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世界》 公益摄影师招募

这则招募昨天已经在OFPiX的微博上发出,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在这里专门面向1416教室的读者再发一遍。 做“让影像发声”活动已经将近四年,从最初的公益工作坊到后来专注和一家公益组织深度合作,其中有诸多波折;我那种天真的勇猛,时常会有所退缩,但却也常常被鼓励。就比如这次和罕见病发展中心的合作,整个过程太舒服了,在各个环节,我们的理念都出奇得一致,这反倒让我压力重重,担心项目进行过程中的一些失误破坏了这样美好的合作。 让影像发声这个活动,其根本是希望公益组织和报道摄影师连结起来,用影像改变现实。这个目标看起来似乎有些理想主义,先驱者路易斯海因,从最初的激进的改革派,晚年也变成一个改良分子——从试图改变劳工制度变成用影像塑造劳动者正面形象。与此同时,如何让摄影成为写实的,而不是滥情的,其实也相当困难,事实上,如果照片被割裂语境仅仅被公益组织用作宣传,也并非这个活动的本质。 几句话难以说清,我想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影像公益没有那么简单,在你参与之前,先把自己那些雄心放空。用获得的心态去做,而并非来给予别人什么。让影像发声——这个命题面临重重困难,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罕·见的世界》公益摄影师招募:这是罕见病发展中心联合OFPiX共同发起的纪实摄影项目。我们将邀请10位摄影师,进入20个罕见病家庭展开拍摄,希 望透过摄影师的镜头,让不见成为可见,呈现罕见病患者的真实境遇和困难。这也是OFPiX让影像发声活动的一部分——联合公益组织让影像成为有用之物。具 体如下: 苯丙酮尿症,黏多糖贮积症,大疱性表皮松解症,尼曼匹克病。。。看到这些有些陌生的字眼,也许,你只会反问我一句,它们是什么?是的,做为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的罕见疾病,不为人所知是一件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你有没有想到过,对于患有这种类型疾病的他或者她来说,这种万分之一成了百分之百,而这些百分之百的她或者他就真实地生活在我们的周围。他可能是一个陌生的路人,也可能是你的朋友的朋友,还可能就是你的一个未曾谋面的邻居,虽然你“不见”他,他却就在那里,只是长期被我们忽视罢了。 面对这种境遇,罕见病发展中心联合OFPiX共同发起《罕·见的世界:罕见病家庭纪实摄影项目》,将邀请10位摄影师,走入20个罕见病家庭,我们希望透过摄影师的镜头,不见成为可见,让公众了解罕见病患者的生活现状,关注他们的真实境遇和困难,并最终提高公众对罕见病及其群体的重视。 罕见病发展中心成立于2013年6月,是一家专注于罕见病领域的非营利性组织,由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发起成立。本中心致力于增进罕见病患者群体、罕见病组织、医学专业人员、医药企业和政府部门等各相关方的交流与合作,加强社会公众对罕见病的了解,提高患者的罕见病药物的可及性,推动罕见病相关政策出台,开展罕见病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中国罕见病事业发展。 《罕·见的世界》同时也是OFPiX的让影像发声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让影像发声的理念是让影像成为有用之物,社会纪实摄影师的作品并非仅是一种被观赏之物,摄影师也不应只是一个旁观者;照片、摄影师都应该参与到其报道的社会现实问题的解释之中,照片成为档案以及证据,摄影师利用其促进被报道问题的解决。让影像发声鼓励纪实摄影师和公益组织等民间团体合作,这样才能使得从拍摄理念的确定到最终作品的传播,都有的放矢,始终以影响社会现实为宗旨。 《罕·见的世界》在最终完成20组罕见病家庭日常生活的图片拍摄后,将在全国巡回展出,同时结合媒体的报道推广,帮助社会公众了解-认知-重视罕见病。活动将于今年8月正式展开拍摄,摄影师的拍摄时间是2013年8月-10月,11月进入图片编辑阶段,12月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首展。 你愿意成为我们的一员么?我们的活动开始征募摄影师,摄影师将在我们的协助下进入罕见病家庭拍摄。如果你愿意探索影像助力公益活动这个话题,我们等待你的加入。 我们对摄影师的要求如下: 1,你最好在北京工作学习——我们需要和摄影师展开很多面对面的交流,也有相关的工作坊以及讨论需要摄影师参与 2,你对拍摄一个图片故事已经非常熟悉,并愿意探索图片叙事的更多可能 3,关于社会纪实摄影,你应该知道路易斯海因 4,热心公益,对影像发声这个理念有你自己的看法 5,能够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出差 申请方法: 1. 一份您的简历 2. 作品集(其中必须包括一组图片故事,10张左右),照片是小格式文件(长边800)放在一个文件夹里,用压缩打包的格式发送。如果您有个人网站,可以直接发链接,不用再发照片。 3. 请将以上文件发送至 ofpixcamp@gmail.com,如有需要可以私信咨询 @ofpix 4. 申请截止时间7月10日。 (…) Read more

让影像发声:再见,木兰

仿佛人与人之间始终有着无法拆除的壁垒,在报道摄影师沙龙讨论了一整晚和被摄对象相处的困难与纠结之后,周末,我去了OFPiX的合作公益组织木兰社区活动中心,这是影像发声小组的最后一次活动了。 我带去了结业证书和小礼物——一张家庭纪念照。发奖的时候,整个屋子闹翻了天,原本准备好的谈摄影感想的这个环节也被迫取消了,我的录音笔里留下的就只有笑声,手上的照片都被翻来覆去地看——孩子、丈夫、全家福……,我还发现,拿到照片的时候,每个人眼里都闪烁着亮亮的光芒。 这气氛让我发现,似乎自己已经许久没有笑了。 我们的这个活动,从今年3月份开始,一共包含三个部分:摄影师工作坊(面向报道摄影师),影像发声摄影小组(面向公益组织和城中村普通居民),摄影师和城中村居民结对互相拍摄。活动一直到昨天,拍摄部分算是正式结束了,之后还有图书的编辑工作。 这个事情磕磕绊绊挺不容易,征募相机只征到一个,摄影师因为路途问题和本身都非常忙,很多人的参与都很被动,让我觉得给人家添了很多麻烦,最后也就不再提互相拍摄这个事儿了。这中间,只有摄影小组的参与者每个人始终都是那么热情,每次去到那里,都是叽叽喳喳地各种问题。我最喜欢他们在看片子的时候,很确凿地说:“这张照片我非常喜欢!”以及他们互相之间常常分享照片,还告诉我:“她的这几张照片我都收藏了。” 昨天,盛大的聚餐结束之后,大家又是举着相机拍来拍去,摄影仿佛真的成了一种语言,即使是最简单的合影,当几个人拥抱在一起,贴得那么近,摆出各种笨拙的姿势,很多无法说出的话都在这一刻表达了出来。 我也曾因为做事不顺利自怨自艾,以后可能还会有这样的状态,但有一点却很坚信,做事情,永远不是场面上的繁华,有多少人参与,这事情有多热闹,你要的不是这个。哪怕只有一个人,舞台依然可以很绚烂,因为那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才是这个世界最匮乏的故事。 王建勇是摄影师里唯一一个坚持下来的,在北京往返四个小时的路程不是那么容易。昨天看了他的照片,他说自己拍的不好,只能得20分,小组的成员们竟然也都对他的照片展开“批评”,鼓励他再拍。他拍摄的是城中村的家庭,不但每家都敞开大门,他还吃了四顿家宴,我觉得他其实收获了另外更重要的八十分。 坐在木兰门口晒太阳,觉得太幸福了,木兰的负责人丽霞还跑过来和我说:“你看拍十年后会怎样,他们的孩子也都长大了。” 她的脸红红的,不知道是日头晒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的脸也烫烫的。 走的时候,似乎有点小伤感,别啊,我真想说,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之后还有社区流动展览,还等着大家春节回老家拍照,还有下一个展览…… (工作坊感谢廖璐璐全程的辛勤组织,感谢实习生金朗制作证书奖品,协助最后一次活动顺利举行)    

让影像发声:透过你们的眼睛

让向来是摄影师被摄对象的人群拿起相机,这类工作坊我参与过不少,从汶川受灾村民到民工子弟……现在工作室墙上还有那张让我心醉的海报:屋顶,一个男孩子回眸的身影。 摄影:周蕊 这类活动也逐渐成为摄影人献爱心的一种寻常模式,找个民工小学,发些相机,教教摄影,回收照片;活动通常以“他们拍得多好啊”这样的感慨为结束。 我并不是否认这些活动的意义,它们无疑会带来更多沟通,也会给那些被忽视的人群带来快乐。但就我自己而言,对于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却越来越困惑。因为“他们”这个说法,一下子就将活动变成两个阵营:我们/你们;专业/业余。这仍然回到了原先的逻辑,是不对等的双方在交流,所有的评判都基于一个假设——他们原本一无所有,而这样才会出现看到任何照片都感到震惊的心理效应。 南非摄影师Gideon Mendel一直追踪拍摄非洲的艾滋病患,十年过后,他说自己再也不适合拍这个题材,已经无法举起相机。他开始一个新的项目——Through Positive Eyes,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教授合作,给H.I.V. Positive的病人开办工作坊。四年来,这个工作坊已经迎来72名参与者。 Through Positive Eyes这个项目的名称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指参与者都是艾滋病病毒测试呈阳性(H.I.V. Positive)的患者,另一方面Postive也有着正面与积极的意思。 《纽约时报》的Lens博客介绍了这个项目,幻灯影廊里的照片和文字打动了我: “照片里黑暗的部分代表一个小孩子,他受尽惊吓,他经历了一段悲惨的遭遇,那便是我的童年。” 当我发现自己是H.I.V. Positive,仿佛淹没在水里,并且无人能够就你。但一旦你想清楚了,世界就会变得澄明清晰。你可以再度接受你自己。 这个项目不是要为了拍下照片,它要让人们发出声音,指手画脚的摄影老师消失了,这其实不是“摄影”工作坊。 Through Positive Eyes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学员一起进行图片编辑,这是借助照片让大家袒露心声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其中有位学员在放映照片的时候把一张照片快速放过去,他说那是一张测试照片没什么意思。但其他人都觉得非常好,认为这是他自己内心的一种自然流露。最后,这张照片被放进了最终编辑: 是的,我是H.I.V Postive,但我还是其它,我是一个同性恋,我是一个父亲,我是一个祖父,我是一个丈夫,我和我的那一半一起生活了18年。在我的这么多身份里,H.I.V只是其中的一小点。(摄影者本人是之前是一个游泳选手) 我和木兰活动中心合作的让影像发声活动,上周志愿团队去了第五次。实话说,真有点儿疲惫。我有点儿迷失,不想再重复之前的“快乐摄影”模式,但似乎又找不到什么方向。这个项目给我一些触动,我隐约感到自己应该做更多基于影像但又超越影像的事情。 这篇文章写给跟我一起苦苦地顶着烈日去做工作坊的朋友,打破自己狭隘的观念去交流才是最重要的。我不希望工作坊最终出来的还是一堆“好”照片,我认为那才是最坏的结果。           (…) Read more

让影像发声:与NGO合作出版画册

摄影师周仰一直在拍老年人,从英国拍到中国,拍自己的家人,也拍别家的老人。主题虽然在延续,却有好几条线索,而且拍摄方法也随之有所变化,比如拍自己的外公外婆,很敏感很小心;拍英国老年公寓里的人们则很直接。 周仰的照片在photo camp上放过,除了视觉表现力还不很成熟,大家觉得她的拍摄过于委婉,似乎并未真正理解“老年”这个话题之沉重与残酷(当然,周仰也许会反驳,我就是要表现他们的另一面。其实要是不知道老之残酷,恐怕也不能理解那一面之珍贵)。 在她所有关于老年人的报道中,我最看重她和“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这个NGO组织合作拍摄的老年人,这又是另一条线索,是从公益的角度出发,把自己的照片还给这些老年人。这正是我们一直试图提倡的“让影像发声”的工作思路,照片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传播,为了唤起公众对所拍摄社会问题的关注。 前段时间又收到周仰寄来的小册子,这本《日托》是她和NGO合作的成果,能够以影集的方式将摄影师的作品展示出来,而且同时还能对公益组织“有用”,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合作结果。周仰怎样做到的?我请她写了一篇小文章,兴许对也有同样想法的朋友有启发。 关于画册《日托》 周仰文 说实话,回到上海之后继续关注老年人的话题,可以这么快就做出一本画册,我还是挺惊喜的。在英国拍摄毕业作品时,我的几个同学都是与各类NGO合作而完成了拍摄项目,我自己也联络过一个相关NGO,不过对于国内也有这么多方方面面的民间公益机构,倒真是没有想到。 2010年末我确定留在上海工作,于是开始计划在这里继续拍摄老年人,便通过一个朋友与“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接上头。第一次与他们接触是2010年圣诞,他们在浦东新区的某个养老院为老人们举办圣诞新年联欢会,把一些小学生请来表演等等,感觉似乎与一般的社区献爱心无异。后来在沟通中了解到,养老院的活动并非他们的主业,很快他们将承办一所老年日托所。这种类似托儿所的场地让能够自理的老年人白天不至于独自在家空守电视机,还有社区员工进行照料、提供午餐。这样的形式本身对我来说就比较新鲜,而手牵手还要对他们进行艺术舒缓治疗,让我更为感兴趣。在拍摄许可方面,我们几乎一拍即合:他们的日托招收的是社区当中可以独立生活、白天子女又不在家中的普通老人,非常符合我所想要拍摄的最普遍、最不被关注的老年群体(毕竟特别穷困的个案还是会得到媒体关注的);而机构也希望被记录以及使他们的理念得到传播。因此,2011年4月日托开张之后,我就开始每周去拍摄。我在用中幅拍摄自己想要的画面之外,也用数码为他们做活动记录等,并及时发给机构供他们使用,而对于我自己的拍摄项目,机构则并没有过多干涉。虽然个人与机构在感觉上是不对等的,但我们其实是平等而互相尊重、互相认可,这也是长期合作的基础。 令我惊奇的是,在这个集体场合中,老人们对于“被拍摄”并没有太多顾虑,我从一开始就被接纳了——他们非常愿意与年轻人接触,即便真正的交流不多,他们也愿意对每一句问候每一个微笑报以拥抱。在接触他们之前,我未曾想到,东方人也会以拥抱表达情感。或许他们把我当作手牵手的一员,又或许认为我跟手牵手的几个员工一样,都代表了社会爱心,不久我们之间就很熟悉了,他们甚至会每周期待我的探访。 至于他们到底怎样认识我的身份,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了。拍摄应该说是很顺利,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次一位老人对我的镜头摆手,但后来她却是最欢迎我的那几个之一。或许那次她只是身体不适。 虽然客观条件很让人乐观,但最初的几卷我并不太满意,那些日常的、兴高采烈的画面中总感觉少了些东西。直到拍了四五卷后,终于一张两位老人坐在椅子上做手指操的画面,让我意识到,感觉来了。这个画面与另一张——一位老人做在椅子上双目微闭——的画面成为后来《日托》画册的主基调,一种日常的又带有白日梦性质的感觉。正如我后来在画册后记里写的,“ 他们挂得整整齐齐的小毛巾,色彩粉嫩得真如孩子一般;他们同青少年一样谈论自己晚上看的电视与八卦——他们在这个集体情景中表现出欢乐和活力。我并无法断定或许他们这些积极是一种集体催眠。但若是可以让他们在漫长的白日时光中忘却老年带来的烦恼和困扰而投入到这样的乐观情绪中,也真是一件好事。” 我忘记了最初为何会起意把照片做出一个画册,但是事实上我们2011年8月就开始讨论这事,还制定了工作计划表, 我甚至还给“手牵手”的老大布置写前言这项作业。 后来计划的日程一拖再拖,却让我有机会不断加入最新拍摄的照片。我知道画册的印刷资金是由日托所在的街道出,所以做好了最大程度妥协的打算,但奇异的是,照片的选择、画册的尺寸等等都是我独自决定,直到12月我才第一次听到了街道的意见:整个基调不够阳光、不够温馨,缺少笑脸。 一度我以为这个计划要搁置,或者我们不得不做两个版本,但后来与手牵手的几个成员多次协商讨论,终于想到了一个非常艺术的方案,在维持照片选择不变的前提下,给画册加入富有童趣的插画,从而达到阳光温馨的效果。而这个方案后来也得到了街道的赞赏,最终成为大家眼前的画册。后来有人问我,在原有的画面上添加这些插画,是否让我感觉原创性打折。但,任何合作都必须在明确底线的情况下有妥协精神。当机构老大说,“我理解你作为摄影师想要呈现这些日常状态的初衷,但是作为机构作为街道,还是希望这个画册基调更积极一些”,既然大家的目标是把画册做出来并且最大程度做到艺术化,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宣传品,那么作为一个合作者,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改动呢。何况,这才是一个开始呢。

让影像发声:给你讲一个她的故事

今天刊登一则小图片故事,作者是我们本次让影像发声与她同行工作营的营员大猴。 从2009年开始,我在1416教室陆续开展和公益组织合作的“让影像发声”系列活动,希望搭建桥梁连接摄影师和公益组织,让社会纪实摄影为现实的改变做出切实的帮助。让影像发声活动一路走来,诸多艰辛,好在还在坚持。 做这个公益活动,我深切感到社会节奏变化之快,以前工作营招募总有不少报名,这次则寥寥无几;即使参与者,因为工作繁忙,要他们再腾出时间花几个小时跑遍北京拍照,连我都感到心疼。(下面这个故事,大猴同学在两周内跟拍了被摄对象六次) 原本工作营计划以为合作公益组织制作一张海报为结束,但大家都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又因为我们今年一整年都会和木兰合作,所以,只把大猴的照片先拿出来见人,剩下的还在完善中。 摄影/大猴 胥红佳,2006年带着儿子来北京打工,现在昌平区东各沙村一家木门加工厂打工生活,儿子同姥姥在隔壁村子上学生活。红佳会每周五去学校接儿子回来一起渡周末。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三年。 在 木门加工厂每天工作大约9、10个小时,工作环境较差,她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并负责每天给大家做饭。透过我的镜头,我看到一个乐观坚强的女工,在这样的生活工作之中红佳还加入了木兰社区文艺队,利用晚上工作结束之余的时间去排练歌曲,她说虽然现在每天都很累,但是参加木兰的活动认识很多的姐妹让她开心。

寻求相机支持,让影像的声音再大一些!

几位女工在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听老师在讲表演的注意事项,她们要参加木兰为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晚会走秀节目。 Ofpix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让影像发声工作营活动,主题是关注城市女工,除了和公益组织合作,帮助摄影师去了解女工群体的生活,用影像为他们发声,我们还会和木兰文化中心展开一个女工影像发声的项目,在北京设置三个工作站,对在京打工的女性进行摄影和视频拍摄的培训,希望她们能基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记录在北京的生活现状,项目将持续一年。 我们现在需要六台有视频拍摄功能的单反相机提供给女工使用(或者是家用摄像机也可以),需要视频主要是考虑到它可以提供更多的影音信息,有助于让她们的故事更为丰满。 如果您有闲置不用的器材,或者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路径,请联系我们。您也会成为我们项目的成员,我们会赠送女工的照片并及时通报项目进程。(邮件ofpixcamp@gmail.com) 以下是让影像发声工作坊的成员廖璐璐目前拍到的两位女工故事,它将有助于帮助您了解我们这个项目的情况。 在木兰社区活动中心,胥红佳为三八节晚会模特秀展开排练。对于她来说,去木兰参加各种活动,是她在工作之余最放松,开心的事情。 80后的胥红佳来北京3年了,现在在东沙一个木门加工厂工作。 每天早晨起来给工人们做饭,红佳的一天从此开始。 加工木门最难的工艺是喷漆,现在红佳已经可以熟练操作。 何文琼北京已经11年了,做过很多工,干过保洁、超市销售员卖蔬菜、水果、开过电梯、给别人家里做给饭。 何文琼有两孩子、都是男孩,靠打工谋生,养父母、孩子……这一切,让生活压力重重。 何文琼很爱笑,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开心果”,从她的手上我们能了解她工作的艰辛,以及同时存在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以上这两张照片是红佳和文琼穿着木兰淘宝店的服装,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木兰要上线的淘宝店当模特。 你愿意为她们提供帮助么?我们期待着!

WorkCamp6招募营员:让影像发声,与她同行

女工胥红佳,她在一个木门加工厂工作,正在给其它工人做饭。摄影:廖璐璐 工作营目标:与公益组织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合作,记录城市女工的生存状态,用影像帮助她们发声。 让影像发声工作营是ofpix的公益工作坊,已经举办三期,着重探索摄影师和公益组织合作的路径和方法。我们提倡这个理念是因为和NGO/公益组织以及其他一些慈善组织合作,摄影师能够更快速地切入自己的拍摄主题,理解拍摄项目的内涵,并借助公益组织的传播平台让照片传播至特定受众,使其发出更大的声音,最终使被摄对象受益。 在前几次工作营的实践中,摄影师、公益组织以及工作营这三方,缺乏一定程度的磨合,时间又非常仓促,从而影响了工作目标的实现。这次我们做了一个改革,只选择木兰社区活动中心一家作为工作营的合作对象,并以关注城市女工为主题展开拍摄。 我们将和公益组织一起讨论选题,拍摄女工的故事,初期成果会制作成公益海报。工作营结束之后,还会遴选三位摄影师,给予小额资金支持(每人一千元的交通补贴)和拍摄技术指导,帮助他们和木兰展开长期的项目合作。 让影像发声工作营是免费的,摄影师志在帮助社会,我们也愿意为这些做公益活动的摄影师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影像真的在发声!上次让影像发声工作坊的的成果,给公益组织制作的海报,除了在奇遇花园咖啡做了小型展览,还在公益组织募捐筹款的时候派上了用场。 WorkCamp6 让影像发声3月23日开营,地点在北京,计划招募6名营员。 申请方式: 1,请将您的个人作品集和简历发送至 ofpixcamp@gmail.com,截止时间 :3月15日。 2,作品集不少于20张。如果您是空白的,没有作品,就谈谈您参加活动的动机吧。 3,WorkCamp只面对北京的学员 让影像发声工作坊的营员聚会 WorkCamp6 让影像发声工作计划: 第一次集合:时间:3月23日,晚六点半 讲座:《理解社会纪实摄影》,讲座人 任悦 讲座内容:社会纪实摄影的发展历史,脉络,拍摄方法,与NGO组织的合作,基金申请 讨论:摄影师将获得本次合作的NGO组织的相关介绍,讨论可能的拍摄方案。 摄影师一起观看之前让影像发声工作营的作品,讨论可能的作品推广方案 第二次集合:时间,3月24日,晚六点半 讲座:《城市女工的生存状态》,讲座人 木兰社区活动中心负责人 齐丽霞 讨论:与丽霞一起讨论你的选题,讨论可能的拍摄方案,以及如何推广这些照片。 第三次集合:时间:4月13日晚六点半 (…) Read more

让影像发声(八):留下物证

终于得到一位我喜欢的摄影师的消息——Ziyah Gafic,他的新书:“Quest for Identity” 最近刚刚出版。 第一次看到Ziyah Gafic的作品是在荷赛大师班的画册中,他报道了波黑战争之后对无名尸骸的鉴定和辨认。这场战争后有2万具无名遗骸身份得到确认,但仍有上万人去向不明。Ziyah的照片有着鲜艳的色彩和明亮的色调,与故事的悲剧色彩形成反差,画面很宁静,感觉就好像暴雨过后刚刚晴天的那短暂一刻。 这组报道是作者2001年荷赛大师班的作业,使用中画幅相机做报道摄影,在当时还不多见。 12岁到16岁,Ziyah Gafic的生活在萨拉热窝的战火中度过,随后他开始拍照。他说自己一直避免直接拍摄战争和战争带来的灾难。因为这些故事并不能告诉人们战争的真相,“我从不相信那些高声呼号的照片,恐怖的图像,我想要的是轻声低语的照片,这比起大喊大叫是一种更好的传播信息的方式。” 为欧洲和美国的杂志做了多年的新闻报道之后,2008年,Ziyah Gafic对这种报道方式产生了厌倦,对自己作品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在他看来:“他们很快就淹没在信息海洋中。” 随后Ziyah重拾了当年的项目,这一次,他希望将自己的照片落到实处。没有任何特别的摄影技巧,他与公益组织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Missing Persons合作,翻拍人们的遗骸和遗物,这些照片构成的是一份有关战争的物证。 每一次拍摄都如同工厂里的流水线作业,助手把遗物的包裹打开,拍摄包里的每一样东西,然后记录包上的编码,以及每样东西的名称。这样观者能够通过照片准确找到遗物所在的位置。这些照片也将放到网上,供失踪人口的家属浏览查询。事实上,在Ziyah做这项工作之前,人们必须到现场才能认领遗体。 在公益组织的支持下,Ziyah的拍摄已经将近三年了,他说自己的拍摄风格变化很大,过去的职业生涯中,他全力就是为了拍摄情绪化的照片,而现在他则抛弃所有的感情,以一种医学的态度,异常冷静地去面对被摄物,在物体和观者之间是一片空白,也因此没有任何打扰。 作为物证的这些照片,除了帮助亲人寻找失踪人口,它们同时也是有关一场战争的物证,记忆可能逐渐衰退,它们仍然在那里。 波黑境内的埋人坑,仍然以平均每月一个的速度被挖掘出来,Ziyah Gafic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本文编译自PDN,请点击原文看更多信息。

在北京旅行

刘湘 秦志豪  孙瑞卿   木兰花开社区文化中心 夏令营 营员 有的时候,我也怀疑自己这样做是否有意义,尤其是拎着几本明信片,小册子,之前工作坊的照片,访问不同的公益组织,一遍遍和他们讲活动的目的,展示可能的结果,这个时候,我总是觉得自己像一个不太高明的推销员。 这是我的暑假,不少人都问我,为何不出去旅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可能无法解释自己不喜欢旅行的原因。我想,这充分暴露了我对周围环境的失望,因为每一次外出,就好像站在苏州桥底下,看右转车道上却是一辆辆疾驰的左转车,它们对规则的无视,急躁,坦然地为自己寻找便利,暴露了太多人的生活心态。经过嘈杂的旅途,你还能欣赏目的地的美景? 我实在缺乏出门的勇气,我希望和世界的距离能缩短到从家门到教室。而这个夏天,因为工作坊的缘故,我却不得不在北京四处行走。 我用了“旅行”这个词来形容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在北京的经历,这似乎有些夸张,但北京的庞大远非你想象,我从这个城市的南城边缘跑到北城边缘,无论是苹果园还是北七家,它们都如同一个自己的城,与周围世界完全不相称地繁衍着,且热闹无比。 其实我更想用“旅行”来形容我见到的那些人,他们都是不期而遇的旅伴。在做过两次“让影像发声工作坊”之后,我有些受挫,让摄影师和公益组织接驳,阻力重重。这一次,我想和合作的公益组织聊一聊,看他们究竟有怎样的需求——这就是文章开始的那一幕。在我敲开他们的房门之前,我有一点点沮丧,缺乏自信。 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你必须熟悉一种眼神,是从权力、地位和交往的目的出发的一种打量。但在几家公益组织,他们却都只是以看一个“人”的目光来看你。这种注视之平淡兴许能够激怒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不过,对我来说,却一下子让我找到了交流的频道。 我做这个事情,让摄影师和公益组织合作,并非是要去实践某种“人文关怀”,我真不喜欢这个说法,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理应被关怀的人群。浑身都是缺陷的我们,在生活中同样处处碰壁的我们,如何能够确定自己不是那个应该被人文关怀的对象? 我喜欢这些公益组织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都在推翻我们对所谓被关怀对象的假想,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自我认同。 在我们的时间里,拥塞着太多的事情,它们被遗弃的速度也飞快。有很长一段时间,恶行和丑事,让我愤怒,而它们一次又一次被纵容让我感到的绝望。但是,你的叫喊却总是如同和一整片黑夜去搏击,甚至找不到一个有形的敌人。 后来,我发现最能直接找到的一个“敌人”就是我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也被这个黑暗的世界吞噬,自大,骄傲,忽视自己的家人,朋友,谎话连篇,在叫嚷着这世界需要人文关怀的时候,我们也在在失去关怀的能力。 我真感激这次在北京的旅行。关于这些公益组织,在我敲开他们的门之后,他们其实都有些诧异,但他们认真平和的倾听,让我们最终还是找到很多一起可以做的事情。 参加这次活动的九位营员,他们各个不同,每一位都让我尊敬——这可能和昨天晚上聚会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批评并不一致。其实我是不想告诉他们,能和他们一起工作,是一种多么难得的机缘。(我总觉得,当面说这些话,实在太煽情。) 工作营的授课已经告一段落,我们还会再工作两个星期,完成各自的一些阶段性拍摄,并准备给大家做一个汇报,那也将是我们的期终作业。 这个夏天在北京,我遇到的这些人,尊重我的人,帮助我的人,站在村口望我很久的人,工作营下课对我说谢谢的人,一起争论拍照工作的人……他们让我的旅行不那么提心吊胆,让我对面对黑暗有了些希望。我兴许会爱上旅行,这也说不定。

让影像发声(五):我的镜头记录着我的乡愁

50位大学生,4个月的时间,430张照片,河北大学新闻学院教师王贺新带领他的学生,试图用相机来回答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中国当下的农村生活究竟是怎样? 这个活动的另一重意义在于,从学校到家乡,他们有着外来人的角度,但同时又保留着里面人的态度,这些观看不是一个所谓“摄影人”的观看,他们对逐渐陌生的家乡的凝望实在且淳朴,这些并不熟练的摄影语言,却最终使得我们得以透过摄影(忽略摄影)窥视时下的乡村生活。 2010年7月29日,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老庙营村神树底下,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摆放着小孩儿的玩具。拍摄者:河北大学工商学院09级新闻传播学  崔先伟. 我的镜头记录着我的乡愁 王贺新 2009年底的时候,听到师弟家房子差点儿被强拆的事,第一次那么切近地感受到强拆的霸道。当地补偿额度每平米只有两百多块,而购置统一建设的新房则需要两三千每平米。师弟跟我同龄,硕士研究生还没读完,本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却发现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这种无力感我能理解。当年回农村老家过年时得知,我的老家也要进行合村、并村改造,而且相邻一个县已经开始进行了。在邻县的大学同学给我讲了他家院子里的围房如何租给哪些房子被拆的人,房租定价如何被周边房主任意抬高。当我跟家人说起房子千万不能拆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土地是国家的,国家统一规划的,你不拆怎么行呢?这种深入骨髓的权利无意识让我倍感无奈。 2010年8月3日,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午方村一位八十多岁老人家里的照片。拍摄者: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9级新闻传播学类 郭鑫 我记忆深刻的是,上中学的时候,村里做小康村试点改造,为了拓宽村里的路,包括我们家在内的很多家的院墙、甚至房子都拆掉了,一时村里凌乱不堪,但没过两年,水泥路面又覆盖上了厚厚的浮土,种植的柳树也是半死不活的样子,枝条就像营养不良的小孩儿的头发,胡乱地枝杈在那里。生活方式不改变,只是外在的装饰性改造,怎么可能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师弟的遭遇、早年的记忆和我回乡的切身感受让我如芒在背,如鲠在喉。离家十年,那个给予自己奋斗的动力和归属感的家却是如此脆弱的存在,面对高昂的城市房价,还未在城市安下家来,乡村的家又面临拆除的可能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是被悬置在空中的,回不去村,也未完全进城,这或许是每一个第一代进城农民的尴尬和焦虑。 农村生活究竟什么样,农村自身是否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城市化的推进究竟带来了何种影响? 我能做些什么呢?作为一个新闻学院的教师,相信传播带来共识的力量,路径依赖性地想到了媒体。而作为一个知识人,必须有超越个人得失的情怀,有专业知识的支撑。我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媒体有关农村拆迁的种种报道,但是很显然,新闻价值和当下传媒的角色使然,媒体能够呈现的要么是拆迁引发的冲突或自焚,要么是精英化的政策分析和解读,还有就是作为愚昧代表和娱乐对象的农村,农村生活究竟什么样,农村自身是否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城市化的推进究竟带来了何种影响,自上而下的政策是否适应农村的生活状态,从媒体上,公众缺乏基于现实参照的了解和理解。 2010年07月24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郭家窑村村委会原址唯一一间仍在使用的办公房间,现在主要作为广播站使用。拍摄者: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9级新闻传播类 李彦萍 基于一种底层立场,我相信让公众了解事实会带来印象上、观念甚至行动上的改变,而外在于媒体逻辑的纪实活动,也许能够修补媒体的偏向造成的刻板印象。作为一个新闻摄影教师,从开始学习摄影的时候,我就相信影像本身的易接近性和在场性会丰富人们的视野和体验,从而带来改变,而后来的学习也发现,影像在众多的社会运动中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或许,对乡村的影像记录能为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留存一份影像档案,为人们提供一份现实的参照。这个想法得到了陈卫星教授的肯定和鼓励。如果说信仰是为了找到生存的理由,那么,行动的前提则必须找到它的价值方位。当你找到行动的价值所在的时候,也就锚定了行动的方向,剩下的就都是操作性的问题了。 2010年7月26日,农忙时节,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桃江乡水西村,一户人家全家出动收稻谷。拍摄者: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9级新闻传播类 王蓉 这不是乡村风光和景观猎奇! 河北省每年暑假都会举办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以专业的方式介入社会实践,不仅具有训练技术能力的价值,更具有我们这个专业伦理皈依的公共关怀的价值。但是要操作一个活动项目,又要从专业角度切入,必须找到相应的方法论和执行的方式。首先,对农村的理解性拍摄必须具有同情之理解的文化背景、比较的视角和问题意识,是一种视觉人类学意义上的影像记录,而不是乡村风光和景观猎奇;二是必须解决摄影的技术性操作和艺术性表现的问题;三是要解决设备的问题;四是如何监督执行的进程;最后是如何对外传播。 2010年7月31日,邯郸市曲周县后王庄村,6岁的孩子正在妈妈的帮助下学骑自行车。拍摄者:河北大学新闻学院07级新闻学 高立乔 2010年8月5日傍晚,河北省邯郸市邱县波流固村,一位村民一面给庄稼打药,一面在听在外打工的儿子给她买的MP3。拍摄者:河北大学工商学院09级新闻传播类 张卓 通过河北大学新闻学院团委,我们征得了有符合传播技术质量要求的相机,同时在村镇长大或有长时间村镇生活经历的同学,解决了设备和文化背景的问题;这些学生来自13个省,涉及到乡村的层次有乡镇和农村,而农村的类型又有经济发达程度的差别、地域资源上的差别和与城市关系上的差别——如城中村、紧邻城市的农村和偏远农村等,活动范围有了相当的广度,当然,就人类学的调查而言其实不在于范围的广大,而在于深入的程度和细节的解释力,但这种广泛会呈现乡村文化的多样性;我们组织了专门的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摄影技术,对城市化问题的理解,视觉人类学的方法论,新闻摄影、纪实摄影的典型案例,摄影专题的编辑技巧等等,还让学生做了初步的拍摄计划并讨论了各地的文化差异以增进学生对自身文化特点的认知和理解;对于执行的问题,我们建立了飞信群和QQ群,以保障交流的畅通,督促学生拍摄,也便于随时解决学生拍摄中的问题,而且对于拍摄的时间进程进行了设定,何时上传群空间、何时讨论、何时上传专题等等,以便把握整个活动的进程。 现实远比我们的概括要丰富、细腻的多 暑假归来,我们再次专门开了如何选择和编辑照片的会议,再次收集整理大家的照片,并进行了专题的分类和文字说明的编辑,最后通过搜狐博客进行网络发布,由搜狐网站的视觉联盟进行推荐,到2010年11月8日,恰巧是中国记者节,我们50位同学,用了4个月的时间,最终发布了430张照片。这四个月的时间里,真是痛并快乐着。从这些影像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村的生活形态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是基于家庭内部分工的,现代的分工开始渗入农村形成一种家庭自给与现代分工对接或混沌共存的状态,而外在主导的一些急剧城市化并不完全符合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状态,出现了城市化和乡土生活的冲突,并形成了戏剧化的景观。当然,这只是非常抽象化的概括,现实远比我们的概括要丰富、细腻的多。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摄影活动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调查,只是人类学意义的场景、关系与细节的描述;画质和视觉表达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至少是一次以专业的方式努力接近国情的尝试,也是一群新闻学子用专业方式关怀社会和介入社会的开始。 2010年8月15日,河北省邯郸市邱县波流固村,正在晒麦子的老人和玩耍的孩子,他们身后是村子里的小广场。拍摄者:河北大学工商学院09级新闻传播类  张卓 2010年8月26日,河北省邯郸市邱县波流固村小学,校门口迟到的学前班新生和送他上学的妈妈。拍摄者:河北大学工商学院09级新闻传播类-张卓 寒假期间我们的活动仍在继续,学生自己编辑出来的摄影专题正在网上发布,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活动继续下去,也希望得到更多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 Read more

让影像发声(四):一份摄影手册

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后,我和网易合作,把一批傻瓜相机交给了汶川当地的居民,让他们拍摄自己的震后生活。这些照片后来在平遥展出。(点击这里去看《拒绝旁观,50名汶川人拍摄的震后影像》) 在我看来,这种类型的活动不会因为它已经被用过很多次,似乎已经缺乏了某种“艺术性”而被抛弃,也不应该被随意使用,当作一个有趣的吸引人眼球的游戏。 “把相机交给……” 这个句式背后代表着一种赋权——让弱势或者边缘群体有发声的渠道,它同时也是一种心理疗伤——让受到伤害和忽视的人们,可以借助摄影带来的拥有感,以及简单的艺术表达,平衡自己的心灵。如果要达到以上这些目的,活动的组织者就不能简单把相机送出去,然后等着收照片。应该让活动参与者了解摄影,并在活动结束之后,和他们一起评价照片。 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在做汶川项目时候撰写的一份摄影手册,这个手册和相机一起发给了每个活动参加者。从最后得到的照片来看,这种简单的指导,对参与者了解摄影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有哪位朋友要实施类似的项目,可以拿来参考。 (又,这篇文章是“让影像发声”沙龙的第四篇文章,在这个系列里,我们关注那些用照片帮助人的摄影师和他们的故事。欢迎投稿) 摄影帮助手册 摄影是简单的/摄影是一种表达 /摄影就是把镜头对准你的生活 欢迎你参加这个项目! 1,    我们很期待看到你的照片。 2,    希望这台相机能给带来快乐。 3,    不要担心拍不好,尽管去按快门 认识你手中的相机 1,    这是一台全自动相机,除了装卸胶卷,你在拍照的时候只需要按下快门 2,    这是一台胶片相机,胶卷可以让你的照片有更好的质量——我们期待在展览中展出你的作品。但是胶卷非常惧怕光线,这就是说,在拍照的过程中,相机后面放置胶卷的地方不能打开。 3,    这台相机有一个闪光灯,是用来对付光线不够亮的情况的。当相机发现光线较暗的时候,它会自动补光。 4,    相机顶部有一个按钮,当你看到希望记录下的场景,请毫不犹豫地把按钮按下去。 5,    相机上有一个小窗口,只要是透过它看到的场景都能够被记录下来。 了解摄影 1,    摄影就是捕捉影像,把我们喜欢的事情用照片保存下来。 (…) Read more

让影像发声workcamp征募一枚摄影师

去年底做了第二个workcamp,是公益主题的,也是“让影像发声”系列主题活动的一部分,一直还没有来得及和大家汇报情况。主要原因是摄影师的作品都没有做完,正好赶上过年,我们就延续到这个春天开始之后再收尾了。 《将逝的村》李智 摄     合作公益组织   同心希望家园 2010年 “让影像发声”是2009年我们在奇遇花园咖啡馆做的一个主题为“公益+摄影”的小型摄影研讨活动,中间有三场讲座,另外还有四个摄影师实验性地和四个公益组织联合,从公益组织的关注点里切入,拍摄一组图片故事。 邢江  摄影     合作公益组织    花旦工作坊 2009年 到了2010年,“让影像发声”这个活动,一方面在线上举行摄影师和公益组织合作的经验分享,另一方面则融入了“workcamp”公益工作坊。在工作坊中,我们利用三个周末给摄影师做了三场讲座,邀请公益摄影师刘浚来分享经验。工作坊期间,对摄影师的照片进行逐个点评和编辑。参加的摄影师有9位。不过,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有些摄影师退出了,这比较令人遗憾。 办一个活动蛮复杂的,即使是不到十人的微型活动。詹老师每周都在繁忙的周末给工作坊腾出一个专门的空间,刘浚分文不收跑来讲座,而吴育琛则做了很多工作坊的杂事……这不是一个感谢贴,写跑题了,但新春再度启动这个工作坊,还是蛮感慨的。也希望参加的摄影师能珍惜这个机会,可以提意见,但别轻易放弃。 工作坊最该感谢的还有朱朱,她负责了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联络公益组织。向公益组织推广纪实摄影的理念,让他们接受我们的操作方式也并非容易。朱朱是我们的亲善大使。最近她又发来邮件,现在有一家公益组织很乐于参与我们的活动,因为已经错过了工作坊,我就在这里招募一枚摄影师,以后这种招募也可能不定期会出现,就让这个活动细水长流。 公益组织: 乐龄合作社,地点在北京 公益理念: 乐龄合作社 成立于2006年底,是一家针对中国老龄化问题,致力于推动中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民间公益机构。2008年底注册成立北京乐龄老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机构愿景:让老人在家中享受乐龄年华。机构使命: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致力于改善居家老人的生活质量。 让影像发声征募: 一位愿意关注老年人的内心,关注有关老人的细节故事,比如:老年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彼此那种看得很开又和生死相连的情谊故事,关注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养老问题的摄影师。 杨天乙导演的纪录片《老头》 参加活动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1,报名(请发邮件到ofpixcamp@gmail.com,提供您的20张作品小图,或者作品链接,提交一份为何要参加这个活动的阐述,提交一份个人简历),从此帖开始,报名有效期是10天,下周日截止。 2,入选后得到指导,并协助摄影师联系公益组织 3,加入参加让影像发声活动摄影师社区,一起讨论照片 4,完成的照片在1416教室公布,并一起寻找媒体发表途径。 5,摄影师作品的公益性体现在: a,通过影像报道促进社会对相关问题的关注。 (…) Read more

让影像发声(三):这台相机是你的,拍你想拍的吧!

几个志愿者把一些胶片傻瓜相机带给云南一所边远小学的孩子,他们开设摄影课堂,让孩子透过取景框来观察世界。 并非只是把相机当做玩具,他们非常用心地启发孩子观看生活中所热爱的人,事,物。 “这台相机是你的,拍摄你想拍的吧!”我能想象,这个小小的特权给孩子们带来的快乐。 这篇文章是“让影像发声”沙龙的第三篇文章,在这个系列里,我们关注那些用照片帮助人的摄影师和他们的故事。 作者:Velma Cao 2009年,我带着5台胶片傻瓜机,39卷胶卷,来到云南迪庆州维西县叶枝镇同乐完小。 受Zana Briski 拍摄的纪录片“Born into Brothels”(贫民窟里的小小摄影师)以及之后她创办的“Kids with Cameras”公益组织的启发,我也决定在支教的短短几天中,教会孩子使用相机,让他们记录自己的生活与身边的人。 “真想开心地到处拍照” 第一节摄影课是在8月8日。我拿出事先打印好的将近六十幅照片,这些照片是Zana在印度红灯区教那里的小孩拍摄的,因为他们与同乐完小的孩子们年纪差不多,也一样生活在贫穷且缺乏教育资源的状况下。 我让孩子们自己把照片先贴在教室的墙上,希望他们能够动起来,并且从一开始就能与照片有种亲密感,而且同学之间的互相走动互相交流手中的照片也能够促进大家对相片的关注与意见沟通。 照片贴完之后,我又要求孩子们继续走动,仔细地观察每一幅照片,并且写下“最喜欢的”、“喜欢的原因”以及“如果自己有机会,将希望拍摄什么内容”这三个问题。大多数孩子非常活跃,但是仍然有一些孩子(特别是女孩子)非常腼腆,只是在自己的座位上前后左右地看周围的照片。 小纸片收上来之后我发现,最受欢迎的一张照片的内容是小兔子,其他受欢迎的大多也是动物类题材,因为当地人家每户都养了许多动物,孩子从小就接触小动物,与自然也就愈发亲近。在孩子们交上来的反馈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孩子的答案,他最喜欢的照片是一棵树,因为“它会自己长大。”也有一位女孩子,在答案后面也加了一句“真想以后能像姐姐开心地那样到处拍照。”之后从校长口里了解到,这位女生是5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在我们走的那天,她也从家里带来了梨子、苹果和刚摘下的新鲜核桃给我们吃。但她很腼腆,从来不与我们说话。 去他们认为最美丽的地方 照片欣赏完之后,我把孩子们分成5个组,让每个志愿者带领一个小组,用自己手上的数码相机来让孩子们尝试拍照。有四个组的活动都在操场上进行,但是孩子们对画面的把握还是不太好,最后甄选出的照片质量都非常一般。而另外一个组,去了田间拍照,孩子们很开心,在田里的时候比课堂更加活动。因此在第二次上课时,我就让孩子们带领自己队的志愿者,去他们认为最美丽的地方。 在第二节课田野活动开始前,我先给孩子们说了前一天的作业情况,并且将颇受欢迎的几幅照片都再一次给孩子们展示了一遍。原因在实战拍照前,若是能看到几幅优秀作品,将多少有些启发。展示完之后,我就给孩子们演示了一下胶片相机如何装胶卷,如何拍摄等问题。 孩子们学习的速度非常快,在第三节课刚开始的时候我让他们自己装胶卷,来测试他们的学习效果。班上大多数的同学都举手希望能够自己来装,并且有很多男孩子都跑上讲台来抢,并且装得也是非常好。不过,上这次课的时候,我们一行7人都已经累趴了,因此部分出于偷懒的原因,我决定让孩子自己组队去进行主题拍摄。我给他们的主题分类有“大人”、“小孩”、“植物”。非常遗憾的是,我当时头脑不清醒,竟然忘记了“动物”这一项最不该忘记的。 虽然只有3节摄影课,但是作为一种教育的尝试,通过摄影的方式来发掘孩子对外界的观感表达,它是个极好的媒介。我并不认为某些城市里普及的多媒体能够真正对教育的效果产生积极作用,这里的孩子们学习资源极其缺乏,再加上政府对此投入不大,所以以摄影来激起孩子的好奇心与热情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学习途径。 “我也要一台照相机” 支教完成之后,我们还分配了7台机器(加上我自己带上的一只胶片傻瓜机和一只数码机)给了比较有摄影天分的孩子拍家庭生活,要求他们于约定的时间地点返还。当时分配相机的时候,我尽量在私下单独跟有任务的小孩交代,但是其他的孩子们见到相机都非常激动,都会凑过头来,其中也有许多非常希望得到相机的孩子不能如愿以偿,这让我多少都有点沮丧。 有一个小男孩从二楼往一楼喊住我,让我给他一个相机,我把自己的数码相机给了他。在借给他的两天中,我还时常担心收不回来,因为他家非常远,而且也没有电话。但是最终他还是非常准时地归还了相机。照片冲扫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孩子们拍得最好的还算是动物,还有家人朋友。 每个孩子上交的照片内容都非常不同,每个孩子的生活是不同的,观看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些都能够从他们的照片中略知一二。 照片成了我与他们对话的方式 这次山村授课让我明白了照片的力量何在——它让拍摄者用一种平等的眼光来观察身边的人与景,置身世外地来体验生命。我也看到了生活在闭塞的山区的孩子无穷的想象力,照片成了我与他们之间对话的方式 (…) Read more

让影像发声(二)村里来了照相馆师傅

这是让影像发声系列沙龙的第二期,在这个沙龙出场的摄影师,将会和我们分享他们如何用照片帮助他人的经历。也欢迎你发来自己的故事。(ofpixcamp#gamil.com) 获得一张照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事。而对于那些生活在偏僻的乡村,家庭成员分散四处打工的农民家庭来说,一张家庭合影却仍然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2008年,就要从大学毕业的李英武想到自己的老家湖南四处看看,与此同时,他还想为接触到的老乡做些什么,对于这个学习摄影的年轻人来说,当一个临时的照相馆师傅似乎是最为合情合理的工作。 那年春季前后,他给150户人家拍摄了家庭合影以及老人的“老相”,这些照片让居住在偏僻地区,通车非常困难的普通乡村人家惊喜不已。 下面就请李英武“图解”一下他的乡村照相馆师傅的经历, 这里没有那种集中的村落,从一户家庭到另一个家庭往往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岔路口的界碑,以前的碑都雕刻得很精致,现在由于家里只剩下老小,没法花很多的精力来雕刻,仅能识别而已。 一位老人翻出他们家的相册给我介绍他的家庭成员,基本上每家都有一些相册,但由于年头久远,有的照片粘在相册里都已经模糊了。 这就是我的摄影棚——往往需要通力合作,因地制宜。 由于前一天晚上下了点雪,我必须准备离开这,要不下大了就没车经过了。平时这里每天只有一班车出入,因为不能确定班车到的时间,我必须很早就在路口等着。 车开了一段时间,上坡的时候打滑,全部乘客下来拉车。我在后面推了一段时间,也拍了几张照片,村民跟我说,你就好好拍吧,到时候放电视上给当官的看看。 这是我离开的路上拍的,车行驶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面。隔很远才能看到一两户人家。 下面就是我的照相馆的来客: 我很开心,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呼吁:各位摄影师们,如果你也一不小心充当了乡村照相馆师傅,请尽量把自己拍到的照片都寄送给你的摄影对象。

让影像发声(一):在肯尼亚当义工

这是让影像发声系列沙龙的第一期,在这个沙龙出场的摄影师,将会和我们分享他们如何用照片帮助他人的经历。 去年第一次看到洪玮在肯尼亚拍摄的照片时候,就很好奇,她如何获得到肯尼亚当志愿者的机会,又如何在那里展开拍摄呢?这篇长文,她其实很早就发给了我,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它放出来,现在看来,作为让影像发声的开篇是再好也不过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沙龙来,谈谈你们和NGO,公益组织合作的经历。 在肯尼亚当义工 还记得我第一次经过贫民窟的时候,嘴巴不知觉的张大了,接我去住处的内罗毕大学AIESEC会长乔治开着车问我怎么了,我说我震撼到了,他问怎么说,我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那是我第一次触碰那么赤裸、脏乱、集中的贫穷。满地的垃圾,车在凹凸的土路上剧烈颠簸。虽然在电视上看过,直接面对的时候还是像从没心理准备一样。 那是我到肯尼亚的第一天。 我没有预料到,原来行走在贫民窟,会是以后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更没有想到,贫民窟里的花季少女,会走半个小时的路到我的住处来帮我,并对我说一句,我们这么做,是因为爱你。 1416一直有在关注摄影师和NGO合作的议题,这也是我很赞同的一种合作方式。很幸运我在2009年7月到9月间在非洲有过一段和NGO合作的经历,虽然我做得不太好,但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1.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机会的? 2009年我大三,学校有个AIESEC的分会,提供国外实习的机会,经过一系列面试和语言测试后我有了参加国外实习项目的资格, AIESEC会有个数据库,里面有各种工作机会,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叫Living Positive Program(LPP)肯尼亚NGO(当时它还是CBO)。 AIESEC主要是给学生提供平台,其实大家可以善用google,把国家名字加上CBO/NGO/NPO作为关键字搜索(如Kenya NGO),就能找到各种NGO工作机会,当然你需要有个判断。大的NGO运行规范,可能有机会和联合国之类的高端人士有接触,但小的NGO你能做的事也许更多,但糟糕的地方就是有些小型NGO会把你当摇钱树,虽然他们也不会强制你给钱,就看你自己的判断了。 关于费用,如果NGO提供伙食和住宿一般都要缴交一些生活费,但相比吃住在外面便宜得多,我当时是一个月100欧,吃住都很好。我工作过的LPP也接纳不通过AIESEC的志愿者,但每个月要交200欧。 看到这也许你也注意到了,英语真的很重要。因为要做国际志愿者,信息搜索、工作生活环境大都是要用到英文的。 2.你的工作是什么? LPP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外镇Ngong一个旨在帮助艾滋病妇女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的组织,目前有相对稳定的36个左右的服务对象。组织的实体有两部分,一个是妇女作坊,雇佣老师教授艾滋妇女谋生技能,如缝纫、民族手工、制作蜡烛等,以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另一部分是在mathare贫民窟里的托儿中心,照看2-5岁的贫民窟儿童,多是来自单亲家庭、艾滋家庭或者孤儿,让他们的监护人可以放心的去工作养家。 事实上,当人们不幸感染了HIV 病毒,并不是像大多摄影作品所表现的那样,总是气若游丝、骨瘦如柴、皮肤溃烂。如果能接受适当的治疗,就可以尽量处在无症状期,还可以正常生活好些年,并有工作能力,足以照顾小孩长大。 我的队友们来自芬兰、奥地利、坦桑尼亚、加拿大和台湾地区。我到的时候,大家已经写好了翻新托儿中心的策划了,直接就加入了筹款的行列。建房子的时候,为了节省资金,只请了一个木匠指导,大家是自己亲手把房子建起来的(也真是见识了贫民窟的铁皮房是怎么建的,还好那里没有飓风和地震)。 除了普通志愿者的工作(拉赞助,翻新托儿中心,建立蜡烛工坊)外,我花了很多的时间采访、拍摄、写作和对外发布稿件,拍了三个主题的小project,和奥地利队友一起写完了家访过的所有妇女的档案,最后制作了感谢卡发给有捐款给我们的人,把我拍的一些照片冲了出来,自己裁黑卡纸裱起来,用不干胶贴到LPP展示厅的墙上做城一个小展览,展现LPP的工作内容。 3.那么这次合作有何有益,出了什么问题? 和LPP合作,最有益的就是你可以极快的得到被摄者的接受,很贴近她们的生活。并且这些艾滋妇女多已正面接受自己是感染的事实了,在她们面前取得照片没有太大障碍。当然事前我也有请当地社工帮我给大家说一声,以后我会多多给大家拍照,大家都还挺开心的同意了。我平时经常和她们在一起,她们也不会特别注意到我的镜头。后来我也洗了照片送给她们。 LPP有一些工作一年有余的熟悉情况的当地社工,她们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大多艾滋妇女出身贫民窟,英语只是会一点,要说得多说得深还是要用斯瓦西里语,采访的时候当地社工就当了翻译。另外,贫民窟就算是在白天也是有危险性的,做家访时最好还是要有熟悉环境的人陪同。我工作的第一天我和奥地利队友就被一个满口黄色用语的醉汉尾随,那时候要是被拖进旁边的铁皮屋怕是也未必有人打救,还好托儿中心离得不远,我们一路快走,托儿中心强悍的的厨师大妈看见了出来帮我们赶走了他。 虽然去肯尼亚前我也看了图书馆里关于肯尼亚的几乎所有的书,LPP也会给我整个社会问题的宏观解说,还是颇有收益。因为NGO这个纽带,以及同时是志愿者的身份,感觉自己和艾滋妇女发生了直接的联系,那种感觉很真诚,很好,我觉得它可以给摄影师的很多思想和行为带来正面的引导。 但是我这一趟问题还蛮多。 接着上面所提到的语言问题,因为中间隔着翻译,我相信很多信息都有流失,并且也很难深入交谈,也无法判断对方的语气,以及是否有撒谎。注意我上面说,极易得到被摄者的“接受”,并不是说“信任”,因为采访后我回到办公室和LPP的负责人Mary聊天经常会发现有些关于这些妇女过去的事实并不准确,比如她们不会说自己的“零工”是卖淫。但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去挖这些了,就像Mary说的,“who doesn’t have (…)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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