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与再现——第四届Ofpix基金评选综述

编者按:ofpix工作室成员雷佳参与了第四届ofpix基金从作品收集到评选的整个过程,评选过程中我们一直使劲压榨他,评选结束之后,又给他留了个作业,希望他能写写有关这个活动的感受。

雷佳的观察报告如下,也算是我们对这次ofpix基金评选的一个总结。除了ofpix基金,今年我们还想做一些活动,ofpix微博简介是:报道摄影理想实验室,希望循着这个线索,我们在今年可以一起进步,多给我们提意见吧:我们的微博互动帐号:ofpix

作者:雷佳

Ofpix基金侧重社会纪实摄影,强调摄影师应该和社会现实问题“共生”,针对痼疾提出解决思路,并依靠影像的手段和力量尝试推动和改变现实。通过对被观察对象进行持续深入地调查和拍摄,从而展现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多层次变化,最终留存相对丰富和具有鲜明观点、立场的影像文本。

基金公布伊始,共收到19份申请,考虑到之前所确立的思路,在初选过程中,一些不符合评选宗旨的候选人以及他们的项目被排除在外,这并不代表他们与他们所拍摄的项目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而是与Ofpix基金所强调的“社会纪实”相悖。并且在现实中,选择“社会纪实”这条道路的摄影师生存更为艰难,更需要来自外部的一些帮助。因此,如果一个摄影师专注于社会现实问题,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唤起更多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就符合Ofpix基金的立场,即使其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不与传统的纪实摄影报道手法完全一致。

摄影作为最直接的视觉手段和传播终端,凝存了我们的生活历史和现实想象,由此形成人类追寻自我认同的参照。它既是创作主体自我呈现的能指,也是创作主体向往“绝对在场”的媒介。(陈卫星)社会纪实摄影强调“在场”,是要求摄影师必须深入观察和研究,“在场”地去感知所发生的事实,而绝不仅仅是通过“在场”的质感来再现现实。往往在一个社会问题之中,人物、事物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明确直接的答案,摄影师“在场”则意味着其本身也是事件的一部分,他与这些现实问题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照片是评价的产物,摄影师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内在气质、底蕴,会对作品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则或多或少地暗示着答案的走向。

伟大的照片在讲故事的基础上,还要以情动人,超越事件“显性意义”本身,而具有普遍性的“隐性意义”,这是对爱恨情仇、伟大与卑微、勇敢与懦弱、善良与残忍、梦想与幻灭、理性与感性这样一些永恒主题生动而具体的视觉诠释。(孙京涛)这里提到的“隐性意义”,是凌驾于照片之上的普遍真理,也是罗兰·巴特所言“刺点”,它如同一柄利剑,在最恰当的时间节点戳进观者的内心世界,产生共鸣。而纪实摄影作品要具有思想性和“隐性意义”价值,就要求摄影师在工作的同时思考自身与环境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与自我的关系等,在创作的过程中融入自己的思考,让作品真正做到冷静、透彻。这也正是社会纪实摄影“再现”现实的应有之意,“再现”不等同于“再创作”,而是说作者在保留事实核心的基础之上对其作品进行诠释和完善,使其真正成为言之有物的视觉文本。

本次基金评选强调“公共性”,鼓励具有社会传播价值和影响力的作品和项目,而不单纯局限于摄影师个人情绪抒发。从入围的9个项目来看,普遍都满足这一前提条件。无论是具有一定厚重感的癌症、麻风病等题材还是稍微柔性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摄影师们大都已经在申请的同时开始了进一步深入下去的计划,并试图通过影像的表达和传达为这些现实问题带来实质性的关注,从而将本来处于底层的、不被人关注和了解的人和事提上公共议程。这里必须提到的一组照片,作者的作品从影像上看具有很强的原始性和冲击力,但由于照片涉及到被摄对象的隐私权和肖像权等一系列法律问题,暂时无法公开,使其失去了大众传播价值。

社会纪实摄影的功效即在于其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摄影师能够通过照片反映社会现实,甚至实现社会转型和变革。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照片的作用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照片让观者同事物本身处于同一个时空之中,这种感官上的“无限接近”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距离感,让传播更加高效便捷。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曾经提到过1945年7月的某天在圣莫尼卡一家书店看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照片时的情景,“我所见过的任何事物,无论是在照片中还是在真实生活中,都没有如此锐利、深刻、即时地切割我。”“我感到不可治愈的悲痛、受伤,但我的一部分感情开始收紧;有些东西死去了;有些东西还在哭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性”的意义还在于,它不仅能唤起一部分大众对于某一些事物的关注,同时也能让摄影师自己在拍摄过程中与被摄对象建立联系从而获得丰厚的精神财富,而这种联系和随之产生的价值才是“纪实摄影”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即使这种隐含的价值或许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段后才能显现出来。

“摄影不应当仅仅为了美,而应有一个社会目的。要表现那些应予赞美的东西,也要表现那些应予纠正的东西。”我们所处的时代虽然已经和上世纪初有很大不同,但路易斯·海因镜头中的童工、旱灾等现实问题仍然存在于当下,甚至更加恶劣。这是可叹语,却不是可怜语,因为有“社会目的”的人依然存在,他们如同苦行僧般进行自己的工作,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了解。获得基金的年轻摄影师陶金在评选结果尚未出炉的时候,已经再次前往目的地,继续他关于云南癌症村庄专题的拍摄。而另一位摄影师骆昌威对麻风病人的持续关注,并从“亲人和家”这一角度继续拓展延伸下去,试图为这个群体留下完整的影像档案,让更多人关注他们的命运,“悄悄唤醒了一些东西”。这些年轻摄影师骨子里大都具有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却没有执拗于个人主观意识的宣泄,而是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视角,这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然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摄影师应该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角度去拍,将被摄者当做“弱势群体”、用怜悯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苦难、贫穷、疾病、污染……对于一些特定的题材,大众早已司空见惯,而最难得的是亲切、是平视,是不粉饰、不夸张、不仰视、也不俯视。赵铁林在回忆拍摄卖淫女时说,“我当时比这些小姐还穷,她们可怜我,让我拍。当她们认为你也是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咱们就是平等的了。”而这又恰恰是最难做到的,大多数摄影师视角过于单一,对于一些题材性的事实过于关注,而对一些具体的细节和脉络又熟视无睹。彼得·海斯勒写《寻路中国》,里头有这么一句,“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这种极其透彻入骨的观察不是哪个浅薄的摄影师能够做到的,因为他并不是在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去注视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他就是用人的眼睛去看、去感受,说彼得·海斯勒是一位拍摄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优秀摄影师也并不为过,即使他不用相机。

同时我们也看到,摄影师们无论是在影像的表现力还是叙事的逻辑性上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比于先行者的经典社会纪实摄影作品,这些处于萌芽阶段的“试验品”还显得十分稚嫩,其传播价值和公共意义也未能获得最大化。排列式的场景堆砌以及松散的视觉关系,让观者不能精确地进入一个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从而让影像“发声”的意味大打折扣。对于事件和人物的阐释,并未能从文化、社会、历史、心理等纵深层面去深入考察、对比分析,更缺乏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占有兵的工业区以及周仰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从题材的角度来看是两份极好的范本,因为他们都避免了宏大叙事和追逐热点,而是另辟一条道路,着眼于不被大众所重视的“冰点”,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本届基金的评委苏里曾谈到,越是平淡的题材越需要摄影师眼睛和心灵的敏感,否则作品会随着题材的平淡而流于俗套。这两组作品的问题也恰恰在于此,片子还仅仅停留在浅层,未能穿透表象,深入肌理。这种由现象到本质层层递进的观察能力需要独立以及尊重常识,而这两点又恰巧是这些摄影师们最欠缺的。获过普利策奖的华人摄影师刘香成说,拍照片不是撞大运,而是对历史和人性的了解,诚哉斯言。

与其他基金相比,Ofpix基金更多的是一种精神鼓励,小额资金的资助也许并不能真正改善摄影师的生存状态,但却足以熨帖人心,让有力者能够继续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行下去。我们所期盼的不是独立的个体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作一己呢喃,而是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够在阳光下汇聚,让实践的理性改变现实。“基金能埋下一颗种子,这比那些光鲜的荣誉更有意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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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金能埋下一颗种子,这比那些光鲜的荣誉更有意义。”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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