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佛教界德高望重的僧人释广德，1963年6月11日，为抗议南越吴廷琰政府对佛教徒的高压政策在西贡街头自焚。照片广为流传，社会舆论对吴廷琰政府带来压力。 美联社摄影记者Malcolm Browne周一去世，他所拍摄的越南西贡街头僧侣自焚的照片在1963年分别获得荷赛年度照片和普利策奖。 Malcolm Browne的去世使得不少媒体对他职业生涯最著名的这张照片予以回顾，这也正好是个机会让我们转到照片背后去看，也许经典照片很可能只是一面之词。 时代周刊的博客发表了一篇去年对这位摄影师的访问，作者本人的口述还原了他拍这张照片的过程。以下就是这篇访谈录的编译： Patrick Witty（记者）: 当时你拍照的那天情况是怎样的，你是如何拍到释广德自焚照片？ Malcolm Browne: 我在越南已经呆了几年，越南的局势变得非常糟糕。我开始关注越南的僧侣，因为他们似乎可能成为局势的变革和推动者。我和其中不少和尚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中有人就是这场行动的领导者。 1963年的春天，和尚开始暗示他们可能会做一些非常过激的反抗行动，其中一个和尚有可能自尽或者献祭。当时和尚们给西贡的外国通讯社打电话，说有重大的事件要发生。但很多记者对这事儿都有些厌烦。我则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那天我是唯一一个到现场的西方记者。 PW: 你是那里唯一的摄影师么？ MB: 绝我所知，应该是这样。当时也有一些越南人自己拍了照片，但照片没有传播出来，他们没有通讯和传输设备。 PW: 当你透过取景器朝外望去，你心里在想什么？ MB:我当时只想着画面主体是一个自焚的人，因此曝光应该是——哦，好像是f10，或者别的什么我忘记了。我用的是一个非常廉价的日本相机（Petri），我对它已经用得很熟， 但当时我还是要不断确定相机的设置正确，对焦精确，同时也要过片迅速。因为不停拍照，我大概拍了10卷胶片。 PW:你是什么感觉？ MB: 我脑子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要赶快去发稿。我意识到到这是非比寻常的事件，我必须要迅速赶在政府魔爪伸过来之前将之送到美联社办公室，我也知道这在西贡也是非常困难的事。 PW:你如何处理这些底片？ MB: 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胶片送到中转站，胶卷在那里用货运或者其它方式运出，这可以躲过审查。随后我们有一个信使，他会将胶片带到马尼拉，在那里有传输设备将照片传送到各地。 PW: 你说的信使具体指什么？ MB: (…)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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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信时代
Fourandsix是个假照片鉴定机构，以前博客上也曾介绍过。公司的创办者是Photoshop的前任产品经理Kevin Connor和达特茅斯学院计算机科学教授Hany Farid。 前两天，Kevin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颇为正点，戳到了这个时代的痛处。每天要接待各种各样质疑照片的人，这位假照片鉴定专家发出感慨：是不是我们对照片的信任已经全面下滑？ Cottingley Fairies 1917年 路透社被质疑的照片 Kevin拿了两张照片做比较，一张是1917年的照片，摄影者是两个英国小姑娘，一个16岁，一个10岁，这张照片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因为照片被指是一种通灵，也就是说，人们认为画面里出现的那些——天使是真实的。 见鬼啊，明摆着就是剪纸么。但直到1980年，照片的作者之一已经八十多岁的时候，经由她亲口承认照片是她们姐妹两个摆拍布景的，这张照片的谜团才被解开。 另一张照片是去年路透社发稿的照片。估计所有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会质疑：这不明摆着是PS的么？ 见鬼啊，路透社的编辑可能会大叫，是真的拍下的，这真的是现场摄影报道！这位男人正在发射火箭炮，摄影记者正巧用那高级相机捕捉到了这一惊奇瞬间。但各种牛人分析员有着各种不信任，他们使用各种工具对其展开分析，答案都是不能肯定，有所质疑。路透后来甚至在自己博客上撤下了这张照片。 Fourandsix也对这照片做了分析，认为照片中没有疑点。 照片里阴影的方向是一致的，没有矛盾 一百年前后人们对照片态度之变化说明了什么？Kevin认为这自然不排除人们观念和知识的进步所带来的对信息更自主的判断，但同时这种质疑的强度的变化，也说明了读者对信源——摄影媒介，再也不是一种毫无防备的全盘接受了。“当人们对照片会被操控的实质越来越熟悉，并且操控手段变得愈发强大和易用，照片曾经享有的专属地位则也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这并不是坏事，照片的皇帝新衣终于被揭去，摄影反而被解放，你尽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语言工具去传情达意，而不是处处被“真实性”束缚。 不过，如果站在悲观一点儿的角度，你也会看到，尤其是在中国，被不信任气息笼罩，所谓信任与不信任，在事物尚未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意义的运作与其是什么没有太多关联，再也没有铁证如山的说法，摄影自然也敌不过这股势力，对它的不信任与人们对此种媒介的认知变化有关，却也是一个时代之下的产物。
两个故事
昨天本来想在周一消息树上挂两个故事，但实在太累于是挪到今天。 这两件新近发生的事，彼此之间并无任何联系，唯一共同点是，两个故事都让我感到有点儿荒诞，但却又那么符合当下的逻辑。 1. 哈利王子的裸照 大家都知道，近日《太阳报》一位名叫哈利的男编辑和一位女实习生为本报头版“献身”，拍摄了一张高仿照片——仿制英国王子哈利的一张丑闻照片。 这是典型的小报作风，但并非是创新手段，因为差不多一百年以前，美国的黄色小报比如《晚间新闻画报》们最擅长干这个，他们把那些拍不到的新闻都用扮演拼贴，剪刀加浆糊的方法炮制。 但那是拿不到照片的时候，如今，哈利的照片漫天皆是，为什么太阳报这份如假包换的小报竟然不刊登原版照片？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对此做了一篇报道，题目就是《为何英国小报让实习生和编辑脱光了重现哈利王子的照片》。 文章提到，当天英国各大报纸头版，没有一家刊登哈利的丑闻照片，他们全部都听从了皇室的命令，一些小报尽管还是将此事做到了头版，但却没有用丑闻照片，而是以其它照片代替，而一些大报则对此只字未提。只有太阳报似乎禁不住诱惑搞了这么一个动作，但其动静之大也不亚于刊登原版照片。 泰晤士报，头版没有相关报道 《镜报》报道此事，但是没有直接刊登事件照片 《每日电讯》报道此事，但使用照片不但无关而且很严肃体面。 《太阳报》在英国小报里最为大胆，那么它究竟能不能大胆到直接打破皇室禁令刊登原版照片呢？ 答案是否定的。 《大西洋》月刊指出，英媒的这些反应是其处于一个敏感时期的体现。因为受到《世界新闻报》的电话窃听丑闻事件的影响，英国政府对媒体有着越来越严格的限制。皇室在通知媒体不予刊登这些照片的时候就指出——这些照片将侵犯哈利王子的隐私权。目前英国法律对此的规定是——照片涉及个人隐私且违背其本人意愿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存在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才能够刊登。 “公共利益”仍是一个无法界定边界的概念，但英国国内的气氛受到电话窃听事件的影响，加上针对英国报业的道德问题步步紧逼的莱韦森调查(Leveson Inquiry)，此时媒体都变得非常小心谨慎。 但英国媒体能不能就此吸取教训，正确对待这些涉及名人政客的“黄色新闻”呢？《大西洋月刊》的最后一句话是：你看，他们还是能找到办法，他们让一个还在上大学的女孩子为此事脱光了上报纸。 2. 柯达的转型 也许过两天我能有空再写一篇文章，关于业余影像对专业摄影的冲击，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时刻。今天人人都能拍照的狂欢场景是互联网和数字化浪潮带来的，而一百多年前，人类的摄影文化生活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业余的时刻，它是由柯达引发的。但现在，这个柯达则却因为这个新的更为业余的需要，整个帝国正在逐渐坍塌。 关于柯达寻求破产保护的最新消息是，公司卖掉了一百多个数字影像专利，仍然不能偿还债务。现在公司则要卖掉胶卷、相纸、数字影像处理和扫描业务，专注做激光打印生意。 在柯达公司网站上，它声明要保留的业务是：商用激光打印，娱乐影像，商用胶片以及特种化学。请注意：商用胶片指的是航空、卫星、工业以及政府所需要的影像产品而并非我们所理解的商用，因为无论是专业市场还是大众市场，柯达都节节败落，它们对于柯达都不能称之为“商用”了。 据说十年前柯达所建造的厂房和生产线还都以传统摄影为核心，仅仅过了十年，对于未来的人们来说，伟大的柯达帝国不复存在，柯达这个品牌将是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做打印机生意的公司。 (…) Read more
宝丽来越来越大？
Image © Stefan Milev, courtesy of Impossible. 为什么iphone上的那些摄影app非要把照片做出宝丽来效果？ 答案是：乔布斯是宝丽来发明者兰德博士（Edwin Land）的崇拜者。 这不仅因为兰德也是中途从哈佛辍学去做自己的研究，并且被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抛弃，更是因为他们对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有着相同的理解。乔布斯曾经在访谈中提到兰德： “他是个制造麻烦的人，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者，他对我们的影响比这个更深远——他看到了艺术、科技和商业的交叉，并建立公司去实践。但他却被自己的公司赶跑，在75岁的时候开始做纯粹的科学研究，继续对色彩展开研究。这人是国家的财富，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怎么不会当作偶像，他才是一个奇迹——不是宇航员也不是足球运动员。” 这两人曾经有过一次会面，乔布斯非常兴奋，因为他和兰德实在是心有灵犀。兰德提到：“我能够发明宝丽来相机，是因为它就呆在那里，在我制造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坐在我面前了。”乔布斯则兴奋地回应：“啊！这恰恰就是我发现苹果的过程。” 对于这两个人来说，他们的产品都并非是“发明”出来的，而是他们将之发现，他们的宝贝就在那里呆着，只是一直没有人能够看到它们罢了。 1948年，宝丽来相机正式面世，据说这台相机源自博士3岁女儿的一个提问：“为什么我不能立刻得到我的照片？”从此，宝丽来让人们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拿到自己的照片。 但宝丽来却在自己60岁的时候遇到麻烦，公司被不断兼并组合，宝丽来面临停产。 一小撮人建立了一个名叫“不可能完成计划”的项目（The Impossible Projet）开始了拯救宝丽来的行动，并成功恢复了供宝丽来 600和 SX-70相机使用的黑白与彩色宝丽来相纸。（参看：宝丽来，宝贝儿又回来了，以及兰德的生日礼物） 如今，不可能的任务在本周又有一个新的不可能即将诞生——周四，不可能完成计划将宣布8×10大画幅即时成像相纸面世，首批将有1000盒进入市场。 谈到这批相机的生产，不可能任务的领衔人 Florian Kaps 说这只是一个幸运的偶然。当初在和宝丽来公司谈判的时候，他一直对工厂里的遗留物很感兴趣，一个工人给他传回话说，剩下8×10产品线的一套机器，问他要不要。Florian就打电话给宝丽来，对方说这个可以放在协议里打包送给他，不要钱，条件就是自己把它运走。 这台机器的运费让Florian耗资巨大，整整装了五个集装箱，从美国运到了荷兰。 8×10宝丽来相纸是1973年开始上市的，后来在80年代层风靡一时。不可能完成项目将之恢复生产其中也破费周折。目前首批黑白相纸已经问世，研发团队正在研制彩色相纸。 即将上市的8×10宝丽来的售价是一盒相纸（10张）189美元，适用于所有的8×10相机，宝丽来公司将提供专门的片盒。 不过，看了看第一批照片，有点儿小失望，不光主题有些无聊，而且效果上和instagram们的效果如出一辙。不知道埃德温和乔布斯会怎么想。但无论如何，两位惺惺相惜的人儿还是——在一起了。 （更多此事件报道：纽约时报这里，BJP这里） (…) Read more
“好” “笑” 的新闻
现在在新闻界工作，颇为令人嗤之以鼻。哦哦，这实在不像一个教新闻的老师应该说的话。但前些日子有个学生和我说，她有个念头想到一家娱乐媒体工作，但怕我责怪她背离了新闻理想。我却很想告诉她，对“新闻理想”我已经万念俱灰，倒不如实在去做娱乐，这可能比打着新闻的旗号做娱乐反而更纯粹。 和朋友做了一个工作室，微博上的口号是“报道摄影理想实验室”，我打算做一个不被娱乐化和商业化裹挟的自媒体，因为我实在厌倦那些消费灾难消费眼球骄傲自大的大媒体，但我很快就发现，如果理想不能变现，摄影师们的生计问题将如阴云始终在其头顶密布。我最终还是要和那些“好笑”的大媒体屈服么？或者只能期待一个“高帅富”来给我们的“自媒体”买单。 “好” “笑”这个形容来自最近两个新闻事件。 “好”新闻事件—— 最近，美国乔治尼亚大学校报编辑部的成员全体辞职出走，这些新闻系出身的学生不能容忍自己的新闻理想被践踏。事情源于该校报最新的编辑守则的修订，其中做了这样两个明确的规定： 好新闻：指报道内容是我们的受众有益的、突出的、独一无二的、新的、戏剧性的行为。比如，新生获得奖学金。好新闻也指读者想要了解的，比如，如何省钱，如何加入学生社团，到哪里去找工作，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记者为此应该向读者征询意见，从而能够列出一份他们想了解的报道内容的清单。 坏新闻：内容有关人或者组织做了坏事的报道。我看这恐怕就是你们所说的“新闻”…… 在任何时候，如有问题，就请多做好新闻而不是坏新闻。 新的规则还要求如果被摄对象不体面照片不能太大，以及要拍更多被摄者露齿一笑的好照片。 最终，这份即将出台的新规定挤走了编辑部的新闻人。 这成文的编辑守则以及其中对“坏新闻”赤裸裸的嘲笑似乎很令人发指，但更令人发指的是，不知在多少个编辑部里，人们都在按照这种守则——不成文的，默认的，乖乖执行。 “笑“新闻事件—— 英国威尔士的一份报纸Western Mail，刊发了一张照片，图片说明是： 威尔士一个机场管理者撞车身亡。LOL （LOL 是laugh out loud的缩写，意思是大声笑） 这是一个恶作剧？抑或是该报一位90后员工的无心之举——在他们眼中，恐怕新闻就是这个样子。
三十三亿美元的Getty
昨晚，凯雷集团宣布，已同意以33亿美元从Hellman & Friedman手中收购Getty Images。凯雷这次收购与Getty Images管理层建立伙伴关系，Getty创始人兼董事长马克-盖蒂(Mark Getty)及其家族，CEO和联合创始人乔纳森-克莱恩(Jonathan Klein)，他们的股份会从此前的30%升至略低于50%。 1995年Getty Images创立。2008年，私募股权公司Hellman & Friedman20.4亿美元将Getty Images私有化。 这是一个资本游戏，Getty Images从创立之时就以这种方式，不断吞没兼并小图片公司。那些丰富而多元的小型图片社，充满个性的创始人，从我们眼前一个又一个消失。如今，在雄厚的资本支持下，Getty更加势不可挡。 美国摄影界新闻PDN报道，去年，Getty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开始削减开支，他们起草了新的摄影师合作合同，减少给摄影师的分成，他们警告合作者，一些RM（rights-managed）图片如果销售不佳会转到RF（royalty-free ）图片，而部分RF图片又可能变成给客户的赠品。Getty说此举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内容以更多元的方式为客户所使用，从而增加销量。 面对Getty的霸王条款，很多摄影师却怒不敢言，因为他们没有议价的可能，世界上已经只剩下了一个Getty。 针对此次收购，英国摄影BJP采访了其CEO Jonathan Klein，以下是访谈的部分内容： 问：你提到这次合作将会把公司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能否对此予以详细解释？ Jonathan Klein: 首先是更为国际化，我们要在亚太地区，中东和拉美加强投资。其次我们要把我们的ThinkStock品牌更为进一步推进。最后，我们的新闻报道图片已经非常强，我们之后也会在国际化方面继续发展。我们在英国和美国非常强，但其它地区却还有空间。我们有一些新的产品，比如Connect（一个Getty 开发的API）目前已经有了100个客户，我们只是几个月前才刚将之推出，我们现在也在考虑如何通过我们的销售终端加强这个产品的销售。此外，我们还要做更多的品牌形象推广，因为在英国，人们认为Getty是一个图片资料库，而在海外，Getty给人的印象是只卖新闻报道、体育或者图库照片。但实际上，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影像平台。 问：Getty旗下的报道摄影品牌Reportage将来会如何，这次的收购对它有什么影响？ Jonathan Klein: 公司的文化，我们认为这最重要，它如何都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最近五年来在新闻摄影领域做了很多，这依然也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设立基金支持Perpignan报道摄影节，这都不会改变。这也是我们生意的一部分，尽管这都不是很大的生意，但我们认为它很重要。我们也认为新闻摄影的未来发展不但对于世界对于Getty也都很重要。 尽管CEO言之凿凿说是新闻摄影很重要，但Getty的更多工作重心已经放在了开发影像娱乐和创意产品上，这恐怕也是今后这家“全球最大的影像平台”的必然发展趋势。最后，介绍一个Getty的最新产品叫做Moodstream，这个网站可以让受众选择自己的心情，根据你的状态，网站推送一系列的音乐、图片和视频资料（都来自Getty的资料库），帮助你激发创意思考。来试试吧，当收音机还不错。 (…) Read more
到奥运图片编辑室的后厨去看一看
奥运赛场上拼命按下快门的那些摄影师们，拜新技术所赐，他们的照片瞬时就传到了图片编辑后台，但只有少数照片能够和读者见面，大部分都被pass掉了。 图片编辑——这些图片“掌权者”是怎样的心态，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内决定图片的生杀予夺？ 路透社的图片编辑Russell Boyce最近撰写了一篇名为：《点击、编辑、剪裁或者扔掉》（Click, edit, crop or drop）的博客文章，他将读者带到了图片生产的后厨，让你看到“菜品”备料和制作的过程。 路透这次奥运的布局是55个摄影师，17个图片编辑，25个图片处理人员。Russell Boyce的工作是编辑体操和田径。下面就是男子200m决赛时，他的电脑屏幕： 图片编辑坐在工作区里，他面对的是骤然涌进的成百张照片，来自不同的摄影师，他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拍到非常精彩的照片，如何处理好这些摄影师的个人期待，那就是图片编辑的人际沟通能力了。他不能说：“你拍的不如其他人。”尽管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这么说无疑是火上浇油。 一般来说，图片编辑要盯着事件的发展进程，可能还要同时盯着三个同时进行的比赛，不断和现场拍照的摄影师沟通，从而才能了解照片拍摄的语境。 图片编辑确认通过的照片随后就到了图片处理（processor）那里。这些还没有加图片说明的照片会一张一张地涌进图片处理的电脑里，没完没了，连续十个小时。图片处理需要确认照片里的运动员，撰写能够说明何人、何事、为何以及何时这几个要素的图片说明。他们还要给照片加上技术信息，这样才能方便发到全球的图片客户那里。图片处理人员还要对照片做白平衡，一些技术上的剪裁——裁掉边缘的不需要的线，以及对轻微的跑焦做锐化。 路透社现在使用的技术能够让摄影师同步了解图片编辑在电脑上选择了哪些照片发稿，这样他们也可以知道图片编辑是不是可能会速度太慢，从而错失了抢新闻头条的时机。 关于图片编辑这工作的悲催，以下Russell Boyce则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来给大家诉苦： “目前最先进的照相机每秒可以连拍10张，那么在一个体操比赛中，90秒的时间里运动员做动作，下场，观众鼓掌，运动员绽放笑容，场下另外一个被超越的则瘫坐在椅子上痛哭，等等。这一切场景即使一个再优秀再有克制能力，精心选择时机不会拍坏照片的摄影记者，都不会轻易把他们的指头从相机上挪开。那么我让你算算，这中间大概会传过来多少张照片？ 这成百的照片，都是关键瞬间，我要选择剪裁和上传，速度要快过我们的对手，否则他们就会先行发布。如果我们的摄影师拍了好照片，我却没有选中，他们迟早会用自己的方式在酒吧里让我知道我的错误。不过，反过来，如果我的选择很棒，摄影师会以更好的照片作为回报。 接下来就是在拍摄结果之中的选择了，你可以像一个香肠生产车间一样工作——就拿体操比赛来说，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会拍摄广一点的镜头，然后是越来越紧，每个运动员可能都会按照标准流程拍一遍，然后再来下一个。如果图片编辑也按照这个节奏发稿，那就真的和生产香肠一样，一节一节，估计图片处理人员会抓狂，客户也会得到一大堆照片。 图片编辑也要在这个过程中做一些有创造力的选择，挑选横幅或者竖幅，想着是不是把平衡木裁掉让运动员仿佛在空中飞翔？关于把照片剪裁得更为紧凑，这里面又是一大堆事情。假如我没裁照片，但相反那张裁的照片却更受欢迎，我就不得不又要到酒吧去听摄影记者耳语。 照片的形状也是问题。互联网网站一般用竖幅照片么？通常不，有的时候也会用。杂志封面和平行版式的小报头版都用横幅照片么？通常不，但有的时候也会用。 那么我是不是会针对不同客户对照片做不同剪裁呢？给我买杯啤酒，我来告诉你。” 那么，看了这篇文章你还想不想当图片编辑？恐怕也该明白，为何为何时下图片编辑那么紧俏，总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但他却不肯出现在灯火阑珊处的原因了。 以上照片和编译文字均来自路透的博客，原文这里
周一消息树
最后再说奥运…… iphone：扩展的视界 张丹正在设置自己的iphone，为拍摄做准备 《连线》杂志报道了《卫报》摄影记者张丹（Dan Chung）的实验——用iphone拍奥运。他不是用iphone随手拍＋instagram效果来讨巧（这么做已经不新鲜了），而试图把iphone变成职业摄影师的正经工具。 这就是他的新式武器，在iphone前面加上了一个从佳能10×42望远镜拆下来的一只镜头，这样就能获得长焦镜头效果。不过其代价是，拍摄需要手动对焦。除了这支“长焦镜头”，他还准备了一套Schneider iPro lenses（iphone的一种镜头附件），有广角和鱼眼镜头。最后，他又给iphone加上了遥控拍摄装置。到此为止，这位摄影师的器材就配备齐全了，三支iphone和这些附件，一只小包就装进去了。它们不仅有iphone的灵巧，同时又有多个焦段的镜头支持，下面就该摄影记者大显身手了。 张丹说，之所以选择iphone则是因为它的扩展工具更丰富全面。他并非要让iphone挑战专业器材，而是试图通过它获得更多的创造力。假如你使用专业器材，你可能总是去寻找那么一张“安全的照片”。更重要的是，iphone让你和你的被摄对象之间的距离更近，人们面对iphone的反应和专业器材完全不同。 张丹的iphone照片 报纸摄影记者的奥运 《纽约时报》的博客Lens对该报纸两位参与奥运报道的摄影记者做了采访（这里和这里），他们的作品是典型的报纸摄影记者的作品，紧跟赛事报道，讲究画面的精到，还要找到新闻点。其中，摄影记者Chang W. Lee,的经验是：“要想在画面前面拍摄。”而对新技术是否影响了拍摄思路这个问题，Doug Mills 则认为：“几乎全然改变了我的拍摄方式。针对网站发表的照片，我都会把照片的构图拍得紧一些，因为没有后期剪裁照片的时间。照片会直接从我的相机到编辑的笔记本上然后发到网络上，所以我要拍摄的画面紧凑，曝光也要非常小心。” 双城记 英国摄影师Zed Nelson的个人专题“双城记”拍摄的是他成长的社区——Hackney。在伦敦，这里是非常特别的一块街区——罪恶却又时尚。 “暴力、美好、野生、废弃、贫穷在这里混杂在一起，这里破烂不堪但又生机勃勃。”Zed这样描述他的家。在跟随自己的父母——两个嬉皮青年，开着一辆破救护车去印度和香港转了一圈之后回到了Hackney，他在当地一个据称是全伦敦最差的学校里上学，吸毒、打耳钉、玩机车，最后是摄影拯救了他。现在，Zed回来了，重新打量童年成长的这个地区。 Zed Nelson记录了奥运给这个街区带来的一些变化，人们被重新安置，街道整洁了。事实上，最近五年这个街区发生很大改变，一些有钱的中产阶级搬了进来，使得这里成为贫富对比非常鲜明的地域。这就是他的个人专题《双城记》这个名称的由来。 Zed 认为：“从心理上和地理上，我都已经离开了这里，我开始周游四方，但我却总愿意回来看看。”至于奥运会，他毫不关心，不能随便停车，一切都不方便，“这只是一场为电视准备的活动。”
那时，我的胶卷没了
干脆这周变成大卫伯耐特（David Burnett）专场得了。 搜索资料的时候撞进这位老先生的博客，发现他真能写，甚至有些唠叨：目睹了一场车祸，和家人在一起的欢愉，以及时不时地写一下回忆录。 2012年6月7日，大卫伯耐特写下一篇日志，将时光拉回到了四十年前，那时候他25岁，整整两年都在报道越战。 文章开头的第一段的感叹是：生活在当下的年轻人，你们不会理解胶片时代的法则。 投掷汽油弹的飞机 大卫伯耐特摄 1972年的6月8日，大卫伯耐特和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出发去西贡的一个村庄采访，听当地人讲，北面的一个村子有更激烈的战斗。大卫和一群摄影记者就在村口等待，当时有太多村庄都是这样发生零零星星的枪战，里面传来的枪声说明小规模的战斗仍在进行。大卫伯耐特手中一台老式徕卡刚刚拍完一卷胶卷，这台机器装胶卷甚为麻烦，他正在费劲折腾。天空忽然飞来两架越南战斗机，它们低空盘旋，扔下汽油弹。大卫伯耐特追着拍了几张扔下炸弹的照片，然后继续忙着想赶紧把那台徕卡相机的胶卷装上。 手忙脚乱折腾装卷的那一刻，他眼睛瞟见前方有人从村庄的烟雾中跑出来，而左边的美联社记者黄功吾（Nick Ut ）拔腿就朝这些平民跑过去。他的徕卡举到眼前，拍下了背部烧伤的女孩儿惊恐的样子。也就一转眼的功夫，女孩儿就被黄功吾抱到了他的汽车上，载着她去了医院。 几个小时候后，大卫在美联社暗房冲自己的胶卷，这里是出门在外的摄影记者们的大本营。此时，他看到黄功吾手里拿着一张还是湿淋淋的七寸照片从暗房走出来，这就是那张经典的名作。 除了大卫伯耐特，另外一位摄影记者Hoang van Danh也恰巧在换胶卷，大概就是画面右边角落的那个 大卫伯耐特在装上胶卷之后拍下的照片，画面里人们正在帮助背部被烧伤的小女孩。拍摄动态影片的是NBC的记者。 大卫伯耐特一直对当时那个场面记忆犹新，小女孩从火中奔逃出来，黄和其它摄影记者快速反应跟过去拍，而他自己还在对付那卷胶卷，其实也就20-30秒的时间，他也跟了过去，场景却完全不同。 黄功吾的照片成为越战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它将战争之残忍展示给世界，第二天，这张照片登上无数报纸的头条，让反战的声音变得更为强烈。当时也有16毫米的摄像机在现场录像，但这些动态影片却没有这张照片的影响力。大卫伯耐特认为，这是因为“电影和视频试图让每个瞬间都平等，但实际它们并不平等。一张真正的新闻照片是对所发生的现实的提炼，让这个瞬间从情感和视觉两方面对事件做出解释。” 尽管大卫伯耐特仍然珍惜那天所拍下的迟了一点点的照片，有些也发表在《生活》画报上，但这件事却给这个刚刚进入新闻摄影领域的年轻人一个教训，要做一个时刻准备着的摄影记者，尖锐且敏感，能嗅到即将发生的故事，他说这是成为一个伟大摄影记者的关键。 日志文末，大卫发出这样的感慨：“在单幅照片里，总有一种瞬间迸发的力量，这是其它媒介所没有的，对于我们这些走在历史的边上，身跨相机，记录鲜活事实的人来说，即使在今天这个到处充斥影像的数字时代，照片仍然能够讲述故事，超越语言的隔阂，定格时间。时至今日，我总是要给自己的胶片相机留下一两张照片，在记忆卡里留下一点空间。这就是黄功吾那张照片当年让我学到的东西。” 这段话和他文章的第一句话两相对应却耐人寻味，今天的摄影记者都武装着永远拍不完的胶卷，他们还会相信最好的瞬间是下一个么？数码相机不再让他们诚惶诚恐，但是否又会太过信心满满。 大卫，越南小女孩，黄功吾，这几位新闻事件的当事人重聚。 延伸阅读：1. 黄功吾对当年拍摄经过的回忆 2. 华盛顿邮报对大卫当年这个遗憾的经历的报道
大卫伯耐特的第八个奥运会
从1984年第一次登上奥运会赛场，美国联系图片社的大卫伯耐特（David Burnett）就没想好好拍奥运会，他的节奏永远比周围的摄影记者慢，这似乎与奥运会更快、更高更远的口号背道而驰，但他的目标不是来这里和其它摄影师竞争——器材、发稿速度……这些他全然都不在乎，他就是要到这个赛场上静静地看。 2012年，大卫伯耐特先生又坐到了赛场的角落，他拍摄的节奏更慢了，这是他的第八个奥运会，他今年已经66岁。 纽约时报的Lens博客采访了他，以下是JAMES ESTRIN对他的访问的摘录： Q.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你一出场就拍摄了上面这张Mary Decker的经典照片，和我们讲一讲照片背后的故事吧。 A. 现在要拍这样的照片太难了，不是照片本身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视觉超载的时代里。再也不会有另外一张奥运会照片能够像这张照那么引人瞩目。 我当时整整一周都在拍田径，换了很多不同的位置，上上下下地跑，不过大多数时候都在终点附近。但我实在对挤在一大堆人里感到厌烦，贴身的总是11只大大的三脚架，11台大相机，还有400毫米的大炮。我想出去透透气。我拿着自己的设备沿着跑道走，有两个摄影师也在人群之外，坐在一条长凳上。 3000米决赛开始了，这是这周一个重要比赛，因为其中Mary Decker是夺标热门， 南非的 Zola Budd是赤脚大仙，却不能代表南非跑，因为南非被禁止参赛。 3000米要跑七圈半，前四圈我用400的长焦距镜头拍了一些不错的照片。当Zola开始第五圈加速，我换上了85的镜头，这个时候Zola试图超过Mary，两人碰撞导致Mary摔倒在赛道边缘。 大卫伯耐特85mm镜头拍下的Marry摔倒的场面 事情就是这样，我记不起太多的细节。我本来以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他们要继续比赛，我就镜头跟着继续拍。但却发现Mary没有动，我用85的镜头拍了几张，看到她还是躺在那里，我迅速抓起400的镜头，我记得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对焦准确！”我把焦点放在她眼睛上，拍了七八张照片。 医生很快过来，Mary就躺在那里，有一张照片我拍到她眼睛望着跑道。其实能拍到这照片完全是我幸运，并且也没有搞砸。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2000年悉尼奥运会 Q. 所以你后来再拍奥运的时候，继续等待神奇的时刻在你眼前发生，却又逐渐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奥运，对么？ A 我不认为奥运只是一个体育比赛。我总是希望站在更广的语境里看它。这也影响了我的拍摄方式。从1996到2000年，我用中画幅拍摄，我尝试着在只有一次按快门的机会中，拍到那张你要的照片。从2004年开始，我用Speed Graphic拍摄，它更有趣，也会有很多遗憾。 Q. 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好像把两只胳膊都绑到后面去拍奥运，你的想法是怎样的？ A. (…) Read more
米奇·爱泼斯坦和他的美国能量
BP公司的卡森精炼厂，美国加利福尼亚，2007年。 米奇·爱泼斯坦(Mitch Epstein)出版于2009年的画册《美国能量》（American Power）是对能源（既指电力能源又指政治能源）、社会和美国风景之间关系的探索。这也是他的美国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是：《城市》和《家族企业》。 爱泼斯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摄影师，最近浙江摄影出版社的郑幼幼和我分享了她翻译的一篇爱泼斯坦的访谈，谈及《美国能量》拍摄的台前幕后，尤其是涉及能源这样一个敏感话题拍摄之艰难。贴在下面供大家参考。 米奇·爱泼斯坦和他的《美国能量》 译/郑幼幼 盖伊·雷恩（GL）：拍摄《美国能量》的点子是怎么来的？ 爱泼斯坦（ME）：2003年我接到委托，拍摄一个关于俄亥俄州柴郡的故事。这个城镇坐落于美国最大的燃煤发电厂区域之中——这些火电厂的所有方为美国电力公司（AEP）。据传，AEP的律师已经向公司建议买下周边居民的所有股份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处理方面的纠纷。我赶了好远的路才到达那儿，我被当地居民曾经有过的生活如何被颠覆所震惊。特别令我震撼的是一位名叫比尤·拉亨的老年妇女：她是位祖母辈的长者，非常和蔼的妇女，但她已经被逼无奈只能持手枪自卫，并在自家窗口装上监控探头，她说因为自己拒绝出售居住地的股份而被AEP搞得不胜其扰。 离开柴郡后，整个经历以及遇见比尤·拉亨这件事在我脑中盘旋不去。这个小小的社区与它边上那座提供美国东北地区火力电源的纪念碑一般的火电厂之间的关系令我深深震动，据报道这家火电厂也向纽约州和周边地区排放有毒物质。 比尤·拉亨，俄亥俄州柴郡，2004年。 GL：于是，你的兴趣扩大到包容能源生产之外的其他方面？ ME：我变得对能源这一主题对于人类福利与社会堕落的决定性作用感到兴趣。我想完成一件作品，从一个非常不同直接的角度去观看——用能源作为关键——挖掘美国风景与美国文化之间关系。我做了很多调查，研究能源的生产，并细致设计拍摄行程，去到一些合适的地点拍摄某些东西——有时花费一周，有时两周。我希望关于这个主题，我的拍摄范围尽量宽泛，以一种包容众多内容的方式去完成我的拍摄构想。接着——因为安全原因我经常得从能源生产地点转身走人——于是我转而去观察能源的消费情况，进而去观察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对美国风景产生的影响。于是我拓宽了原初的方法——从观察能源生产地点本身扩展到观察周边社区如何管理它们的生活。当然“能源”不仅仅是指电力方面的能源，它还指其他方面的能源…… 开始时，我有非常精确的主题与轴线，我并不想在比较宽泛的意义层面来探索能源的概述。当然，以“美国能量”来命名这个项目，我有目的地暗示它意指电线、电灯开关有关的电力之外更多的能源——还有一层政治能源的背景含义。我因为拍摄这些照片而不断遭到以安保为名义的阻挠接触到一些关于能源安全方面的激烈争议，我开始思考这些场景背后的东西。我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开始往更宽广的方面去想，去探索美国能源更政治方面的概念。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它变成了一个这么笨重的概念。我一直以一条线索来把握“美国能量”这个庞大的概念，我坚持照片本身总要与电力能源有所关联——正如它给社会提供了燃料那样密不可分。一旦那么做，我感觉很自如地把那些东西融入了照片，那些其他意义上的能源：能源背后的等级阶层，公司、政府和社区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能源给个人和自然界带来的后果。 GL 你提到安全方面的问题——那么你遇到哪些困难？ ME 从一开始我就遇到大量问题：我的拍摄对象是公共财物，因此我的拍摄行为受法律实施方面因素所阻 我想拍公物却被执法人员限制——或者说有时会受到能源公司从安全方面考虑对我提出的威胁。曾经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拍摄权利——我已经行使了30多年的拍摄权利，忽然间遭遇了前所未遇的问题。这一变化触动我思考：在保证事物不至脱轨的前提下，我们作为社会整体可以走得多远，特别是发生9/11事件以后……为此我们花了怎样的代价。 GL 你谈到这本画册（指《美国能量》）牵涉到一场与美国情报局西弗吉尼亚州分部有关的事件——它使我想起一次著名的事件，当时罗伯特·弗兰克的拍摄活动在南方也受阻滞，无法前行。 ME 如果你是造访某地的外来客，我想被找去询问是很正常的事情——被质询或要求做自我介绍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有几次我被审问，他们不相信我对自己的介绍——从一开始就对我没有信任感，因此我的正式文件，比如《纽约时报》对我的报道，以及他们从我的驾驶证上得到的清白记录对我没有起到什么帮助。他们告诉我，不可能也不允许我去做我正在做的拍摄工作，他们说我在破坏安全，或者我的行为会导致某种危险。我想弗兰克当时遇上的情况也是这样，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的鸿沟；而对我来说这也正是我所遭遇的。 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事情是，最终我改变了接近许多拍摄对象的方法——因为我不得不追问自己非常严峻的问题：我架起照相机拍摄照片到底意味着什么。使用大画幅相机使我的拍摄行为非常显眼——我是说这本身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我是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诺（I mean it’s a commitment (…) Read more
Alec家的兔八哥
今天再说一个轻松的故事。 刚刚看到Alec Soth在博客上晒了一张他女儿的萌照，说是兔八哥第三季的幕后花絮。八卦心理作怪，赶紧去侦探了一番。 从2010年开始，每个夏季，Alec Soth全家都会齐上阵，出去游玩一趟，顺便摄制一本画册。女儿扮演兔八哥，妈妈估计是导演，老爸那就当仁不让地担任摄影师了。 兔八哥的故事第一季叫做“Brighton Bunny Boy”，这是兔八哥首次亮相，故事发生在英国布赖顿： 兔八哥因为张着一副人类的面孔，非常自卑，他远离其他人，一个人呆着。他实在太孤独了。 有一个姑娘看到了兔八哥，但是他赶紧溜掉，女孩儿悄悄跟着他来到山顶。 Alec家的书店——棕色小蘑菇（ Little Brown Mushroom）原本有卖这本书，7美金，可惜现在已经卖没了。 2011年的兔八哥第二季去了罗马： 女孩问：你为什么在这里？兔八哥：我要和你一起去罗马，我太孤独。女孩问：你不怕么？兔八哥：行李箱里很黑，但是一想到能和你在一起我就很高兴。 女孩拍照的时候，兔八哥丢了。 兔八哥第三季正在制作中，这一次，故事发生在南达科塔…… 其实，在女儿刚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Alec Soth就已经为她做了一本书。他在波哥大收养了女儿，生母给养父母一本书，里面是照片，信件以及诗。母亲说：“希望这个残酷的世界不要让你失去感性。”，“当我想起你，希望你的生活四处都是美好的事物。” 收养手续都办妥之后，Alec拍了一系列照片，他说：“通过拍摄这个她出生的城市，我希望为她讲述这个艰难世界里的美好。” 这些照片后来结集出版，叫做Dog Days
金发女孩
今天说点儿轻松的吧。 Twitter有位老兄最近发了个炫耀帖，说他把自家屋顶出借给了摄影师Ryan McGinley。 熟悉Ryan的人肯定都不会大惊小怪，因为他向来喜欢开派对，让一群英俊秀美的男孩子在院子里奔跑跳跃。有篇关于他作品的评论文章标题为A Young Man With an Eye, and Friends Up a Tree（一个有眼光的年轻人以及他那帮树上的伙伴），指的就是他那些在成年人看来荒诞不经的年轻派对以及在这些派对上出品的照片。但你别撇嘴，就凭这些照片，他战绩辉煌，24岁就在惠特尼艺术中心举办个展。除了那无人可敌的青春，他的制胜秘诀是这样一个口号：“孩子永远是对的。” （The Kids Are All Right），这句话让惠特尼策展人怦然心动，让艺术名利场上的老家伙又爱又恨。 话题扯得有些远，那位炫耀和Ryan有屋顶合作的家伙，隐去了一个事实，他只是几十个屋顶中的一个。这些屋顶都参与了一个拍摄——冰岛乐队Sigur Rós 新专辑MV的制作，Ryan是这个音乐电视的导演，在这个影片里，你会从空中注视一个黄发小女孩在纽约街头一跳一跳地奔跑，她不是林妙可那种甜美可爱的晚会小女孩，胖胖的，笨笨的；她只是一路旁若无人地奔跑，金色的头发沿路溢出光芒。 对Ryan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来说，纽约的屋顶对他毫不陌生。他曾拍下涂鸦人Dash Snow夜晚出没纽约上空的照片，纽约杂志曾这样描述照片里的场景：“在黑暗的夜色里，Dash在屋子外面攀爬，身后是曼哈顿——这个被玻璃密封起来的城市。Dash就好像是一个陡然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异类动物——活在七十年代，因而显得那样突兀、格格不入。” Ryan也在MV里为这个城市带来一个异类：女孩跑过黄色的出租车，狭窄的巷道，灰白色的方块建筑……你看呢，有个黄头发的孩子！屋顶的人们目光追随着她——但从玻璃房出来透气的人却看不到，他们最多扭头看两眼。 Dash Snow在他27岁的时候吸食海洛因过量去世，这则影片里出现的唐人街以及High Line公园都是这群小青年当年厮混的地方。 不管对Ryan的商业味儿有多大的意见，这个清晨，阳光终于在北京露脸，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对那种唧唧歪歪总是无缘无故地涂抹怀旧色调的青春竟也心生向往；有那么一刻，也真想光着脚去跑一跑。 另外：摄影师罗杰拜伦（Roger (…) Read more
小心说话
如果我是美联社雇员，我宁愿不去社交网站溜达，因为混在那里不但不发工资，而且还要小心说话。 美联社的“社交网站使用指南”（social media guidelines）曾引发争议，主要是其中关于“转发”（retweet）的规定，它建议雇员不能在转发的时候让人觉得这是在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听起来很崩溃吧……）具体措施是尽量把RT放在转发信息的最开始，或者用RT隔开自己的观点和转发的信息。 总之，这份社交网站指南的核心就是要求记者在网络上说话时，时刻要保持客观和中立。这在嘈杂的网络环境中显然难以实现。 这两日，美联社又给这份指南增加了新的内容——新闻直播（live-tweeted news event）的规范以及更新了如何和新闻人物（newsmakers）联络的指南。 规定里提到：记者可以就公共新闻事件展开直播，但先要就全部细节和新闻编辑沟通。不能在美联社还没有发稿之前在网络上分享独家信息。 至于在社交网络上政客、新闻人物以及新闻来源的交流，记者可以因报道需要与他们有所接触，但必须要和事件的争议双方都互粉，并避免在新闻人物的公共主页上展开交流——比如，在他们的帖子下面留言。 下载美联社社交网站使用指南，点这里 美联社的这个指南是对记者使用社交网站的规范也体现其对社交网站的重视。针对即将开幕的奥运会，美联社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其奥运会报道团队的twitter帐号，他们很骄傲地宣称在《体育画报》推荐的50个必须跟随的体育记者twitter帐号中，有六位都是美联社记者。 美联还建立了一个奥运会微型网站“Eyes On London”，将在奥运会开幕之后正式开放，这个微网站里的内容由其奥运报道团队提供，每条新闻都在70-200个字，包括赛场观察、城市生活甚至是运动员的故乡等等轻松活泼的内容。 看样子，美联社仍然希望建立一个自己为核心的“微新闻”网络，虽然鼓励记者也去社交网站试水，却又提醒他们时刻必须小心说话。在没有找到在社交网络上“卖新闻”和“报道新闻”的模式之前，他们可能注定要这么尴尬。
那一刻，你还是要举起相机？
在黑暗中大开杀戒的小丑，他所造成的悲惨剧情在剧场外延伸。Alex Sullivan，这位27岁的年轻人，将首映礼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却不幸遇难，尚未确定其死亡讯息的时候，他的父亲在现场举着孩子的照片疯狂大喊：“看到我的孩子了吗？” 当时正在现场的摄影记者Barry Gutierrez说，当父亲举着照片冲过来的时候，那万分的悲伤让让他痛到骨头里。 但这一刻，他还是要举起相机。 美国《连线》杂志博客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悲剧事件中：摄影记者在新闻报道和情感之间的平衡》（When Tragedy Hits, Photojournalists Balance Reporting and Emotion），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摄影记者是否真的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冷血？当他们也和受难者感同身受的同时又如何压抑自己的情感工作？他们这样做又是为何？ Barry Gutierrez所拍摄的父亲的照片，经由媒介发表，把读者带到了悲剧事件的核心，《连线》杂志评论说，Gutierrez这样有经验的摄影记者在事件中显现了他们的价值，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那一刻，他必须要按下快门，Gutierrez说：“宏观上，我必须在头脑里一直有一个全局的新闻报道的观念。我的职责是一个摄影记者，我必须要明白，有上千万的读者会阅读这篇报道。但在微观上，我是一个人，我也有一颗肉做的心。” 当天稍晚的时候，Gutierrez又拍摄了另一张照片，他先征求了Shamecca Davis这位母亲的同意，她正在等待自己的儿子从警局录证词出来，Gutierrez希望拍下他们母子相见的照片。 这张母亲眼泪涟涟地拥着自己孩子的照片，Gutierre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作为一名摄影记者，你自己的情绪有多重要。假如你不能像一个人类一样，你就不可能拍到打动人心的照片。” 每次面对这样的灾难，媒体就要经历一次艰难的选择。十三年前，也是在丹佛，哥伦拜恩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校园枪杀案。一些媒体图片编辑回忆起当年的经历：当时有一张俯拍照片，能够看到正在急救的现场，也很适合放到头版。和现在还不一样，那是1999年，社交媒体还没有这么繁盛，屠杀的信息都来自媒体，照片传递的讯息很重要。但图片编辑们却发现照片里有一个死亡的孩童，编辑非常担心照片会引起受害者家人的悲伤。思考再三，最终这张照片没有上头版，而是用了另外一张痛苦的学生的近景照片。 Photo: George Kochaniec Jr. 媒体研究机构Poynter的研究员Kenny Irby,他说，记者必须在这些场合中寻找平衡：“我们总是要找到一种方法，最大限度地讲述事实，而又最小程度造成伤害。”他同时指出，但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使命还是要直视灾难，冲到前方去见证。于此同时，读者也要给予他们的理解，因为这些记者冒着危险，把命都搭上去做灾难报道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故事被更多人知道。 今天编译这篇文章，内心有很多感慨。想到512大地震和一个摄影师联络，他煲住电话，反反复复地在讲自己现场的故事，情绪压抑，现在回忆起来，我猜想他那个时刻一定经历很严重的心理危机。我们时常说要做关心人的摄影师，但那每天在灾难死亡中出入的摄影记者，他们的情感问题却很少有人关心。 说到情感和职业的平衡，当下的国内的媒体人处于夹缝之中，在报道灾难时记者不是记者人不是人——太多媒体派遣摄影记者只想消费灾难，并无真正的怜悯同情，又有太多时候，那揭露灾难真相的报道根本不能发表，遇到的是冰冷的封口令。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