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鲲鲤:策展人的话

让一个具有新闻摄影背景的人来策划鲲鲤这个画廊展,似乎是危险的,但对于一个向来沉浸在新闻摄影“谎话”中的人来说,她恐怕更为清楚“真话”的珍贵,这两者之间的反差,甚至是讽刺,使得这个策展行为带有了另外一些意味。

上面这段话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你所看到的这个展览并非是一个正确的展览。策展人往往会用概念以及理念来定义展览,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大时代背景下,太多的转折和不确定,使得人们对预言充满了兴趣,但如果拿捏不当却反而生成更加大而空泛的疑问句。我发现自己对之并无兴趣和能力来把握。所以,这个展览没有主题。从人肉味儿的角度来看它,可能会更为合适,因为它呈现出的是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以及我个人的视角。

鲲鲤画廊平面图:画廊其实不大,但最初拿到这个平面图的时候,我还是被吓倒了,仿佛一张天空星云图。

个人,更确切地说是“个体”是我在鲲鲤所征集到的作品里试图寻找的。对于我这样一个出生在七十年代的人,是否存在一种个体为上的生活?我能够望见,却又无法触碰。这种焦灼让我渴望看到以此为主题的探索。比如,廖逸君对约定俗成的男女关系的提问,杨文洁所记录的女性和她们的个人空间,以及连芷平发散着女性个体性别意识的作品。

到这里,你可能发现这个展览似乎具有太过强烈的女性视角,作为一个女性策展人,我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我对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也颇为困惑,只是我没有摄影师那么大胆将之表露出来。

我希望这个展览带有更多的陈述意味。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充斥太多的疑问句。陈述句的稀缺,是因为它难以获取,每一句陈述背后都必须包含一个对已经存在的事实的观看——这又费劲儿,又危险。在这个展览里,身处军营的李宇宁旁观一群女兵的生活;周仰从英国的老年公寓开始,回到上海继续拍自己外公外婆的生活,朱骞呈现的是上海南市的世俗生活。他们的观看多少都带有一些好奇,但同时又有所收敛。他们的照片没有将被摄对象神秘化,边缘化,英雄化,这使得我能够从他们的照片中看到对事实的陈述。

摄影师的陈述是用他们的摄影行为来实现的——现在我们终于开始谈论摄影。我很庆幸,不必用艰涩的语言来阐释这个展览的作品,它们都颇为一目了然地存在着。我不知道这是否会让观者,尤其是专业观者感到失望?因为似乎有这样一种气氛,期待一些更大更为玄妙的让摄影成为艺术品的宣言。我可不想掉到论述摄影怎样才能成为艺术的泥沼里。20世纪初,直接摄影流派奠定了摄影语言在材质上的美感,从六十年代开始,摄影这一语言在表意时候似有似无,意义可以在其中任意穿梭,介入,这一柔性语言体系矛盾重重的特点被更多艺术家所关注,而自此以后,还没有什么振聋发聩的对摄影本体的探索。至于还能有什么,我想,还是留给更为聪明的人来做.在我看来,如何把世界装到一个小盒子里,什么是应该观看的,怎样观看,关于这些摄影的行为还有很多探讨的空间,尤其是当它们与摄影师独一无二的个体发生化学反应时,仍然能够生成不可替代的作品。审视这个展览的摄影师,照片可能只是他们作品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使得他们所做的事情不能被轻易复制。

若把作品从摄影师人的氛围中割裂,就那些单纯的图像而言,也许一切都可以复制,参加此次展览的唯一一个非摄影者王文静,她将本雅明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复制、切割,再压缩——最后的结果你在现场可以看到。

我将一个非摄影者引入这个摄影展览,因为我感到一切带有边界的东西都已经开始或者即将融化,这包括艺术的边界,摄影的边界,甚至也包括国与国的边界。而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再对一些既定的潜在观者说话,而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在这个展览里,没有特色鲜明的“中国风”,所有的作品都是彩色的——也许显得不是那么摄影,而这就是我对应该面对谁和做些什么的思考方式的反抗。

感谢鲲鲤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干净的白色空间,在摄影师的选择,甚至是作品的装裱问题上,都没有做任何干涉。在我们当下这个看似自由,却处处又都隐含着规范和限定的现代社会中,这几面白墙的存在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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