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

很有节制的贴东西,否则这面墙早就爆炸了。(最早入住时的墙。) 最近开始贴茶包,撕开了,把撕下来的那个边儿再塞进去。 如果你喝这种袋泡茶,你就知道时间过得有多快了。我不怕时间过得快的时候,一天就喝两包。 房东有一次进来,她夸我的墙好看。这是我继续住在这里的一个理由。 不用遛狗狗了,但是每天还是早起,理由之一就是要看日出。

时差(二)

零时间 旧金山中国城,仿佛迈进80年代的香港,街头毛笔字一笔一划写着通告:随便倒垃圾要送官办。写这几个字的是什么人,是否穿着长袍马褂? 第一顿饭被一个口才极佳的中年男人忽悠进一家广式茶餐厅,正好是下午茶的时间,成群结队的老人家簇拥着我们几个年轻人,他们泰然自若的样子仿佛这里并不是米国。 不管不顾地活在自己的时间里,这是旧金山的特色。 我们随后又进入了墨西哥时间。 mission巷子里的涂鸦局部。 Mission是旧金山最长的一条街,两旁文化非常多元。在周密的指引下,大家在最富拉美特色的一段街区溜达,并一致认为,可以不用去墨西哥了。大叔大婶们以墨西哥的方式聚会吃饭喝茶理发,缓慢的时间里,一个小小的汽车刮蹭事故可以引起一堆人围观。 这里街头常有戏剧发生,在等车的间隙,一个垃圾桶着火了,冒着青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人,拄着一把破旧的雨伞嚎啕大哭着从路口拐进来,走过去,然后又走过来。当然,你可以说她是精神失常,但也不能肯定她一定就精神失常。 坐在旧金山著名的叮当车上,我们惊鸿一瞥地看到一个哥们溜着一条上面坐着一只猫,猫的身上坐着一只老鼠的狗。这是多么牛逼的创意。 这场景后来出现在周密的照片里,然后,又出现在一个八十岁的老嬉皮Jack家桌上的照片里。 Jack住在一个被照片,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塞满空间的房子里,窗口挂着宝石,如果有阳光的时候,那指不定得有多灿烂。他拍摄旧金山的嬉皮文化已经20年。从家里的陈设就能看到他的性格,因为东西有几千样,但每一样都有其固定的地方,你说要看八十年代的照片,他就能立刻从储藏间里拿出一本相册。这恐怕也是他拍照片的思维,照片于他就是档案,是生活的标记和索引。Jack把他的照片做成拼贴,黑卡纸上分门别类有各种主题:吻,窗,同性恋游行……。 Jack指给我们看一张照片“这个家伙,十几年了,再看到,还是同样的衣服,同样的装扮。” 嬉皮士,这个名字不好,过于花哨,其实,别被这个花哨的词语和他们花哨的外表所迷惑,正如他们一成不变的外表,嬉皮们是一群对时间发起抵抗,拥有零时间的人。 我对嬉皮文化其实没有太多了解。为了写这篇小文章才查阅了一些资料。旧金山的Haight街是嬉皮文化的发源地,让这条街声名鹊起的是1967年的一场大游行summer of love,超过一万人聚集在金门公园,他们反抗现有体制,迷幻药、音乐、自由之爱,是他们的向往。从此之后,嬉皮文化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沿着Haight走到西头,就是金门公园,这一路会经过唱片店,放小文艺片的剧院,波西米亚风格的服饰店,街上随处可见的是衣着古旧,浑身叮当饰品的朋克、嬉皮士、HOBO族。公园则里是横七竖八躺着的人,他们仿佛完全不在意自己处在什么时空,怕是每一天,每一年,都过着这种只属于自己的日子。 Grateful Dead乐队的吉他手Bob Weir谈到他所理解的Haight: 是的,这里有致幻剂,但是Haight不只有毒品,这是一个探索自己的地方,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警醒自我的存在。 走在Haight的街上,我的头脑里常常闪现出一些朋友的样子,他们有时会和我谈起“叶子”,谈起一个完全脱离现有体制的自己,但那往往如火柴点亮的时间一样短暂,转身离开之后,大家都分别做回另一个自己——一些时间属于公司,一些时间属于家人,一些时间属于金钱,一些时间属于名望。 所以,当我们这些循规蹈矩的人遭遇“可怜”的流浪汉,脏兮兮的嬉皮们,恐怕并没有意识到,那其实就是另一个我们从未在乎过的自己。 那首诞生于1967年Monterey流行音乐节的歌曲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Flowers (…) Read more

时差(三)

三本书 “拿下”,这是淘书时最开心的时刻。应打算逛遍全世界书店的曾翰同学的要求,周密带我们去了旧金山一家艺术书店Green Apple Books。结果,我比曾翰收获更大。 我买了三本书,都是我喜欢的。 《论摄影》(on photography)这本书我已经有了两个中文版以及 2001 年的英文版,而这次则撞到了一本1990年的版本。旧书的封面是不是比现在的新版好看一些呢?封面设计是Carin Goldberg,以设计图书见长,可以去她的网站看看,有不少很不错的设计作品。 和早期企鹅出版社的《论摄影》一样,此书的封面使用了一张1850年的达盖尔银版照片,摄影师是一位美国人,姓名不详。我很喜欢照片里女人那种淡淡的神情,充满隐喻,而男人的姿势和样子则有些做作。选择这张照片作为封面,出版人和桑塔格本人恐怕都别有用心,这张包含照片的照片,与读者相隔两重时差,使得对之的解读更为复杂:人们为什么要和照片合影? 或许《Photography Until Now》这本书可以通过对早期摄影史的回顾,找到一些解读上面那张照片的线索。这是我买的第二本书。 此书源自MOMA1989年的一个同名展览,策展人和作者是当时MOMA摄影部主任John Szarkowski,他坐拥MOMA丰富的摄影资源,梳理了从摄影史前时一直到1980年代的摄影发展历史。书的文字不多,语言凝练,MOMA重要的摄影藏品都收录其中,在阅读大部头的摄影史之前,其实可以先拿这本书做一个热身。我强烈建议诸位去亚马逊购入一本。 书中有很多很有启发性的观点,John写史的方式是非线性的,常常包含各种穿梭和对比。他会把技术和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比如早期人们对达盖尔和卡罗式两种摄影术的态度,他指出,由于达盖尔银版法的成像质量高,更多被用于实用和记录的功能,而卡罗式摄影法则因其缺乏细节,被当作一种艺术。又比如,他还提到美国和欧洲早期摄影风格的不同,美国没有艺术传统,因此摄影一诞生就被当作一种技术,一种科学——自然科学而不是应用科学。这使得美国早期摄影史中,利用摄影展开地貌风光和纪实的探索是主流。 他最有趣的一个对比是斯蒂格里茨和雅各布里斯以及路易斯海因,这三个人在同一个时期都住在纽约,但是作为美国摄影领域的潮头人物斯蒂格里茨,却从来没有和另两人有任何交叉,尽管他也曾在言论中谈到,他关注工人,没有什么比观察下层人民,并且在头脑里刻画他们的形象更为让他着魔的。而实际上,斯是把劳动阶层当作艺术主题,“事实”并非他关心的对象,纪实和艺术在当时界限分明,这使得这三个人,成为处于同一个时空但却生活在不同时区的两群人。 回家之后发现一个有趣的巧合,《Photography Until Now》的第一章是“before photography”,而我买的第三本书则是《After Photography》 《After Photography》的作者是纽约大学的教授Fred Ritchin,他是当代重要的摄影理论家,尤其是对数字时代的影像颇有研究,这本书是他最新的著作。因为还没有展开阅读,我对书的内容没有什么发言权,在之前的这篇文章里,有提到一些他对数字影像的看法。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这三本碰巧被我收罗在一起的书,很是耐人寻味。阅读摄影史,就会发现摄影一百多年的历史实在短暂,早期大众对摄影的疯狂,到今天依旧是疯狂;斯蒂格利茨对皇家摄影学会风花雪月的反抗,到今天两股敌对势力依然存在;曼瑞和莫霍利纳吉对摄影艺术的思考,今天当代摄影艺术家未必能够比他们更深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摄影实在简单,并没有太大变化。但阅读《论摄影》之后,你又会发现,摄影似乎又比任何其他媒介都更为复杂,因为它用一种“观看”的行为,将所有的社会、文化生活都包容进去,而所谓观看的权利,观看的纯洁性,又是一个哲学问题。而现在,当我们还对老问题争辩不休的时候,数字时代的摄影,这个摄影之后的摄影,又带来更复杂的讨论。

时差(一)

有个晚上,我在时代广场等地铁,一个流浪汉突然把脸凑到我面前,“新年快乐!”他说。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一边走开,一边看着表:“哦,不,你的新年还有一个小时。”我这才发现,那正是纽约时间大年三十的晚上。 但是,按照中国时间,我已经过完年了。这个突然又到来的纽约新年应该算什么呢? 时差让我和原本熟悉的时间产生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带来一些假象,似乎我可以在美国时间和中国时间里任意穿梭,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拥有双份时间,相反,在横跨两个时间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自己同时被两个时间所抛弃。在美国,我常常很孤独。 时差所带来的困惑,和照片的功能有些类似。每当你看到一张照片,都在面对一个时差。这个被延迟的时间放在你面前,似乎可以穿透其回到过去,但却只能徒劳地撞上一面玻璃幕墙。我们过着我们的时间,照片里的人过着照片里的时间。照片或许是一个时光穿梭机,但或许也是一种骗人的手段。你盯着照片看,就会觉得越来越忧伤。 我把这篇旧金山游记命名为《时差》,一方面是因为在那里,时间又拨快了三个小时,我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在半夜给家里挂了个电话;而另一方面,随后几天的游荡中,我发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时间中却同时混杂着各种熟悉的味道,有时会让我时空的概念有些错乱。 Castro 从旧金山同性恋社区Castro回来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的一对同志朋友给我打电话 。我有些怀疑这不是一个梦,因为他们两个每年的大大小小的节日都会给我发短信。 五年之前,我曾经很投入地拍一个以同性恋为主题的专题。但这次,当我路过那些音乐轰响、帅男出没的酒吧,却突然胆怯起来——我本来就是胆小的——我真的很好奇,那个时候的我究竟如何在这些地方出没,又如何举起相机? castro街头 我所记录的那些照片,有些时候我喜欢,有的时候我又很痛恨,还有一段时间,我曾拼命逃避这段经历,我感到自己的拍摄行为是不道德的。你问我做一个纪实摄影作品的感觉,最初你会感到仿佛进入了一个迷宫,你以为相机是通行证,误打误撞走进来,然后就陷入了混乱的路径。你成为故事中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是应该拍照,还是应该放下相机。你是他们的朋友,但又无法成为他们的朋友。 我在拍他们的时候,存在着一个时差,我拍到的他们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时差。这一度让我很沮丧,也非常困惑。把照片当作一种语言去架构故事,情况变得非常复杂。如果你把照片当作透明的介质,就会走入一个死胡同,因为在叙事的过程中,它和文字一样,你一边书写事实,一边也在不断修改事实。 对事实的修改,其实也是一种观点的表达,但不能掌控事实的人,就会失去叙述的主线,或者只是简单的重复和叠加,而丧失了逻辑。此时再看Castro的灯红酒绿,回想当时拍照片时候的心态,那实在很幼稚,朋友说,真正的生活其实发生在旁边拐进去的胡同里,并且,灯红酒绿并非只是惊艳的照片,那是一种欲望横流的象征。 我的这个专题已经放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要彻底消灭我的不道德感就必须把这个故事拍完。在迷宫里绕了几个来回,似乎已经接近出口。 在Castro停留的时间很短暂,这是一个遗憾。我回到纽约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北京的同志朋友在msn上留言:你一定要去Castro看看。 情书 (未完,待续)

今天没有博客

我在想,订户打开邮箱,发现是空的时候的表情——我经常这样想,所以我老是在写字。 不过,也有人抱怨,这里的文字太多,已经产生压迫感。 今天没有博客,因为今天是周末。更重要的是,你们应该出去走走,用鼻子闻闻味道,用眼睛四处观看。 look to the things around you,the immediate world around you, if you are alive,it will mean something to you ——Paul Strand 看看你周围的世界,这个直接与你相关的世界,假如你是活着的,它们一定对你有所意味。 ——保罗 斯特兰德 假如你是活着的。。。我喜欢这个前提。

关于母亲的一切(2)

母亲的面孔就好像我们坐在她身旁等待她的死亡的时候那些日子一样:同样空洞和闭紧的双眼,松弛的额头以及合在一起的双手。我甚至有些想去把她弄醒,但是一些突如其来的想法冲进了我的大脑:这是真的,母亲去世了。当然,我在那个房间意识到这个事实似乎只是过了一秒钟,但是仍旧并非真正理解这一切。我的声音仿佛从另一个国度飘过来,在房间回荡。我靠着她,感到在她身边有一个力场:她已经在另外一个和我们不同的世界里了,我不理解的世界。我们在这里,她也在这里,但是她到底在哪里?我错过了一直渴望亲眼见证的那个瞬间——她“离去”的那一刻,有史以来第一次,我理解了那个世界是如此显而易见。 其他的人都离开房间等着我。从火车站出来的路上,在汽车上我就检查了我的相机是不是充好了电。我最近几周已经和我的朋友Anne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想拍摄母亲去世的照片。我不能解释究竟是为什么,但是我们的谈话的结果是我可以这样去做。 现在,我就坐在她旁边,轻抚她银白色的头发,亲吻她的额头。我把相机从包里拿出来。她肯定不喜欢,她可能会觉得和它距离遥远,而且也大概不会理解。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何要做这件事情。我吻了她的额头,潮湿且冰冷。然后,我想到了死亡对肉体的侵蚀,人体内在的工厂恐怕此时在超负荷工作去关闭所有的设施。我贴近她的前额好奇想知道死亡的味道是什么,但是幸好,我闻到的是她头发的味道。这些味道存储在她留下的帽子和围巾里,就是我现在正戴着的。我拿起相机,站起来,回头看了看关上的门,仿佛确认没有人在场。我很紧张,害怕护工突然进来,发现我正在做奇怪的事情。我走进她,蹲在她的脸旁边,一边和她说话,一边按动快门,然后我站起来,盯着她的手,那是我最想保留下来的。我拉起她的手,希望用我的气息温暖它,就好像我们经常在一起的时候,就这样谈天说事,常常让我感到仿佛是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鸟。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母亲开始挽着我的手过马路,她像一个孩子一样抓紧我的手,后来,当她坐在轮椅里之后,她也要让我拉住她的手。她的指头很细很长,假如没有常年的家务劳作,那一定是一双优雅的双手。她直到在家的最后一天还在干活。而在疗养院里,她的手才渐渐变得漂亮和光滑,但是很快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了。有一天,我发现她修过了指甲,我问她是否有约会,她咯咯地笑了,就像孩子一样玩弄她的指甲。和Susan Sontag一样,似乎很不协调,她下葬的时候也带着一幅美丽的指甲。 我拍摄了她的手的照片,然后将相机扔回包里。然后再次坐下来,抚摸她。但是我现在变得很焦虑,我已经得到了我从她身上想要的,但是我却不知道我拿这些照片干吗,或者为什么我要这些照片。最后一眼看到母亲,我真害怕我的照片仅仅是一种偷窥,我的行为是不是像Weegee?但是我很快就把这些思想扫清了,然后最后一次和她吻别。 Liebovitz曾经说过,她不得不那样去做。。。而拍照也是我要做的。或许想要拍摄我母亲(死后的照片)是对我们文化中死亡禁忌的一种反抗,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总是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一部分。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却对此豪不在意。早先,他们就利用摄影技术拍摄死去婴孩的“名片照”,这些孩子穿着美丽的袍子躺在鲜花里,他们希望摄影师能够留下影像纪念他们短暂的一生。这些卡片大小的照片被放在壁炉前面,并且也送到那些不能参加葬礼的亲人手中,用来帮助他们在一个不能释放情感的社会中抵御哀伤。去年,我一直在考虑我需要保留一些关于母亲死亡的物件,现在我则非常舒心,因为我拍摄到了照片。它们比那些物质的东西要更重要,甚至比她在家庭相册里在生日、婚礼或者和她的老朋友,以及在花园里那些快照要更加珍贵。我拥有的是一种摄影的记忆。当我在电脑屏幕上看她的死亡时候的脸庞,我感谢摄影的力量能够把三维现实转换。我仍然可以感到她的脸和手的质感,骨骼,疤痕,她的历史,以及她丝一样的银发。有个晚上,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网上浏览东西,突然看到一封感人的信件,写于1870年,是一个基督徒写给一位失去孩子的女士的:“可以保留那些从我们视线中消逝的人的照片是如此令人安慰,我们在头脑里可以长存一张照片,尽管那并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确凿的事实。” 母亲去世之后九个月,我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名为FOAM的影廊里参观,我被一个展览海报吸引了,摄影师名叫Miyako Ishiuchi,展览题目叫做“母亲的一切”在一个被冬日暖阳充满的展厅里,陈列着的都是Miyako拍摄的母亲的衣服和物件以及她的皮肤和乳房的近景照片,是尺幅巨大的黑白照片。记忆如同闸门打开倾泻出来,我感到它们是如此亲切,眼泪滑落了下来。她用那些普通物件——裙子、唇膏,诠释自己的悲伤,我也感同身受。 回到英国,我通过一个翻译和身在东京的 Miyako通话,我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她拍摄了如此有诗意的照片。我听到电话那头她在说日语,一个深沉,尖锐的声音,有时会伴随着笑声。 Miyako解释说她选择拍摄的都是最贴近她母亲肌肤的物件:“皮肤是人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物理边界。是我们与外在世界沟通的身体的第一个部分,我一直在拍摄母亲的肌肤,”她说,“当她去世之后,因为非常突然,我处于极度悲伤之中,我当时没有想到要拍摄照片。”在母亲在世的时候,她拍摄了母亲的裸露的乳房。和我的母亲不一样,她的母亲知道自己被拍,也同时知道这些照片将公开展出。“因为我和她解释过,她很清楚我要做什么,在此之前,她很不愿意裸露自己的皮肤,但是当我请求拍摄我的‘艺术作品’,她说可以。这并不是因为那将是一幅艺术作品,而是她知道那是她女儿的作品。”当母亲去世之后, Miyako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母亲的一切都拿走,但是很快她又开始拍摄这些东西,“我的全部想法就是,我母亲的物件——这些内衣,和她的肌肤是一样的。她的东西就是她。通过拍摄这些东西的照片。我希望将它们变成固有的事实挽留,用以抵御悲哀。” 我的一些朋友和我一样,相信通过保留某种物体,可以保留它们身上的记忆和故事。Miyako与她母亲生前的关系并不太密切,她母亲的物品也很难引起Miyako的记忆。但通过拍摄,Miyako发现自己可以通过这些物品与母亲交流——现在,这些东西就在她家里的一个盒子里。 我注意到 Miyako是如何把她所拍摄的东西看作一种客体,随后又将之升华到艺术客体,将之和它们的本体分开。但我不能这样处理一件衬衫,我不能将它扔掉,也不能拍成一张照片。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可能会失去原有的力量——就好像你的爱人睡过的枕头里的味道。我的朋友Krysia保留着她母亲的一个头卡,她说当她带着它的时候就会哭泣,因为那上面仍然有母亲头发的味道。但是“我不常戴”,她说:“因为那可能会导致她气息的丢失。” Miyako将她保留的母亲遗物看作是一种“时间的积聚”,她认为这些东西是“一种与死亡一样的消逝。它们和母亲度过一生,我将它们看作是她失落的过去。” 我有些朋友和我完全相反,他们拒绝那些没有生命和未来气息的物件。我的妹妹,就是这样,她把妈妈最喜欢的玫瑰种在花园里,去年她非常吃惊地看到这些花朵有象征意义地怒放。这些亲密的物件同样也有着未来的象征意义。我的朋友Melissa的母亲留给她一条真丝礼服在婚礼上穿,如今它则放在箱子里等待她的女儿的婚礼。 我的弟妹Jeanette是一个轻易不谈论自己感情的人,她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让我又一次不可抑制地掉下了眼泪。“我真的不能找到任何物质的东西可以把我的生命和母亲的生命连在一起。”她写道,“但是我所拥有的是她最后的气息。在那个时刻,我感到我的生命和她的生命在一起,她就是她自己。她的感觉,她所受的伤,她对生命的爱,在最后一刻,我突然领悟了永恒的含义,这顿悟是母亲带给我的。”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部分是因为我被 Annie Leibovitz和她的爱人的照片所感动和启发,部分是因为Miyako Ishiuchi的照片带给我的惊喜。这些发现都帮助我重新考虑我保留的母亲的物件和照片的意义,它们帮助我度过忧伤,而这些思考也让我再次审视我身边那些女性如何处理失去母亲的痛苦的方法。 今天,我戴着母亲的帽子。 (时间的原因,我在翻译的时候做了一些删减。我喜欢这篇文章,但是我怎么也翻不出原文中的那种忧伤。)

关于母亲的一切(1)

昨天在办公室里看Guardian上面的这篇文章《关于我母亲的一切》(all about my mother).这是很长的一篇文,但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大概分两天可以完成吧。可能会翻得快有些粗糙,若有什么错误和纰漏,请指正。 作者:Sue Steward “Susan and Sarah, Harbor Island, Bahamas, December 2002.” Annie Leibovitz 摄影 当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2004年因为罹患癌症死亡之后,她的爱人Annie Leibovitz亲手为她挑选了下葬所穿的衣服,然后拍摄了她穿着这些衣服躺在灵柩里的照片。她曾谈到,“我拍照的时候,已经非常恍惚。”——Annie这样讲并非是一种自我防御,更像是要堵住那些谴责她有偷窥癖的人的嘴巴,“我就是这样做了。”她之后出版了画册 A Photographer’s Life 其中,那些死亡照片中,最吸引我的是Sontag双手的近拍照片,交叉着放在胸前。这很有些意味深长,这是作家用来写作的双手,这双手所撰写的文字触动着那些她并不认识的陌生人。 Leibovitz 的前一本书“Women”,其中有她母亲的肖像照片,通常都是没有一丝微笑,直视镜头。她的父母不喜欢这张照片,但是我却感到它们是一种有力量而且揭示内心的肖像照。 桑塔格曾经提醒过 Leibovitz ,她的母亲是她所认识的第一个女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但是却充满意味的声明,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肌肤接触是他们和这个世界上另一个生命的第一次接触,她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母亲。有大概三年的时间,我坐在医院的病床前,疗养院的躺椅里,我就经常陷入对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此时,我自己的母亲正处在生命的边缘。她已经于一年前去世了,安详且轻柔地走了。当时她正坐在养老院娱乐室的椅子上,茶点的推车刚刚经过。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大概那之前几分钟,她把我的妹妹Alison支回房间去拿东西,这大概可以解释为母亲一种下意识的保护,她试图保护她的女儿不去目睹这最后的时刻。 母亲需要离开,她被中风、小腿溃疡等各种疾病所折磨,医院的专家从来都没有发现,自从母亲走进医院,绝望以及一种濒临死亡的痛苦折磨着母亲的大度与乐观。在这里,很多病人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单程车票的事实,还有些人则有着强烈的否定,但是另外一些人,比如我的母亲,则经受着痛苦。“一个老年人的抑郁?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当我谈起她最近的一些反抗的行为,经常照料她的一个护工笑着说。有一个下午,当她正在床上昏昏欲睡的时候,大夫告诉我和Alison,母亲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我们需要考虑她的后事。我肯定她听到了这些话。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她就紧闭双眼,一直在床上躺着,勉强喝一些水,但是从来不张开眼睛,也不说话。我们则一直盯着她,等待着那一刻。 (…) Read more

急诊室一日

我最近一阵阵生病,当然,其实根本没什么,现在天气多变,本来就容易感冒,加之,有的时候就是想生病而已,想放下工作,赖在床上看电视,睡觉。而且,如果和隔壁波姬的病比起来,我就更不算什么了。小姑娘耳朵有些发炎,导致脸都有些肿。因为吃药也没有见效,她决定去医院看急诊,我决定陪着她去。 我们第一站是NYU的校医院,拿了个号,等了一个小时。 终于从大厅进入了一个小屋子,护士量了血压,温度,问了一堆问题,病史,吃的药,症状等等。然后把我们送到另一个屋子,“大夫一会儿会来看你。”她温柔地离去。 我们等了一个小时。。。 医生伯伯终于出现。他问了波姬同样的问题。然后看她的耳朵,发现脸颊都红肿了。他很严肃,认为事态非常严重,我们需要立刻去大医院做进一步诊断,伯伯开始准备“paper”,嘴里嘟囔着:“你们中国人真能忍,早就该来了。”接着把一张纸塞给我们,遵嘱我们一定要打车,要冲到急诊室,什么不要管,拿着这张纸冲到分诊室窗口。 外面似乎气温骤然下降,我们冲进医院,冲到窗口。 “不不不,你们必须要先登记”——我还以为医生伯伯的纸片是圣旨,其实一切还是要照程序来。 登记处的男士,以平稳不紧不慢的速度,开始发问,id,生日、住址。。。。然后,发给波姬一个条码,去坐着等吧。我发现身后一个姑娘疼得哭,奇怪的是她的先生或者是男友,仍然面无表情地坐着,很耐心地等着。 大概十分钟后,分诊处的美女终于召唤我们。还是同样的问题, 病史,吃的药,症状,继续量血压,温度。然后我们被告知继续等待。 大概半小时后,终于得以进入里屋。又一个姑娘过来,此时,波姬虽然在发烧,但是已经能够非常流利地回答她的同一套问题。 “大夫一会儿会来看你。”她温柔地离去。 我们呆在一个显然是储存各种纱布,胶带的储藏间里。不断有人冲进来拿东西。外面的女保安嘱咐我,不要出来,现在有紧急事故。我从门缝瞅出去,一堆人在走廊里输液,一个男人在缝合,刚才痛哭的女子躺在车上。这一次,似乎等了两个小时。期间我们的催促得到的答案是,有两个人快死了,所有大夫都在全力以赴抢救,没有人手。 终于又来人了。她以同样的方式检查询问了波姬。我以为总算见到“真大夫”了。但是没想到她丢下同样的话,“大夫一会儿会来。” 好吧。 半小时后,伟大的大夫终于出现。 半小时后,波姬终于被扎了一针。 十五分钟后,输液结束。 历时六个多钟头的急诊终于结束。 以上拉拉杂杂说的是这么一个章节:波姬妹妹去见医生,需要过九重关,米国人都很守秩序。 大家周末愉快,保重身体,千万莫生病。波姬快些好起来吧。

小说明

我偶尔会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最近两天突然多了起来。我猜想也许是那篇挂历照片的文章的缘故,我骂了人,似乎很高明,给人一种假象——我可以指点出更加高明的道路。而其实我也是个平庸的人。 我特别感激给我写信的朋友,我知道,因为你们信任我,才会和我交流。但每次收到来信我也很惊慌,怎么回信呢?我怕说错了话,给人家错误的方向,也担心自己说不到点上,让人家笑话。当然,还有时间、精力的原因,让我无法仔细琢磨那些照片。有个朋友过年前就发给我很多他的照片,希望我能给他编辑,我发誓,这些照片就在我桌面上,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很好的心境以及滕出时间来做这事情。我知道他肯定很失望,我也非常抱歉。 所以,要向给我写信的朋友说明的是,我可能会晚一些回信,不过,我说的那些话,请你们有选择的接受;我也可能一直都没回信,你们可以尽情地骂我,不过,要知道,这总比收到一封不痛不痒的回信要好很多。 早晨起来,感到感冒病毒似乎在发芽,头晕脑涨, 非常沮丧的是发现兴许是看电脑时间太长,眼睛红得和兔子一样。我希望今天能够放纵一下闭目养神。各位,你们有没有好音乐推荐给我听呢?

shining day

不早也不晚,就在我踏出家门的那一时刻,太阳一下子从云层后面跳出来,似乎想给我一个惊喜。倏的一下,周围的一切都散发着光芒。刚刚下过雨,地面湿漉漉的, 更闪亮地让人睁不开眼睛。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钻石宫殿。 迫不及待地跑来和大家分享我的喜悦。这是你们星期一的早上,希望你们也能拥有闪亮的一天。

如何拯救报纸

如果有一天,你打开1416教室,发现一个小小的按钮,上面写着“收费进入”,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骂娘。《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如何拯救报纸》作者Walter Isaacson的女儿将这些试图对互联网上的免费音乐、新闻、视频收费的人称之为“恶人”。 比尔盖茨当过恶人,1976年他给那些未经授权而使用Altair Basic语言的爱好者写信,他说:“你们所做的实际是阻止更好的软件的诞生。。。。有哪个人会倾心去做‘专业’工作,自己却一无所得?” 网络读者们一定会举出各种例子反驳盖茨,比如1416(但愿这里还能归为专业工作。)还有大量不断涌现的免费资讯共享网站、博客,仿佛浩瀚的互联网永远会东方不亮西方亮。但是,我们这些职业博客写手是否想过让自己的付出有所得?是否偷偷计算过如果每位读者捐资一毛钱,是不是就可以真的以撰写博客聊以余生?但是,这不过是梦中偷着乐罢了,在当下的情景中,大部分免费的网站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广告。 当下报纸遭遇到的危机,其实并不是新闻的危机,《如何拯救报纸》这篇文章很有启发,文章中谈到,现在其实是一个新闻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年轻一代也对资讯充满了渴求,而问题就在于,专业工作者所提供的严肃、优质的新闻需要成本,而读者会花20块向电信运营商购买短信套餐,却绝对不会花钱在网上订购一份报纸。这最终使得几个世纪以来的媒介运营方式发生了改变,传统媒体的收入来自零售、订阅和广告,而现代媒体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广告。 作为读者你自可以耸耸肩,那就靠广告好了,但是当媒体发展依赖广告而不是读者,这是一条很危险的道路。打个比方,我不会写得罪佳能的文章了,因为是佳能支持我,而不是你们。 最近接触了一位纽约时报的顾问,在帮助时报解决经营问题,他提到,传统媒体向网络过渡,最困难的并非是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变,实际上,这方面的问题,美国报界已经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最为棘手的是经营模式上的转变。报纸如何通过网络盈利?至今仍然没有好的答案。 所以,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寒风袭来,读者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专业工作者离开新闻岗位。好吧,我们可以不在乎他们的告别,那么,未来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公民新闻记者替代职业人士?这其实就是盖茨1976年提出的问题, 有哪个人会倾心去做‘专业’工作,自己却一无所得? Walter Isaacson在文章中提出的建议仍然是提倡收费,但是应该在网络上建立一个更为便捷的收费系统,或者推行某种电子货币,而且通过让读者付费而建立起一种类似“表决系统”,由读者决定哪些内容他们需要,从而使之留存下来。但愿,这真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一直在拿1416做比方,各位不要惊慌,比方而已,我可没有收费的想法,于我而言,收获的是与你们的沟通和交流,甚至是一种骄傲,让我迸发出更多的灵光。这是维持我写作的动力。因此,当春节期间博客一片萧条的时候,真的很让我沮丧。 但是,我最近还在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们真的从互联网获得了很多知识(或者说信息)么?你们浏览1416教室有这样一组统计数据: 平均每人页面浏览时间不到一分钟。 要知道,每天从浏览新闻到撰写成文章,我花在这个博客的时间至少是两个小时。你们用一分钟就能得到我两个小时的收获么? 这个时代真的让人抓狂。 我时常想到《娱乐至死》这本书,想到我去过的那些小城镇的网吧,人们在闪亮的电脑屏幕前呆坐,qq的头像闪亮。该如何“赞美”这个时代,还是等待着有一天世界轰然倒坍。 你有多久没有阅读,没有写作?希望你们也去整一个“1416”,这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瞧见了经济危机

这两天怎么净整危机了。 在美国,大家见面的问候语都是“今天你危机了没有”。问报社的,没得说,昨天去《纽约时报》,整个编辑大平面静悄悄的,都在拼命工作吧,《时代周刊》最近的封面就是《如何拯救报纸》,这年头在报纸工作,今天你还在,明天一不小心可能就给裁没了。问当老师的,也危机,因为学生没钱上学了,政府也削减了投入,问出租车司机,他也危机,因为打车的人都被公司裁掉了。 看了《卫报》的影廊更觉得经济危机就在眼前,他们的编辑给读者展示了一下汽车生产商们的大停车厂,这不是三环路上的堵车,这些滞销在港口和停车厂的车,不知道哪个年月才能销售出去。 再说一句闲话,昨天回家,墙壁太薄,不小心听到对面女孩子打电话,“我这个年纪过生日,觉得已经很不开心了。。。我都22岁了。。。“ 原本心里就塞着一团乌云,听这话我差点眼泪就掉出来了。自打毕业后,似乎十年就如同一天这么过来了。我才发现自己已经遭遇了年龄危机。

跳蚤市场的收获

昨天纽约的天气好得让人想在街上迈开大步边走边唱。 我就这么溜达着,不经意撞到一个跳蚤市场。超多好玩的东西。从堆成山的勺子到当年的生活画报,铁皮火车,扔在箱子里断胳膊断腿的洋娃娃。当然,也有老相簿和老照片。 下面这张照片(实际上是贴在硬卡纸上的印刷品),男人和女人手挽手的姿势好神奇。这东西如今摆在我桌上。

急冻时间

房间里忽然响起很大声的音乐。是郭富城先生还是张国荣先生?我以为房东在唱卡拉ok,但其实他们在欣赏音乐。 我从“香港超市”里搞来一瓶红枣蜜,包装上有一个八十年代的女人头像,这位是于素秋女士。 生活在纽约皇后区这个小小中国社区,时间的概念全部乱掉了。不过,这更让我感到一种特别的乐趣,难得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这个地域,这里的时间仿佛停在了八十年代。店铺的名称,橱窗的装饰,超市里飘荡的歌曲,甚至人们的样子,行为举止,都是那种半新不旧的,和时下的高科技时代有些脱节,但又同时在追赶某种时髦,这其实就是我记忆里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那时侯,最新鲜的电视是卫视中文台,但是,似乎很快,就再也调不出这个台了。记得有一部名叫海峡那边飘过的风(?)的MTV电视片风靡一时,在我的印象里,那仍然是最好的流行歌曲。房东的音乐让我想起了中学的联欢会,我们班的男孩子就是这样唱歌的,不过,他们的名字我竟然全忘了。 我开始喜欢纽约了,爱上他的时间是一个月。其中也有我居住的这个小小社区的功劳,这里让我的记忆变得新鲜。而实际上,它显得如此落伍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时间被急冻起来。那些大陆来的移民,他们的生活完全拘泥在中国人之间,和美国人的生活毫无关联,又和大陆的中国人的生活脱节。时间被急冻在上个世纪,那是他们离开故土的年代。不过,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不但沉湎在过去的回忆中,而且还能在现实中为自己打造出一个个具体而实在的超时空的“中国城”。 房东和我谈到,家里孩子最钟爱的食品是汉堡,而他们自己的胃口却从来不曾改变。我的一个朋友说,胃也是有记忆的。而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新的记忆的形成,不知道这些停留在上个世纪时空中奇妙的中国城,是否会逐渐衰落。 对我而言,身处这里,似乎随时还会生发出一些浪漫的感觉。因为处于这个时空的我正年轻,内心充满困惑,不停追问的问题是我是谁。同时,在那个年纪,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很多曾经以为荒谬,但其实很纯洁的感情。 我有些喜欢“急冻时间”的这个概念,有些经历,如果不能被忘记,又无法继续,或许最好被急冻起来。待到某时某刻,碰巧打开,它能够依然很新鲜地存在在那里,散发着当时的气息。 这两天一直不能登陆博客给大家拜年,想起写这篇文章。新的一年,愿你们一切都好,也能够偶尔在自己喜欢的时空里稍微停留一下。

自我批评

我在纽约的作息又恢复了常态,可以五点半起床。虽然这是遛狗被逼出来的习惯,但是似乎只有在清晨的黑暗中忙碌,然后等待天一点点亮起来,我才会觉得平静和踏实。 今天清晨很偶然地在网上看到了两条关于我这个博客的评论,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批评,一个谈到我在做“资讯点播、信息倒卖”,另一个则说我的“评论比作品还要聪明”。 我停下来思考了很久,当然,首先是小小的烦躁不安,但一般来说,真正让你恼怒的评论,一般都有其中的道理。 我在想,为什么要写这个博客?它带给读者什么?以及,我究竟在这个博客上有没有写过“评论”,最后的问题是,当我写这个博客的时候,究竟是什么身份——话题竟然追溯到“我是谁”这个讨厌的问题上来了。 先回答讨厌的问题。在写这个博客的时候,我希望把“我”定义为“一个养着一条大狗的博客作者”,这是我沉湎博客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里,我可以什么都不是,但同时又可以什么都是。似乎只有在这里,我可以以一个“个体”的方式说话,这仿佛回到了童年,家里大人都出去了,一下子自由了。 但是,我真的能成为无标签的“个体”吗?我还是,总是,必须,被所谓“任老师”的称呼打断。实话说,我没有料到这个身份对我来说竟然如此重要,重要到也许这个博客必须要以这个身份才能存活。也就是说,我所反抗的竟然是最能让我得益的身份! 这恐怕是有人将我写的博客文章看作是“评论”的原因。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文章当作“感想”?“评论”和“感想”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差别?这依然是一个身份的问题。所谓“评论”即是一种“霸权”,评论就是对“意义”的占有。而“感想”则柔和很多,当我们说一句话是“感想“的时候,实际上对说话人非常宽容,因为此刻我们将对方也同样定义为和我们一样的一个“人”。 当然,我并不是希望大家都对我宽容一些。因为,我们在博客里真的有“自由意志”吗?我上周偶然闯入了一个家庭教会,当时讨论到一个话题,上帝洞察一切,却不介入,而是赋予了人做出选择的“自由意志”,但现实中的悖论在于:最终,人们以为自己是以“自由意志”在选择,但实际上它在降临人间的同时就已经被玷污了。 所以,我并没有以“自由意志”在写博客,那仍然是一个乌托邦。在写作过程中,我还要顾及到我的教师身份,并且也要考虑读者的想法。我的文章写得太急了。之前曾经多次提到我的博客可能更多是谈事实,但这可能就是人家批评的“资讯点播、信息倒卖”,这种写作方式相对于对我的所谓“学者”身份的定位,就是一种投机。 我发现已经将自己逼到了墙角。但这种反省仍旧是有意义的。当我试图解释我是谁的时候,也是对读者的一种歉意,因为如果你把我定义为一个写“评论”的人,我的学识远远还没有到达强大到可以把控他人作品“意义”的地步,而另一方面,这也并非是我的个性。 1416教室还有一个尴尬之处。这里或许可以称为一个“摄影博客”,于是再一次遭遇到身份难题——摄影的身份?摄影者的身份?摄影作品的身份?这都是头绪复杂的问题。我该从哪里回答这些问题?这个博客站在哪个立场上看这些问题? 很多人心中有一种期待,认为以一种严肃的方式来探讨摄影,就是要将之当作“艺术”。这和“评论”与“感想”的问题一样,我们在读照片的时候做出了这样一种假定,将一些归于权威,另一些则归为普通个体。但是我记性不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记不住名字。我也不是学艺术的。我欣赏艺术品,就是把它们看作话语,我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能够产生交流,在我心中激起涟漪。这也是我看照片的态度。我觉得对于摄影来说,它作为一种语言,远比作为艺术要有趣得多。我也思考过一些摄影与艺术的关联,但是我愈发觉得这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就这么写了将近三年博客。所谓“言多必失”,假设我每天写一千个字,三年来,我已经敲出了将近一百万个字。我不敢想象自己究竟犯过多少错误。看到有人批评我,我脸很红。敲下这份年度总结。我希望你们能更了解我,才能更正确地看我写的东西。从而更多批评我。 另外,我还想说,其实说到底,我还依然处于学做人的阶段,请先把我看作一个“人”,我真希望我们能在这一层面上交流,这意味着你们可能讨厌我,我也讨厌你们,但这些无论是讨厌还是喜欢,又都是在尊重和了解彼此的前提下产生的。

  • 摄影如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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