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起来五雷轰顶： 楼主辛苦，这篇文章全文在上星期的南都登过了！ [:-_-b:] [:^^3:] 评论 由 oam — 6月 7, 2008 @ 1:42 上午 |编辑此文 谁呀，谁呀，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南都的牛牛们，咋不告诉我呢？鉴于目前为止，只有oam看到南都，我还是把这篇文章放完，今天是前一半，后一半可爱的RD主动承担了。 噢，更新一下，看到南都的电子版了。哈哈，不爽，不爽，我们没有稿费。（悄悄说，怎么也不给人家写得这么好的文章一个出处，我声明，我们这篇文章是从纽约客上翻译的。） 他是一个野孩子，从一个发型师开始，自学成才，他让我联想到那些建筑的监工：他会干很多工作，不会的，就在错误中学习。对于过去一代摄影师来说，他的存在很令人不舒服，或者他们对他的工作毫无兴趣。而Cotton则认为：“Pascal是一个当代影像创作新领域的无名的引导者。” 他的数字修图的笔触堪比Jasper Johns或者John Currin在画布上的作为，只是他们没有那种一致性——Danqin的技法总是和他合作的任何一个摄影师的风格、他们的妄想都保持在同一个通道。2004年春季，Steven Meisel为Prada拍摄广告，整体是一种复古的风格，于是Danqin用了photoshop一种叫做Smudge的笔刷工具，给每一个像素都赋予更丰富的色调，让整组照片显现出一种梦幻、印象主义的调子，好像是用油彩和粉笔画出来的。 在 Dangin工作室的三楼会议室，墙壁做成冷库的大门的样子，上面粘着一些磁铁，11月的一个下午，颜色与七彩虹保持一致的几支油笔贴在其中一面墙上，附近，则是他的助手正在悬挂一副草图——巴黎Petit Palais博物馆的蓝图，9月的时候广告摄影大师Patrick Demarchelier在这里有一个回顾展。Dangin正在为这个展览做设计，从展览的照片（很多都要经过他的手修饰）到装裱，一直到把它们送到博物馆穿流不息的观众面前。Dangin将负责所有照片的印制，同时还要出版展览的宣传册。 Demarchelier在两点以后赶过来.他们商量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几个装满照片的本子里挑选哪一些可以放到展览里。两个人坐在一起，“这个，这个，还有这个”Dangin把他选出的照片都用红色油笔标记出来， Demarchelier也几乎没有什么异议，附和着，并且很快地用大红叉在本子上把不要的删掉，很快，笔记本就好像一个五子棋的棋盘。 照片选好了，Dangin开始向Demarchelier介绍他的布展思路，对着那张博物馆的草图，他解释说，会有很多超级巨大的照片放在那里，其中将同时混杂一些同主题的成组出现的肖像组合，尺寸较小。他还有一个不用支撑的挂照片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倒立的T字装置，就能把照片插进去。” “Patrick，我还要和你聊聊美国版本的时尚，和Seven牛仔裤的事儿。” (…)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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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完美主义者，Pascal Dangin的虚拟现实（今日中午更新版本）
写昨天的文章的时候，就想到名利场 纽约客的这篇文章（Pixel Perfect，Pascal Dangin’s virtual reality），上个月看到的，文章的主角Pascal Dangin——史上最牛的修图师，恰巧就是昨天帖子里科学家的敌人，这个家伙的名字大概没有人知道，但是几乎所有的顶尖时尚杂志，所有的顶尖时尚以及人像摄影师都需要他来修图。吼吼，很长的一篇文章，我就挑着给大家翻译一下，翻得可能会比较糙，大家多提意见。 生活本身就经过润色，化妆，服饰，都在把你“修”成你想要的样子。——Pascal Dangin 几年前的一场慈善拍卖会上，摄影师Patrick Demarchelier 捐献出了一组肖像作品一组肖像作品的拍摄权。当时以十五万美金的价格拍给了一个有钱人的阔太太。她后来要求 Demarchelier 给她在游艇上拍照，Demarchelier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给她打电话”，我说“我傍晚的时候会过来给你拍照。”而当他乘坐一条小船驶向大游艇，非常吃惊地发现，那个女人就在那里一丝不挂。 “我得要一张让我先生兴奋的照片”她说 要拍到那样一张照片， Demarchelier的估计没有错，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我拍不到好照片”，“一个短腿，大扁脸的女人”。他冲着这些照片呆坐了很久，想了一下，最后拿起了电话：“我打给Pascal，我说，把她的腿给我弄长！” Pascal Dangin是时尚摄影师的高级修图师。艺术总监以及广告界人士，当他们想把一个看起来相貌平平的家伙弄得看起来很不平凡；想把看起来已经很不平凡的人，弄得超级光鲜亮丽；想把一个已经光鲜亮丽的人弄成非人类的超级名模的时候，就会给Pascal打电话。在三月份的Vogue杂志中，他一共修了144张照片，其中包括107张广告(Estée Lauder, Gucci, Dior, etc.)36张时尚照片，以及封面、特写文章用的图片。在他的电脑里，客户名单用三个字的缩写代码表示，看起来好似航空公司的航班号：: AFR (Air France), AMX (American Express), (…) Read more
何处是我朋友家
这是阿鲁斯的作品，他的话不多。他要表达的感情都在照片里。 2005年 西乌珠穆沁旗草原 2001年新疆巴音布鲁镇 2001年新疆巴音布鲁克小学 2001年新疆巴音布鲁镇一饭店 2002年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草原 2003年 西乌珠穆沁旗草原 2007年克什克腾旗草原
何处是我朋友家
2005年 西乌珠穆沁旗草原 2005年 西乌珠穆沁旗草原 2006年 内蒙古 乌审旗 2007年克什克腾旗车上 2007年泸沽湖边 青海湖黑马河镇小学 2007年 何处是我朋友家（来自伊朗导演阿巴斯同名电影）这些照片传达着我对在四川地震中失去生命的、活着的、受伤的、没受伤的孩子们的情感。 阿鲁斯简历：1972年生于蒙古阿鲁科尔沁旗，1995年来北京学摄影，1998年至2001年在新疆流浪、拍摄，2001年到至今在新疆、内蒙古、云南和青海等边疆地区拍摄。
周一消息树
逝者 1，Cornell Capa 国际摄影中心的创始人、摄影师康奈尔卡帕（Cornell Capa）周五早晨在曼哈顿家中的寓所辞世，享年90岁。摄影黄金年代的又一个大师离开了我们。 康奈尔卡帕是罗伯特卡帕的弟弟，原本的梦想是去当一名医生，来到巴黎投靠他哥哥罗伯特卡帕之后，起先是帮助他打杂，冲冲胶卷什么的，随后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哥哥的引见下，成为了《生活画报》的摄影师，在罗伯特卡帕去世之后，他也加入了马格南。 康奈尔卡帕对于摄影的态度体现在他1968年出版的一本书里，书名叫做《忧国忧民的摄影师》“The Concerned Photographer”，这种关心人、关心世界的精神后来一直成为马格南的精神向导，并且也通常被用来定义纪实摄影作品的特性。 1992年他又字另一本书里重申了自己的摄影宗旨： 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当一个艺术家。我希望我能拍一些好照片，但是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够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和好的图片故事来阐述观点，甚至是改变现实。 为了更好地发扬卡帕的精神，1974年，康奈尔卡帕创办了国际摄影中心。卡帕的好朋友罗伯特普雷基这样评价国际摄影中心的地位：它完全改变了这个国家的人们对摄影的理解和对待摄影的态度。 纽约时报对康纳尔卡帕的回顾 2，Robert Rauschenberg 美国波普艺术的先驱罗伯特•劳申伯格5月12号辞世。他的艺术作品是跨媒介的，各种随处可见的材质，电扇、玻璃瓶、鞋子都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而他和摄影之间的关系在于，他打破了摄影和绘画之间的关系，把身边随处可得的各种图像拼贴起来，用丝网印刷的工艺将之制作成拼贴作品并且转印在不同质地的材质上，比如玻璃、布料、鋁。 评论家对他的创作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他打破了绘画和雕塑、绘画和摄影、摄影和版画复制、雕塑和摄影、雕塑和舞蹈、雕塑和工艺技术、工艺技术和行为艺术之间的界限——事实上，他完全打破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 所以，在这位大师于82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不得不用一连串的头衔来描述他的一生： 画家、摄影师、版画家、舞蹈指导、行为艺术表演者、布景师、甚至是作曲家。他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艺术家的定义和理解。 时代周刊回顾了Robert Rauschenberg给时代设计的各种封面，点击这里。 这里有一个中文介绍，这里是纽约时报的回顾。
罗伯特•弗兰克，无情的旅程（3）
RD其实早就把最后一部分发给我了，不知道怎么搞得一直没有收到。隔了这么久才给大家故事的结尾，抱歉。前两部分请点击这里和这里。 《在路上》的不同版本 “这是一段很好的旅程，不是吗？”几天后，在他平遥旅馆的院子里他对我说。”至少，这段旅程很有趣。我只想找条凳子坐一下，你知道吗？我需要好好想想这一切。则会让你回想到过去。我开始想到我的父亲。如果他看到这一切，会骄傲吗？他很想出名，你知道吗？但是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出名的滋味。 “我想他会很骄傲的。我妈妈也应该会很骄傲的。我很想给她写封信——不过当然我已经办不到了。我也想我的孩子。这些都让我悲伤。 “不过那段日子依然是美好的，你知道吗？比我想象得还要美好得多。那些艺术家们告诉了我生活的意义。否则我现在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一个乡下孩子，甚至没听说过同性恋。 “我在纽约那会儿在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杂志社工作。那里有个人——他是个正宗的妓女的儿子，曾经在空军服役——对我说艺术家们都是打黑色领带的。当然，我才不会打黑色领带。我知道这纯属误导。一个月后我就辞职去了秘鲁。 “我看见这些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能从我身上获取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是他们似乎能够为自己围在一个著名的艺术家身边感到高兴。或许就是这样吧。生活真的很美好。” 我们在罗伯特和丽芙下榻处的院子里聊了很久，关于那些过去被我们遗忘的重要的人们。我们就着牛奶和松饼喝着咖啡。我们点燃了几支香烟。丽芙参加了进来，刚刚休息过的她显得特别的精神。她看起来就像是弗兰克的妹妹，有着无穷的精力。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过小孩，她也不想要。 第二天一大早，我隔着墙听到他们的对话。大师有些紧张。今天又会有新的活动，而又会有一群人围在他身边，这样的紧张氛围会让大师变得健忘。 “罗伯特，你的脸，”她说。 于是罗伯特开始刮脸。 “罗伯特，你的袜子。” 于是大师脱下鞋，抓了两只不是一对的袜子穿上，走出房间，鞋带散着。 不多会儿”粉丝们”就到了，来的人里面还有几个政党官员，还有李振盛——这个用相机记录文化大革命那段最血腥的时光的勇敢而正直的中国摄影师。一位高官看到弗兰克这幅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的样子大吃了一惊。带着一丝献媚的神情，跪下来帮弗兰克系上了鞋带。另外一个官员扶着弗兰克的胳膊肘帮他站稳。李把他肩上的头皮屑帮他拍了下来，并且把他抱着。弗兰克苦着脸(sour-faced)看着这一切，紧紧地抓住他那唯一的老伙计——比利——把它往腰上拽。 看着这样的场景，丽芙说她觉得摄影完全就是堆狗屎(mostly shit)，就是机械操纵的干枯造物。除了罗伯特。罗伯特的作品是艺术，她说。丽芙是一位独立自主的女性，同样是一位成功的铁艺师和画家，而不是作为大师的妻子而闻名。 “我爱他，”她说。”但有时候他不喜欢我。” 昨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关于岁月、死亡以及渴望。一位年轻的水手划着小船来到她的窗下想要带她远走高飞。她爬出了窗户，唇轻轻的贴上小伙子的耳朵告诉他，”我爱你。别告诉任何人。我老了，但是还没那么老。” “我们之间的感情还不错，”当她谈到她和弗兰克的关系的时候。”但是如果他一点都不喜欢我，那我可受不了。”如果弗兰克就现在失去，丽芙说，那么她会马上跟着他去。 罗伯特•弗兰克可能看不到中国的乡村，那充满了惊叹的土地，那些新老对撞的战场。也许他看见了，但那些都不是真实的。权利当局不可能让他真的看到什么。他们看不见的双手保护着他，也隔绝了他。中午他们带他出城去吃了一顿饺子开车十公里左右去参观一座古寺，以及一个现代化的农场。他随身带着宝丽来，并且试图表现得开心一点，但是他太累了。在城墙上的时候，他再一次倒下了。不过这一次他身边都是相机，数不清的相机。 接待人员把他带到了山西省会的一家私营宾馆，让他在那儿待上几天修养一番。我们约定在北京再见，然后进行了最后的一次坐在长椅上的谈话。 早上七点的时候，我敲响了他在北京的宾馆的门。这家宾馆看上去光景不太好，铺着老旧的地毯，充满了烟草和泥土的味道。房间里传来一些响动，就像是一个装满了衣服的袋子倒在了地上。我担心的等着，他不会又死在里面了吧。 门突然打开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乱糟糟的头发，然后是挤满眼屎的眼睛，然后是他的嘴巴。 看见是我，弗兰克马上打开了门。站在那里，下身赤裸着，睾丸吊着，差不多有半条大腿那么长。穿着两只拖鞋，一只棕色，一只米色。 “进来吧。” “我的天啊，罗伯特，怎么了？” “我找不到我的裤子了。” “比利？你把比利搞丢了？” “昨天晚上他还在这里的。” (…) Read more
“看”动物
在foto8看到新加坡摄影师Zhao Renhui拍的东北虎的照片，我觉得自己忽略了身边的很多东西。我们要不就是太聪明了，周正龙之后，谁还会去拍老虎？或者说我们太笨了，我们看动物园，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寄托于动物身上，不断地诠释自己的压抑。Zhao Renhui拍摄的黑龙江东北虎的故事，以及故事旁边的文字，我看了之后很悲伤，周正龙等人没有让我去关心老虎的命运，但是这个年轻的新加坡摄影师的作品，让我思考。那老虎在等待食物时候的眼神像极了我家狗狗。 打开zhao renhui的主页，上面写着：我关注动物园、马戏团和自然博物馆。 摄影师的作品阐释是这样的： 我关注人类对于动物的不同种类的注视，也可以说，我关注人们怎样看动物。我对这种观看的历史发展，尤其是伴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产生的变化尤为感兴趣。现代社会与动物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我们对它们的观看却在最近一个世纪变得尤为强烈。不可否认，观看动物已经成了一件很有趣，愉悦身心的事情。但是，动物身上也蕴含着文化的密码，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脱离文化语境、政治氛围以及社会价值来观看动物。 这些，让我充满好奇。 这是一个83年出生的摄影师。他真安静。而我们周围有着太多喧嚣的声音，昨天去798，踩着烂泥蹦来蹦去，发现大家似乎真的赶上了好日子，年轻摄影师稍花一些精力拍一部作品，就立刻能在画廊里开展，走红，热卖。在看zhao renhui的作品阐释的时候，他不断提到一个词gaze——注视，凝视。但是很多拍照的人，已经不在乎这个了。 他的主页稍微乱了一些，看照片有些没头绪，博客也有很多作品。
罗伯特•弗兰克，无情的旅程（2）
感谢几位翻译者的辛勤工作：第二页 陆静 第四页 Teresa 第六页 Chun WANG，其余则由RD完成。 （续昨） 他的第一部电影《拔出雏菊(Pull MyDaisy)》(1959)被认为是新美国电影的开篇之作，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先锋电影，片中剧情由杰克•克鲁艾克(JackKerouac)撰述并朗诵 接下来是一系列自我学习的作品。不过这些作品看着都挺累的。举个例子吧，在拍摄于1969年的作品《佛蒙特州的对话(Conversationsin Vermont)》中，弗兰克跟着他的两个孩子去他们的寄宿学校，并且在那里让他们点评一下他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和一个男人的失败之处。 在作品《家的演进(Home Improvements)》(1985)中，他又拍摄了类似的场面，不过这一次地点换到了他走在去看他在布朗克斯的一所精神病院里的孩子的路上：”帕布罗(Pablo)，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放弃的，”弗兰克的声音出现在画面中。在精神病院里，帕布罗•弗兰克的样子看上去痴痴呆呆，接近疯癫的边缘。当弗兰克离开那儿，我们再次听到他的画外音：”这对他意味良多，我所有的这些努力。不过我也不知道我能这么努力多久。” 弗兰克最有名的一部电影很少有人看过。一部摇滚电影，《萧乐蓝调(CocksuckerBlues)》，记录了滚石乐队1972年为了推广其新专辑《颓废大街(Exile on MainStreet)》一路麻痹在性与毒品之中的巡演。这张专辑也使用了弗兰克的作品小样作为其封面。 尽管批评家们写了很多的文章质疑这部纪录片的真实性，直接认为其大部分都是摆拍，但是弗兰克说只有和果儿们在飞机上性交的场面是摆拍的。鉴于他们在片中的表现如此淫乱，他们非常成功的通过法律手段制止了该片的商业上映。 “米克(乐队主唱，核心人物)很不高兴，”弗兰克告诉我。”他说’你把基斯(KeithRichards，乐队吉他手)拍得比我好看。’我说，’呃，他本来就比你有趣一些。’他们当时很担心，因为理查德在蒙大拿周貌似吃了官司还是怎么着，总之他们有可能再也去不了美国了。” 整部电影在美国的拍摄过程和毒品完全脱不开关系。给他们提供毒品的人是丹尼•塞莫尔(DannySeymour)，他是罗伯特拍摄电影时的助手，同时也是他的好朋友。这部片子完成几年后丹尼就去世了，很有可能死于谋杀。 弗兰克说他自己当时也不怎么靠谱，导致很多场景都没有拍下来。”我错过了不少。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摄影机里面装菲林。我也不在乎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拍下来了。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们找上我来为他们干活的原因吧。他们喜欢失控的事情。” 弗兰克一生拍摄了25部影片以及出版了若干书籍，但是他最大的成就永远是画册《美国人》，这是他的巅峰之作。他的作品展出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一天夜里他坐在他的作品面前对我说，无论是关于这本书还是他拍摄的初衷所有的人都误解了，当时我们周围只有积满灰尘的地板和吱呀作响的窗户。这些书中的作品都被放大到了一米见方(30″x 45″)，你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些颗粒，让作品显得平淡、单调，仿佛被抽干了灵气。 “这让我很惊讶，”他说。”这是一本很简单的书，真的。其实它什么也没有说。更与政治无关。这些照片什么也不关心。人们总是说其中充满仇恨。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出来，也从来没有感觉到。我只是随便走到某个街角，然后记录下那些有趣的人们。也许是的，我的观点很极端，但是这只是因为所谓的中庸让我感到平淡而无聊。” “他们说这本书沉郁而悲哀。那个时候谈到摄影可没有这么高级。我们既不说沉郁也不说悲哀。事情是什么样就是是么样子。我没有任何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安排。当我去到南方的时候，只是单纯的被惊呆了而已。当时一切都很傻，很暴力。” “不过现在再看着这些作品，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有什么好么大惊小怪的。” 这本书实际就是一份工作下的产物。可能你会觉得这些照片很亲切，但实际上它们就和他们的创作者一样充满德国式的冷酷与无情。他不会在停在佃农家吃一份午餐，也没有想过去打听那场葬礼埋葬了谁。”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我要不停赶路，”他回忆到。所以他只是呆在他的福特老爷车里，一路向西。 “我只和一个人说过话，”他说。”就是那个在离诺(Reno，内华达的离婚城，在该城居住三个月即等于宣告离婚)结婚的女人。她给她爸爸打电话说她在离诺结婚了，然后她爸爸马上挂了她的电话。”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本书迅速声名鹊起。在弗兰克之前，摄影的视觉核心永远是横平竖直的。照片的主题永远是显而易见的。你能一眼看出这张照片拍了什么，想要表达什么内容。弗兰克，这个阴暗的小个子男人却改变了这一切，他让颗粒成为长处，晦涩成为优点。他的照片是如此的一团乱麻，你不知道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或者去关注什么。 也许更重要的是，弗兰克改变了摄影，或许这才是摄影师应该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大家都如同安塞尔•亚当斯那样去记录山河的壮丽，还有谁会想到要去这样拍摄？青山蓝天，皑皑白雪，它们有什么瑕疵吗？没有瑕疵。这就是瑕疵所在。弗兰克把摄影这一工具从风光摄影师和时尚摄影师的手中抢了下来，把镜头对准了那些生活困苦的变态，穿着围裙的家庭妇女，以及那些食不果腹的人群。生活不是青山与积雪，也不是香水与华服。生活是艰苦的，是可悲的，去日无多。生活应当是鲜活的，而不是冰冷的。就像珍妮•马尔肯写到的那样，弗兰克作为社会批评家的身份被抬得过高，而低估了他在摄影上带来的革命。 (…) Read more
罗伯特•弗兰克，无情的旅程（1）
早几天曾在这里发出一篇征人翻译的启示，几个小朋友忙了很久，昨天RD把文章发给我，看过之后都呆掉了。这篇刊载于名利场杂志，关于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的文章，精彩透顶，作者用眼睛给我们讲故事，大师仿佛坐在我身边，桌上就是那碗要命的鸡汤。。。。感谢这几位翻译者的辛勤工作：第二页 陆静 第四页 Teresa 第六页 Chun WANG，其余则由RD完成。 作者： Charlie LeDuff 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相传地球上最后一个有能力在取景器后发现一个新世界的人类，在中国的一个小门脸饮下了一碗变质的汤后，差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身边甚至都没有一台相机。 当时的他看上去就像来自康定斯基笔下的人物，勉强靠着墙壁和板凳稳住身形，面色铁青，四肢颤抖。这本是一张不错的，安静的画面：一个垂死的人和一碗汤。这是弗兰克会喜欢的，当时的光影也恰到好处。 这个小餐馆位于一个古老的城市——平遥里一家孔子庙的背后，这个城市在北京城西南450公里的地方，罗伯特•弗兰克当时受邀参加当地的摄影节。这座有着两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城市，用四周的青砖，驼马，煤矿和雕花的棱围出了一个摄影的梦。如此之多的摄影师接踵摩肩而来，以拍摄一个摄影师拍摄另一个摄影师拍摄另一个摄影师拍摄另一个摄影师拍摄作品的作品为乐，而没有人去在意这样一个桌边垂死的老者。 在那碗汤还没有端上来的时候，弗兰克看上去就已经不太正常了。他看上去有些呆滞，衣冠不整，倦容满面，甚至眼睛都有些睁不开的样子。一副还在梦中与周公卿卿我我的样子。他头上戴的邓肯甜甜圈店里的帽子就好像一只趴在高速公路上的死猫。衬衫的扣子扣错了，鞋带也是散开的，他的裤子就像是他忠实的老友，估计有好一阵子都没有换了吧。他到中国来一路都是这条裤子，烟囱样式的喇叭裤，蓝色的绑腿——我甚至还给这条裤子起了个名字：比利。弗兰克很喜欢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很平静的名字，弗兰克喜欢平静的东西。 就这么穿着一条不合身的裤子，弗兰克来到了这个充满了烟尘味的城市。就穿这这套被虫子们啃过了三年的破衣烂衫，弗兰克怎么样看上去也不像中国的当局所期待的那幅战后最为伟大的摄影师形象，他们本来还可能期待着弗兰克的出场能够带给他们本国的艺术家们一些启示吧。”新摄影中的马奈(Manet，法国艺术家，被誉为印象派画风的奠基人之一)”，评论家珍妮•马尔肯(Janet Malcolm)这么称呼他。在去年秋天的晚些时候，罗伯特•弗兰克许诺了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展出他的作品集《美国人》中的全部作品。这是此书完成后，书中作品第二次被完整展出。 为了让场面看上去好看一些，一名年轻的干部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去给他买了一条裤子：腰围44码，腿长29码。 弗兰克已经老了。83岁的他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个随心所欲而不越法的年纪了，也犯不着为自己的那些怪癖感到不好意思。尽管他的作品能够买到数十万美元一幅，但是他看起来和纽约街头的那些酒鬼以及流浪汉们(Bowery bum)也没有什么区别。在他的朋友眼中，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臭脾气老头子，就像茅坑里的石头一样。他很少接受采访。说话不多，吞吞吐吐，总以为自己置身世外。在他死前他想要来中国看一眼，”去走一条新路，”他说。”去面对一群不一样的人。” 不过这段路似乎对一位老人来说太长了。在他离开纽约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的健康状况就开始急剧下降。在开幕式上，他被要求致词。他走到主席台前，用一种哭灵的强调混杂着中欧口音开始讲话，就像是贝拉•戈卢西(Bela Lugosi)扮演的吸血鬼伯爵一样。 “能够来到这里我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喜欢看这里的风景和这里的人。我爱这里，这是一片神秘的国度，”在团团的保安以及舞蹈演员的包围下，发言的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穿得像毛主席一样突然出现，开始对着邪恶的资本主义大放厥词。这让整个庆祝活动很快冷场下来，不过他很快就被警察给带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切，从我这个年纪的人的观点来说，我很骄傲我能够站在这里，而我更骄傲的是作为一位摄影师站在这里，”弗兰克继续说道，他的中国翻译省掉了”更为骄傲”的字眼。 发言结束以后，人潮蜂拥而上，数不清的镜头对准了他。他被逼到墙角，一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表情。 弗兰克开始变得有些晕厥，不过他没有拉住他妻子的手，而是抓着自己的裤子，就像晕船的水手死死抓住船边的围栏一样。几个人架着他把他带到了舞台后面的休息室，看上去这间休息室似乎是一个老刑房改造的，弗兰克坐在椅子上，好奇的打量周围的那些刑具。 弗兰克和他的妻子朱恩•丽芙(June Leaf)——一位78岁的漂亮女人——需要重新调整一下他们自己。天气是如此的炎热，灰褐的空气充满煤灰的气味。这时我们离开纽约才刚刚十二个小时。他们水土不服，有些疲惫。中午他们和翻译一道安安静静的吃了一顿中饭，我就像那条破裤子一样形影不离的跟着他们。 这是一个用民房改成的小餐馆，放了五、六张桌子。柜台摆在一个角落里，另一个角落是水槽，还有两块大玻璃外墙，你能从里面看到公厕边的乞丐。弗兰克说这样的中国是一个混着牛马粪、汽柴油、雕梁画栋、早点铺子、梅赛德斯奔驰、数不清的自行车、混着沙尘的雨和交通的地方。除了钱币上的毛泽东，这个国家似乎再也不复那个红色年代的样子。 弗兰克的鸡汤上来了，用一个大腕盛着。他喝了一口，看上去很香的样子，然后又继续喝了几口。 在这里值得说明一下，丽芙之前说过，和一位大师生活在一起，你必须要忍受他的坦率直白(Honesty)。”和一个很坦率的人生活在一起有时是很痛苦的，”她说。”但是如果你能接受，你会发现生活的意义。” (…) Read more
马丁帕尔在北京
马丁帕尔这两日在北京拍摄国际车展，他当然不是朝香车美女去的。车展上一辆2500万的豪车已经被神秘富豪买走，这是帕尔感兴趣的。他的新拍摄主题是《奢侈》，在他看来，中国无疑是一个奢侈品消费的大国。谈到奢侈与消费，这是帕尔的一贯主题，别人拍摄穷人，他专门拍摄富人。作为一名英国中产阶级，他在舒适安逸的生活中嗅到了危机，战场未必一定是枪林弹雨的那种，帕尔眼里，商场、超市也是一个战场，贪婪吞噬了人性。 马丁帕尔大概是在结束荷赛的颁奖大会的演讲之后，直接赶到中国的，他在中央美院做了一场讲座，估计是用同一个ppt，名字叫做“摄影自传”——他分享了自己35年来的从业经历。这家伙也是从经典的黑白摄影起家的，随后受到一批用彩色摄影做严肃艺术的摄影家的影响，才开始拍摄彩色，如今，色彩已经成了他的标志性特征。 帕尔使用环形闪光灯，他使用商业摄影师的工作系统拍纪实，他的目的就是要原本呈现当下这个商业社会的样态，他说自己喜欢把时尚拍摄得很纪实，把纪实拍得很时尚，在他看来，各种所谓摄影门类之间的界限已经逐渐消失了。他在荷赛的讲座中呼吁，今天，我们应该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记录当下这个世界。 马丁帕尔为纽约时报拍摄的中国网吧少年 马丁帕尔拍摄的百度李彦宏 帕尔讲座中唯一一张来自中国的照片，出自他的作品“最后的停车位”.拍了35年照片，这家伙出版了40多本画册，他操作选题的方式就好像一个经营一个品牌，以多系列的方式不断强化帕尔自身的品牌效应，今天，你必须按照帕尔的方式读解他的照片，那些似乎无所谓无意义的照片，在任何人名下都是垃圾，但是在帕尔的气场里，你会看着照片笑出声来。 帕尔的讲座在这里有视频，但是我怎么也打不开 26号才能看。
安东尼•达咖塔访谈（2）
问:这本画册里的照片都是你的自拍像吗？ 只有五到六张是，但是我并不想说明具体哪一张是。我是这些场景中的一员，但是这本书较之以前几本来说，已经并非是一部我的个人传记。这一次，我决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并不是说我的目的是把自己从情境中剔除，而是希望这一次我不在是表现我一个人的徘徊。我希望少一些主观色彩。 问：那照片里的其他一些人是谁？你的朋友？ 他们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朋友”，除了我们一起投身到无尽的黑夜，接触到的都是男妓和妓女，除此以外恐怕我们的生活没有交集。我和这些人一起非常亲密地工作，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只持续一个夜晚。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直接和坦诚，相互之间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的个人隐私。我的相机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当我拍照的时候他们都清楚我想拍什么，而且也知道我会发表这些作品。 问：你拍摄的性爱场面都有着一种暴力感，这是否是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写照？ 通常情况下，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痛苦的，但并不是尴尬的。当我们面对暴力和原始的性行为时他们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同时也感到一种空虚，我们不是处在一种爱和交流的境地，我们处在一个爱是通过买卖获得的世界。我为耻辱这本书封面选择的照片就是这样一个象征符号。它充分展示了人类世界一半是心智一半是血肉，一半是人一半是兽的事实。 问：获得照片的方式你是通过计划进行的，还是就是那么发生了？ 我从来不做任何计划。我只是拿出一天的时间出去，夜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端的境地，在那里没有任何规则。和陌生人之间共处尽可能深入，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占据了我全部的头脑和灵魂。这些照片不是报道，也不是色情照片。很难说他们是什么。照片的虚化并不是一种美学上的选择，同时他们也并非全部都是偶然所得。这只是一种表达我自己的工具。彩色和虚化都是帮助我建立一种叙事方式的工具。对它们进行深究就好像询问作家使用怎样的钢笔和铅笔写作一样好笑，它们完全是处于从属位置的。 问：你对摄影的认识是否一直在发生变化 我开始有了一点点变化。在墨西哥我花了两周时间沉浸在一个妓女、酒精和毒品充斥的世界。但是我却一张照片都没有拍。我自己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没有改变，但是我的摄影却缓慢地发生着改变。我的作品开始变得少一些自传的色彩和少一些梦幻的感觉变得更加清晰。耻辱这本书里的照片不是为了激发什么情感，我想要激起一种心理感受，那是对性的渴望，在这里面情感只占有很小的一部分。 问：摄影对于你和毒品以及酒精之间的关系有怎样的影响？ 摄影是让我重返现实的工具。 它就好像是一根连接我和外在世界之间的脐带，拍照之前，我是生活在一个黑洞里。作为一个摄影师，毒品和酒精仍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功用发生了改变。毒品让我清醒，并且让我和现实世界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酒精却在另外一方面让我接近生活的本质。他们混合在一起把我和外在世界之间的隔阂完全抹杀，让我进入各种极端境地。这两种影响并不矛盾，我和极端事物之间的距离和渴望在我的身体里同时并存。 问：你的下一部作品有何打算？ 我计划做一部耻辱的姊妹篇作品。第二本书明年春天出来。我开始第一次尝试视频。在墨西哥的时候，我在它们的北部边界靠近德克萨斯的地方呆了四天，他们叫那里“红色地带”，我特别想在这里拍一部电影。从2004年9月开始拍这部片子，到2005年春天应该能够出来。我从来没有学习过视频的东西，这也正是我试图尝试这一媒介的原因，我希望能够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展开工作。 问：你最近有一个专业上的变化，离开了VU，加入马格南 是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我确实希望我能够进入一些新的领域。我希望能够更加接近现实，和现实产生更好的互动，我从来也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摄影记者，但是也不希望将自己紧锁在艺术的象牙塔里。我的工作是纪实性的。图片社是让你接近事件的一个工具。不管那是否很痛苦，我觉得我需要永远地沉浸在现实世界中。 Text by Barbara Oudiz
安东尼•达咖塔访谈（1）
最近给《中国摄影》杂志写了一篇介绍安东尼•达咖塔（Antoine d’Agata）的文章，之前并不了解这位马格南摄影师，网络上的资料也非常有限，用goolge翻译软件看了一大堆法文资料，不知不觉深陷于这位摄影师的世界中。 我的那篇文章估计会登在5月份的杂志上，写作的过程中收集到一篇很不错的访谈，是eyemazing 杂志2004年采访安东尼的，翻译给大家看： 第一次遇到安东尼•达咖塔的时候，你不可能不会注意到他的眼睛：大大的、圆圆的，黑色的眸子。这双眼睛和他选择的人生道路特别相称。10年以来，达咖塔不断地记录自己的身体、灵魂以及其他人的世界，这些人徘徊在无尽的黑夜中，深深地坠入充斥着毒品、酒吧、妓女的深渊中。如同一个狂热的深海潜游者，他一下子跳入人类社会最黑暗之处，随后才钻出来透一口气。 我们在巴黎相会，他刚刚从墨西哥回来，在那里他又一次深入探索边缘社会的生活。他又高又瘦，穿着黑色的衣服，但同时却透露出温暖甚至胆怯的样子。仅仅从他的外表和态度，你丝毫无法看出他曾经历过多少极端的生活。 从很小的时候，达咖塔就开始了他的边缘生活。他1961年出生在马赛，父亲是一个屠夫，17岁他从高中退学。如同一场慢性自杀，他迷失在海洛因、毒品、性、朋克和摇滚生活中。1982年为了拯救自己的生活，他离开了马赛到处旅行，最后跑到了纽约，那是1990年。他一边送比萨一边在ICP学摄影。老师南戈丁给他的作品带来很大影响。 如今达咖塔已经是欧洲最受欢迎的摄影师。他的第一本书Mala Noche 1998年出版，随后又出版了4本画册。最近他的新书Stigma出版，围绕这部作品我们对他进行了访谈。 问: 耻辱（Stigma）这部作品是如何开始的? 这里的大多数照片都是在拉帕马尔斯和大加纳利群岛拍摄的。演员Isabelle Huppert邀请我到那里为他们的电影Ma Mère拍摄剧照，这部电影是根据Georges Bataille的作品改编的.但我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给公司拍剧照的位置上过去拍照，我是想通过我自己的方式去记录一部电影的诞生，把我自己的经历放进去。但是随着电影的开始，我发现现场的气氛根本无法得到我想要的，因此虽然我了解了很多拍摄电影的故事，但是从摄影的角度来说，我很受挫。 问: 那你就离开拍摄现场了? 我也拍摄了电影制作的过程，但是没有一张照片被我收录在这本书里。我决定离开这部电影自己拍东西。我希望探索作家Bataille 当时的感受，我很久之前就读过他的书，我这才发现他对我有很大影响，我们两个的宇宙是如此相似，我所沉浸于其中的也是他迷恋的：性、酒吧、妓女。我们的相同之处并不是我们找到了相同的答案，而是我们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问: 加纳利群岛带给你怎样的作品呢? 几乎所有的耻辱这本书里的照片都拍自这里。另外很少的一些是在法国、尼泊尔拍摄的。我在这里呆了总共20天拍摄照片。在这个岛国里，有着巨大的性交易市场，夜生活让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在这里很快相遇，随后又离开，从此再也没有照面。 问: 为什么题目叫“耻辱”? 事实上最开始名字叫做Divinus Deus, 这是Bataille未完成的一个包含四个故事的作品的名字，我把我的作品看做是Bataille作品的回应和继续。但是就在画册印刷之前十分钟，我们发现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版权纠纷。随后我们选择了耻辱作为标题，因为它激起了一种对肉体烙烫和伤害的痛楚的感觉，同时“stigmata”（圣痕）这一词也有宗教意义，所有这些性爱场景就如同伤痕，而在Bataille的作品中，性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问:这部作品看上去延续了你之前的作品风格，是否也有变化呢？ 当然会有一定的延续，但是也同样有很多不同，我试图把自己的那种所谓诗意的漫步的感觉全部去除，过去可能有一些那种感觉，我希望接近问题的核心，我要把一切过于浪漫的东西彻底扫除干净，因此最终的照片更加残忍、原生态、因此也比我之前的照片更加令人感到悲伤。 (…) Read more
出版的故事（二）
摄影师怎样联系你，你是否通过看作品集来了解摄影师 我一周要接到大概50个摄影师的作品集，但是大多数都不够我们的标准而原样奉还。通常他们只是模仿。比如，当我们出版了南戈丁的第一本画册《the other side》，立刻就收到了一大堆作品集，里面充斥着吸毒的女人等等这样的照片。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出版Hiromix的画册之后。我实在不喜欢这种拙劣的模仿。 摄影师也可以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得和我们交流的机会。但是他们总是带着自己设计好的画册，里面就是一堆裸体，跑到我们面前说：“我已经全部设计好了，你们就只需要把它们印出来。”假如我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就会在自己的夹子里翻来翻去，再找出一本肖像作品集给我看。我在书展上接受的唯一一位摄影师是瑞士的Arnold Odermatt，后来我们给他出版了画册“Karambolage”. 你是否青睐那些新颖以及风格不同的项目 我们也出版经典的画册。我们最近出版了Bruce Davdson的书“England/Scotland 1960”，我刚刚和David Bailey见过面，他在伦敦东岸工作过，现在还有一些那时候拍的照片没有制作出来，我正在考虑给他编一本书。我们出书不光是为了新潮和先锋，我们也在不断开掘经典摄影的世界，不断思考如何能够给摄影大师们创造一个解读他们新的语境。 怎么叫摄影师对自己画册的编辑和设计工作都有决定权？ 我最喜欢的事情是摄影师带来一盒他的照片，我们坐下来，然后开始畅想未来图书出版后的样子。我通常在开始之前会问这样几个问题：你怎么看自己的书，你理想中的样子是什么。我自己也有观点，但是我不会强加于摄影师。有一些摄影师比如Mitch Epstein有着很强的视觉，但是在设计环节却需要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帮助他建立一个适合他们风格的图书设计。还有一些摄影师对他们要的效果非常明确，从字体到封面都有想法，假如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对纸张质量的选择要求，我们都会很乐意地执行。我不会打断他说，这种纸太贵了。费用从来都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 假如你们从不关心费用，公司怎么盈利？ 几年以前我们获得了德国作家格拉斯（Gunter Grass）作品的全球版权，这让我们轻松地赚了不少钱。此外我们还通过出版图书、时尚秀的邀请函、发布会册子以及给夏奈尔印刷目录等等来赚钱。我们花在摄影画册上的投入的确是无法盈利，比如我们给Collier schorr做书的成本是十二万欧元，但是即使这本书全部卖光，我们也不过获得三万欧元的收入。幸运的是，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们把从别的地方赚来的钱填补摄影书的亏空。要是这个公司由股东决策，我们就不可能这样。 史泰德庄园的周末是一番怎样的场景？ 摄影师通常在星期五来这里，我们聊天，就好像朋友一样。然后把照片展开，从头到尾看一遍。随后摄影师会到给他们准备的房间休息。我开始根据我的思路进行照片的编排，这完全是凭着直觉工作。第二天早晨，我们会一起讨论，再次推进页面的编排效果。一般到了星期天，编排工作就可以完成。周一就开始扫描。艺术家会在一个月之后再来看，对于不当之处进行校正。艺术家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造访就是图书的印刷了。每个周末我们这里都有三个摄影师，每个人都处于出版的不同阶段。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青年旅社的经理。我们这里有餐厅、公寓、图书馆。摄影师在这里都很开心，因为大家可以一起聊天，转一转。我们对所有人的态度都是平等的，无论你是Robert Frank还是Alec Soth。 你怎样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玩耍的孩子。有的人为了见我可能要等几个钟头，这不是因为我傲慢，而是我有的时候投入到工作中就全然忘记了一切。艺术家都有孩子的天性，所以和他们合作非常愉快。 摄影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这一媒介有着多种转译的可能。对于绘画，你必须忠实原有的色彩。假如画家用的是某一种黄色，你就要精准地在线这种色彩。摄影就更加变通。当年我们和马格南摄影师Richard Meier合作出版他拍摄的西伯利亚森林的时候，他用的是Ektachrome胶片拍摄的，印出来的雪颜色是蓝色的，但是Richard说，不，颜色不对，我看到的雪是紫色，我们就加了一些品红，雪就变成紫色的了。你也可以看看Bill Brandt的照片，他那张著名的楼梯的照片，一张是深黑色，一张几乎是白色，但却是同一张底片。这种能在后期留给转译多重空间的媒介只有摄影。 你给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我是工匠不是教师。我没有办法提出建议，因为我完全凭直觉工作，比如有一个人给我送来一本作品集，当时我拒绝了，另一年，他换了个名字再发过来，我又会同意出版这本书。给一本书做市场或者寻找销售的机会总是我最后考虑的事情。 (…) Read more
出版的故事（一）
史泰德出版社创始人访谈 摘自image makers and image takers 史泰德（Steidl）出版社位于德国的哥廷根，以出版高质量的摄影画册闻名。对于其创始人Gerhard Steidl 来说，他的出版理念就是艺术家是国王，出版人是仆人。史泰德平均一年出版120本书，其中很多都是世界顶级摄影大师的作品。 Gerhard Steidl, 2009. © Koto Bolofo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出版感兴趣？ 12岁的时候我开始迷上摄影，拍婚纱照。我在暗房里自己放大照片，自己排版，把照片贴成一本书，然后把这些书卖给新婚夫妇。后来我又开始对人造光感兴趣，我就去给一个演出公司拍摄彩排照片，他们非常喜欢我的照片，询问是否可以用到海报上，我提出了一个条件——海报的字体、排版以及设计都必须让我全程参与。印出来的效果很差，色彩、反差完全不对，我就和他们说，这不成，如果色彩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那就在印刷机里再来一遍，大家都觉得我疯了，不过，最后效果却还真的不错。这就让我意识到，在印刷过程中，如果你想要对最后的效果有所控制，你必须控制所有的环节。 你是怎么学习印刷的？ 就在制作那张海报之后不久，一个美国艺术家来德国办展览，他使用的是丝网印刷技术，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当时除了沃霍尔，没有人做。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种效果。色彩和反差都很强烈，我就询问那位艺术家怎么才能达到这种效果，他给我画了一个草图，其实方法很简单，核心就是需要丝和颜料。我后来就根据那张草图自学成才。当我完全掌握了这项技术之后，我就毛遂自荐到一些艺术家比如Josep Beuys\Marcel Broodthaers等人那里，要求帮助他们制作后期，他们把草图交给我让我做，也很欣赏我。那时候，我发现和艺术家一起工作非常愉快。 那你为什么放弃了摄影？ 我拍了几年以后，发现对自己的工作一点儿也不满意，我不愿意让我的职业生涯终止在一个三流艺术家身上，总是要仰望周围比我更优秀的人，我想，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共事该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就是史泰德出版公司创办的由来。 那史泰德具体的理念是什么？ 我把自己视作艺术家的仆人，我能够从技术上帮助艺术家把他们的艺术理念变成现实，因为我对印刷、出版、设计都很了解。大多数出版社在考虑事情的时候都会考虑一连串的问题，他们的开本总是有一定标准，通常不是很大，因为这是出版图书最为廉价的方式。但是我们不会。每一本书的诞生都是由艺术家说了算的。我从来不会对艺术家说他们的页码太多了，或者开本太大了，成本太高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对出版的成本毫无兴趣，我最关心的只有图书的质量。 史泰德所有的图书都是在一个地方制作，一般的出版公司总是把扫描的工作外包给一个工作室，然后其他所有的活儿都发到中国，在那里印刷，因此做书的人从来都看不到最后的成果。在史泰德，艺术家和设计师、印刷工人一起探讨细节。比如，罗伯特弗兰克在这里回忆起他在1956年穿越美国的故事，我们的艺术史学家立刻腾出手里的活儿去得到有关这些事实的第一手资料，这样设计师在得到这些背景知识之后，他们的设计思路也会完全不同。 Robert Frank works on (…) Read more
马丁帕尔，一周流水账
最近很多关于摄影师的报道呵，都有些“婆婆妈妈”，但是都比那些所谓谈摄影的报道似乎更真实。原文在这里 周一 飞奔到巴蒂柯当代艺术中心，录制“Picture This”节目，这是4频道的一个选秀活动，六个年轻摄影师竞争一个做个展的机会，我是比赛的三个评委之一。Elizabeth Gordon成为最后的胜出者，她曾经酗酒，在照片里重现了自己每天喝的醉醺醺的生活。这是一个如何才能把照片拍好的例子：她出于真诚而拍，她全心投入其中。我和她闲聊了一会儿在巴蒂柯做展览的事儿，然后乘火车去了伦敦，冲进了我在克拉肯威尔(Clerkenwell)的办公室，在那里我有一张床。 周二 一大早搭乘火车去京士利恩(Kings Lynn) 的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做讲座。拍了35年的照片，我已经习惯把教摄影看做生活的一部分，我很乐于做讲座——那时候我甚至可以把眼睛闭上，仰仗我的大脑来工作。讲座结束之后继续乘火车去皇家十字区(Kings Cross），在那里我和意大利年轻摄影师Mimi有一个会面。他参加了马格南的培训班，非常有个性，叫我“马丁先生”，他在塞内加尔达喀尔拍摄了很不错的照片。我喜欢和年轻摄影师接触，他们的出现，对像我这样的老一代提出的质疑是一件好事。 周三 早上8点就和马格南的一个代理在工作室有一个约会。我现在是马格南伦敦办公室的副主任，因此在图片社工作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会面结束之后，要和图片装裱公司见面，因为在五月份的时候，我在慕尼黑要做一个叫做“帕尔的世界”的展览。晚上去看电影“四月三周两天”罗马尼亚导演的片子，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好看的电影了，很让人深感绝望的一部片子，但是我就是喜欢这样的片子，我喜欢有关真实生活的电影作品。好莱坞电影的毛病就是他们总是要在最后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周四 飞往慕尼黑，对“帕尔的世界”这个展览的一些最后的细节进行确认。展览的规模和我2002年在巴比肯做的回顾展规模差不多，有160张照片，500样展品和图书以及三百多张明信片组成。我在欧洲的影响比在英国要大许多，尽管已经有所进步，英国的摄影的地位仍然很低。午饭后看到新闻里报道一架客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落地的时候出了问题，我的航班也因此取消了，不过还好最后还是搭乘最后一斑飞机回到伦敦。 周五 搭乘火车回到布里斯托家里，我妻子在一个慈善组织工作，帮助失语症患者。这周已经四天不在家了，但我已经习以为常——我也没有拍一张照片，只要不是专门去完成自己的拍摄项目，我都不会带相机。在家里一整天，主要用来回复邮件，为即将开始的巴西和墨西哥的摄影项目进行计划，我要完成一个南美的海滩项目。我妻子直到晚上十点半才回家，自己随便弄了些吃的，然后就一直看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