影师究竟怎么了? 《达拉斯新闻》一位摄影师的博客日志里记载了拍摄日的情况:“一般来说,每个摄影师拍摄每位运动员都只有4分钟的时间,运动员穿梭在拍摄区的十个影棚之间,这不包括《今日美国》和《体育画报》他们有专门拍摄区域。每个媒体都会分到一个 10×12英尺大小的场地,可以布置自己的灯具和背景布。” 这个拍摄持续了三天,大约一百名运动员参与了拍摄。 拍摄现场 Vernon Bryant摄影 看来,无论是对摄影师还是被摄对象,这都是一次高强度的拍摄。 真不明白Joe Klamar为何如此大胆接下这次拍摄任务,还是说他完全是被逼无奈仓促上阵。浏览他的个人作品集,那是鲜明的通讯社摄影师作品。他的问题在于,这些技巧:剪影、广角、长焦镜头、图案感的构图,全然有赖于被摄对象和拍摄现场。换到一个单调的空间,面对相貌平凡的被摄对象,这位摄影就全无用武之地了。 Joe Klamar部分摄影作品   Joe Klamar赖以生存的拍摄方法和拍摄风格,在过去可能是一个所谓职业摄影师的全部,但今天这些伎俩早被手持单反相机的庞大的摄影爱好者队伍娴熟地掌握。一位职业摄影师被群众戏谑为业余摄影师,这背后故事令人深思。 或许可以把Joe Klamar称作老派摄影记者,他们并未受太多职业训练,能够做的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冲锋陷阵,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累一些视觉表达技巧——简单的视觉趣味,通过拍摄角度、光线和镜头的变换来制造一种画面的美感。究其本质,这些摄影师只会拍自己眼睛看到的,不会拍头脑中想到的。 但这次奥运冠军的拍摄需要的却是全然不同的摄影技巧,要求摄影师全面控制现场:灯光、背景、造型……。归根到底,你要拍你“想要”拍的。在这个过程中,摄影师要对手中的器材要有高度的自信,对运动员姿态的控制则来自头脑里积攒的视觉图库,而4分钟让被摄对象的状态达到你的预期,考验的是人际交往能力。 并非说所有的媒体摄影记者都要转型成一个会用灯具、能够在影棚里拍摄的摄影师。Joe Klamar也可不必在乎这次失败,但这个事件却为一些职业摄影师敲响了警钟。当别人让你拍你想拍的,你是否会发现头脑中却空空如也。 媒体一贯对摄影记者的要求——只要拍下,拍好看,这让摄影记者从未真正接近自己的被摄对象——不曾采访、不曾深挖,不曾思考自己的摄影主题。如果一位摄影师不能控制自己的摄影语言去说自己要说的话,只能拍下现场发生的故事,他的职业地位必然岌岌可危,因为当下任何一个业余摄影师都能替代他完成这件事。 好了,这个话题就到此。说到对摄影语言的操控,让我们脱离实际,思考一些玄虚的问题。网上有人说,这位Joe Klamar先生是不是故意拍成这样,他大概在帮奥运冠军去魅,让我们看到其更平凡的一面。这肯定是玩笑话,不过正好,去看看现场其它摄影师怎样拍摄奥运冠军: 以上为今日美国摄影师的作品,更多点这里 以上为达拉斯新闻的摄影记者Vernon Bryant的作品,更多点这里 (…) Read more

“我从未拍过一张照片”

早上看到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说的是最近佳士得一场战后当代艺术家拍卖会的性别歧视。在这场大获全胜的拍卖中,一共有八位女性艺术家的十个作品参与竞拍,整场拍卖会的男女性别比例为五比一(在索斯比,男性的主导地位更为鲜明,是十一比一),但最终女性作品的拍卖总值为一千七百万,仅占拍卖总额的不到百分之五,甚至还不到男性艺术家Yves Klein两个裸女作品拍卖价格的二分之一。这样看来,描述女性的作品颇受追捧,而女性自己的作品却被冷落。 上面这段话听起来似曾相识。1985年,美国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了一个现代绘画和雕塑展,策展人宣称未被放入展览的艺术家都要被重新掂量,而其中169名艺术家中,只有17个是女性。展览遭到几位女性艺术家的抗议,这一小撮少数派结成了一个名为“游击队女孩”的组合,她们的标识就是头戴大猩猩面具,手举标语,抗议艺术界对女性的不公。 “游击队女孩”的抗议口号都大胆鲜明:女人必须要裸体才能进大都会博物馆?(Do women have to be naked to get into the Met. Museum?)当种族和性歧视不再流行,你们的艺术收藏将价值几何?  “When racism and sexism are no longer fashionable, what will your art collection be worth? (…) Read more

亚当斯先生的宣传摄影

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政府把在美国的日裔美国人迁到加州,在一片沙漠地带重新建民房,由美军看守,这就是 Manzanar War Relocation Center,被隔离在这里的日裔美国人在此建造了一个新的社区。 1943年,这个特殊的日本人居留中心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他就是以拍摄风光照片著名的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里,并未写明亚当斯为何来这里拍摄照片,但看上去很像是一个来自美国政府的宣传任务。 亚当斯的这批作品一共有200多张照片,其中主要是肖像,还有一些人们的日常生活,农田里工作的场景以及业余活动。1965年,亚当斯把这批照片捐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并特地写了一封信: 这些承受着巨大的不公的人们,失去了所有的个人财产,商业和专业技能也无法施展,他们却克服了这种失败和绝望,在这个干旱(但同时也是壮阔)的环境里,建立自己的社区。以上这些是我想表述的故事,我认为这批照片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档案,我相信它们会发挥其作用。 我说这些照片是摄影师奉美国政府之命而拍,是因为亚当斯秉承了自己拍风光时的波澜壮阔的风格来完成这个报道摄影任务,他不断用仰角度拍摄人物,拍下这些人物的笑脸,拍下社区里有美国符号的场景。在这个特殊的集中营里,看不到任何不愉快,摄影师在他的头脑里将之删除了,将之赋予一个意义——克服困难、百折不挠。嗯,这肯定让你想起来点儿什么,这些标准的宣传照风格的影像,我们是多么的熟悉。 所以,当美国政府选择亚当斯这个风光摄影师去拍这个活儿的时候,虽然也算出奇兵,但现在看起来也颇为理所当然,因为从亚当斯先生对美国风光的极尽赞美之中,你会知道,他在政治上也不会跑偏。 延伸阅读:亚当斯的商业委派活儿(在该帖八卦的最后一段)

这张“社会景观”照片

这张照片是Ivanzhong发在微博上的,图片说明只有一句话: “娥姐被拆的房子……” 这是广州,昨天,娥姐的房子没了,人也没了。 还好,这照片没有被删掉,因为很多消息都没有了。 这难道不是一张很好的社会景观照片么? 昨天的那个帖子下面,有朋友说现在中国的景观摄影太多了,也许是吧,但中国这么大,应该怎样都不算多吧。要我看,还应该再多一些。只不过,看到景观之荒谬容易,看穿荒谬,看到谁人制造这种荒谬那就难了。 “社会景观”(social landscape)这个说法好,它可以让“景观”从飘浮的空中落下来,它不是玄虚的头脑中的臆想,它的确是一种人造风景,但更重要的——它是在某种社会机制下生产出来的风景。Ivanzhong所拍摄的这个场景,大概是用手机拍的,经过软件处理,似乎很有“景观”的范儿,画面里空空的没有一个人,但它真的没有人吗? 摄影师曾在这里拍摄过活生生的娥姐:她撑着一把伞,笑着,背后是一张喷绘出来的背景——高楼与大厦。最早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有些困惑,不知道那是在表达娥姐的愿望,还是在批评拆迁的荒谬。但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娥姐还仍有希望。 现在,房子完全没有了,后面竟然露出了真实存在的高楼大厦。 发表在南方都市报视觉周刊上的杨箕村留守的钉子户的肖像,右为娥姐,Ivanzhong摄影。 这两年,我觉得自己有很多困惑。尤其是去年动车事故之后,那种群情激昂之后的寂静,让我觉得从此之后我说不出任何一句话。我们可以一边批判,一边过日子,一边哭,一边笑吗?我很想过得像个人样儿,却找不到任何支持系统。你不断失望,老是为生存妥协,自然无法感知自我的存在;他人若无尊严,你也无尊严。 哦,这样说似乎有些悲观了。 写这文章初衷是想回答昨天的一个疑问。我对照片的欣赏其实很片面,大概还是我那些困惑害的,我不喜欢那些尝试用景观抹杀人存在来表达某种观念的景观摄影,因为如果站在这个出发点上,相对于这个社会给人带来的真正的痛苦和灾难,它们实在太表面和乏力了。

最简单的报道,最困难的报道

普利策出来,本来不想写什么文章,我觉得自己最近说太多,做太少,读书也太少,基本上前几年的积累又要被掏空了。但隐约听到一些摄影记者关于这次得奖照片的议论,又有些有感而发,正好南都的编辑郑梓煜约稿(之前在人民摄影报的编辑约稿的时候我还没有写作的想法,所以抱歉啊),仓促写了这篇文章。 感觉目前国内摄影记者在摄影报道中对所谓“新语言”和“新锐风格”的追求在遮蔽大家对事实本身的关注。其实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他最应该混的应该是记者的圈子,而不是摄影的圈子,摄影对他就是一个工具,非要在摄影上建立丰功伟绩,那大概是入错了行。你必须忍耐这个职业可能不会让你个人太出彩的现实。当然,这种浮躁,也完全是因为整个新闻界环境都很糟糕的原因。 所以,想来想去,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社会有太多死循环,让你无法逃脱,真叫一个悲哀,甚至有一种只有把自己置之于死地才能活下去的感觉……,而这个时候又会发觉,既然都这样想了,那能做什么就做吧,就别哼哼唧唧了。 最简单的报道,最困难的报道 普利策新闻奖的建立者,报业大亨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在他的报业生涯之开始,对在报纸上使用照片持谨慎的观点,他认为此媒介可能降低报纸的品味,并尝试大幅减少照片的使用。这一举措的后果是报纸发行量急剧下降,普利策因此认识到受众对照片的兴趣,随即改变了策略,当照片印刷术日臻成熟,他经营的《纽约世界报》(The New York World)在其它媒体仍犹豫不决的时候,率先开始使用这项革新技术。 普利策的担心不无道理,摄影这种媒介表达太直接了,一不小心就会将报道引入煽情化路线,这也是很多小报对新闻摄影最积极地使用——冲击读者的眼球,形成卖点。 摄影记者克雷格·沃克(Craig Walker)今年所获得普利策摄影特稿奖的作品《欢迎回家, Scott Ostrom的故事》,一些人一眼望去就给其一个武断的结论——煽情。而对于新闻摄影业界那些正焦虑地渴望找到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年轻人来说,这组按部就班的人物故事报道,仍然是美国记者惯用的表现手法,跟踪拍摄被摄对象的生活,如同纸上纪录片一样呈现主人公的生活。“太传统了。”这是一些年轻摄影记者对这组报道的评价。 关于美国参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士兵的故事,美国摄影界已经有不少摄影师对之有所关注,比如阿什利·吉尔伯森( Ashley Gilbertson)拍摄的阵亡士兵的卧室,妮娜·波曼(Nina Bermen)的退役士兵肖像,其中不少都采用了静态、远观和象征的手法,沃克的这组摄影报道在其中显得最为简单,摄影师仅仅是贴身跟随自己的被摄对象,拍摄他的生活。 但是,站在摄影角度看这组照片却并不是理解它的正确方式。《回家》是一则新闻报道,摄影只是它的语言工具。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他们要做的是为所报道的事实提供确凿的观点。事实是最有力量的控诉,正因为摄影师诚实地跟随现实,主人公的遭遇——他被社会排斥,被亲人排斥,无法融入社会的生活现状,都被一一记录下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非常具体的问题,它带领人们去看战争给人带来的真切的伤害,引发人们思考社会系统究竟出了什么差错。 证言,这是这组照片最重要的价值,它不是空洞的叹号。前不久,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在给战地摄影记者詹姆斯·纳切威(James Nachtwey)颁发一荣誉奖章时谈到:“他追求极致的精确,他是一个证人,目击者这个字眼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也不过,他是那种人——不仅要讲述他所看到的一切,同时也要将之以逐字逐句的方式精准记录,从而使之能够用来成为证据。”这种精神也闪现在沃克身上,精准记录事实是记者所应秉承的工作方式,不应是单纯的视觉捕手。这则摄影深度报道与煽情报道的区别在于,照片呈现事实的不同侧面,细读文字说明,每张照片背后有一个确凿的事实。 可惜没有多少人乐于去做一份证据,因其会被看成记录性文本,仿佛没有个体表达的空间。但这种简单的记录,真有那么简单吗?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摄影是一种过于直接的表达,当一个人去看另一个人的痛苦之时,你并不能抽身故事之外;观看的正当性,对那些不愉快的场景的忍耐,也就成为摄影师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文德斯看来,纳切威对残酷现实的态度是:“并不想将自己置身于外……要在非常清醒,双目圆睁的情况下,将之看清楚,然后极尽可能地准确表达出来。” 这实在不是任何一个人轻易能够操控的场面,沃克在主人公面对自己不堪的生活嚎啕大哭的时候,还要举起镜头,他如何能够做到?答案可能很简单:你看到的纳切威是一个冷面的中年男人,全部生命放在对战争的控诉;沃克也并非毛头小伙儿,他曾花了两年跟踪报道一个年轻人中学毕业参军上前线,直至归来的整个过程,并因此获得2010年的普利策奖。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为历史留下证言的信念使其变得坚韧。 这组报道之困难还在于被摄对象的坦率,敢于袒露自己的伤口,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这组报道的合作者,正因为他的出镜,才得以让一个可能非常抽象的“创伤性应激障碍”成为具体的人性化的事实。普利策奖宣布的时候,摄影师和他的被摄对象在一起,这位照片里的主人公谈到:“对于那些经历了战争,伤痕累累地尝试调整自己进入正常社会的人,当他们再也不在乎任何暴力,我的这个故事就好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他们的生活。” 一个勇于观看的人,一个勇于袒露自己的人,这两个男人共同报道事实的真相;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报道,也是最困难的报道。对于中国摄影记者而言,它带来这样一个启示,先别急着把太多力道用于炫技,我们当下的社会需要诚实而有勇气的事实书写者。

照片这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照片不会说谎,说谎的是图片说明”,当年实习时,曾璜老师的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 关于新闻摄影,当人们试图将讨论变得高深一些,就会扯到“真实性”问题,但奇怪的是,它却经常只是一个口号式的质疑以及口号式的结论,甚至将结论引入玄学,它们往往讨论的是一个未经定义语境的伪“真实”问题。 照片说谎是个复杂的传播问题,并非是“假照片”这样简单。 今天,让我们将讨论归于实处,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观察一张照片如何脱离它原有的语境被滥用的。 瑞士一家杂志在报道当地抢劫案件频发问题的时候,使用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封面,一个脸上脏兮兮的小孩用枪指着镜头,标题是:“罗姆(Roma)人来了。”(上图) 这张封面照片的使用,在瑞士、奥地利和德国引发了一场争辩,许多人都认为其带着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发现照片的内容完全被曲解了,《纽约时报》的博客Lede对这一事件方方面面的声音做了一个综述: 根据一家德文报纸报道,照片拍摄地点其实是科索沃的一个垃圾场,小男孩手里拿的枪是玩具手枪。这组照片是由意大利摄影师Livio Mancini在2008年9月拍摄的,图片原始说明是:这些小孩和他们的家庭靠拣拾垃圾谋生。不管是科索沃人还是塞尔维亚人,都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但是在德国这家名为Die Weltwoche的德语周刊中,不仅照片在封面上被加上了耸人听闻的标题,其所关联的文章也秉持这样的观点:“从东欧来的罗姆人家庭,他们对不断增长的犯罪负有很大责任,他们来了,他们偷窃,他们随后离开。” 在欧洲大约有一千到一千两百万的罗姆人(也被称作吉普赛人),他们往往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Die Weltwoche这份杂志的做法已经遭到瑞士当地反歧视组织和罗姆人组织的投诉。 但尽管如此,该杂志的总编辑对此仍然不以为然,他声称,这张照片是对现实问题的一个准确描绘:“罗姆帮派将孩子用于犯罪,真正的问题是,没有人敢于对此站出来有所指控。” 在这种情况下,摄影记者不得不也站出来说话,这位意大利摄影师公开发表声明,他说自己最近收到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邮件,询问自己是否知道自己的一张照片被使用的情况,他这才发现照片被抽离了语境错误使用,他再次强调,拍摄现场的情况是,这些孩子他们当时非常欢乐,他们的兴奋的举动,完全是因为一个外国人到来所引发。 摄影师去科索沃完成的任务是报道意大利北约维和部队在当地所做的工程建设,他听到一个朋友提到在Gjakova有一些家庭生活在垃圾场,顺带对这个故事也做了报道。 这位摄影师贴出了自己拍摄的其它照片,从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照片里孩子都是欢乐的,而瑞士那家杂志却偏偏挑选了一张“愤怒”的照片。 摄影师Livio Mancini在做科索沃垃圾场报道中拍到的照片,孩子们只是在愉快地玩耍 这家杂志所犯的错误是用一则与照片无关的文字说明曲解照片,把新闻照片当插图来使用。但是,只要是来自新闻现场的照片,它和原初现场之间的关联(时空关系)不能割裂,这种南辕北辙的用法完全是错误的,其强加的观念必定不能被读者接受。 图片编辑们,在你们为一些文章“配图”的时候,当你从图片库中拿到一张新闻照片,将之配在另一则报道中,请三思而后行;切记要尊从照片的原始图片说明。如果不能做到这个,其实像本文案例里的这种观点性报道,在新闻摄影领域也有解决办法,完全可以使用创意摄影的方法来完成报道的工作。

被禁锢的青春:一位摄影师的证言

Juvenile Injustice Richard Ross 最近看到两条消息,一个是全美杂志奖刚刚宣布了入选名单(National Magazine Awards 2012 ),另一个则是2012年度的古根海姆奖名单揭晓( Guggenheim Fellowships),十位摄影师入选。古根海姆奖的影响在于,不少受其支持的摄影师都成为当代摄影声名显赫的人物,比如Robert Frank, Diane Arbus, Lewis Baltz, Robert Adams。 我今天要介绍的摄影师恰巧处于这两条消息的交集。Richard Ross,2007年古根海姆奖的获得者,作品“青春的不公待遇” (Juvenile Injustice)发表在Harper’s 杂志上,获得全美杂志奖,新闻和纪实摄影类提名。 Harper’s Magazine for “Juvenile Injustice 最早接触Richard Ross是他2007年出版的画册《权力空间》(Architecture (…) Read more

访谈:凝视中国的眼睛——Darcy Holdorf

“凝视中国的眼睛”是个双语访谈栏目,这里第四期的访谈对象是Darcy Holdorf,她在美国俄亥俄大学视觉传播学院读研究生。作为一个刚刚接触摄影没有几年的学生,Darcy的照片仍然有些欠火候。不过,“凝视中国的眼睛”本来就不是一个摄影栏目,我想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眼睛会有怎样不同的观看。而这次访谈更特殊一些,Darcy所观察的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故事。 Scott Quad公寓被称作是俄亥俄大学的中国城,这里的215个住客里有180个都是中国人。学生抱怨,这里很难有机会说英语和结交美国朋友。 从这边望到那边 ——对摄影师黛西霍尔多夫的访谈 美国女孩黛西霍尔多夫(Darcy Holdorf )从小就富有冒险精神。根据表哥的回忆,从五岁起,她就立志成为一个摄影记者,要环球旅行,还要嫁给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在北加州小镇里成长的姑娘,她说真不知道自己如何有这样疯狂的想法。 这个小镇姑娘随后和全家搬到了旧金山湾区。她和自己最好的一个朋友游历到法国,其祖父竟然认识科西嘉岛的黑手党,这段特别的经历使大城市郊区的平淡生活更不能让她满足。 黛西大学选择学习新闻,又跑去智利的圣地亚哥学拉美政治和西班牙语。 这个不安分的姑娘最近一段“冒险”在中国。她不但在旧金山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学习汉语,毕业后又去云南学了一年的语言和中国文化。在她的摄影学习也进入新的阶段,到俄亥俄大学的视觉传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她的中国的观看也更近一步。黛西从双面看中国:在广州纪录黑人社区的生活,回到俄亥俄大学又追踪那里中国留学生在异乡的境遇。这两部作品在今年的美国大学生摄影年赛中都获得了奖项。 《不知身在何方》是一个美国学生对中国留学生的观察,这些远赴海外求学的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依旧停留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而透过一个美国学生的镜头来看这一现象更有一番意味。 刻板印象是黛西访谈中常提到的词儿,她穿梭在不同的空间,从这边望到那边,看到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隔阂。 1. 你为什么会对报道摄影产生兴趣? 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常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到了高中,我弄了台胶片相机,和最好的朋友以及他们全家去法国做国际旅行,帮他们拍了很多照片。随后,我在旧金山大学修了新闻摄影课程,那时候,我认为纪实摄影可以对我的旅行有帮助,我对它有些上瘾了。 2. 能不能讲述一下你第一次来中国的经历? 2008年我去昆明旅行,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之前我通过一些旅行博客了解了这个城市,我认为它是一个群山环绕的美丽的二级城市,我考虑在这样一个不是很出名的城市里,外国人可能更容易去接近当地人,我很想学习普通话。 我在大学里学了三个学期汉语,不过却对在中国生活没有丝毫准备,我记得当时什么都搞不明白,(部分是因为这里人说昆明话,我一开始没有料到)周围一切都让我眩晕。到大理和中甸去旅行,感到好像被时光穿梭机送到了另一个时代。我住在郊外一个小区里,周围都是中国人,我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给街上遇到的人们拍照片。我对人们过度崇拜美国文化,认为美国人肯定特别有钱(这是经济衰退之前)感到非常吃惊。另外,每天有很多人都盯着我看,问我各种各样的个人问题,这也让我很惊奇。现在我再回头去看,才会发现这个鸿沟有多深。 3.去年你再次来中国,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呢? 最近这次旅行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广州的黑人在一起。期间,我也访问了一些中国商铺,但更多时候还是与黑人共处。这让我更为清晰地了解了中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不仅是黑人告诉我他们的故事,也有广州人讲给我他们了解的黑人。大概因为我是美国人,所以人们对我很开放,非常坦白地告诉我他们多么不喜欢非洲人,认为他们做的生意很廉价,买卖毒品,让犯罪滋生。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说,但很多人都对非洲人有负面印象。双方存在一些误解有待沟通。 4. 你近期主要关注移民这个国际话题,为何对此感兴趣?为什么从中国开始这个项目? 我从中学开始就对移民这个话题很关注,因为我在加州的旧金山长大,这里有多元而且丰富的移民史。 2009年,我在广州住了六个月,被这里的非洲社区所吸引,于是决定再次回来,并且将之确定为我的硕士毕业项目。另一方面,我也开始拍摄美国的中国人,也是因为我正巧在俄亥俄大学念书,发现这里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学生来读书,而且也感到这是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现象。 我一直都对其他的文化和语言感兴趣,并且也在一些国家生活过,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且适合的题目。 Popo说:“即使我很投入地学习,但这些文化真的很难理解,尤其难以在短时间掌握。”尽管她的英语水平已经很高了,但仍然觉得和自己的文化相比,存在强烈的文化隔阂。 5. (…) Read more

如何阅读一张荷赛年度照片

去年曾写了一篇名为《如何阅读照片》的帖子,接着又有《如何阅读绘画》,这篇文章也应算是同一个系列。它们的目的都不是为了争论照片的好坏对错,而是试图找到解读照片的不同脉络。 有的照片是用来看的,有的照片是用来读的。正如宋代画家郭熙所言:“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爲得……” 与我而言,今年的荷赛年度照片一眼便望到了头,无任何“可游可居”的意境,它正如斯泰肯在二战后举办的《人类大家庭》的展览,用空泛的人情味儿遮蔽了现实中永不可磨灭的残酷的差异。 但正因为它是如此有影响力的比赛的第一名(强烈建议荷赛取消年度照片的设置,这是上世纪的思维),又隐喻了去年最重要的国际事件:阿拉伯之春。使得这张照片被反复解读,人们阅读照片的心理活动也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以下是我收集的几种解说: Samuel Aranda, World Press Photo of 2011 一,博客 Visual Culture:为了他人的自由而牺牲 这张照片让很多人联想到西方宗教中的经典形象“圣母怜子图”。Visual Culture是一个探讨视觉文化的博客。作者循着这个宗教象征,对这张照从里到外,做了颇为正面的解读。这也是西方很多主流媒体的解读,认为该照片有油画的氛围,且充满宗教意味。 Giovanni Bellini, Pieta (detail) 图片源自visual culture Close up of Michelangelo’s Pieta vs. close up (…) Read more

尤金史密斯

最近一直想找一本有关尤金史密斯的书来读读,不是他的画册,而是能够看到更多他言论以及评论的偏重文字的书。我在NYU的图书馆里曾看到过一本,但当时没有细读,就这样放过去了,甚至连书名都没有记下来,现在实在很后悔。 平面媒体中图片故事报道形态的形成和完善,尤金史密斯恐怕是最早的探索者。今早看到一篇博客,作者提到,当他看到尤金史密斯所拍摄的《乡村医生》时,才意识到摄影所具有的强大叙事性(the power of narrative photography)。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早期摄影人究竟如何展开从单幅照片到图片故事的思考?照片是不连贯的瞬间,用多幅照片“叙事”并非这一媒介的优势。(其实,我想它到今天仍然是个问题。) 关于《乡村医生》这个报道,它1948年发表在《生活》画报上,据说一下便成了图片报道的经典范式,并奠定了尤金史密斯在这一领域的地位。这个故事是摄影师在Colorado州一个乡村里花了23天完成的,拍摄了乡村医生Ernest Ceriani忙碌的生活。在生活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当时发表的全部照片。从打头照片到故事发展的过程,医生对不同病人的救治,他的业余生活,一直到结尾照片,这28张照片的确可以说是图片故事报道的范例。不过,28张照片——今天的图片编辑肯定会辣手砍掉一半。这样的图片报道,也许是电视匮乏时代的独特产物。 《生活》的网站最近发表了一组《乡村医生》从未发表过的照片,我觉得它们反而更有趣。 这些照片的确不符合尤金史密斯建立以及所遵循的图片报道的风格——无论是故事的结构还是画面的结构,都不是尤金史密斯的语言,但这些可谓是失败的作品,却蕴育着多样的可能。甚至,我觉得它们更有惊喜。 下面两张图片,前一张是正牌乡村医生故事的开篇,后一张则是被遗弃的照片。较之前者的宏大叙事的风格,我更喜欢后面图片的感性。 还有下面这张照片,尤金史密斯肯定不喜欢它不严谨的构图,但我觉得它很好地再现了病人求医问药时的状态,是个幽默甚至有些荒诞的瞬间(看病本来就是如此吧)。 我很想知道,晚年的尤金史密斯再去选择这组照片,是否依然是同样的结果。据说他后来在一所学校教新闻摄影,他课程的题目是:摄影制造困难(Photography Made Difficult),而1958年到1959年,他还做过一个摄影项目,透过公寓的窗口拍摄纽约的早晚和四季,其中部分照片发表在生活画报上,题为:窗前的戏剧(Drama Beneath a Window ),这种毫无逻辑的叙事方式距离他发表乡村医生图片故事正好十年。 正如尤金史密斯试图用照片刻意塑造一个乡村医生的光辉形象,当我想进一步走近这位有着极尽完美主义情节的坏脾气摄影师,在文献里看到的却是一个被刻意塑造的完美形象。比如,在著名的尤金史密斯基金会的网站里,没有太多这位摄影师的生平经历,没有对他的研究文章,尤金史密斯在这里是一个缺乏细节描述,孤独而伟大的人道主义摄影师。一篇简短的文献里提到:他去世的时候银行存款只有18美元。这种语焉不详的文字仿佛在告诉我们他为人道主义奉献终身,但只有18美元的穷困是因为拍纪实摄影所导致么? 无论尤金史密斯基金会还是马格南,都没有提到,为了保持旺盛的工作状态,这位摄影师一直吸食安非他命,酗酒并导致中风,他脾气太糟糕,那完美主义的个性让他毁掉自己十几岁最开始拍照的全部作品。我一度怀疑他是处女男,不过,资料显示他是摩羯座——联想他的工作狂特性,这也不是让人很意外。 我们的历史实在缺少这样的八卦和细节,留下的都是大师如此这般光辉的形象。 其实把一个人说得光芒四射而又丝毫不歪曲事实并不困难,比如,维基百科和马格南网站都提到: “尤金史密斯因拒绝使用中画幅相机而被《新闻周刊》炒鱿鱼。” 但另一份资料是这样说的: “在加入《新闻周刊》一年之后,他因为违反杂志的明确指示,使用小型相机(2¼ X 2¼)拍摄而被开除。史密斯的理由是,他感到小一点的相机可以让他在观看上有更多的自由度。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使用各种相机工作,从小型的Minox到4 X 5相机,他无所不用。不过,大部分的照片都是用35毫米相机拍摄的,他通常会在脖子上肩膀上挂着六七台相机工作。” (…) Read more

南戈丁的卢浮宫

有八个月,每个周二——卢浮宫闭馆的时候,它会成为南戈丁的卢浮宫,只为这位女士一个人开放。 最初,当南接到卢浮宫的邀请,帮他们做一个艺术项目的时候,她只是觉得惶恐:“我真不觉得我合适去那儿,我不是一个艺术史研究者,几乎没怎么上过学,中学我就辍学了,当然,我的确去过艺术学校,但那会儿我每天都在学校外面的汽车里做爱。” 不过,可以赤脚在卢浮宫里奔跑游荡,四周空无一人,这样的邀请恐怕没人会拒绝。 去年冬天,南的作品,一部25分钟长的幻灯秀在卢浮宫展出,影片把她在卢浮宫拍到的照片和1970年代拍摄的自传体照片并置,其中很多作品是她再次从底片中翻拣出来的。与幻灯同时展出的还有南喜欢的卢浮宫的一些馆藏画作。 南的幻灯名叫:Scopophilia,如果用字典翻译,你会得到一个很不雅的答案——窥阴癖,一看就是道德正确的人翻译的。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为” love of looking”,指从凝视中获得快感和喜悦。南戈丁提到:“藉由图像而激起的欲望是这个项目的真正起始点,我的想法是,让我拍摄的这些雕塑和绘画的照片产生生命。” 今年冬天,这个幻灯秀被搬到了南在纽约的画廊MatthewMarks,有将近400张照片展出。而她在美国的上一个展览已经是五年前的事儿了。 今早上看到博客Conscientious对这个展览有一些评论: “这些照片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拍摄裸体,然后你看到一些绘画里也有相似的场景,把摄影的肖像和绘画里类似的肖像并置。但这归根到底只是艺术形式上的相似——这是裸体,那也是裸体,这是一个人的长发,那也是一个人的长发,这儿有一个人在凝神沉思,那儿也有一个……你能看到这个点子,但你从这个展览还能得到什么呢?各种艺术形态在表达人类情感上都有一些共通之处,不管这种媒介是摄影,绘画还是雕塑。我很希望看到更深一层的解释。” 尽管没有亲自去看展览,Conscientious的一些观点我也认同,展览现场所配对的照片,很多都是表层的相似,显得有些刻意和图解。南戈丁的确不够深刻,关于绘画与雕塑中流露出来的性爱与渴望,艺术史研究者早有涉及,甚至话题会细致到作品中的同性爱主题。 南戈丁的“发现”暴露了她没有“上过学”的事实,我倒因为这个展览,仍然爱上她。这女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天然与率真,如同一个天真的孩子,嚷嚷着——原来那些画家都那么情色啊。(但如果你情色不似南戈丁,说这话肯定不伦不类) 当南戈丁再次回到卢浮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她说自己很不适应,怎么会有这样一些人来分享原本属于我的画作!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她谈到:“这是我生命中最性感的经历,让我有了更多的性爱体验。” Scopophilia纯属是一次私人体验,别试图从中找寻理论高度。而这个充满肉体欲望的展览,让我感慨,是谁,让我们变成道德的人类,从来不敢正视自己的身体与欲望,却又反过来呵斥我们的缺乏爱心和性冷淡?是谁,让我们活得如此干净,却又如此肮脏。 活得像个人样,该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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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摄影如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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