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拍过一张照片”

早上看到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说的是最近佳士得一场战后当代艺术家拍卖会的性别歧视。在这场大获全胜的拍卖中,一共有八位女性艺术家的十个作品参与竞拍,整场拍卖会的男女性别比例为五比一(在索斯比,男性的主导地位更为鲜明,是十一比一),但最终女性作品的拍卖总值为一千七百万,仅占拍卖总额的不到百分之五,甚至还不到男性艺术家Yves Klein两个裸女作品拍卖价格的二分之一。这样看来,描述女性的作品颇受追捧,而女性自己的作品却被冷落。 上面这段话听起来似曾相识。1985年,美国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了一个现代绘画和雕塑展,策展人宣称未被放入展览的艺术家都要被重新掂量,而其中169名艺术家中,只有17个是女性。展览遭到几位女性艺术家的抗议,这一小撮少数派结成了一个名为“游击队女孩”的组合,她们的标识就是头戴大猩猩面具,手举标语,抗议艺术界对女性的不公。 “游击队女孩”的抗议口号都大胆鲜明:女人必须要裸体才能进大都会博物馆?(Do women have to be naked to get into the Met. Museum?)当种族和性歧视不再流行,你们的艺术收藏将价值几何?  “When racism and sexism are no longer fashionable, what will your art collection be worth? (…) Read more

亚当斯先生的宣传摄影

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政府把在美国的日裔美国人迁到加州,在一片沙漠地带重新建民房,由美军看守,这就是 Manzanar War Relocation Center,被隔离在这里的日裔美国人在此建造了一个新的社区。 1943年,这个特殊的日本人居留中心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他就是以拍摄风光照片著名的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里,并未写明亚当斯为何来这里拍摄照片,但看上去很像是一个来自美国政府的宣传任务。 亚当斯的这批作品一共有200多张照片,其中主要是肖像,还有一些人们的日常生活,农田里工作的场景以及业余活动。1965年,亚当斯把这批照片捐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并特地写了一封信: 这些承受着巨大的不公的人们,失去了所有的个人财产,商业和专业技能也无法施展,他们却克服了这种失败和绝望,在这个干旱(但同时也是壮阔)的环境里,建立自己的社区。以上这些是我想表述的故事,我认为这批照片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档案,我相信它们会发挥其作用。 我说这些照片是摄影师奉美国政府之命而拍,是因为亚当斯秉承了自己拍风光时的波澜壮阔的风格来完成这个报道摄影任务,他不断用仰角度拍摄人物,拍下这些人物的笑脸,拍下社区里有美国符号的场景。在这个特殊的集中营里,看不到任何不愉快,摄影师在他的头脑里将之删除了,将之赋予一个意义——克服困难、百折不挠。嗯,这肯定让你想起来点儿什么,这些标准的宣传照风格的影像,我们是多么的熟悉。 所以,当美国政府选择亚当斯这个风光摄影师去拍这个活儿的时候,虽然也算出奇兵,但现在看起来也颇为理所当然,因为从亚当斯先生对美国风光的极尽赞美之中,你会知道,他在政治上也不会跑偏。 延伸阅读:亚当斯的商业委派活儿(在该帖八卦的最后一段)

被禁锢的青春:一位摄影师的证言

Juvenile Injustice Richard Ross 最近看到两条消息,一个是全美杂志奖刚刚宣布了入选名单(National Magazine Awards 2012 ),另一个则是2012年度的古根海姆奖名单揭晓( Guggenheim Fellowships),十位摄影师入选。古根海姆奖的影响在于,不少受其支持的摄影师都成为当代摄影声名显赫的人物,比如Robert Frank, Diane Arbus, Lewis Baltz, Robert Adams。 我今天要介绍的摄影师恰巧处于这两条消息的交集。Richard Ross,2007年古根海姆奖的获得者,作品“青春的不公待遇” (Juvenile Injustice)发表在Harper’s 杂志上,获得全美杂志奖,新闻和纪实摄影类提名。 Harper’s Magazine for “Juvenile Injustice 最早接触Richard Ross是他2007年出版的画册《权力空间》(Architecture (…) Read more

访谈:凝视中国的眼睛——Darcy Holdorf

“凝视中国的眼睛”是个双语访谈栏目,这里第四期的访谈对象是Darcy Holdorf,她在美国俄亥俄大学视觉传播学院读研究生。作为一个刚刚接触摄影没有几年的学生,Darcy的照片仍然有些欠火候。不过,“凝视中国的眼睛”本来就不是一个摄影栏目,我想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眼睛会有怎样不同的观看。而这次访谈更特殊一些,Darcy所观察的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故事。 Scott Quad公寓被称作是俄亥俄大学的中国城,这里的215个住客里有180个都是中国人。学生抱怨,这里很难有机会说英语和结交美国朋友。 从这边望到那边 ——对摄影师黛西霍尔多夫的访谈 美国女孩黛西霍尔多夫(Darcy Holdorf )从小就富有冒险精神。根据表哥的回忆,从五岁起,她就立志成为一个摄影记者,要环球旅行,还要嫁给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在北加州小镇里成长的姑娘,她说真不知道自己如何有这样疯狂的想法。 这个小镇姑娘随后和全家搬到了旧金山湾区。她和自己最好的一个朋友游历到法国,其祖父竟然认识科西嘉岛的黑手党,这段特别的经历使大城市郊区的平淡生活更不能让她满足。 黛西大学选择学习新闻,又跑去智利的圣地亚哥学拉美政治和西班牙语。 这个不安分的姑娘最近一段“冒险”在中国。她不但在旧金山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学习汉语,毕业后又去云南学了一年的语言和中国文化。在她的摄影学习也进入新的阶段,到俄亥俄大学的视觉传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她的中国的观看也更近一步。黛西从双面看中国:在广州纪录黑人社区的生活,回到俄亥俄大学又追踪那里中国留学生在异乡的境遇。这两部作品在今年的美国大学生摄影年赛中都获得了奖项。 《不知身在何方》是一个美国学生对中国留学生的观察,这些远赴海外求学的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依旧停留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而透过一个美国学生的镜头来看这一现象更有一番意味。 刻板印象是黛西访谈中常提到的词儿,她穿梭在不同的空间,从这边望到那边,看到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隔阂。 1. 你为什么会对报道摄影产生兴趣? 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常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到了高中,我弄了台胶片相机,和最好的朋友以及他们全家去法国做国际旅行,帮他们拍了很多照片。随后,我在旧金山大学修了新闻摄影课程,那时候,我认为纪实摄影可以对我的旅行有帮助,我对它有些上瘾了。 2. 能不能讲述一下你第一次来中国的经历? 2008年我去昆明旅行,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之前我通过一些旅行博客了解了这个城市,我认为它是一个群山环绕的美丽的二级城市,我考虑在这样一个不是很出名的城市里,外国人可能更容易去接近当地人,我很想学习普通话。 我在大学里学了三个学期汉语,不过却对在中国生活没有丝毫准备,我记得当时什么都搞不明白,(部分是因为这里人说昆明话,我一开始没有料到)周围一切都让我眩晕。到大理和中甸去旅行,感到好像被时光穿梭机送到了另一个时代。我住在郊外一个小区里,周围都是中国人,我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给街上遇到的人们拍照片。我对人们过度崇拜美国文化,认为美国人肯定特别有钱(这是经济衰退之前)感到非常吃惊。另外,每天有很多人都盯着我看,问我各种各样的个人问题,这也让我很惊奇。现在我再回头去看,才会发现这个鸿沟有多深。 3.去年你再次来中国,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呢? 最近这次旅行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广州的黑人在一起。期间,我也访问了一些中国商铺,但更多时候还是与黑人共处。这让我更为清晰地了解了中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不仅是黑人告诉我他们的故事,也有广州人讲给我他们了解的黑人。大概因为我是美国人,所以人们对我很开放,非常坦白地告诉我他们多么不喜欢非洲人,认为他们做的生意很廉价,买卖毒品,让犯罪滋生。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说,但很多人都对非洲人有负面印象。双方存在一些误解有待沟通。 4. 你近期主要关注移民这个国际话题,为何对此感兴趣?为什么从中国开始这个项目? 我从中学开始就对移民这个话题很关注,因为我在加州的旧金山长大,这里有多元而且丰富的移民史。 2009年,我在广州住了六个月,被这里的非洲社区所吸引,于是决定再次回来,并且将之确定为我的硕士毕业项目。另一方面,我也开始拍摄美国的中国人,也是因为我正巧在俄亥俄大学念书,发现这里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学生来读书,而且也感到这是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现象。 我一直都对其他的文化和语言感兴趣,并且也在一些国家生活过,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且适合的题目。 Popo说:“即使我很投入地学习,但这些文化真的很难理解,尤其难以在短时间掌握。”尽管她的英语水平已经很高了,但仍然觉得和自己的文化相比,存在强烈的文化隔阂。 5. (…) Read more

尤金史密斯

最近一直想找一本有关尤金史密斯的书来读读,不是他的画册,而是能够看到更多他言论以及评论的偏重文字的书。我在NYU的图书馆里曾看到过一本,但当时没有细读,就这样放过去了,甚至连书名都没有记下来,现在实在很后悔。 平面媒体中图片故事报道形态的形成和完善,尤金史密斯恐怕是最早的探索者。今早看到一篇博客,作者提到,当他看到尤金史密斯所拍摄的《乡村医生》时,才意识到摄影所具有的强大叙事性(the power of narrative photography)。这让我感到非常好奇,早期摄影人究竟如何展开从单幅照片到图片故事的思考?照片是不连贯的瞬间,用多幅照片“叙事”并非这一媒介的优势。(其实,我想它到今天仍然是个问题。) 关于《乡村医生》这个报道,它1948年发表在《生活》画报上,据说一下便成了图片报道的经典范式,并奠定了尤金史密斯在这一领域的地位。这个故事是摄影师在Colorado州一个乡村里花了23天完成的,拍摄了乡村医生Ernest Ceriani忙碌的生活。在生活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当时发表的全部照片。从打头照片到故事发展的过程,医生对不同病人的救治,他的业余生活,一直到结尾照片,这28张照片的确可以说是图片故事报道的范例。不过,28张照片——今天的图片编辑肯定会辣手砍掉一半。这样的图片报道,也许是电视匮乏时代的独特产物。 《生活》的网站最近发表了一组《乡村医生》从未发表过的照片,我觉得它们反而更有趣。 这些照片的确不符合尤金史密斯建立以及所遵循的图片报道的风格——无论是故事的结构还是画面的结构,都不是尤金史密斯的语言,但这些可谓是失败的作品,却蕴育着多样的可能。甚至,我觉得它们更有惊喜。 下面两张图片,前一张是正牌乡村医生故事的开篇,后一张则是被遗弃的照片。较之前者的宏大叙事的风格,我更喜欢后面图片的感性。 还有下面这张照片,尤金史密斯肯定不喜欢它不严谨的构图,但我觉得它很好地再现了病人求医问药时的状态,是个幽默甚至有些荒诞的瞬间(看病本来就是如此吧)。 我很想知道,晚年的尤金史密斯再去选择这组照片,是否依然是同样的结果。据说他后来在一所学校教新闻摄影,他课程的题目是:摄影制造困难(Photography Made Difficult),而1958年到1959年,他还做过一个摄影项目,透过公寓的窗口拍摄纽约的早晚和四季,其中部分照片发表在生活画报上,题为:窗前的戏剧(Drama Beneath a Window ),这种毫无逻辑的叙事方式距离他发表乡村医生图片故事正好十年。 正如尤金史密斯试图用照片刻意塑造一个乡村医生的光辉形象,当我想进一步走近这位有着极尽完美主义情节的坏脾气摄影师,在文献里看到的却是一个被刻意塑造的完美形象。比如,在著名的尤金史密斯基金会的网站里,没有太多这位摄影师的生平经历,没有对他的研究文章,尤金史密斯在这里是一个缺乏细节描述,孤独而伟大的人道主义摄影师。一篇简短的文献里提到:他去世的时候银行存款只有18美元。这种语焉不详的文字仿佛在告诉我们他为人道主义奉献终身,但只有18美元的穷困是因为拍纪实摄影所导致么? 无论尤金史密斯基金会还是马格南,都没有提到,为了保持旺盛的工作状态,这位摄影师一直吸食安非他命,酗酒并导致中风,他脾气太糟糕,那完美主义的个性让他毁掉自己十几岁最开始拍照的全部作品。我一度怀疑他是处女男,不过,资料显示他是摩羯座——联想他的工作狂特性,这也不是让人很意外。 我们的历史实在缺少这样的八卦和细节,留下的都是大师如此这般光辉的形象。 其实把一个人说得光芒四射而又丝毫不歪曲事实并不困难,比如,维基百科和马格南网站都提到: “尤金史密斯因拒绝使用中画幅相机而被《新闻周刊》炒鱿鱼。” 但另一份资料是这样说的: “在加入《新闻周刊》一年之后,他因为违反杂志的明确指示,使用小型相机(2¼ X 2¼)拍摄而被开除。史密斯的理由是,他感到小一点的相机可以让他在观看上有更多的自由度。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使用各种相机工作,从小型的Minox到4 X 5相机,他无所不用。不过,大部分的照片都是用35毫米相机拍摄的,他通常会在脖子上肩膀上挂着六七台相机工作。” (…) Read more

坏天气

昨天去上课的时候又路过学校的操场。我最喜欢朝里面张望。学生在上体育课,他们愉快地聊着天,伸着胳膊,做着笨拙的体操,这场景总让我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这也是我上课的操场。 但下午三点多钟,这里却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 关于最近的坏天气,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这个场景——一个所有人都消失,不留任何生气的操场。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开始飘雪,路上的人蜷缩着试图尽快逃离——这副样子让我想到帕尔大叔的《坏天气》,于是又重温了一下。 《坏天气》(Bad Weather)是马丁帕尔的第一本摄影书,1982年出版。对于这位摄影书的高产者,这个“第一本”自然有具程碑价值,在摄影书收藏市场上很受关注。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似乎除了之后出版的另一本黑白摄影集之外,帕尔大叔就完全转向彩色世界了。 坏心眼儿的帕尔,在这本书里记录了人类对坏天气避之不及,气急败坏的样子。书的前言有英国BBC的天气预报员Michael Fish参与,查阅资料发现,这位老兄当年也是很出位的,比如,穿装饰了气象符号、蓝绿相间的运动夹克播报天气。 播音员麦克老兄很可能就是因为沾染了帕尔,职业生涯的大麻烦很快就来了。1987年,他在天气预报中以调侃的口吻说:“今天早晨一位妇女告诉BBC,她听到飓风来临的声音……但我要告诉电视机前的你,别担心,根本没有这回事。” 就在那个晚上,一场风暴袭击了英格兰东南部,是1703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这个事儿,这种荒诞和怪异,其实就是帕尔书里写的那种情绪。 上面这张图片,照片里是一句名言警句,大意是:“焦虑就好像坏天气,令你不愉快,但却也不会持久。”马丁帕尔七十年代拍英国的坏天气,嘲讽人类的自大,天气的变幻完全不受人类的左右,你痛恨坏天气,但还是要依附它生存。 对待天气这个捉摸不定的脾气,如果上世纪人类的心理还是“令人不愉快,但不会持久”;帕尔这老兄还能以幽默的口气调侃地说一句:你真坏!但到了今天,坏天气的“坏”恐怕已经完全升级,再谈论天气哪里还能找到幽默的调性。 我上学的时候操场上也有坏天气,沙尘暴吹得人无法睁眼,必须逃离,昨天的操场,没有那么暴虐脾气的风沙,只有灰色的雾气在那里,而这种安静却让人感到出奇的恐怖。

访谈:凝视中国的眼睛——Ian Teh

“凝视中国的眼睛”是个双语访谈栏目,这里第三期的访谈对象是郑永仁(Ian Teh),他是我2008年在平遥策展的《凝视中国》的参展摄影师,这个系列访谈就源于当年做展览的思考,郑也理所当然地被我列入访问名单里。 郑永仁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他试图走入繁华中国的背后观看。从1999年开始拍摄三峡,他在中国断断续续工作了10年,但在2008年中国概念成为全球热点的时候,他却蛰伏了起来,并离开了中国。 郑在英国生活,曾经参加过荷赛大师班,是法国图片社VU的签约摄影师。兴许是这些经历,使得他的照片具有欧洲报道摄影的风范(但愿这不是一种刻板印象),他说自己的照片是用静态照片制作的短片,而谈起作品的拍摄,我看他更像是一个作家在谈论文章的写作,只不过是以照相机为工具罢了。 郑永仁的一系列的中国照片都以《暗流》为主题,他说那是因为,在未来,这些被忽视的都会逐渐显现。 1. 你很早就来中国开始你的拍摄工作,恐怕早于那些在2008年之后大批来中国“淘金”的外国摄影师,但你似乎从来没有被中国现代化的那一面所吸引。为什么? 我其实也关注现代中国,但我更感兴趣去突出让现代中国发生变化的那些背后的事实。我的一些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观照中国的梦想,而这样的梦想的实现要付出代价。 2. 你在中国长期住了多久?现在是否还驻扎北京?我们几年前曾经见过面。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拍摄非常安静的照片。你是否会觉得北京太噪杂了呢? 我在中国呆了两年,2008年离开。我喜欢这里,非常令人兴奋,你会感到你正处在一个国家发生非常重要变化的临界点,而且这个变革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北京有巨大的改变,但有的时候这些变化太快了,似乎让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究竟什么正在逝去。 3. 2003年,你完成三峡项目之后是否还回去看过。这是你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它是怎样开始的。 我从1999年开始,直到到2003年都在做三峡的拍摄。最开始我试图在变化之前纪录这里人的生活方式,但后面几年,我则希望表现这里的变化。我想要捕捉那种人们离去之时的孤独感,并没有足够的钱让他们转移,那是一种对不确定未来的一种真实的恐惧,尤其是当城镇开始摧毁,人被清空的时候尤为强烈。但到了最后,我照片的情绪又变得充满希望,更为梦幻甚至可能是快乐。这样做是为了指出,这里的确有个梦存在,即使这种梦想更多是官方所赋予的。这个故事具有两重性,我试图暗示现实要比其表面所显现的更为复杂,希望强调为了国家的荣耀,背后的凡人的牺牲。 暗流系列之《消逝》 4. 《黑云>这个系列有很多非常亲密的肖像。这种被摄对象直接盯着你的镜头的肖像,似乎并不经常出现在你的作品里。 《黑云》这套作品有两个层面,抓拍的那些照片,目的是表达一种直觉的印象,捕捉生活在这里人们的常态——那仿佛是一个黑色的梦。我希望强调被工业场景环绕的这些匿名者的存在,他们就是英语表达里,存在于在巨大的机器里,被称作制造成本(COGS)的部分。所以,大多数这样的照片都很少能够看到他们的脸庞,他们被隐藏,或者虚化,以及通过他者折射出来,他们是我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的视觉化的呈现。故事的第二层面就是肖像,这些瞬间都是我让这些人从他们的工作时间中暂时脱离出来,给他们一个空间去表现其个体性的一面。我希望这些照片能够成为一种提醒,在物质生活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优越性背后,存在着一张张人性的面孔。 暗流系列之《黑云》 5. 《痕迹》是你最近的一个项目。它和其他几个略微有些不同,比较抽象。能否谈谈这个新的专题的一些想法。 痕迹这个章节源自《黑云》这部早期作品,这两个故事同时存在,但又各自独立。对于《痕迹》,我不再关注人们个体的故事,相反我在找寻在人类的雄心壮志之后,还能留下什么人性。这是一个全球的话题,而中国只是处于最前端。我将这些地貌风景看做一种记忆,是证据和证言,让我们意识到为追求物质生活所付出的代价。我看到,中国正在全速超前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对于未来足够的计划和思考,我担心这会让普通人和环境付出沉重的代价。(《痕迹》已经出版了画册,希望更多了解这本书,点击这里) 《痕迹》 6. 《痕迹》会成为你对中国观察的最后一章么?你的下一个项目是什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获得了来自马格南Emergency Fund的支持继续做《痕迹》这个项目。2011年春天,我拍摄了这个主题的一些新的照片。但我的关注重点开始放在黄河流域。我想探讨的主题和早先的宽幅全景照片相似,焦点在景观和环境,我要找寻通过这条中国母亲河的物理形态的变化,所透露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信息。 7. 你拍数码么?你对数字摄影的态度是什么? 我用数码相机拍活儿。对于我的个人作品来说,我仍然倾向于拍摄胶片。因为我更愿意观看胶片介质,并沉浸于蕴涵在其中的摄影表达方式之中。 (…) Read more

这个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在2005年。Credit: David Dawson/Courtesy of Hazlitt Holland-Hibbert 周三晚上,弗洛伊德先生离世了。 是那个画家弗洛伊德。 这个弗洛伊德是那个弗洛伊德的孙子。兴许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画作,也仿佛在为他的画中人物做某种精神分析。 “Girl With a Kitten, ” 1947 他的肖像画,通常描绘的都是他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在其画笔之下,日复一日的凝视之中,都被逼迫到一个心理绝境,卸下了自己的武装,他们的面孔显现的是疲惫,忧伤和麻木。” 评论家认为,他的画作显现的不是简单的画家和模特的关系,而是质询者和被质询者的关系。画布里的这些人瞪着大大的眼睛,自觉地让艺术家颇为无情地入侵他们的内心世界。 曾经在早年尝试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画风,随后弗洛伊德又将之抛弃,他曾经谈到:“我将不能描绘任何不存在我眼前的东西,那都是无意义的谎言,没有任何艺术价值。” 他的画作色调阴暗,他也曾谈到,“鲜艳的,饱和的色彩有太强烈的情感指涉,因此我想要避免。” 这位画家曾经给女王绘制过一张肖像: 弗洛伊德先生这幅为皇族所绘制的肖像,只有6*9英寸大小,一幅迷你肖像,女王没有项链,没有华服,只有她的面孔,一张苍老的,甚至有些丑陋的面孔。这也许暗示着,她是一位已经失去了权力地位的普通老妇人。 显然,这是一幅容易引起争议的肖像画,当时某报皇家摄影记者声称,应该把画家扔到伦敦塔上去。 弗洛伊德没有用权贵等级来区分人,他画人,就是在看人,看他想看到的人,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安静地画他周围的人。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在记录,他只观察那些和他住在一起,以及他所知的,让他感兴趣的和关心的人。 看弗洛伊德的肖像画,会让我产生疑问,这些描述某种心理瞬间的肖像,照片能够做到么?想到著名的肖像摄影师安妮列伯维茨为女王所拍摄的照片,我明白了一些。摄影并非不能做到,而是因为它那”邪恶”的性质——它又“好”又快,却往往会勾搭摄影者,很容易使其变得过于自大和肤浅。 (本文一些引语和评论摘自纽约时报:Lucian Freud, Who Recast Art of (…) Read more

周末话题:获奖,那是个什么事儿

最近,有个较真的人在一直在较真。 博客Prison Photography的作者Pete Brook,向 Leica Oskar Barnack 奖发起了挑战。质疑评奖的公正性。这篇博客文章的题目很直接,叫做:《Jan Grarup获得了徕卡Oskar Barnack奖,他和评委两个人都是NOOR图片社的成员》 说实话,有的时候,摄影圈儿外的人较起真来,那真是挺可怕的,因为他们会一下子破坏圈子里某些约定俗成的生态平衡——尽管,这种平衡可能是荒谬的。 Leica Oskar Barnack比赛是徕卡公司主办的一个商业奖项,已经举办了三十多年,因为徕卡本身的传奇历史,让这个机器充满隐喻——浪漫,自由,历险,这些感觉同样被融入了这个比赛中,使得它似乎和佳能与尼康们举办的那些比赛调调完全不一样。 今年的比赛请了五个评委,有德国摄影新闻(PHOTONEWS)的编辑,时代周刊网站的图片编辑,两个徕卡公司自己的人,还有一个名气比较响的,是纪实摄影师Stanley Greene。 有趣的是,在徕卡网站所公布的评委会组成名单里,Stanley的名字前面没有任何机构所属,而事实上,他本人是NOOR图片社的成员。和这次比赛获得大奖的Jan Grarup是同事。 NOOR是一个总部位于荷兰的纪实报道摄影图片社,和VII相似,也是一个报道摄影师的同仁组织,而其成员大多数都来自欧洲。 Jan Grarup是这个图片社的创始人之一,丹麦人。丹麦和瑞典那块的新闻摄影风格特别鲜明,粗颗粒,黑白范儿,这些风格的形成恐怕和Jan这样一直和荷赛保持亲密关系,活跃在报道新闻领域的精神导师有密切关系。我曾经听过他的课,班里有丹麦同学,对他崇拜得要死。 还是把话题扯回来,Pete Brook认为,徕卡比赛没有贯彻回避制,评委怎么能把大奖给自己人呢?这有失公允。他还分别给徕卡和NOOR发信件去询问,试图搞清楚Stanley到底有没有在评选过程中回避。回答非常官方,比如,这个比赛有很多人参与,获奖者是一轮轮选出来的,还比如,Jan曾得过很多奖,他本人也很优秀。 “这和Jan本人是否优秀没关系”,Pete Brook仍然咬住不放。他又联想到荷赛,它的评选又怎样呢?那案例恐怕也有一些,比如前时代周刊图片编辑把年度大奖颁给时代周刊的摄影师,这事儿也不罕见。 估计摄影圈子里的人也会很委屈,因为大家会抱怨,这个圈子那么小,谁不认识谁呢?谁又该回避谁呢? Pete Brook在他的批评文章里,还捎带提了一件事,Jan得奖的作品反映的是海地震后的状态,这些在NOOR图片社网站上是彩色的照片,到了评选就都变成了黑白。 若是让我做一个不厚道的猜测,作为传播的照片当然要针对更多媒体的需要,以彩色的方式呈现。而作为参赛的照片,则要以更为摄影作品的面貌——黑白的方式呈现。 我觉得自己说这些话太坏了,因为我又何尝不是这个“圈子文化”的合谋呢?各种各样的比赛,无非是圈里人的游戏。这些很无奈的事实,说实话,时常搞得我想隐居。 (…) Read more

与陈小枚对话:人类学和摄影,它们都很感性

参与PhotoCamp14作品放映的陈小枚,背景很“复杂”:她本科学英语,毕业当了六年老师,随后跑到暨南大学读了新闻学硕士,紧接着远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了人类学,获得了人类学硕士的她,原本已经拿到奖学金,可以攻读博士学位,她却又拐了一个弯儿,去俄亥俄大学读了视觉传播硕士。现在,陈小枚旅居在华盛顿,是个自由摄影师。 有三个硕士学位,并且是三个有趣的学科,彼此之间还脉络相连,她真让我钦羡不已。 不过,Photo Camp14上,观众对她的作品《蒲竹纪事》却并不十分买账,在我解释了她的学科背景之后,大家更好奇想知道陈小枚的这部作品究竟是从怎样的角度把视觉传播和人类学结合起来,甚至是,她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是否有一个人类学的企图?而我比较关心的则是,那个摄影界一直嚷嚷的,用人类学的方法拍摄纪实摄影的呼吁,究竟是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思路,两者的交叉点在哪里? 以下是我和小枚的对话,它并非是一个严肃的采访,我只是给她发了一些问题,其实它更像是我们之间的一次聊天。 这个简单对话对我的启发却很大,尤其是第四个问题,看了她的回答,我顿时感到自己又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二分法”的错误,看待学问的态度非常僵硬。是啊,人类学为何就不能感性了呢?学术研究怎么就必定“毫无感情”? 我想,大概正是因为头脑里的这种“无疆界”,小枚才得以一直纯粹地跟从着自己的好奇心,在几个学科之间游走。 感谢小枚抽时间回答我的问题。 陈小枚 《蒲竹纪事》 1. 当年为什么会研究生去读人类学? 我换了三次专业。每次换专业都是自私的选择:贪玩儿!我喜欢到处玩儿,每去一个地方,都喜欢到游客不去的地方,住在陌生人家里。如果语言不通,和当地人的交流就是微笑和肢体语言。一个在美国上学的朋友知道我的癖好,说你这样旅行,像搞人类学的。然后建议我学人类学。当时我根本不了解人类学。找了些书来看,发现这学科还真有趣儿。能把工作和玩儿结合在一起,很合我的意,所以就到科罗拉多大学学人类学。 2,后来呢?怎么又去读了视觉传播? 视觉传播是一个意外。读人类学的时候去旁听摄影课。授课老师是《纽约时报》摄影师Kevin Moloney。他和他父亲Paul Moloney(也是摄影师)认为我该做摄影。当时,我天天被夹在人类学理论派系纠纷中,有点厌烦,也觉得摄影更好玩儿。就冒了个险,放弃了博士奖学金,改行鼓捣摄影了。 摄影,就像你博客主页上方的“名言”说的那样,带给我许多奇遇,为我开了很多扇门窗。上星期在纽约,陈本儒(Alan Chin)质问我,如果做摄影不是为了改变世界,或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什么做摄影?!我有点惊奇他居然相信图片可以改变世界。摄影于我,常常是探索世界(不是猎奇)的媒介。我从没有雄心勃勃地想通过图片来改变世界。这可能是我和陈本儒,还有其他战地摄影师以及摄影记者的不同之处。 3,蒲竹的故事是不是你把这两个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实践? 蒲竹纪事这个摄影专题里出现的图表,或许正是来自陈小枚人类学学科背景的影响 我做蒲竹的故事,有人类学的影响,因为每个摄影师都不可能摆脱他/她的学科背景的影响。我还没开始做摄影的时候,读过人类学家William Hinton的“Fanshen”和 “Shenfan。”Hinton在中国山西潞城县张庄做人类学田野工作,跨时30年。虽然并不是每年都去村子做调查,但他能够通过一个村庄的三十年,来反应中国的当代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也是通过一个小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反映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现实的一个侧面。这是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 我决定拍摄纪录蒲竹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William Hinton和费孝通。希望能长期拍摄蒲竹。在拍摄的过程中,所看、所听到的人事,常常会让我想起或反思人类学里的一些理论,比如,Sherry Ortner的Practice theory和 Foucault关于权力(power)的学说。我在拍别的东西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可以说,摄影把我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抽象理论变得具体。人类学理论也把我的视野拓宽了一点。 但蒲竹纪事不是视觉人类学。至少目前还不是。而且——究竟什么是视觉人类学,似乎大家都还在摸索。美国有个别大学的人类学系会提供视觉方面的培训,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一间大学把视觉人类学当做专门的分支学科来教授。它充其量也只是文化人类学里头的一个“side (…) Read more

访谈:凝视中国的眼睛——Sean Gallagher

“凝视中国的眼睛”这个双语访谈栏目,又因为我的忙碌和思想上的懒惰,出了一期之后,很久没有更新了。真是抱歉。马上就要开始的photocamp 14的主题是自然,第二期“凝视中国的眼睛”是拍摄中国环保问题的英国摄影师Sean Gallagher(中文名韶华),这个时间将之介绍给大家,正好也和我们的活动有所呼应。 认识将近三年,韶华( Sean Gallagher)和我竟然还从未见过面。三年前当我在纽约的时候,从一个即将荒废的邮箱里发现他的来信,那个时候我刚刚获得了尤金史密斯的助研奖,他正在做中国土地荒漠化的报道,希望能够和我交流。后来,我远距离遥控了一场韶华的讲座,希望中国年轻摄影师也能分享他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观点和态度。 韶华是英国人,大学念的是动物学,但毕业之后却做起了自由摄影的工作,他曾在马格南伦敦分社实习,关注亚洲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目前则主要在中国展开报道。他的第一个项目是“蔓延的黄沙”,记录中国沙漠化现状以及治沙战略实施;第二个项目是“中国湿地危机”, 报道了正在消逝的湿地给人类、动物以及地平线带来的影响。这两个项目都获得了普利策中心“危机报道”基金赞助。 动物学的学科背景,记者的视角,个体的热情,这使得韶华对环境问题的报道言之有物,他的工作目标是希望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摄影则是他的调查工具,记录工具以及传播观点的载体。 1, 你在中国旅行,哪个城市或者地区的风景是你最喜欢的? 我非常喜欢在中国的西部旅行。尽管不能说是最喜欢,不过,我认为青海和新疆是我比较钟爱的两个地方。这两个省有一些东西让它们能够非常明晰地和其他地区分开。这里的人、信仰、建筑和风光地貌,所有的这些共同导致这里成为一个很上镜头的地方。它们非常神秘,吸引我去探索、记录这里的人和故事。 青海湖畔的一位藏族妇女,呆在自己的帐篷里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搬进城里,藏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2, 你大学专业是动物学,现在你的摄影题材主要也是环境,似乎这两者之间达成了同一,你怎么看待这种循环?你过去对摄影的认知和现在相比有什么变化? 我对环境的关注在大学就开始了,上学的时候我就曾去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的热带雨林做研究。这段经历让我发现了摄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工具,可以记录一个地带所产生的问题和影响,比如热带雨林的砍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这时开始,我决定要使用摄影作为我的语言工具来阐释我对环境的关注。 我相信对于摄影师来说,有一个和摄影无关的背景非常重要。我建议那些正在对一个选题展开研究的人把这种背景作为他们的切入点展开自己的摄影项目。我拍摄环境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对科学,生物,气候和相关问题感兴趣。摄影就是这些兴趣的延展,是一种我可以表达我自己的关注点的一种方式。而我的目标是帮助人们理解这些社会问题,让他们能够更清楚地感知环境现状,并且我认为我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可以在做这些选题之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宁夏中部一场严重的沙尘暴使地面被橙黄色覆盖。春天刮风时,这种干的退化的表层土地很容易被吹起来。 大量营养物的涌入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水面密集生长的藻类就会造成下方生物缺氧窒息。这一幕在西溪湿地公园中的某个池塘已清晰可见。 3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你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关键点在哪里? 在我看来,水问题是中国环境保护的关键。我最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关注中国土地沙漠化问题的加剧和湿地消失所带来的困境。为了做报道,我访问了中国很多地方,记录当地居民如何面对他们和水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的小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资源系统性问题正在变得加剧。我认为中国如何面对水资源问题将会成为决定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关键所在。 洞庭湖里的一个游泳的人 2010年夏季,一个小男孩站在凳子上避开从洞庭湖涨出来的水。但是随着土地开垦的加剧,洞庭湖的面积却在日益缩小。 在中国西北部海拔3200米的青藏高原上,一个藏族青少年和他的牦牛站在青海湖的岸边。面积为4318平方公里的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也许是农业过度用水造成的结果,这个湖泊的面积在不断缩减。 青海湖西岸的鸟岛,是亚洲中部重要的鸟类迁徙停歇处。 4,你是否赞同有些摄影师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只是为了制造一些让眼球感到刺激的照片。摄影师应该如何利用照片讲述故事,甚至激起观者的行动呢? 我发现所谓视觉刺激这个名词最近常常被用来和战地摄影关联,但公平地讲,只有获得在美学上悦目的照片,你才能更好地抓住观者的视线。我还记得第一次阅读詹姆斯纳切威( James Nachtwey (…) Read more

美文化 没文化

洛杉矶,摄影师Lauren Greefield面对记者的访问,她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见。 这段视频可以在 Annenberg摄影空间的网站上找到,这里正在举办一个名为Beauty Culture的展览,Lauren Greefield是一百多名参展摄影师其中的一个。 Felicia Webb摄影  伦敦时装秀后台 《纽约时报》关于此次展览的评论文章,开头很有意思,它将两个事实并置在一起:去年全美的美容手术总数达到一千两百万个,而这个名为“美的文化”的展览在洛杉矶举办,这里是好莱坞的大本营,也是整形手术最繁盛的地方。 很多展览,像我这样远距离观看最好。如果你看到一个对美丽和浮华带有一些批评性质的展览,开幕式却是名人聚集,觥筹交错的时候,你不免又会对这个世界的虚伪再多上几分失望。 这个展览让我想到之前在美国遇到的一位摄影老师,她教的课程也是这个主题:“影像与美的文化”,当时我就想,喔,见鬼,怎么我们就从来只知道教如何拍“美人儿”而忘记了文化了呢? 展览的策展人 Kohle Yohannan谈到,他试图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同时看到美丽工业的丑陋和美的存在,他要让这个展览开启一场对话,而不是下一个结论。 整个展览有175张照片,分成几个章节,比如 玛丽莲综合症, 美容工业:一个三万亿的产业,什么颜色是美的? 展览中还有一个互动环节,在这个小沙龙里,参观者可以拍摄自己的照片,然后修片,制作成前后对比照片发到自己的facebook上。参展的摄影师Zed Nelson说,对于很多时尚产业,他们大规模修片后的照片,恐怕都不能叫照片,而是插图了。 脸部塑性手术   Zed Nelson 摄影 减肥夏令营   Lauren Greenfield摄影 展览中还有一部 Greenfield所拍摄的一部30分钟的纪录片,也是在探讨人对美的迷恋和追求,哈佛医学院的老师 Nancy (…) Read more

下一站鲲鲤对话录:朱骞+付玲

以下是下一站鲲鲤的参展摄影师朱骞和鲲鲤画廊策展人付玲的邮件对话. 邮件中所提到的朱骞的手工书将在另一篇文章里介绍给大家。 付玲:之前听过一些朋友提起过你了,很有意思这次就有合作了。《南市》这个系列挺有意思的。 你平时工作都拍些什么?我估计和南市系列反差会很大。 朱骞: 确实反差很大,前几天去器材城买器材,店里来了个老外换东西。我用我烂英语帮着翻译。最后老外问我拍什么的,我回答到”everything”。老外瞪瞪眼睛。我想他心想一定是个什么都拍的不怎么样的摄影师吧。哈哈哈。 付玲:呵呵,"everything"那个回答挺乐的。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估计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朱骞:不过我真的是什么都拍的,人物肖像,静物单品,美食美酒,人文专题。编辑找我拍什么我就拍什么。最近自己的照片也拍的少了。忙着干活。 付玲:很晚了哈现在,但是我常常都晚睡,这个时候回邮件聊聊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因为在画廊工作,认识不少年轻摄影师,在上海的一些独立年轻摄影师,或者是在各媒体从事摄影工作的一些摄影师,没事经过常进来坐坐,或者拿些片子进来聊聊。我觉得每个人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其他的事情在忙,但都很用心地想经营和在经营属于自己的作品。 不过,职业工作和个人表现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朱骞:你睡的够晚的。恩,自己拍摄的东西是和杂志拍摄的要求有很大不同,刚开始我还想是不是可以溶在一起。几次尝试后还是各管各拍吧,但要说这两者之间没有相互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大概一年多前我还很专注的拍摄自己的系列的照片,那些所谓的“工作”不是太在意。但最近觉得我既然在这行里吃饭还是得要用心点呐。要不以后没人找我拍照,光拍自己想拍的东西是会饿死的吧。 我的经验是大多时候你越是下狠功夫去做件事未必会有好得结果,有时甚至会伤到自己。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喜欢以项目来拍摄的摄影师。我觉的如果每个人都拿起相机仔细观察自己周边的生活的话,每个人都是摄影师。 摄影作品的风格其实就你个人生活的风格。我觉的摄影师最大的选择不是再取景框里而是你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拍什么照就过什么日子。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用力了,在工作的同时抓些自己的生活的碎片。其他也不想太多了。 付玲:你认为摄影师最大的选择不是在取景框里而,是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是一个日本商业摄影师。前年我策划了一个他的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年轻摄影师如何脱颖而出”。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业摄影师,他的人生经历、所拍摄的品牌、拍摄的价码,对年轻人来讲都算是具有吸引力。但像你说的那样,他并非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当初之所以做摄影师,只是因为他喜欢身为一个摄影师的生活,比较自由,也正如他自己选择的,他前半辈子都在世界各地游走。我很同意你讲的摄影师是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说法。 朱骞:我现在所工作的杂志《城市中国》这期用了不少我南市的照片, 今天找我要图注,比如拍摄时间,地点,等简单的照片描述,虽然我拍的南市的范围并不大,而且我也经常走,但我仍然不会取刻意的记下这张照片是在哪个弄堂拍的。我觉的我的南市的拍摄并不是为了去赶紧记录那些快要消失的东西留待以后怀念,纯粹是为了一己的私欲,拍摄时的那种穿越感,不停按下快门捕捉时间的快感。 我是个相当自私的摄影师吧。 付玲:能说说你手臂上的纹身吗?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只看到哦手腕上露出来的一点,还蛮好奇的。因为,和你接触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内敛,和你的纹身有点不搭的感觉。 朱骞:是个凤凰,今天穿太多,等天热了袖管一卷就能看清了。至于这个不搭么可能是因为大家对纹身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都有了固定的形象在心里吧。所以一下子看到我纹身觉得有些反差吧。谁说纹身的人就不内敛了,而且我也没觉的我内敛阿,是因为和大家还不熟。 付玲:从袖管可以看出,你身上的纹身占地面积不小,呵。 “谁说纹身就不内敛了”,同意你的发问,的确不应该有过多的刻板印象,我也觉得你不应该太内敛,从你拍的那两大本子就可见一二,想想也只是和不太熟的人保持着较为安全的距离而已啦。 朱骞:我在想是不是把展览当天我带去的两个本子放在那里,我觉的看书更过瘾阿,一张张翻过去如时间在流动。 ………… …………

下一站鲲鲤对话录:李宇宁+周仰

注:下文中yn l是李宇宁的发言,Sadiea Lupin是周仰 《我的外公外婆》 周仰 yn l 你怎么想起选择老人作为毕业作品拍摄呢 Sadiea Lupin 其实阐述里有提到,我跟外公外婆住,因为恐惧,恐惧老年。 yn l 我也拍摄过老人,原因也类似。 Sadiea Lupin 我记得 yn l 恐惧死亡,总以为是件很遥远的事情,实际上死亡离我们很近。 Sadiea Lupin 我不恐惧死亡,而是恐惧老年的状态,我大学时期一直觉得要中年殉职最好,不要衰败。 yn l 拍摄这些女孩的原因也一样,想留下美好的东西,青春非常短暂。 我实际上是带着脚镣和手铐在螺丝壳里面做文章,因为就这么小的空间,每天的生活是规律的,年年如此。 Sadiea Lupin 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影像的极限,日常的生活怎样成为影像。 (…) Read more

下一站鲲鲤 对话录: 王文静 + 杨文洁

装置 《Saturer》  影像穿过透明叶片层层叠加并同时反射   王文静 From 王文静 我08年10月来的法国念书,你什么时候去的美国? 我在国内学的新闻,你在国内学的摄影吗? 我所在的法国这个学校是美院,严格来说不是学摄影的,或者只学摄影的地方。 From 杨文洁 我是2009年9月到美国的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学习新闻和纪实摄影,之前在北京电影学院学的导演系本科,拍过一些年电影,广告,06年开始慢慢转做摄影。 《一间她的房间》   杨文洁 From 王文静 你的画面充满电影感,因为电影学院的缘故?多多少少? 你为什么之后去学新闻纪实摄影? 你的东西很安静,你怎样和被摄者沟通的?你害怕拿着相机对着没有沟通过的人,或者不太熟悉的人么? 我会害怕,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不了新闻摄影的缘故。 到外国读书的人会不约而同的关注中国城,你也是? From 杨文洁 恩,电影感这个问题之前也有人和我说过,我想电影学院的学习和多年的观影经验的确对我有很大影响,我有时候甚至不太说得上太多摄影师的名字,但是电影导演我能说上很多个。 学习新闻纪实摄影其实也不是我的愿望,误打误撞进来的,原本想学习MFA,太贵,放弃了,正好这个项目是一年的,就想着上了再说,其实最初的本意就是想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让自己的经历丰富点。 我觉得和拍摄对象沟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真的是天生的,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也许因为很少被拒绝,也许因为之前在剧组做副导演和广告制片的时候少不了和人打交道,我有观察人的愿望,尤其是陌生人,揣测他/她的生活如何隐藏在他的表象之下,在电影剧作中叫做细节描述,而细节构成人物的个性。因此自从我开始拍肖像以来,我越来越着迷和人沟通了。 中国城我其实也没怎么关注,总觉得那是另一个中国,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原本老师要我在那里做我的长期项目,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和那里生活的人身上没有交点,强迫自己日复一日在那里拍摄,却连自己都打动不了的话,如何会有打动观众的照片出来呢。 女性摄影师那组,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到现场交流了吗? (…)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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