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 教室

“凝视中国的眼睛”是个双语访谈栏目，这里第四期的访谈对象是Darcy Holdorf，她在美国俄亥俄大学视觉传播学院读研究生。作为一个刚刚接触摄影没有几年的学生，Darcy的照片仍然有些欠火候。不过，“凝视中国的眼睛”本来就不是一个摄影栏目，我想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眼睛会有怎样不同的观看。而这次访谈更特殊一些，Darcy所观察的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故事。 Scott Quad公寓被称作是俄亥俄大学的中国城，这里的215个住客里有180个都是中国人。学生抱怨，这里很难有机会说英语和结交美国朋友。 从这边望到那边 ——对摄影师黛西霍尔多夫的访谈 美国女孩黛西霍尔多夫（Darcy Holdorf )从小就富有冒险精神。根据表哥的回忆，从五岁起，她就立志成为一个摄影记者，要环球旅行，还要嫁给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在北加州小镇里成长的姑娘，她说真不知道自己如何有这样疯狂的想法。 这个小镇姑娘随后和全家搬到了旧金山湾区。她和自己最好的一个朋友游历到法国，其祖父竟然认识科西嘉岛的黑手党，这段特别的经历使大城市郊区的平淡生活更不能让她满足。 黛西大学选择学习新闻，又跑去智利的圣地亚哥学拉美政治和西班牙语。 这个不安分的姑娘最近一段“冒险”在中国。她不但在旧金山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学习汉语，毕业后又去云南学了一年的语言和中国文化。在她的摄影学习也进入新的阶段，到俄亥俄大学的视觉传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她的中国的观看也更近一步。黛西从双面看中国：在广州纪录黑人社区的生活，回到俄亥俄大学又追踪那里中国留学生在异乡的境遇。这两部作品在今年的美国大学生摄影年赛中都获得了奖项。 《不知身在何方》是一个美国学生对中国留学生的观察，这些远赴海外求学的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依旧停留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而透过一个美国学生的镜头来看这一现象更有一番意味。 刻板印象是黛西访谈中常提到的词儿，她穿梭在不同的空间，从这边望到那边，看到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隔阂。 1. 你为什么会对报道摄影产生兴趣？ 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常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到了高中，我弄了台胶片相机，和最好的朋友以及他们全家去法国做国际旅行，帮他们拍了很多照片。随后，我在旧金山大学修了新闻摄影课程，那时候，我认为纪实摄影可以对我的旅行有帮助，我对它有些上瘾了。 2. 能不能讲述一下你第一次来中国的经历？ 2008年我去昆明旅行，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之前我通过一些旅行博客了解了这个城市，我认为它是一个群山环绕的美丽的二级城市，我考虑在这样一个不是很出名的城市里，外国人可能更容易去接近当地人，我很想学习普通话。 我在大学里学了三个学期汉语，不过却对在中国生活没有丝毫准备，我记得当时什么都搞不明白，（部分是因为这里人说昆明话，我一开始没有料到）周围一切都让我眩晕。到大理和中甸去旅行，感到好像被时光穿梭机送到了另一个时代。我住在郊外一个小区里，周围都是中国人，我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给街上遇到的人们拍照片。我对人们过度崇拜美国文化，认为美国人肯定特别有钱（这是经济衰退之前）感到非常吃惊。另外，每天有很多人都盯着我看，问我各种各样的个人问题，这也让我很惊奇。现在我再回头去看，才会发现这个鸿沟有多深。 3.去年你再次来中国，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呢？ 最近这次旅行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广州的黑人在一起。期间，我也访问了一些中国商铺，但更多时候还是与黑人共处。这让我更为清晰地了解了中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不仅是黑人告诉我他们的故事，也有广州人讲给我他们了解的黑人。大概因为我是美国人，所以人们对我很开放，非常坦白地告诉我他们多么不喜欢非洲人，认为他们做的生意很廉价，买卖毒品，让犯罪滋生。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说，但很多人都对非洲人有负面印象。双方存在一些误解有待沟通。 4. 你近期主要关注移民这个国际话题，为何对此感兴趣？为什么从中国开始这个项目？ 我从中学开始就对移民这个话题很关注，因为我在加州的旧金山长大，这里有多元而且丰富的移民史。 2009年，我在广州住了六个月，被这里的非洲社区所吸引，于是决定再次回来，并且将之确定为我的硕士毕业项目。另一方面，我也开始拍摄美国的中国人，也是因为我正巧在俄亥俄大学念书，发现这里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学生来读书，而且也感到这是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现象。 我一直都对其他的文化和语言感兴趣，并且也在一些国家生活过，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且适合的题目。 Popo说：“即使我很投入地学习，但这些文化真的很难理解，尤其难以在短时间掌握。”尽管她的英语水平已经很高了，但仍然觉得和自己的文化相比，存在强烈的文化隔阂。 5. (…) Read more

最近一直想找一本有关尤金史密斯的书来读读，不是他的画册，而是能够看到更多他言论以及评论的偏重文字的书。我在NYU的图书馆里曾看到过一本，但当时没有细读，就这样放过去了，甚至连书名都没有记下来，现在实在很后悔。 平面媒体中图片故事报道形态的形成和完善，尤金史密斯恐怕是最早的探索者。今早看到一篇博客，作者提到，当他看到尤金史密斯所拍摄的《乡村医生》时，才意识到摄影所具有的强大叙事性（the power of narrative photography）。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早期摄影人究竟如何展开从单幅照片到图片故事的思考？照片是不连贯的瞬间，用多幅照片“叙事”并非这一媒介的优势。（其实，我想它到今天仍然是个问题。） 关于《乡村医生》这个报道，它1948年发表在《生活》画报上，据说一下便成了图片报道的经典范式，并奠定了尤金史密斯在这一领域的地位。这个故事是摄影师在Colorado州一个乡村里花了23天完成的，拍摄了乡村医生Ernest Ceriani忙碌的生活。在生活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当时发表的全部照片。从打头照片到故事发展的过程，医生对不同病人的救治，他的业余生活，一直到结尾照片，这28张照片的确可以说是图片故事报道的范例。不过，28张照片——今天的图片编辑肯定会辣手砍掉一半。这样的图片报道，也许是电视匮乏时代的独特产物。 《生活》的网站最近发表了一组《乡村医生》从未发表过的照片，我觉得它们反而更有趣。 这些照片的确不符合尤金史密斯建立以及所遵循的图片报道的风格——无论是故事的结构还是画面的结构，都不是尤金史密斯的语言，但这些可谓是失败的作品，却蕴育着多样的可能。甚至，我觉得它们更有惊喜。 下面两张图片，前一张是正牌乡村医生故事的开篇，后一张则是被遗弃的照片。较之前者的宏大叙事的风格，我更喜欢后面图片的感性。 还有下面这张照片，尤金史密斯肯定不喜欢它不严谨的构图，但我觉得它很好地再现了病人求医问药时的状态，是个幽默甚至有些荒诞的瞬间（看病本来就是如此吧）。 我很想知道，晚年的尤金史密斯再去选择这组照片，是否依然是同样的结果。据说他后来在一所学校教新闻摄影，他课程的题目是：摄影制造困难（Photography Made Difficult），而1958年到1959年，他还做过一个摄影项目，透过公寓的窗口拍摄纽约的早晚和四季，其中部分照片发表在生活画报上，题为：窗前的戏剧（Drama Beneath a Window ），这种毫无逻辑的叙事方式距离他发表乡村医生图片故事正好十年。 正如尤金史密斯试图用照片刻意塑造一个乡村医生的光辉形象，当我想进一步走近这位有着极尽完美主义情节的坏脾气摄影师，在文献里看到的却是一个被刻意塑造的完美形象。比如，在著名的尤金史密斯基金会的网站里，没有太多这位摄影师的生平经历，没有对他的研究文章，尤金史密斯在这里是一个缺乏细节描述，孤独而伟大的人道主义摄影师。一篇简短的文献里提到：他去世的时候银行存款只有18美元。这种语焉不详的文字仿佛在告诉我们他为人道主义奉献终身，但只有18美元的穷困是因为拍纪实摄影所导致么？ 无论尤金史密斯基金会还是马格南，都没有提到，为了保持旺盛的工作状态，这位摄影师一直吸食安非他命，酗酒并导致中风，他脾气太糟糕，那完美主义的个性让他毁掉自己十几岁最开始拍照的全部作品。我一度怀疑他是处女男，不过，资料显示他是摩羯座——联想他的工作狂特性，这也不是让人很意外。 我们的历史实在缺少这样的八卦和细节，留下的都是大师如此这般光辉的形象。 其实把一个人说得光芒四射而又丝毫不歪曲事实并不困难，比如，维基百科和马格南网站都提到： “尤金史密斯因拒绝使用中画幅相机而被《新闻周刊》炒鱿鱼。” 但另一份资料是这样说的： “在加入《新闻周刊》一年之后，他因为违反杂志的明确指示，使用小型相机（2¼ X 2¼）拍摄而被开除。史密斯的理由是，他感到小一点的相机可以让他在观看上有更多的自由度。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使用各种相机工作，从小型的Minox到4 X 5相机，他无所不用。不过，大部分的照片都是用35毫米相机拍摄的，他通常会在脖子上肩膀上挂着六七台相机工作。” (…) Read more

弗洛伊德在2005年。Credit: David Dawson/Courtesy of Hazlitt Holland-Hibbert 周三晚上，弗洛伊德先生离世了。 是那个画家弗洛伊德。 这个弗洛伊德是那个弗洛伊德的孙子。兴许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画作，也仿佛在为他的画中人物做某种精神分析。 “Girl With a Kitten, ” 1947 他的肖像画，通常描绘的都是他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在其画笔之下，日复一日的凝视之中，都被逼迫到一个心理绝境，卸下了自己的武装，他们的面孔显现的是疲惫，忧伤和麻木。” 评论家认为，他的画作显现的不是简单的画家和模特的关系，而是质询者和被质询者的关系。画布里的这些人瞪着大大的眼睛，自觉地让艺术家颇为无情地入侵他们的内心世界。 曾经在早年尝试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画风，随后弗洛伊德又将之抛弃，他曾经谈到：“我将不能描绘任何不存在我眼前的东西，那都是无意义的谎言，没有任何艺术价值。” 他的画作色调阴暗，他也曾谈到，“鲜艳的，饱和的色彩有太强烈的情感指涉，因此我想要避免。” 这位画家曾经给女王绘制过一张肖像： 弗洛伊德先生这幅为皇族所绘制的肖像，只有6*9英寸大小，一幅迷你肖像，女王没有项链，没有华服，只有她的面孔，一张苍老的，甚至有些丑陋的面孔。这也许暗示着，她是一位已经失去了权力地位的普通老妇人。 显然，这是一幅容易引起争议的肖像画，当时某报皇家摄影记者声称，应该把画家扔到伦敦塔上去。 弗洛伊德没有用权贵等级来区分人，他画人，就是在看人，看他想看到的人，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安静地画他周围的人。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在记录，他只观察那些和他住在一起，以及他所知的，让他感兴趣的和关心的人。 看弗洛伊德的肖像画，会让我产生疑问，这些描述某种心理瞬间的肖像，照片能够做到么？想到著名的肖像摄影师安妮列伯维茨为女王所拍摄的照片，我明白了一些。摄影并非不能做到，而是因为它那”邪恶”的性质——它又“好”又快，却往往会勾搭摄影者，很容易使其变得过于自大和肤浅。 （本文一些引语和评论摘自纽约时报：Lucian Freud, Who Recast Art of (…) Read more

参与PhotoCamp14作品放映的陈小枚，背景很“复杂”：她本科学英语，毕业当了六年老师，随后跑到暨南大学读了新闻学硕士，紧接着远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了人类学，获得了人类学硕士的她，原本已经拿到奖学金，可以攻读博士学位，她却又拐了一个弯儿，去俄亥俄大学读了视觉传播硕士。现在，陈小枚旅居在华盛顿，是个自由摄影师。 有三个硕士学位，并且是三个有趣的学科，彼此之间还脉络相连，她真让我钦羡不已。 不过，Photo Camp14上，观众对她的作品《蒲竹纪事》却并不十分买账，在我解释了她的学科背景之后，大家更好奇想知道陈小枚的这部作品究竟是从怎样的角度把视觉传播和人类学结合起来，甚至是，她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是否有一个人类学的企图？而我比较关心的则是，那个摄影界一直嚷嚷的，用人类学的方法拍摄纪实摄影的呼吁，究竟是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思路，两者的交叉点在哪里？ 以下是我和小枚的对话，它并非是一个严肃的采访，我只是给她发了一些问题，其实它更像是我们之间的一次聊天。 这个简单对话对我的启发却很大，尤其是第四个问题，看了她的回答，我顿时感到自己又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二分法”的错误，看待学问的态度非常僵硬。是啊，人类学为何就不能感性了呢？学术研究怎么就必定“毫无感情”？ 我想，大概正是因为头脑里的这种“无疆界”，小枚才得以一直纯粹地跟从着自己的好奇心，在几个学科之间游走。 感谢小枚抽时间回答我的问题。 陈小枚 《蒲竹纪事》 1. 当年为什么会研究生去读人类学？ 我换了三次专业。每次换专业都是自私的选择：贪玩儿！我喜欢到处玩儿，每去一个地方，都喜欢到游客不去的地方，住在陌生人家里。如果语言不通，和当地人的交流就是微笑和肢体语言。一个在美国上学的朋友知道我的癖好，说你这样旅行，像搞人类学的。然后建议我学人类学。当时我根本不了解人类学。找了些书来看，发现这学科还真有趣儿。能把工作和玩儿结合在一起，很合我的意，所以就到科罗拉多大学学人类学。 2，后来呢？怎么又去读了视觉传播？ 视觉传播是一个意外。读人类学的时候去旁听摄影课。授课老师是《纽约时报》摄影师Kevin Moloney。他和他父亲Paul Moloney（也是摄影师）认为我该做摄影。当时，我天天被夹在人类学理论派系纠纷中，有点厌烦，也觉得摄影更好玩儿。就冒了个险，放弃了博士奖学金，改行鼓捣摄影了。 摄影，就像你博客主页上方的“名言”说的那样，带给我许多奇遇，为我开了很多扇门窗。上星期在纽约，陈本儒（Alan Chin）质问我，如果做摄影不是为了改变世界，或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什么做摄影？！我有点惊奇他居然相信图片可以改变世界。摄影于我，常常是探索世界（不是猎奇）的媒介。我从没有雄心勃勃地想通过图片来改变世界。这可能是我和陈本儒，还有其他战地摄影师以及摄影记者的不同之处。 3，蒲竹的故事是不是你把这两个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实践？ 蒲竹纪事这个摄影专题里出现的图表，或许正是来自陈小枚人类学学科背景的影响 我做蒲竹的故事，有人类学的影响，因为每个摄影师都不可能摆脱他／她的学科背景的影响。我还没开始做摄影的时候，读过人类学家William Hinton的“Fanshen”和 “Shenfan。”Hinton在中国山西潞城县张庄做人类学田野工作，跨时30年。虽然并不是每年都去村子做调查，但他能够通过一个村庄的三十年，来反应中国的当代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也是通过一个小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反映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现实的一个侧面。这是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 我决定拍摄纪录蒲竹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William Hinton和费孝通。希望能长期拍摄蒲竹。在拍摄的过程中，所看、所听到的人事，常常会让我想起或反思人类学里的一些理论，比如，Sherry Ortner的Practice theory和 Foucault关于权力（power）的学说。我在拍别的东西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可以说，摄影把我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抽象理论变得具体。人类学理论也把我的视野拓宽了一点。 但蒲竹纪事不是视觉人类学。至少目前还不是。而且——究竟什么是视觉人类学，似乎大家都还在摸索。美国有个别大学的人类学系会提供视觉方面的培训，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一间大学把视觉人类学当做专门的分支学科来教授。它充其量也只是文化人类学里头的一个“side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