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 教室

对于我们这群每天只能叽叽咕咕地用摄影的语言谈摄影的人来说，James Johnson教授无疑就是一个外星人。 这位在大学教书，不会拍照，和摄影圈毫无关联的做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他有一个博客——《政治、理论和摄影》 (Notes on) Politics, Theory & Photography，里面竟然会从布列松谈到杰夫沃尔（Jeff Wall），还时不时地发出一些刺耳的影像批评。 这显然给某些人带来困惑——这个“某些人”，其实就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狭隘的“摄影共同体”里的摄影人，我们有共同的专业名词，共同的偶像，共同的熟人和共同的麻烦，只是我们都不肯承认，现在已经不是你有一台相机，我也有一台相机，我们就是一拨人的那个天下了。 话题扯远了，教授对摄影界人士发出的“你怎么能谈摄影”的质疑不堪其扰，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我有一个关于摄影的博客，兼论批评的地位》（Why Keep a Blog On Photography? The Place of Criticism ）文章的开头便是几句牢骚：“写这个博客的六年来，在和一些摄影师相遇和交流的时候，当他们得知我谈摄影，但我自己不拍照，就不明白我究竟想干什么。有的时候当他们发现我不是一个摄影师，或者我甚至不是他们那圈子的那一类人，就质疑我发表观点的正当性，尤其是对他们的作品的批评的观点。” 这位教授一直苦于难以将自己的立场解释清楚，直到最近他读到来自美国视觉艺术学院的David Levi Strauss的一篇文章，终于找到了共鸣： “如果没有批评，衡量艺术的价值就只有金钱，这个标准又肤浅又无聊……我能理解为什么投资银行家和那些基金管理者对此趋之若鹜的，却不知道为什么艺术家也这样随波逐流。 相对于其它，批评努力在相似的事物中建立越来越清晰的区别，假如批评贬值，艺术家在当下所面临的这种“价值相对性”的危机中，就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跟随市场的诱惑。 为什么艺术需要批评？因为它需要一个外来者的反映，洞察，以及和更大范围的世界的联系。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是可以的，但是假使你只是这样，你就会发现和现实之间的关联变得脆弱，和社会的联系慢慢消失。若你想要积极介入，想要用艺术论说，你就需要批评。 James Johnson借他人之口对自己的辩解，却让我觉得声声都敲击到中国的现实。我们难道不是也已经在跟随金钱去衡量作品的价值呢？在意义表征的危机中，我们一方面否定标准的存在，另一方面却那么容易地就接受了市场和权威为我们制定的标准。我们没有批评，无法批评，因为它一不留神就演变成混乱的口水仗，那个声音必定会被“人人喊打”的声音淹没，这样看来，一个标价清楚的金钱和奖金标准，反而成了最客观和不容颠覆的判断。最终，你看我们的艺术，阐释倒都写得很后现代，但真正能有后现代精神，让艺术和社会产生能动联系的又有多少呢？ (…) Read more

摄影师周仰一直在拍老年人，从英国拍到中国，拍自己的家人，也拍别家的老人。主题虽然在延续，却有好几条线索，而且拍摄方法也随之有所变化，比如拍自己的外公外婆，很敏感很小心；拍英国老年公寓里的人们则很直接。 周仰的照片在photo camp上放过，除了视觉表现力还不很成熟，大家觉得她的拍摄过于委婉，似乎并未真正理解“老年”这个话题之沉重与残酷（当然，周仰也许会反驳，我就是要表现他们的另一面。其实要是不知道老之残酷，恐怕也不能理解那一面之珍贵）。 在她所有关于老年人的报道中，我最看重她和“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这个NGO组织合作拍摄的老年人，这又是另一条线索，是从公益的角度出发，把自己的照片还给这些老年人。这正是我们一直试图提倡的“让影像发声”的工作思路，照片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传播，为了唤起公众对所拍摄社会问题的关注。 前段时间又收到周仰寄来的小册子，这本《日托》是她和NGO合作的成果，能够以影集的方式将摄影师的作品展示出来，而且同时还能对公益组织“有用”，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合作结果。周仰怎样做到的？我请她写了一篇小文章，兴许对也有同样想法的朋友有启发。 关于画册《日托》 周仰文 说实话，回到上海之后继续关注老年人的话题，可以这么快就做出一本画册，我还是挺惊喜的。在英国拍摄毕业作品时，我的几个同学都是与各类NGO合作而完成了拍摄项目，我自己也联络过一个相关NGO，不过对于国内也有这么多方方面面的民间公益机构，倒真是没有想到。 2010年末我确定留在上海工作，于是开始计划在这里继续拍摄老年人，便通过一个朋友与“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接上头。第一次与他们接触是2010年圣诞，他们在浦东新区的某个养老院为老人们举办圣诞新年联欢会，把一些小学生请来表演等等，感觉似乎与一般的社区献爱心无异。后来在沟通中了解到，养老院的活动并非他们的主业，很快他们将承办一所老年日托所。这种类似托儿所的场地让能够自理的老年人白天不至于独自在家空守电视机，还有社区员工进行照料、提供午餐。这样的形式本身对我来说就比较新鲜，而手牵手还要对他们进行艺术舒缓治疗，让我更为感兴趣。在拍摄许可方面，我们几乎一拍即合：他们的日托招收的是社区当中可以独立生活、白天子女又不在家中的普通老人，非常符合我所想要拍摄的最普遍、最不被关注的老年群体（毕竟特别穷困的个案还是会得到媒体关注的）；而机构也希望被记录以及使他们的理念得到传播。因此，2011年4月日托开张之后，我就开始每周去拍摄。我在用中幅拍摄自己想要的画面之外，也用数码为他们做活动记录等，并及时发给机构供他们使用，而对于我自己的拍摄项目，机构则并没有过多干涉。虽然个人与机构在感觉上是不对等的，但我们其实是平等而互相尊重、互相认可，这也是长期合作的基础。 令我惊奇的是，在这个集体场合中，老人们对于“被拍摄”并没有太多顾虑，我从一开始就被接纳了——他们非常愿意与年轻人接触，即便真正的交流不多，他们也愿意对每一句问候每一个微笑报以拥抱。在接触他们之前，我未曾想到，东方人也会以拥抱表达情感。或许他们把我当作手牵手的一员，又或许认为我跟手牵手的几个员工一样，都代表了社会爱心，不久我们之间就很熟悉了，他们甚至会每周期待我的探访。 至于他们到底怎样认识我的身份，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了。拍摄应该说是很顺利，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次一位老人对我的镜头摆手，但后来她却是最欢迎我的那几个之一。或许那次她只是身体不适。 虽然客观条件很让人乐观，但最初的几卷我并不太满意，那些日常的、兴高采烈的画面中总感觉少了些东西。直到拍了四五卷后，终于一张两位老人坐在椅子上做手指操的画面，让我意识到，感觉来了。这个画面与另一张——一位老人做在椅子上双目微闭——的画面成为后来《日托》画册的主基调，一种日常的又带有白日梦性质的感觉。正如我后来在画册后记里写的，“ 他们挂得整整齐齐的小毛巾，色彩粉嫩得真如孩子一般；他们同青少年一样谈论自己晚上看的电视与八卦——他们在这个集体情景中表现出欢乐和活力。我并无法断定或许他们这些积极是一种集体催眠。但若是可以让他们在漫长的白日时光中忘却老年带来的烦恼和困扰而投入到这样的乐观情绪中，也真是一件好事。” 我忘记了最初为何会起意把照片做出一个画册，但是事实上我们2011年8月就开始讨论这事，还制定了工作计划表， 我甚至还给“手牵手”的老大布置写前言这项作业。 后来计划的日程一拖再拖，却让我有机会不断加入最新拍摄的照片。我知道画册的印刷资金是由日托所在的街道出，所以做好了最大程度妥协的打算，但奇异的是，照片的选择、画册的尺寸等等都是我独自决定，直到12月我才第一次听到了街道的意见：整个基调不够阳光、不够温馨，缺少笑脸。 一度我以为这个计划要搁置，或者我们不得不做两个版本，但后来与手牵手的几个成员多次协商讨论，终于想到了一个非常艺术的方案，在维持照片选择不变的前提下，给画册加入富有童趣的插画，从而达到阳光温馨的效果。而这个方案后来也得到了街道的赞赏，最终成为大家眼前的画册。后来有人问我，在原有的画面上添加这些插画，是否让我感觉原创性打折。但，任何合作都必须在明确底线的情况下有妥协精神。当机构老大说，“我理解你作为摄影师想要呈现这些日常状态的初衷，但是作为机构作为街道，还是希望这个画册基调更积极一些”，既然大家的目标是把画册做出来并且最大程度做到艺术化，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宣传品，那么作为一个合作者，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改动呢。何况，这才是一个开始呢。

昨天的博客文章提到，今年普利策奖突发摄影获奖照片在刊发的时候，遭到不同媒体的区别对待，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图片编辑恐怕这张照片太血腥了。 关于此类有争议照片的发表，不知道国内报纸是否有操作规定（鲜见媒体内部关于这类新闻图片刊发的讨论），在美国报纸，几乎每一张这样照片的刊登，背后都有一场持久的争论，从编发开始，一直到发表之后。 循着这个话题，最近正好又有一个案例，《洛杉矶时报》头版刊登了一张美国驻阿富汗士兵侮辱尸体并与之合影的照片，并做了相关报道。发表这样的照片对于洛杉矶时报这种“质报”(quality newspaper)来说，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选择。Poynter对之做了一个报道，我尽量结合一些事实，给大家展示这张照片是怎样发表出来的整个过程。 1. 拿到照片 照片是一位匿名士兵发给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David Zucchino，他做了不少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报道，这位士兵读过他的文章因此便把照片寄了过来。一共有18张照片，最后时报选择了2张发表。 编辑部对照片的真实性再三做了确认： 长时间地询问提供照片的士兵，请他讲清楚照片是在什么时间，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与此同时，调查他在阿富汗的身份与相关细节。 通过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和部队的线索，确认出现在照片上的士兵的确是82军的成员。 把照片同时发给五角大楼，官员们也对照片的真实性没有质疑。 图片编辑仔细检查照片，确认这些照片没有被修改过。 2. 五角大楼的介入 记者和编辑与五角大楼做了无数次沟通和讨论。军队和白宫官员在发表这个报道之前几周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报最终决定刊登这张照片，五角大楼请他们要再等24小时，因为他们需要做必要的保护措施，实际上最终一共延后了72小时。 军队指挥官Leon Panetta曾经要求报纸不要刊登这张照片，因为过去曾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类似照片的发表造成敌人对军人的杀戮。 3. 为何要发表 时报在面对这种情况仍然坚持发表这些照片，他们的观点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发表一小部分但有代表性的照片，希望引起读者的关注，看到美国军队在阿富汗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就包括了军人违背军队指令的情况，而这则可能对美国军队的安全造成威胁。” 4. 两张照片如何选择出来的 编辑认为选出的这两张照片应该很明确地反映出军人的行为不端。看过所有的照片，他们把那些非常可怕的，无关的，以及重复的照片都拿掉。去掉实在是过于血腥，以及和这两张照片画面重复的照片。 5. 如何发表 两张照片在时报印刷版和网络版上同时都发表了，其中还有一张出现在头版。 很多媒体都选择只把这样的照片放在网络上而不发表在报纸中。因为他们认为会让孩子看到这些照片，不过有专家指出：互联网对于孩子来说更是他们最容易接触的媒介。 美国报纸在针对血腥照片时，编辑部都要给自己提这样几个问题： 一个人端着一碗早餐，一杯果汁，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会作何反应？ (…) Read more

普利策之前 自从普利策揭晓以来，又有不少照片背后的故事爆出，今天再从“八卦”的角度说说普利策。 1. 和你在一起 美国摄影记者组织NPPA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名为《普利策获奖者在登山的时候遇到自己的被摄对象》的文章，文中谈到，摄影记者Craig F. Walker是在大约一年之前一次远足的时候遇到这位被摄对象。活动的组织者知道这位摄影记者曾因为拍摄卷入战争的年轻人获得过普利策奖，现在正寻找患有PTSD的士兵，特地在登山活动中将Ostrom介绍给他，这位退伍士兵的病情很严重。拍摄也就此开始。 摄影师和他的被摄对象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在其痛苦之时，与朋友产生纷争的时候，他都在其身边，被摄对象晓得摄影师正在房间里拍照片，但却仿佛当他不存在一样。士兵Ostrom在接受NPPA采访的时候谈到：“Craig 在我身边让我很自在……他很快就能和别人熟识起来，但之后又会推后两步，贴在墙上消失，和一只小虫一样无声无息地存在。” Ostrom还同时提到，这篇报道并没有伤害他，反而帮助了他。报道发表之后，很多退伍老兵也联系他，他们说：“嘿，我看了你的报道，这也是我的故事啊。”而这样的沟通对这位内心伤痕累累的士兵也是一种疗伤。 另外，这篇报道在丹佛邮报网站发表的时候，是一个单独的摄影报道，没有文字记者的文章，Walker自己写的报道，每张照片都有详细文字说明，他说，如果只有一个标题，显然不能清晰地讲明这个故事。 2012年 Craig F. Walker和他的被摄对象退伍老兵Ostrom在普利策获奖之后深情拥抱 2010年Craig F. Walker和他的另一位被摄对象Ian Fisher一起，关于Fisher参军的报道让他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普利策奖，但荣誉仿佛也归于了他的摄对象。 （这两张照片让我很感动，拍一组好照片，远不如被一个人理解和接受更让人感到心安。真想煽情地向那每一位在拍摄结束之后，仍然和自己的被摄对象在一起的摄影记者致敬） 2. 从报纸版面到网络空间 Craig F. Walker2010年获得普利策奖的摄影特稿，在其供职的丹佛邮报以足以令国内媒体咂舌的篇幅刊登，一共有三天的报纸集中对这个故事做报道，统共有十八个页码。这组照片的图片编辑当年也获得了美国NPPA图片编辑比赛的奖，到这里可以看到全部报纸版面。 而今年Walker的这组专题摄影报道，则主要出现在丹佛邮报的网站，以大图集的方式展示，一共有49张照片。因为其中有被摄对象在战争中拍摄的死尸照片，影廊特别注明：内有重口味照片，请谨慎浏览（Warning: This photo essay contains (…) Read more

南方同学的「关于信任的肖像实验」是我们专题摄影课的作业，之前在camp上放过。最近收到她的一个消息，说是她把这个作品做成了小书。 我一瞅，这是典型的她的作品（精灵古怪地）。书的外套是一个手工编织的口袋，都是被摄对象的话语，谈及他们对于信任的看法。里面有十七组通过这个项目而结识的“陌生人”的肖像，书的装订也是用麻绳和绵绳一针针地缝起来的。 这本“纠结”而又耗费人工的小书，绝无可能批量印刷，它纯手工编织，目前只有五本。以下就是南方做这本书的感受： 南方/文 大约半年前，就有了把「关于信任的肖像实验」这个项目做一个小册子的想法。因为除了相册里贴出来的照片外，还有很多当时对参与者的采访没有整理出来。这些采访都是以视频记录的，初衷是做一个类似于纪录片一样的小短片出来，但由于我实在非常不重视拍摄视频这一环节，出来的视频残残的，也就没什么冲动再去完成那样一个东西了。于是最后就转向了最传统的这样一种呈现方式：小书册。 在开始制作前，我想像它应该是一本很轻薄的小册子，它可以在人们手中传阅，就像以前我们在课堂上偷偷传给同学的漫画书或杂志。总之，它不可能成为一本能珍藏起来的书。但现在实际上它的开本已经被之前我所设计的大了不少，因为如果那么小，上面的采访文字可能就很难看清了。但它的材质依然非常轻，内页一半是非常薄的纸张，但代价是它观赏起来可能不是那么舒服，光线强烈时背面的字很有可能透了上来。在内页的材质上，还用了一种我从高中起就很喜欢的硫酸纸。每一张硫酸纸上都有每一对参与者的名字，在他们的照片和采访文字中间起着间隔的作用，它可以避免采访文字过于明显地干扰了我们对图片的阅读。还有了，这也是我想再一次感谢你们，每一个参与进来的人。 我很珍重你们所告诉我的，那些你们对于信任的看法和理解。我把那些有意味的句子印出来裁切成一条条，编织成一个袋子，正好可以装进这本小册子。编织袋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可以不依靠缝线、粘胶这些外力，依靠每一条带子的结构和力量，坚固地将自身支撑起来。希望我们所渴望的充满信任的世界，也能这样被构筑起来吧。 设计和排版的阶段里，我得到了在学校里学习设计的章茗皓同学的无私帮助；在印刷和装订的阶段里，我得到了我舅舅和我男盆友王丹丹的无私帮助。在这里都要深深地感谢他们。 按顺序都搁好了。不过后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白色的封面太白了，最后跑了一趟金五星，封面换成了一种米色偏黄的软卡纸。 这里有我大部分的作案工具，针线，锥子等等。大部分都购买于金五星批发市场。拿针线缝制书真的很疼很累，那天戳得手都红了。 这是印满参与者对信任的看法的白纸。 编的过程比较有趣 最后的成品： 「信任」外壳 「信任」小册子 印有参与者名字的硫酸纸覆盖在他们的被访文字上。 有麻绳和棉绳两种绳子装订。有点像这个项目，每一组都需要两位陌生人来完成。小册子上有十七组陌生人，于是我就很无聊地在每条绳子上各打了十七个结。 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这多出来的半截。这半截上有「1、你如何理解信任？2、你在生活中信任的人或事物多么？3、你对陌生人信任么？4、为什么想参加这个项目？5、完成拍摄后有什么感受？」这五个问题。在看被采访文字时可以对照着看。 这第一份成品其实一个月前就完工了，但一直懒得放上来，现在算是对自己对大家一个交待吧。 由于没钱，所以我一共只印了五本。另外四 本应该四月份就会出来了。我还不知道如此处置这另外四本。可能是放在某些个咖啡馆或书店一类的吧，让这个世界的路人们都有概率会遇上这本书。最后我留出了 一页空白，打算让路人们在上面胡言乱语他们对于信任的看法。想要这本书的老板们可以豆油我，增加我制作的动力与效率！ 「关于信任的肖像实验」拍了这么久，其实我自己疑惑也很多，困扰也很多，失望也很多。我现在也在犹豫是否还要继续。无论如何，这个小册子还是希望大家能喜欢吧 ：） 作者原文豆瓣链接这里，作者的项目相册这里

这是孙京涛为《中国摄影报》写的一篇文章，读来真是畅快，特地找他要来转载在1416. 我请大家将之当作一篇“摄影小史”来看，并继续去思考科学与艺术杂糅的摄影，在其发展过程中如何寻找自己的疆域这个问题。请别轻易得出一个摄影是怎样或者该怎样的结论，甚至将之作为划分派系的观点支持，这最讨厌了。正如文中提到的，我们能否以“科学的态度”，而不是“技术的态度”（这个“技术”背后是一种需要拿来立刻就用的思维）对某些话题展开探讨？ 另外，借机公告一下，ofpix工作室将要开展摄影经典文论的读书会活动，第一期选读的文章是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读书会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但请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说到底，真正评判摄影的，永远是摄影师与他的技术之间的关系。——瓦尔特·本雅明 中国摄影报约我为第二届“徐肖冰杯”全国摄影大展的“影像探索”类奖项写一点儿东西时，恰好是2011年11月18日，Google涂鸦显示，这一天是摄影术发明者路易·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 Daguerre)诞辰224周年。我顺手在Google上键入“摄影”搜索，得到的结果是37，700，000条，再搜“摄影艺术”，得到的结果是682，000，000条。显然，不管是作为公共语汇还是艺术语汇，摄影在当下社会中业已成为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汇。如果表情冷峻才思敏捷的查尔斯·波德莱尔尚在人世，不知会对这个当年他名之为“科学与艺术最下贱的仆人”的摄影在各种社会场所堂皇入室作何感想?也不知这位有着浓厚英雄主义情节的大诗人会否认可达盖尔这个蹩脚的二流画家如同刚刚去世的史蒂夫·乔布斯一样，是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甚至文明轨迹的时代英雄? 波德莱尔显然低估了集成了科学与艺术双重基因的摄影术的生命力。 实际上，当西方现代文明的两条主脉在1839年终于交叠在一起，并孕育出摄影术这个新生事物时，囿于当时的眼界和思维逻辑，不能对之正确估价属情理之中，摄影在其后的发展走向与形态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的落脚点在于：摄影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自我批评与自我完善从而廓清自己的权域和语言方式，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启发? 一、显而易见，摄影术是在“求真”这样的驱动力之下诞生的。“求真”不仅是科学的精神内核，也是古典主义艺术的精神诉求。但是，对于降生在现代主义门槛前的摄影而言，只有“求真”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以更为明确而独特的方式跻身艺术疆域，以及如何以更强有力的方式展示由工业革命蓬勃展开以及由此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成了摄影本身的重要课题。 我相信这其中包括正反两股力量的推动。 其一是反动力。摄影术纠合着物理学、化学、机械制造等诸多学科的突然闯入，令已经习惯了古典主义思维方式的西方知识界措手不及，它完全搅乱了西方艺术史的既往逻辑、平衡的语境、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向，用罗兰·巴特的话说，摄影“将历史一断为二”。它对外界事物逼真快捷的描绘、几乎没有技术门槛、缺乏“线条深度”、缺少“韵味(Aura)”，差不多就是对高雅艺术的亵渎与迫害，是引起社会趣味整体倒退的罪魁祸首，遭到了如波德莱尔、约翰·罗斯金、古斯塔夫·福楼拜等一干社会名流的痛扁，并试图将其拒于艺术领域的最高境界之外。这样的处境让摄影不得不为取得在艺术领域的合法身份而左冲右突。 其二，科学的进步、艺术发展的新走向为摄影提供了一个借鉴、拼凑、突破、重构自己的语言形态的逻辑背景。科学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发展不仅主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如传播学大师沃尔特·李普曼所观察的，“在近代，人们已发明了做出发明的方法，人们已发现了做出发现的方法。机械的进步不是碰巧的、偶然的，而成为有系统的、渐增的。”系统的思维、理性的推动、严谨的试验让科学成为一切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如果在某种意义上把现代主义时期概括为一个艺术语言的探索时期，那么这种探索就体现在如何用“符合科学精神”的言说方式反映客观世界与主观感受上，所以每一种语言方式的诞生，每一个艺术流派的诞生，既是科学推动的结果，也是艺术对科学的礼敬：光学的新发现催生了印象主义，生物学的新发现催生了立体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催生了超现实主义…… 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不再像他们的古典主义前辈那样把全部心思用在真实描摹自然上，他们试图建立一套更为独特、更为纯粹的语言系统来展示他们“认为”的世界，于是，印象主义、后期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艺术流派与艺术运动次第展开。每门艺术都试图通过其固有的方式方法决定这门艺术自身固有的独特作用;每门艺术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独一无二特性的厘清确立在自身权域中的地位;每门艺术都试图在这种“纯粹性”中自我定义艺术质量和独立标准。 在这种情形下，作为身份可疑、面目生硬、地位卑微的摄影，借鉴、模仿甚至献媚是少不了的。“应该产生摄影的拉斐尔和摄影的提茨安”，有人这么说。于是摄影也产生了诸如绘画主义、印象派、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超现实主义、主观主义等类似的派别和实践。 但是，有着科学与艺术优良基因的摄影显然更希望在科学功能与文化成就互动关系的更广泛的社会辩论中创建其美学上的自主权，一些有识之士以科学的精神和大胆的探索突破了传统美术理论对摄影的束缚，于是有了艾尔弗雷德·施蒂格里茨的分离，有了安塞尔·亚当斯的黑白影调试验，有了爱德华·韦斯顿超小光圈、超大景深的使用，有了卡蒂埃-布列松著名的“决定性的瞬间”快照美学理论……这些实践，均将摄影中包含了科学元素的技术美学，发挥到了极致，并由此确立了摄影在艺术领域不可替代的特质与地位。这种登峰造极的探索与现代主义其他艺术门类的探索殊途同归——不破不立，在后现代主义时期被解构、被模糊、被穿越、被融合，艺术开始展示出另外一种面貌。 二、我写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目的，在于陈述一个事实：如同对其他艺术的观照方法一样，对摄影的观照同样应该具有双重视野：意义与语言风格，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是，“道与术”。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对意义与语言风格的认识与接受却像鸟儿失去了一只翅膀一样失去了平衡。 我们过多强调了摄影干的是什么，却少有提及摄影该怎么干。我们能把摄影所承载的内涵提升到社会学、哲学的层面去分析，却少有把摄影放到语言学、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思维框架下的研究。我们的摄影家可以成为纪实摄影家、风景摄影家、观念摄家，却少有人能成为摄影的语言学家。 究其原因，我想可能有以下两个主要因素： 1.缺乏语言研究的传统。西方现代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不仅要关注一个系统运作的结果，而且要关注这个系统的内在结构、运作方式与过程。这种思维导致了对本体研究的体系化、系统化。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诸如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结构学等与本体分析密切相关的学科。而且，经由科学方法所建立起来的思维本能，促使西方的学者、艺术家和摄影家会自觉地从本体的角度思考眼前的艺术 形态和艺术方式。比如罗兰·巴特，他接触摄影后的一个思考就是，“对于照片，我有着一种强烈的本体论的愿望：我不顾一切地想知道照片‘本身’是什么，它以什么样的特点使自己有别于一般图像。”这个动机催生了他的名著《明室》。类似视觉本体研究的著作还包括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视觉思维》，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威廉·沃林格的《抽象与移情》、E.H.贡布里希的《秩序感》、于贝尔·达弥施的《落差，经受摄影的考验》，等等。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美国摄影家黛安·阿勃丝三兄妹各自在艺术本体思考上的自觉。阿勃丝是个对摄影本体语言极其敏感而深究的人，她糅合了快照摄影的不确定、粗犷与大画幅摄影的控制性，整饬的摄影风格是她对摄影深刻思考与选择的结果。阿勃丝的哥哥，著名诗人霍华德·内梅罗夫在《虚构生活日记》中检讨：“我活着的天职就是要制造‘影像’，可我对‘影像’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他花了不少笔墨探讨了“他的艺术”——写作，与“他妹妹的艺术”——摄影之间的不同。阿勃丝的妹妹雷尼·斯帕契亚则不断试验用新材料完成她那些迥异于他人的雕塑作品。 中国社会说到底是一个道德社会，而不是一个科学社会，因而也就缺乏上述科学思维的习惯。虽然孔子也强调“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中国的思想者对艺术本体语言的思考，更多立足于“铸鼎像物，使民知神奸”(语出《左传》)的功能目的上。 从一个大的时空范围看，那些有名的艺术理论著作，如《文心雕龙》《谢赫六法》《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等对艺术本体的研究多少都带有些孤立性和片面性，且多是一家之言，难成体系，也不能构成一种上下承接左右逢源的逻辑演进关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对摄影本体语言的轻视，也就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荒唐地具备了合法性，“摄影就是记录”、“多拍就行”这样轻率而肤浅的言论层出不穷。 2.对摄影这个舶来品的接受与借鉴，不是科学的态度，至多只是技术的态度。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科学不以实用为目的，而技术则实用目的明确。科学的精神是系统、逻辑、理性，它关心的是规律与预言，而技术的落脚点则重在利益实现的最大化。 我相信科学态度指引下的实践更具有系统性、扩展性、融合性和原创性。大家熟知的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 Read more

几位女工在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听老师在讲表演的注意事项，她们要参加木兰为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晚会走秀节目。 Ofpix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让影像发声工作营活动，主题是关注城市女工，除了和公益组织合作，帮助摄影师去了解女工群体的生活，用影像为他们发声，我们还会和木兰文化中心展开一个女工影像发声的项目，在北京设置三个工作站，对在京打工的女性进行摄影和视频拍摄的培训，希望她们能基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记录在北京的生活现状，项目将持续一年。 我们现在需要六台有视频拍摄功能的单反相机提供给女工使用（或者是家用摄像机也可以），需要视频主要是考虑到它可以提供更多的影音信息，有助于让她们的故事更为丰满。 如果您有闲置不用的器材，或者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路径，请联系我们。您也会成为我们项目的成员，我们会赠送女工的照片并及时通报项目进程。（邮件ofpixcamp@gmail.com） 以下是让影像发声工作坊的成员廖璐璐目前拍到的两位女工故事，它将有助于帮助您了解我们这个项目的情况。 在木兰社区活动中心，胥红佳为三八节晚会模特秀展开排练。对于她来说，去木兰参加各种活动，是她在工作之余最放松，开心的事情。 80后的胥红佳来北京3年了，现在在东沙一个木门加工厂工作。 每天早晨起来给工人们做饭，红佳的一天从此开始。 加工木门最难的工艺是喷漆，现在红佳已经可以熟练操作。 何文琼北京已经11年了，做过很多工，干过保洁、超市销售员卖蔬菜、水果、开过电梯、给别人家里做给饭。 何文琼有两孩子、都是男孩，靠打工谋生，养父母、孩子……这一切，让生活压力重重。 何文琼很爱笑，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开心果”，从她的手上我们能了解她工作的艰辛，以及同时存在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以上这两张照片是红佳和文琼穿着木兰淘宝店的服装，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木兰要上线的淘宝店当模特。 你愿意为她们提供帮助么？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