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迪亚当斯（1933-2004，Eddie Adams）是另外一张著名的普利策获奖作品——《枪杀越共》（1969年获奖）的作者。这片子大家也太熟悉了，无须做更多解释。
想起说埃迪亚当斯，并不是特别为了和昨天的文章凑成系列。这是因为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他作品的回顾展，令我非常吃惊：这个展览由一个画廊举办，埃迪拍摄的《枪杀越共》这照片的前后两个瞬间都同时展出，所有作品下面都由一行小字：欲购买请与画廊联系。
埃迪亚当斯于2004年去世，如若他在世，绝对不会干出这件事。《枪杀越共》这张照片并没有给他带来如凯文卡特那样的公众舆论的压力，但是他自己却因此内疚了一辈子。
他在给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将军杀了越共，我却用相机杀了将军。静态的照片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人们相信它，但是照片却常常撒谎，因为即使没有任何篡改，它也只是讲述了事实的一半。
这张照片没有说的事实是，假如你在那个时刻，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处于将军的那个位置你会怎么办？假如你抓住了一个可能炸死两三个美国人的所谓坏人，你会怎么处理？
亚当斯事后以个人的名义向将军以及他的家人道歉，而这个将军也一生都伴随着人们的唾弃。他一直对自己因为这样一张照片出名而耿耿于怀，他说自己曾经拍过48个越南难民挤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船里逃往泰国的场景，这张照片以及相关报道让美国总统卡特接纳了二十万越南非法移民。亚当斯因此获得了罗伯特卡帕奖，他说：“你看，这照片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不断地拍摄战争与灾难逐渐让他厌倦：
有一次，我拍摄一个在饥荒中垂死的孩子。我不得不一面把相机对准孩子，同时把头转过去。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他们的痛苦，我不得不一次次的哭泣，但是我除了拍可恶的照片却什么都帮不上。就只有照片。
随后亚当斯开始逃避给自己带来噩梦的世界，他专心于拍摄肖像，直到去世前一年还在拍，同时他还办了一个培训班，每年都有大量年轻人从这个班上受益。
所以，这个名叫“用相机武装自己”（armed with a camera）的展览肯定违背了亚当斯的意愿，那张他永远也不敢挂出来的普利策得奖的照片，如今挂在画廊里出售，亚当斯的在天之灵该会叹息吧，这个展览应该叫“用金钱武装自己”（armed with money），这是当代摄影师生存现状的一个折射。
昨天我看书的时候，也正好看到了埃迪亚当斯这个部分。
“两个人面临命运的改变，我却因为这个赢得了名利…”大致是这个意思。
埃迪亚当斯于2004年去世，如若他在世，绝对不会干出这件事。——我想应该是这样。
别说前方的报道摄影师，就是每天收到新闻的我，这几天心里都像塞进了一块巨大的海绵，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吃不消…
回来的飞机上，护送截肢伤员的慈善基金的女士说，谁力气大能帮我们抱着伤员出飞机，下意识举起了手。放下手又看到了胸前的相机，其实很矛盾。
最后机场的专业救护队员上来了，四个人扯着被单四角把伤员抬出去，这虽然解决了当时的问题，可是解决不了我的困惑。
虽然作为摄影师来说天灾人祸就是他们的工作场所，可是从网络不加收敛的血腥图片来讲，摄影师这一职业也降到了追逐血腥的苍蝇那个级别了，所以，去的时候一直很矛盾。
好在我没拍那些。
好在我想这次是我唯一和最后一次做新闻摄影。
原来老猪回四川了….
据说那个将军后来去了美国 在一个小地方开了个餐馆 但噩梦并没有结束 经常接到各种方式的恐吓….
阮玉湾准将当时是故意将反绑双手的囚犯带到聚集着一群新闻记者的街头，如果不是有那群新闻记者在那儿观看，他就不会执行这次当场处决，甚至为了镜头而调整了姿势。
令人悲哀的故事。也去四川了，跟翅膀一样的感受，太多场景，不忍拍摄。
在遇到危难时，是先拯救还是先报道，确实很痛苦
像是看一个悲剧故事….
“将军”只是该人的军衔，他是南越安全部首脑，警察头子。他枪杀的是一名俘虏，非但于情，于理也是谋杀。
无论当时美国上层的政治气候如何，该张照片中的众人炎炎烈日下皆是一副冷漠神态的情形，透露的远远不止”真相的另一半”。
这张片是时间地点人物在某一个点交汇，而摄影师(不管他本人意下如何、事后又如何的后悔)确实地为自身对记录的贪欲所攫，在那一点了上举起他的Nikon F，而身不由己地成为了时代意志的体现的实例。
桑塔格抱怨该张照片有摆拍的嫌疑，因为摄影师处在一个唯他能深入的剧场里。但所谓伟大的影像，非得如此不可。
你说的这些话很耐读。
同意你说的这些看法。
这是早两年写的文章，现在回头来看，当时更想对这张照片被人们赋予的所谓改变历史进程意义进行反驳，一张照片反映的事实太片面了，如果它得到不恰当的强调，就是对片面意义的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