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小文，收录在刘涛的摄影作品集《走来走去》中。很久没有更新1416了。原因呢？我也不知道。

反正日子就那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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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市面上流行的种种自说自话的艺术，让我感到悲伤，倒不是因为它们不好，而是因为它们完完全全与我无关，与我们的现实遭遇无关，更不要说是共鸣。这继而让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人与人的疏离，那些欺骗，无视，非人性的东西，只会继续被忽略。
这也许正是我们都爱看刘涛的照片的原因。它们在互联网上得到疯狂的转发，我们误以为这是因其通俗，但实际上，只有在一个相当之窄的频率上，我们这些“所有人”才会产生共鸣。我们迟早会变得迟钝和木然，这并非是由于生活所迫，更多来自各种欲望的叠加。这么说来，刘涛倒像是一个幸存者，一个仍然保持优雅的人，那些一刹那就会溜走的人情，都会给他准确无误地捡走。当我们面对这些照片，遭遇其中的故事，那种想要笑或者想要哭的感情，我们以为这是被摄影师赋予的，却并未发觉这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

所以，对于那些试图给刘涛贴上底层观看标签的人，我表示反对。他的照片里没有那么多的“故事”，唯有如此，其中才会有幽默，否则一不留神就会变成嘲讽；它们也不会成为一种煽情，因为里面没有怜悯或求得怜悯的心情。听刘涛讲自己的照片，四个人挤在一辆摩托车，他说，你看，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彼此的亲密。在我看来，这些照片非但不是通俗文化，却反而相当高雅，它给人以尊重以及平等地关照。通俗文化才不会给我们反观自己的机会，前卫艺术和高雅文化又会将没有训练过的眼睛拒之门外，久而久之，艺术也就越来越遥远了，让你很难讲清，它其实是可以被所有人拥有的东西。

对人性的发觉，似乎只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刹那。就好比在大太阳里走在热闹的大街上，迎面而来的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这会让你觉得舒服。大概这就是在摄影的各个门类中，我尤其喜欢街头摄影的原因，我并不清楚这是否也是让那些街头摄影师走上街头的缘由。因为陌生和匿名，街上的每个人都被除去社会身份做回自己。他们有的丑有的美，但都相当直接，你完全可以通过外观读到很多。

将街头摄影作为一种摄影的类别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如果说这是一种题材和风格，但它却简单至极，可能就是这样一句话：走到街头去抓拍。在街头的拍摄中，有人成功了，却有不少人都失败了，他们无法拍出那种味道，但也无从习得，因为这一切似乎无关任何技法。布列松曾提到，这个秘密的配方就是那个人自己。

街头的拍摄更多是一种心理动机，有图像研究者将之称为“无限的好奇心”。对于刘涛以及布列松，他们的配方中还有一样东西，一种开放的心态，他们开放给世界，世界变得近在眼前；开放给陌生者，从而得以偷来一张张亲密的瞬间；最终的照片也开放给读者，表面没有任何玄机，却会让人翻来覆去地看，愈来愈多的细节逐渐显现。战地摄影师纳切威（James Nachtwey）曾这样谈论布列松：“透过他的眼睛，我们从特别中看到普遍，小中见大，从司空见惯中看到神秘，从凡俗中看到诗意。我们在眨眼间看到无限。”

很多人愿意称刘涛为“野生摄影师”，大概是因为他的照片不服从任何特别的使用目的，他不为媒体工作，不为任何人工作。但他的照片却又并非仅仅为了娱乐或打发时间。刘涛的拍摄有高度的自律。不少摄影师并不能成为自己照片的作者，因为他们始终不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照片，拍照只是一种碰运气。刘涛会精心选择自己的照片，在一日拍摄的几十张照片中，那最好的至多不过六七张。

拍这些照片究竟有什么用？这大概是很多人曾问过他的问题。
“我这个工作呢，稳定。就是天冷下雪比较难受，风里来雨里去的。但是你想想，你获得了一点自由。”

布列松老先生也渴望这种自由，他说无法忍受对自己的行动、思想、讲话、阅读或其他任何事的自由的限制。布列松的传记中曾提到，1930年，他参军的时候，在军队调查表格上，关于自己服役的情况，布列松忍不住写下这么一句：“别摇得太厉害——天空属于所有人。”（注1）

因为这句话，布列松被叫到上校的办公室。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说的，是科克多（Jean Cocteau）的话。”
“科克多是谁？”

亲爱的读者，你也许并不需要知道科克多是谁，但你可以记下这句话：“天空属于所有人”。

摄影或许正是刘涛，这个“幸存者”用来保持优雅生活的一种方式。自始至终，让我最为感慨的，从来都不是他的摄影技术或是说摄影，而是他的心。每一次在展览的墙面上看他的照片，我都无法忍受这些照片被框在格子里的局促。我希望看很多，很多很多。还有更多吗？这些接踵而来的瞬间带给人安慰，让我们得以在彼此的共鸣中，寻找一个活人生活的乐趣。

注1：这句话来自布列松传记，写作之时没有查到原文，后来偶然看到，原文似应为：别整那么多烦扰，天空属于所有人（don’t go to so much trouble， the sky belongs to us all ）

《走来走去》为刘涛在安徽合肥近六年街拍首次结集，由Lens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